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理論

在這樣一個大的理論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長期對西方美學理論進行系統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礎上，也在不斷思考著我國當代美學、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問題。在他的一系列論著中，已充分體現了他對實踐美學的理論發展和完善的思考，體現了他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上建構當代美學的努力，並已基本形成了以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實踐本體論美學。可以說，他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的理論思考，是對我國當前美學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進。本文擬結合朱先生的一些論著，對他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理論構架，以及在美學研究實踐中的具體貫徹作一初步闡述。

對實踐美學的批判和繼承

朱立元先生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是在充分批判和繼承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他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他所主張的實踐本體論美學，是在以實踐論為哲學基礎和理論背景下，主要是對李澤厚先生和蔣孔陽先生的實踐美學的批判、發展和繼承。關於實踐美學，朱先生認為主要是以李、蔣兩位先生為代表。他說：“正是在以實踐論為美學的哲學基礎的意義上，我把他們兩位先生的美學理論都納入到實踐美學的大範圍之中。”同時，他又指出，在理論認識上，他“對李先生的美學觀，有贊成方面，也有不同意方面；而對蔣先生的美學觀，則基本贊同。”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對前人的批判和繼承是必要的，只有藉助於理論發展的背景，才能有所突破和創新，朱立元先生正是在我國美學在實踐美學的研究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實踐本體論美學主張的。同時，我國美學研究在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對美學的現代性追求是當代中國美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朱立元先生的實踐本體論美學也是這種思考和追求的產物。

我國當代的實踐美學主要是指以實踐論為哲學基礎構建起來的美學學說，在老一輩學者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澤厚和蔣孔陽先生，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實踐美學的觀點和主張。此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同實踐美學在基本思路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美學觀點和理論。基於此，朱立元先生分別對李澤厚和蔣孔陽二先生的實踐美學理論體系進行了全面和細緻的剖析，使實踐美學得以突破和發展，使其真正過渡到實踐本體論美學的階段。

首先，對於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主張，朱立元先生認為，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理論，是在他60年代提出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的美學主張的基礎上形成的。李澤厚在系統研究馬克思《手稿》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其實踐美學的理論體系。朱立元先生指出：“李澤厚的實踐美學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較大發展，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為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兩個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歷史過程用‘積澱說’加以概括，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驗哲學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等思想觀點；最後又把這種‘人化的自然’說與中國傳統哲學、美學聯繫起來，上升為新‘天人合一’說；他並把自己的美學理論稱為‘主體論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的美學觀。”可見，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主張，在美學問題的根源和出發點上，是以實踐為其基本範疇的。朱立元先生在充分肯定了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理論觀點后，明確指出，雖然李澤厚的實踐美學是以實踐為其核心範疇，但因為對實踐本身的含義的理解和自己本身理論建構的需要，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可以說是“主體性的”或“人類學本體論的”實踐美學。這樣，“‘主體性實踐美學’與‘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本身就隱含著邏輯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因此，“積澱說”背後就隱含著日益滋長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在審美活動中片面強調理性、群體性、人類性等。所以，從本質上來看，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是主體論美學，因此，朱立元先生強調：“我認為李澤厚的美學還不是真正的實踐本體論美學。”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和內在的矛盾，朱立元先生進一步分析了造成這種內在矛盾的原因。他認為，這一根本的原因在於對“本體論”的某種誤解，即未能從存在論角度看待實踐論，因而在以實踐論作為美學的哲學基礎時，未能把實踐看成是人的存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未能對存在論意義上的實踐作出更全面的闡釋，因此，李澤厚先生把實踐主要理解為群體、理性的物質生產勞動，而較少注意到實踐作為人的存在活動的個體、感性方面，“積澱說”雖也將群體、理性落腳於個體、感性上，但顯然前者居於支配地位，後者是相對被動的載體而已。這樣，“審美作為人生實踐中生存和生命體驗的內容與存在論意義就無法得到充分的闡發，實踐論未能在本體（存在）論意義上真正成為美學的哲學基礎。”對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本質局限和不足進行了充分的批判和克服后，朱立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論意義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理論。

其次，對於蔣孔陽先生的實踐美學的理論體系和主張，朱立元先生將其概括為“以實踐論為基礎、以創造論為核心的審美關係說。”他認為，蔣先生的美學思想在基本方向上屬於實踐美學，但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創新和突破。總的說來，蔣先生的美學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為基礎的，但並不像實踐派那樣，直接從實踐概念來界定美，而是以馬克思《手稿》中“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為立論的主要依據，從人與現實（自然）的審美關係的歷史形成入手來揭示美和美感的誕生和本質的。朱立元先生認為，蔣孔陽先生的實踐美學理論最大的貢獻和突出的特點在於：在人對現實的審美關係中，把主體創造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上。蔣先生從《手稿》中關於“美的規律”的論述出發，指出美的創造是一種自由的而又符合現實的規律的創造。同時，對於美的創造，蔣先生從宏觀上和主客體的關係上作了富有新意的闡發，提出了“美的創造，是一種多層累的突創”理論，認為美是自然物質層、知覺表象層、社會歷史層、心理意識層等多層次積累而又突然創造而形成的一個開放的、恆新恆異的創造過程中的複合體，所以它能把複雜歸於單純，把多樣歸為統一，最後成為一個完整的、充滿了生命的有機體。朱立元先生認為：“這一理論打破了形而上學的觀點，把主體創造論大大深化了：既突出了主體能動性，又堅持了社會客觀性；既看到了美的複雜性，又發現了美的單純性；既注意到美的形成的量變（累積）方面，又揭示其質變（突創）方面；既重視了美的形成的客觀物質條件，又強調了創造美的主體心理和社會歷史因素；既顧及了美的形成的一般基礎，又張揚了美學自身的特點；充分顯示了蔣先生作為‘第五派’美學代表的獨創性。”因此，以其理論的創新性和完善性，蔣先生的美學思想在80年代迅速發展並成熟，而且與李澤厚的主體論實踐美學或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有了明顯的區分。對於蔣先生的這些觀點和理論，朱立元先生則在全面肯定的基礎上作了更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哲學基礎

實踐本體論美學既以實踐論作為其哲學基礎，那麼，對實踐概念就要從哲學上作一深入的剖析和界定，以往的實踐美學研究，在對“實踐”這一範疇或多或少存在著理解和使用上的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其一，直接把實踐範疇引入美學研究，反而導致了實踐的本體論意義的喪失。其二，把實踐範疇簡單化，僅僅理解為物質生產勞動，缺乏對實踐內涵的全面理解。其三，對本體論的某種誤解，導致了實踐範疇的存在論意義的缺失。朱立元先生認為，造成這些不足的根源在於對作為理論基礎的本體論及實踐概念的誤讀。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朱立元先生首先從哲學思考入手，對長期以來存在於我國美學界、藝術理論界的“本體論”誤讀、誤譯問題作了探討。在《當代文學、美學研究中對“本體論”的誤釋》一文中，朱立元先生針對我國自80年代以來，在文學、美學研究領域對“本體論”這一概念理解和認識上的混亂，對本體論問題從語用學和內涵上在西方的發展作了詳盡的考述。這一研究，不但對我國文藝學、美學研究在理論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時也對朱先生在存在論意義上界定實踐本體論美學確立了理論依據和出發點。關於這一問題，朱先生通過研究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本體論是對譯西文Ontology的一個譯名，它的本義不是中文意義上的“本體”、“本源”或“本質”，而是關於“是”、“有”或“在”（存在）的學說，即關於Being的理論。最新版（15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說：“本體論是研究Being本身，即一切實在性的基本特性的一種學說。”從理論上來看，朱先生的這一界說的意義是重大的，因為，對於實踐美學的理論哲學基礎的完善，對於實踐範疇的全面認識和把握，以及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存在論意義等諸多問題的論述，完全是在這一界說上展開的。以此作為理論基點，朱先生進而認為，作為實踐美學哲學基礎的實踐論，既不單純以本體論方式，也不單純以認識論方式出現，而是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認識論的統一。朱立元先生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這一問題。

首先，實踐論作為實踐美學的哲學基礎的理論依據。朱立元先生認為，實踐論之所以為實踐美學提供了哲學基礎，最根本的，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他說：“以實踐論為哲學基礎，實質上也就是以唯物史觀為哲學基礎。這也是在最高層次上對實踐美學哲學基礎的概括。”朱立元先生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研究，指出實踐概念主要是一個社會歷史範疇，它不但包括人對自然、物質世界改造的實踐活動，同時也包括人對現存的社會關係的改造的社會因素。所以，以實踐為核心範疇的實踐美學，是建立在以實踐為核心範疇的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朱立元先生指出：“實踐美學以唯物史觀作為哲學基礎，這標明了實踐美學的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踐美學應以唯物史觀為其哲學基礎。朱立元先生還充分引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來論述了這一問題。

其次，關於實踐本體論。如前所述，在對本體論進行正名后，朱立元先生指出，實踐本體論也須從存在論角度加以闡釋。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著本體論，即包括著人的社會存在的理論，並以此作為其整個哲學的基石與出發點。”通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著作中馬、恩關於人的社會實踐方式的論述的研究，朱立元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著本體論。這是一種“社會存在本體論”，即存在論意義上的本體論，所以，社會實踐是人們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即“社會存在”的主要內容是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他指出：“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本體論概括為社會實踐本體論，或簡稱為實踐本體論。”因此，實踐本體論是唯物史觀的出發點與根本所在，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組成部分。這樣，朱立元先生在廓清了本體論的含義后，從而探討和闡述了馬克思實踐範疇的本體論意義，也就是人的社會存在論意義，從而為實踐美學的進一步完善和深化，即實踐本體論美學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意義是重大的。

其三，關於實踐認識論。朱立元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實際上已暗含著實踐認識論的基本內容，馬克思很少離開人的社會歷史實踐來孤立、抽象地談論人的認識活動和認識過程。當馬克思表述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一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時，他實際上已指明了人的認識的來源和起點是人們的社會實踐，也指明人的意識隨社會實踐的改變而改變，實踐是人們認識發展的根本動力。所以，在實踐本體論的基礎上，必然會得出實踐認識論，他說：“從實踐本體論出發必然要推導出實踐認識論，兩者有著內在的、天然的一致性，作為實踐美學的哲學基礎，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由此，朱立元先生指出，實踐美學在8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以實踐認識論為基點，對我國美學界長期以來佔主導地位帶有機械唯物論傾向的“反映論”美學的陳舊思路的突破。我們認為，這一突破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反映論美學僅局限於認識反映客體的舊的唯物主義認識論，這樣美學研究僅停留在認識論層次上。而實踐美學在引進實踐本體論（包括實踐認識論）的哲學基礎后，就突破了這種認識論的框架，拓展了美學研究的範圍。朱立元先生因此認為，實踐美學在實踐認識論的基礎上，對許多美學問題都展開了研究和探討，如與審美心理學相結合，深入到審美經驗層次的研究；對審美活動的主體創造性的強調；對審美活動的接受主體性的重視等等。

此外，朱立元先生還對《手稿》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如他的專著《歷史與美學之迷的求解——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美學問題》、《思考與探索——關於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的建構》等著作，就是對手稿中的美學思想的系統研究。其他還有《對馬克思關於“美的規律”論述的幾點思考——向陸梅林先生請教》、《對馬克思關於“美的規律”論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等文章，對《手稿》中馬克思關於“美的規律”的論述作了深入論證和闡釋。這些理論探討都構成了實踐本體論美學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石。

這樣，朱立元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其理論核心，通過對本體論的內在含義的進一步釐清，對實踐概念作了全方位的考述，強調了其存在論上的意義。由此，以實踐本體論為基礎，完成了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認識論的有機統一，為實踐本體論美學找到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審美是一種人生實踐，美是一種人生境界

有些學者認為，實踐美學在當代已經過時，在當代不需要實踐美學，並對實踐美學展開了批判。針對這種見解和看法，朱立元先生認為，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實踐美學是否過時的問題，而在於目前學術界對實踐美學的誤解。他指出，實踐美學雖然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作為哲學基礎的美學，但在實踐美學內部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思路，如以李澤厚先生和蔣孔陽先生的實踐美學體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實踐美學作為一個開放的美學體系，應該說有很大的發展餘地。所以，朱立元先生以實踐本體論為基礎，系統地建構適合於當代中國的美學體系。他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基本理論可概括為：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實踐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審美是一種人生實踐，美是一種人生境界。

首先，關於實踐本體論美學中實踐的含義。朱立元先生認為，實踐美學應嚴格地把實踐論作為哲學基礎，而不能直接、簡單地把實踐範疇移用至美學研究中，特別是要注意發現、揭示實踐範疇從哲學通向美學的一系列中介環節，並加以闡發論述。所以，他對實踐範疇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述中的含義，以及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認識論的統一等問題，在論述實踐美學的哲學基礎時，作了詳盡的闡述。基於此，朱立元先生直接指出，他的實踐本體論美學中所談的實踐和李澤厚所講的實踐的含義並不相同。李澤厚先生所講的實踐主要分為兩個本體，即工具本體和心理本體，工具本體即物質勞動，心理本體即情感本體，然後用積澱說統一兩個本體。而朱先生所說的實踐本體論，則是從存在論意義上來理解的。他的實踐的含義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活動都可以概括到實踐範疇當中來。物質勞動、審美活動、政治、經濟、道德諸種活動都可以納入實踐範疇。這樣，實踐本體論美學中實踐範疇的基本含義便得到了存在論意義上的解釋，這不但對實踐的範疇有了全面的認識，而且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的研究範圍也大大地拓展了。如他針對有些學者對實踐美學的誤解或對實踐範疇的片面認識時指出，有的美學家對實踐範疇的理解較窄，單純停留在物質生產勞動這一含義上，而未把種種人生實踐，如道德實踐、交往活動和精神文化活動（即馬克思所說的精神勞動或精神實踐）考慮在內。這樣，“在建構美學理論時，往往把人生實踐方面的審美問題放置在視野之外，而這同關注人生實踐的中國傳統美學之間鴻溝顯明，不利於建構中西交融的當代實踐美學體系。”朱立元先生在這裡不但指出了對實踐範疇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時也明確地提出了實踐美學在中國當代美學建設中的意義。實踐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範疇，但它卻是目前具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特色的範疇，因為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本土化，通過中國學者立足於中國文化背景對它的闡釋，它已成為自五四以來中國哲學、美學研究的另一大傳統，如何將這一傳統和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以建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這也是朱立元先生在存在論基礎上理解實踐本體論美學時所思考的。很顯然，實踐本體論美學在系統把握實踐範疇時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的，這就是始終從本體論的真正內涵出發，在存在論意義上闡釋實踐論，這不但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應有之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朱立元先生長期理論思考的結果。

其次，朱立元先生在對實踐範疇作了存在論意義的詮釋后，則提出了“審美是一種人生實踐，美是一種人生境界”的理論主張。從前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實踐範疇的內涵的擴大，自然也包括了作為實踐活動之一的審美活動，這樣，審美活動不但是一種實踐活動，是一種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同時也和其他實踐活動一起，共同構成了人的在世存在方式的所有內容。和以往對美學的追問方式不同，實踐本體論美學沒有直接去追問“什麼是美”或“美的本質”這類傳統的本質中心主義的問題，因為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勢必會陷入形而上學的怪圈，似乎是難以確切地加以回答的。朱立元先生直接從人的存在方式入手，即從實踐範疇入手，把審美當作一種人的實踐活動，進而去探討其他問題，很顯然，審美活動是實踐本體論美學所要探討的首要問題。

我國當代美學研究在引進、學習西方美學的基礎上，已有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從首次引進西方美學理論始，經建國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到八十年代的美學熱，直至今天美學研究的深化，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我國當代美學基本上形成了以實踐美學為主流的當代美學理論體系。在這樣一個大的理論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長期對西方美學理論進行系統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礎上，也在不斷思考著我國當代美學、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問題。在他的一系列論著中，已充分體現了他對實踐美學的理論發展和完善的思考，體現了他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上建構當代美學的努力，並已基本形成了以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實踐本體論美學。可以說，他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的理論思考，是對我國當前美學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進。本文擬結合朱先生的一些論著，對他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理論構架，以及在美學研究實踐中的具體貫徹作一初步闡述。

美學是從人對現實的審美關係出發，以藝術作為主要對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審美範疇和人的審美意識，美感經驗，以及美的創造、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美學是以對美的本質及其意義的研究為主題的學科。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藝術，但不研究藝術中的具體表現問題，而是研究藝術中的哲學問題，因此被稱為“美的藝術的哲學”。美學的基本問題有美的本質、審美意識同審美對象的關係等。

由於美學研究的方法是多元的，（既可以採取哲學思辯的方法，也可以借鑒當今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經驗描述和心理分析的方法、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語言學和文化學的方法等），因為美的對象，即自然美、藝術美、社會美等等，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的研究，都是經過人的感性、理性作用之後的結果。美學一詞來源於希臘語aisthetikos。最初的意義是“對感觀的感受”。由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首次使用的。他的《美學》一書的出版標誌了美學做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產生。

傳統美學的任務，是研究藝術作品作為“美”的永恆的不變的標準。德國理想主義的形而上學美學被認為是當時唯一標準的美學。在此條件下，發展出兩個分支：心理美學和美學。美學(感性)的認知在很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理性認知的對立面。這個觀點被現代的新觀點所取代，即這個對立面是不存在的，理性的認知是必然通過感性的認識過程而被認識的。即使尖銳的邏輯學也能同時成為很高的審美價值。

美學理論從發展至現在，其中發展了許多，也是不斷的進步的。所以才有現在的那麼完善。李澤厚、劉剛紀、蔣孔陽和蔡儀等人對實踐論的美學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對當代中國美學的發展可以從多個方面、多種角度做深入研究。美學對當代的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首先或者主要體現於美學理論形態的形成於更新上。如果從美學理論形態來看，當代中國美學大致可以歸約為三種形態：一是認識論美學；二是實踐論美學：三是價值論美學。首先是認識論美學轉型。這是當代中國美學的一種很重要的美學理論形態，也曾經是當代中國美學研究的一種重要研究範式。人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中國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思想體系，也就是所說的“新美學”。認識論美學認為，人的審美活動是一種認識活動。自然，認識論構成了美學的哲學理論基礎。美在於物還是在於心，抑或是既在於物也在於心？由此，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形成了四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論美學，二是以呂熒、高爾太為代表的主觀論美學，三是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論美學，四是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客觀社會論美學。這四種美學觀點從理論背景、思維模式、研究範式來說，都是認識論性質的。儘管這四種觀點後來都有所發展，但只有蔡儀的客觀論美學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完備的認識論美學體系。

不言而喻，美也就是典型。美感則是對美的客觀事物的反映。在藝術觀點上，認識論美學強調，藝術是一種認識的表現，是對現實的本質現象的反映，是對現實的典型化。正是從這樣的哲學、美學以及文藝觀念出發，認識論美學堅信美的規律的客觀性，並且把與“美的規律”有關的“兩種尺度”都歸結為客觀的審美對象，認為兩種尺度實質上是一種尺度，只是“物種的尺度”是針對審美對象的外在形式而言，而“內在固有的尺度”則是強調審美對象的內在本質特徵。其次是實踐論美學轉型。當代中國美學的第二種理論形態就是實踐論美學。與認識論美學不同的是，實踐論美學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作為自己的理論框架，把審美活動置放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歷史背景上來考察、理解。當代中國價值論美學的理論特徵：一、價值論美學認為，審美創造是一種價值創造活動，也就是審美價值的創造活動。審美活動則是一種價值評價活動，是一種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評價活動。二、馬克思的對象性理論，尤其是手稿中的對象性理論構成了價值論美學的哲學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對象性理論包括了對象、對象化、對象性關係等概念。在價值論美學中，審美客體就是審美對象，審美創造就是審美主體的對象化，審美活動則是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評價，而這種評價活動呈現出一種對象性關係。三、價值論美學的理論體系。審美價值是價值論美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審美需要則是審美主體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審美主體按照美的規律創造是審美價值創造的關鍵。審美評價則是審美價值的最終實現。

隨著美學理論的不斷進步，也越來越發展，不僅僅在生活上更是在工作上，美學也不斷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