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森

曼瑟爾·奧爾森，對制度經濟學的諸多方面（私有財產、稅收、公共物品、集體決議、合同權利等）也有很大貢獻。他死的時候仍為馬里蘭大學工作。

奧爾森主要關注參與利益集團的成員，其背後的邏輯支撐。在他那個時代，處於統治地位的政治理論認為組織是最初始的狀態。有些人甚至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要集群；另外一些人則把組織形成描述為基於血緣關係的現代化進程。奧爾森則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理論，有組織的聯合行動背後有其內在的邏輯關係。在他的第一本書《聯合行動背後的邏輯：公共物品和群體理論》中提出這樣的理論，“只有獨立的和有選擇的動機才能激勵一個理性的個人在一個潛在的組織中採取組織方式的行動。也就是說，只有行動產生的利益惠及特定的組織，這個組織才會有人加入並長久的持續下去。這就意味著個人們願意聯合提供私有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1982年，奧爾森試圖採用聯合行動來表述《國家的興和衰》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個國家的時間長河裡，小的分散的聯合會會慢慢組建。像棉農組織、鋼鐵工人組織、工會等會有相當動機去組建自己的政治遊說團去影響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這些政策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科技進步的，進而影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這些政策的利益聯合體，然而其成本卻是需要整個社會分擔的。“邏輯”這個詞指出，這些政策通常很少會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分散的聯合會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的加入，整個國家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經濟也隨之開始下行。

在他的最後一本書中《權利和繁榮》中，奧爾森區分了不同類型政府中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特別是對獨裁政府、混亂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詳細分析。奧爾森認為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流寇當道），流寇只會產生偷盜搶劫的動機。然而獨裁政府（從流寇轉變落地為王，或者稱之為坐寇）會有一定程度的鼓勵經濟發展的願望，因為他認為他的權利能夠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從而能從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享一杯羹。因而坐寇會產生一定的政府行為——保護他的臣民和財產避免流寇的搶劫。奧爾森在流寇往坐寇軍閥發展過程中看到文明的種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從而產生向民主政府轉變的動機（和廣大的人民願望相結合）

為了表彰奧爾森在經濟和政治科學方面的諸多貢獻，美國政治科學聯合會引入奧爾森獎，專門用於表彰最佳政治經濟學博士學術論文獲得者（）.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65, 2nd ed. 1971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with Martin C. McGuire)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1996).

奧爾森的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目前有超過十種語言的譯本， 1993年獲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社會科學家往往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採取集體行動。但公共選擇理論奠基者奧爾森教授卻發現，這個假設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並沒有發生。相反，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如果我們問：「三個和尚究竟有沒有水喝？」奧爾森會答道：一般來說，三個和尚沒水喝。但若三個和尚「不對稱」，或存在「選擇性激勵」，那麼三個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奧爾森最獨特之處，在於他對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的執著。他一生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奧爾森看到的是亞當·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見的手」的失靈。奧爾森有三部代表作：《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年)，《國家的興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剛完成的《權力與繁榮》(2000年)。

「看不見的手」為什麼會失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的理想為什麼常常無法實現？原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於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車者的祖師爺。南郭先生不會吹竽，卻混進了宮廷樂隊。雖然他實際上沒有參加樂隊合奏這個「集體行動」，但他表演時毫不費力的裝模作樣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國王獎賞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果。

奧爾森因此得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於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行為也越難以發現。

奧爾森這一理論後來發展成「多人囚犯兩難博弈」 (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為非合作博弈論的一個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卻是人們十分熟悉的現象，「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兩個和尚抬水喝」是集體行動成功的例子，而「三個和尚沒水喝」則體現了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功至失敗的變化，關鍵在於集體人數增多。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所謂「不對稱」即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假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是喝水特別多的「水鬼」，而其他兩個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種」，那麼「水鬼」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在國際間的集體行動中經常出現，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同樣，美國認為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願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

「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是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正向激勵，例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嬴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都是搭賣私人物品的行為。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機會偷偷瞧一瞧在河對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於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係不大。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範圍限制在工會會員範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奧爾森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引起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人們將奧爾森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更多的學者進一步探討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建立更精細的行為模型。在過去20年裡，實驗經濟學家對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做了大量調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體行動的新一代模型開始出現。在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個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設。運用從實驗中得到的資料，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種類的人參與集體行動。

人的決策行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種類？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於1%。模型類比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範就會出現可喜變化。

奧爾森（Aoerson Garrick Ohlsson , 1948--）

美國鋼琴家。生於紐約。童年在魏斯徹斯音樂學院學習音樂，13歲，入朱利亞特音樂學院在著名教授露莎·列文及戈魯尼斯基班上學琴。演奏技巧嫻熟而輝煌，擅長演奏李斯特的作品，如李斯特的《第一鋼琴協奏曲》。22歲在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一等獎，並在布索尼和蒙特利爾國際鋼琴比賽中獲首獎。

詳細介紹 歷史成績

歷史成績：

2000年悉尼奧運會女雙第四名；

2002年荷蘭公開賽女雙冠軍；

2002年德國公開賽混雙冠軍；

2001年德國公開賽女雙冠軍；

2001年德國公開賽混雙冠軍；

2001年丹麥公開賽女雙冠軍；

2000年中國台北公開賽混雙冠軍；

2000年荷蘭公開賽女雙冠軍；

2000年丹麥公開賽混雙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