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圓和

家庭為貧苦農家，1933年9月20日因病到成都青羊宮跪請出家修道。初到道觀內，因無文化且身體瘦弱，被觀、內執事所看不起，只指使幹些粗雜勞作之事，頗吃了些苦頭。這樣整整幹了6年，到1938年才應允成為正式道士，禮拜原青羊宮監院陳永棟為師，取名張元和，為全真龍門派第十九代玄裔。以後便常住青羊宮，先後曾任該宮經主、巡照、高功。解放后，市園林局以青羊宮為中心建立花圃林園(后改為文化公園)，青羊宮中有種植花木技能的道士便被吸收參加工作，張元和便是其中的一位。雖然參加園林工作，但他仍生活在青羊宮內，仍是全真教徒，也仍過正常的宗教生活，還擔任青羊宮民主管理副主任職務。1961年他被成都市西城區政治協商委員會吸收為政協委員。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為人樸直誠懇，工作認真負責，是當時成都市道教界人士中較為先進的人物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青羊宮受衝擊，神像被推倒，匾額被砸毀，經書被搬走，文物被打壞，連青羊宮珍藏的《道藏輯要》木刻版，也被當木材拿走400多塊，園內的樹竹被任意砍伐，宮內的道士被攆出，勒令還俗。由於張元和在解放后不久便參加青羊宮文化公園的花木種植及事務工作，因而仍得以住宿於青羊宮內。他作為道教嗣子，目睹當時的情景，十分痛心。他利用他是公園的工人而又留住在青羊宮的條件，儘力保護道教文物，特別是仍存放在青羊宮的《道藏輯要》刻版。這部道教經籍彙編的刻版，是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由成都二仙庵嚴永和方丈發起並募捐開始雕刻的。嚴方丈仙逝后，又由宋智和與王復陽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承繼下來，歷15年之久，至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才告竣工。其底本系採用清代康熙年間的《道藏輯要》刻本，但新增了賀龍驤編《道藏輯要》五卷，並另刻有《道藏輯要續編》。其字板全用梨木雕刻，每塊兩面刻字，一面兩頁，總共有一萬四千多塊。此部經版在抗日戰爭前曾印刷，以後保存在二仙庵，1961年搬到青羊宮內保存。早年，張元和曾多次參加煮經板和晾乾、收藏經版。張元和雖然自己文化程度低，但他深曉這部經版的珍貴。在“文革”期間，他千方百計加以保護，向那些“造反者”細說經版的文物價值，向那些蓄意搶奪者冒險交涉，竭力保護，總算是把絕大部分經板保護下來了。1978年黨的卜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撥亂反正，認真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貫信仰虔誠的張元和，決心在黨的宗 教政策的春風之下，恢復青羊宮的原貌。他與一同在文化公園工作的5位道友，辭去工作，回到了青羊宮，由他帶頭擔負起了依法接管青羊宮殿堂、新塑神像、維修房舍的工作。在人力、財力均十分缺乏的情況下，他四處奔走，請求幫助，真可謂千辛萬苦、歷經坎坷。不幾年，他募資將青羊宮修葺一新，殿堂、神像、陳設、綠化都恢復到了“文革”前的面貌。現在青羊宮已有近50位常注道士。張元和感到現在道教經籍缺乏，決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宮的《道藏輯要》經版發揮作用。1984年，他與四川巴蜀書社達成協議，聯合重印《道藏輯要》。他帶領道眾清洗每一塊經板，晾乾，再檢查缺少了哪些，登記清楚。爾後，又按原刻印本補刻了四百多塊經板。這樣，整部經板齊全，我國唯一倖存下來的清代刻版《道藏輯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正是由於張元和在十分困難的情況維護了這一刻本，爾後又歷經辛勞使這一刻本得以行世，他維護了國家文物，維護了道教重要經籍的刻板，受到社會學術界人士的尊敬，更是受到道教界人士的尊敬和讚譽。在《道藏輯要》重印行世時，張元和撰《重印紀實》一文(刊載於1987年《中國道教》第3期)，誠懇地說：“《道藏輯要》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一部分，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有責任保護它。我作為道教的嗣子，更有義不容辭的義務。所以對今天《道藏輯要》的重印出版，感到無比的欣慰。當然這首先要感謝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感謝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感謝為出書付出辛勤勞動的青羊宮道友們。”由於張元和在道教界的聲譽和影響，1980年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l982年起任成都市第九屆、十屆人民代表。同年當選為成都市道教協會副會長，1984年當選為會長。他今年雖已82歲，但仍然在為輔助青年監院管理好青羊宮而操勞，竭力培養和勉勵青年道士愛國愛教，爭取為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