鍾浩東

1915年出生於台灣屏東潮州庄，祖籍是廣東梅州大埔。鍾浩東的父親原名鍾鎮榮，是一個民族意識較強的愛國知識分子，由於不滿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壓迫，在報戶口時，出於一時氣憤，改名叫“鍾蕃薯”，以示自己是中國台灣人。台灣地區地圖像一條番薯，所以當地人常自稱是“蕃土豆”。鍾鎮榮改名叫鍾蕃薯去報戶口的消息傳開來，許多老鄉說名字改得妙；不少人學他樣子，遂出現了許多台灣青年在報戶口時，也稱李蕃薯、陳蕃薯的，弄得日本人莫名其妙，反問他們：“怎麼那麼多蕃薯？”眾人哈哈大笑。鍾蕃薯一名遂傳開去，人人都知道鍾蕃薯的名字。鍾鎮榮在南台灣響應台灣北部蔣渭水的號召，在屏東一帶組織台灣鄉親參加文化協會，開展農民運動。鍾浩東從小就受父親愛國主義活動的影響，老跟在父親身邊聽文化協會的演講，小小的心靈播下了痛恨日本人歧視壓迫中國人的思想種子。

鍾浩東在家鄉鹽埔讀完公學（小學程度），由於成績優秀，校長要介紹他去長治公學讀高等科。鍾浩東不感興趣，自己去考高雄中學，被錄取。高雄中學大多是日本人子女，當地學生很少。鍾浩東雖然考進去了，卻常受到日本籍學生和日本籍教師的歧視和辱罵。鍾浩東氣憤得常與之辯論。鍾浩東很聰明，雖不專心聽課也能考出好成績來。他開始偷看三民主義和五四運動的書籍，報刊。有一次被老師發現，不准他看，要沒收他的書，鍾浩東與之辯論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漢書？”日籍教師訓斥他：“無禮！”罵著“靖國奴！”舉鞭要抽打鐘浩東。鍾浩東拿起桌子上的書擲向日本籍教師，跑回家了。讀高二時，他利用暑假跑去內地旅行，超過開學時間才返台，學校故意把他名列前茅的優秀成績改排在全班最後一名。鍾浩東對高雄中學早已經心懷不滿，未讀滿四年就用同等學歷考進了台北高校。由於鍾浩東用功過度，患了神經衰弱症，住進台北帝國大學醫院治療。結識了小他六歲的護士蔣碧玉（原名蔣蘊瑜），兩人開始戀愛，蔣蘊瑜當時才16歲，是愛國志士蔣渭水的養女。由於受蔣渭水影響，年輕姑娘已經明辨是非，她同樣不滿日本人統治，故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很投合。

鍾浩東讀完台北高校后正值日本要在台灣征一批會講廣東話或客家話的台灣青年去廣東充當日本軍夫。鍾浩東識破日本的侵略陰謀，為了躲避徵召，約了蔣蘊瑜同去日本讀書。鍾浩東進了明治大學，蔣蘊瑜去讀東京醫學院。兩人開始籌劃如何投奔祖國大陸參加抗戰。

鍾浩東與蔣蘊瑜兩年後離開日本返回台灣，準備結婚。鍾返台後與蔣蘊瑜邀約台北高校時的好友肖道應及其妻子黃怡珍，以及鐘的表哥李南峰常聚在一起學國語。黃怡珍是福州人，便當他們的老師，教他們說國語。他們還秘密討論中日戰爭形勢，閱讀進步書籍，探討反日活動的實踐計劃。五人決心赴祖國大陸去參加抗日戰爭，計劃兩條備選路線：一條由台灣經香港入廣東，轉廣西抵重慶；另一條從台灣到上海，再從上海去重慶。他們為了籌集路費，冒險違法私買黃金，然後把黃金煉成金條塞入肛門帶出境。他們把路途估計得太樂觀，也天真地以為去重慶找蔣介石就能抗戰。

1940年，鍾浩東、蔣蘊瑜、李南峰三人從台灣到了上海淪陷區，等待肖道應攜妻黃怡珍從台灣至香港到上海會合。可是肖道應在約期內未到，鍾浩東在上海淪陷區從虹口買米賣給日本人的工廠賺了一筆錢，因未見肖道應來會合，怕路上出事，鍾叫蔣、李兩人按此辦法做米的買賣生意，自己跑去香港探個究竟。結果鍾浩東發現從香港進廣東到重慶的路更好走，就叫蔣、李兩人來香港。這時肖道應夫婦也趕到。五人勝利會合后很高興，便從香港坐火車到廣東惠州的淡水。因聯想起台灣的淡水，便唱起了《淡水河之歌》來，五人又邊走路邊唱起日文進行曲，結果被惠陽地區的國民黨邊防軍發現。原來這個地區是日軍、國民黨軍和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三股勢力交接的緩衝地帶。國民黨軍人聽他們唱日文歌曲，以為是日本人派潛來刺探敵情的間諜。儘管五人用國語再三說他們是從台灣來投奔祖國參加抗日的，國民黨軍人不信，把他們逮捕入獄。他們看附近的民房被日本飛機炸得七零八落，這才意識到形勢錯綜複雜。但萬萬沒有想到身為赤誠愛國的台灣青年卻落得如此下場。國民黨的惠陽指揮所軍事法庭，經過審訊既查無任何證據又不相信口供，準備把他們槍斃掉。幸而軍事法庭的一個指揮官陳連認為這樣處理太輕率，告訴他所認識的“東區服務隊”隊長丘念台。丘趕來與五人談話。丘曾聽家父逢甲在談吐里講過台灣南部有個反日愛國志士叫鍾蕃薯，北部有個蔣渭水，向當局證明此五位台灣青年非間諜，這才避過殺身之禍。後來他們被解往廣西桂林，桂林戰事告急，又折回廣東韶關（廣東戰時的省會），五個台灣愛國青年被冤枉地在押解中輾轉不停，吃的是難吃的糙米，睡的是稻草鋪的地板，但他們並沒有叫苦，甘願接受磨難，使押解者解除了“日本間諜”的懷疑。

正好這時丘念台有事從惠東來省會韶關辦事，又碰上這五個台灣青年，丘念台出於憐憫，主動向官方擔保，並說服這五個人到他東區服務隊工作。官方也想卸掉包袱，五人也表示同意，就被丘帶回東區服務隊來。當時東區服務隊工作的地區範圍是河源、紫金到惠東羅浮山一帶的客家地區。對鍾浩東、肖道應等客家人來說正派上用場，他們像回到自己的祖籍處一樣感到親切融洽。他們一方面參與前線的對敵軍俘虜工作和救護工作，一方面又做當地民眾的救亡宣傳工作，幹得有聲有色，如魚得水，既興奮又忙碌。由於他們懂日語，所以做日俘的教育工作得心應手，搜集了許多有益的敵方情報。他們第一次感到了當家做主，不被日本人管治而是管治日本人的民族驕傲。

1942年冬，抗日戰爭已經進入中期的相持階段。丘念台得知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已從浙南進入福建閩西的龍岩，遂想去和李友邦聯繫，便帶了鍾浩東等人同去。鍾浩東從此認識了李友邦，看到台灣義勇隊的少年團很活潑可愛，愛國主義熱情更加高漲。鍾還結識了李友邦的秘書潘超（中共地下黨員），他從潘超那裡學懂了過去不懂的革命道理。潘超告訴他回廣東后注意和鄰近的東江縱隊搞好關係，不要摩擦，免消耗抗日力量。後來鍾浩東回到東區服務隊后，在隊里也發現有與潘超持同樣政見的同志。他當時不了解這些人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但鐘的思想已經開始“左”傾了，他逐步認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與是非。

1943年，東區服務隊在羅浮山的沖虛觀和白鶴觀分別開辦了羅浮中學和持西補習學校，辦校目的在於培養堅持抗戰、忠於祖國的青年。鍾浩東被委任為持西補習學校的負責人，他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1944年鍾浩東、肖道應被秘密吸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外圍進步組織——抗日民主同盟。

1944年秋，丘念台派遣鍾浩東、李南峰、徐森源、鄧支龍四人潛入廣州敵占區，深入到廣州淪陷區的台籍人員中去做軍事工作。當時在廣州的台籍人有數萬人之多。鍾浩東、李南峰以台籍人的身份在台籍人中秘密活動，徐、鄧兩人從旁策應。他們結識了在廣州的台籍人陳招騰，通過交往，向他們介紹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日寇失敗已成定局，策動在廣州的台籍人從事反日工作，陳招騰答應倒戈，參加抗日工作，提供日軍情報。鍾浩東在廣州秘密活動了10多天後撤回惠州。

1945年初，日寇戰敗前垂死掙扎，侵擾惠東一帶。東區服務隊改名為廣東工作團，地盤向河源、梅州方向遷移。鍾浩東去龍岩的台灣義勇隊總部領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第三分團”的身份證明作掩護，當路上的通行證，準備去參加東縱隊伍。他們走到約定的接頭地點石龍鎮時，適逢日本宣布投降，國民黨軍隊包圍了羅浮山，阻斷了接頭機會。鍾浩東等人只好重新折回廣東工作團。日本投降后，鍾浩東等人就用“三青團台灣第三分團”的牌子在廣州協助台胞返台，最後他們也重返光復后的台灣故鄉。

這裡有一個插曲需提及：鍾浩東和蔣碧玉及肖道應與黃怡珍這兩對夫婦，在東區服務隊工作期間都各生了一個兒子。按當時的戰地生活無法親自撫養，不得不送給了當地的老鄉撫養。

鍾浩東返台後經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薦去當了基隆中學的校長。鍾浩東同時在屏東家鄉組織青年農民讀書會，每周的周末，他都要從基隆搭火車趕回屏東去領導這個農村青年讀書會的活動，給他們講祖國大陸的政治形勢。“二二八”事件爆發后，他更積極深入民眾中去參加集會，懲辦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污吏，支持台灣民眾的抗暴鬥爭。

1949年9月，鍾浩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監禁了一年。國民黨特務威逼利誘鍾浩東自首，鍾浩東始終拒不低頭認罪，最終無悔地走上刑場，英勇就義。臨刑前對妻子蔣碧玉沒有交代別的，只說將來有機會去大陸時，把丟失的大兒子找回來。鍾浩東犧牲后，蔣碧玉也被捕並被押去綠島服刑。鍾、蔣兩人返台後又生了兩個兒子，交由鍾家撫養到蔣碧玉刑滿回來后，母子三人才得以團聚。蔣碧玉承鍾浩東生前的囑咐，等到20世紀80年代兩岸開放探親時來到廣州，找當年東區服務隊的老戰友幫助查找丟失的兒子。在韶關市政府對台辦的協助下，終於在一家姓肖的人家找到了鍾浩東、蔣碧玉夫妻的長子，完成了鍾浩東烈士就義前的囑咐。

1950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35歲。

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便是以鍾浩東為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