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欲期

剛出生的孩子是“自我中心”的，或者準確地說，他們並不能區分自己和外部世界，加之成長完全依賴父母，並能得到尤其是母親良好的照顧和關愛，存在著自己即世界、自己即上帝的錯覺和假象，故而“吃”的手段除了滿足自己對食物的需要外，還表達著“將被吃的事物與自身融於一體，真正使自己獲得其滋養”的願望。這種假象的破滅始於嬰孩與母親的分離——當他們發覺母親的行動，尤其是母乳的供給不能由自己完全控制時，他們會本能地以哭鬧、咬母親的乳頭等方式發泄自己的焦慮和憤怒，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斷乳和母親陪伴程度的減少，於是他們將體會到生命中的第一次“哀傷”，即“母親與我是不同的，她不受我的控制”，並藉此完成對人我的區分，並開始形成“自我”的概念與意識。

來自父母和外部世界的關愛使嬰兒感覺到自己被期待、被需要，“基本焦慮”得到緩解。缺乏足夠的關愛，嬰兒就會感到自己是多餘的、不受歡迎的，內心將充滿焦慮與恐懼。每每從記者那裡見聞棄嬰，他們被發現時，已經連最起碼的抗爭——哭的力量都不具備，只剩下顫抖且空洞的眼神。基本焦慮得不到滿足，導致嬰孩產生所謂的“口欲期固結”，即不斷地在未來的發展中，尋求對這一時期嚴重缺乏的關愛的直接或替代性滿足，在當下的國內，這種替代性滿足大量地體現在吃喝無度上。含義當然很簡單：儲備脂肪、渡過飢荒，這是人類遺傳下來的動物本能，沒有“母乳”的支持，一個“嬰兒”只有自身具備了足夠的能量，才可以應付環境的險惡。

口欲期人格的成因當然不止於此。順利度過口欲期，人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肛欲期，即“自主對羞怯”、“前運算階段”和“幼兒期”。這一時期的孩子，能夠區分人我，將要學會區分物我。外部世界變得更加複雜，進入他們生活的人會更多。父母不再無條件地給予和關愛，取而代之的是紀律、遵守和由此產生的控制感。孩子最先要學會控制的是自己的排泄，從成人為自己換尿布到能夠自己控制、完成排泄，體會到自己可以控制、影響自己的行為，也就為學習、遵守外部世界的規則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期的孩子多半會進入幼兒園，同時要學著自己吃飯、遊戲和作簡單的活動。他們既需要一種規範，又需要對這種規範的嚴格踐行，包括教導者的身體力行。他們不能如成人世界那樣“可逆地、情景性地”對規則進行解讀，一旦他們認為規則是權威的，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說明規則本身可有可無。在這種對規則的執行和遵守中，他們獲得類似控制自己排泄的肯定感和安全感，這使得他們逐漸獨立，並向更高的發展階段順利過渡。

很遺憾，中國的父母和幼兒園老師在這一時期既顯得嚴格的，又過於放縱。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他們並不遵循固定的、有序的規則，而是以皇帝對臣民的方式，或溺愛放縱，或嚴格約束，任意進行且憑個人喜怒為多，身體力行更遠遠不夠。在這種忽左忽右、沒有特定規則的成長環境中，孩子很容易感到無所適從，即他所做的一切，僅僅是對權威的服從甚至取悅，這會剝奪成長必須的獨立感和安全感，使他們被迫再次依賴（父母），從而被打回口欲期並形成同樣的固結。

無論是哪種原因的口欲期固結，表現形式都基本類似。由於得不到足夠的愛，口欲期固結的孩子長大之後難能有愛別人的能力。為了近乎掠奪性地取得儲備，他們對待他人的基本方式是敵對、抗拒，而這種敵對，由於他們內心未能完成的成長過程，不是以成熟個體的方式體現出來，而是“咬”（如口出惡言）和“哭”（如自怨自艾），還包括一些不那麼光明正大的手段。出於生物本能，他們也會打架，但做不到打完就了結，而是“打一架結一輩子仇”；他們也會有性和婚姻，但性冷感和性無能的比例會很大，婚姻也就難以幸福。試想，嬰兒怎麼可能有真正的性慾，又怎麼可能不把婚姻、愛情與對父母的依賴混為一談？

與這樣的個體相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們獲得安全感不因遵守規則和自我控制，而是通過“吃”“佔有”甚至“掠奪”，長大之後他們也不習慣遵守實際的規則，尤其是那些妨礙他們滿足口欲期慾望的規則。所以從法制到法治的過渡顯得很難，“潛規則”盛行成災，人們辦事遵循的大多是“他不吃這一套”“給他點甜頭吃吃”和“吃了人家的嘴軟”。尤其當這樣的個體佔據了社會的大多數時，亞瑟。史密斯筆下那種“頑固的靈活性（Inflexible Flexibility）”就在所難免。尤其對於那些企望擺脫或已經擺脫口欲期人格的人，這種“頑固”就顯得更令人絕望了。

口欲期人格總是受到一種人的歡迎，即統治者。“父母官”稱呼的發明絕非偶然，而恰好是人們發自潛意識對現實最絕妙的形容。口欲期的孩子依賴父母，服從權威，不敢反抗也不會有怨言，前提是能保證他們慾望的滿足，即“吃”。這樣的人管束起來是容易的，只要控制生存資源就可以。中國曆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原因可以由成千上萬，歸結起來卻只有一條：農民連飯都吃不上，餓殍遍野時，才會起來造反。但凡能有一口飯吃，決不會有大規模的“造反”，更不要說帶有社會變革性質的“獨立戰爭”和“大革命”。

作為管理者，你越是表現得像個父母，比如替“孩子們”的爭執主持公道，保障“孩子”有飯吃，不要讓“孩子”過得太受罪，雖然你是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還是能夠被承認和肯定的，也就可以得到自己的“飯”（俸祿乃至被默許的貪贓）——當然，不是來自沒有自主性的孩子，而是上級的賞識，因為這樣的“父母官”自己也是孩子，也著眼於吃，也受到“父母”的管束。每一個官員在做父母的同時也作孩子，最大的父母是皇帝。皇帝本人也是個孩子，他可以最大限度地不講規則，最大限度地“佔有”和“吃”，所謂“家天下”。所以領導農民起義的人最後都不能免俗，都想要做皇帝，因為起義的起因是為了“吃”，皇帝能“吃”的最好，我有能力做皇帝，為什麼不做呢？這樣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起於“義”，倒不如說是起於“利”，最後無一例外地淪為武裝競選。

由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合作，因為合作意味著生存資源的共享，也即可能無法滿足“儲備”的慾望，這在安全感不夠的人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開拓和創造也不那麼吸引人，因為需要更大的力量和代價，即使開拓了、創造了，也不能保證屬於自己，不如直接“爭奪”來得快。所以這種社會，就如之前上千年經歷過的一樣，破壞大於創造，內耗大於向外發展。地位相同的人們互相勾心鬥角，向上爭寵獻媚，向下自居權威，一切好惡是非都按照能否滿足自己“吃”的要求，即利益關係來判斷，這就是“遠近親疏”，這就是“辦這件事你有沒有人”，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謂“差序格局”。

進一步地，口欲期的父母、教育者和社會，又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使他們不容易邁過這道坎成為長大的個體。如梁漱溟先生所言，這樣的人，是心靈長不大且過早地麻木、衰老了的“小老頭”——這是一種缺乏活力的狀態，一種缺乏生命力的狀態。而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力的個體將組成一個不那麼好的社會、不那麼好的民族，這樣的社會和民族在這個世紀的競爭力有幾多，世界還會給它多少混吃等死的時間、空間，我是不敢做出太樂觀的估計的。

尊重無法改變的，改變可以改變的。面對這並不讓我們滿意的現實，想要“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從現在看來，渴望擺脫或正在擺脫口欲期人格的人還是少數，也有我們能夠做到且必須做到的一些事。最首要的，不能諱疾忌醫，抱著“天朝上國”“優等民族”的美夢不撒手，也不可以喪失信心，認為我們沒有希望。

在具體實行的層面上，其一要逐步改掉自己貪吃的毛病。行為主義者認為，人的心理對應著行為，如果能把行為加以改變，那麼對應的心理特質就會變化，例如著名的系統脫敏療法。口欲期人格最大的特點就是注意力集中於“吃”，而廣義的“吃”又以對吃喝的喜好為基礎，甚至對煙、酒等的過份依賴也是吃喝的一種擴展。嬰兒要長大，就必須學會離開媽媽的乳頭，學會用嘴之外的身體觸碰世界；我們也必須讓自己變得不那麼饞，變“活著為吃飯”為“吃飯為活著”。吃得飽饅頭，就不必非得吃肉；吃得到雞鴨牛羊，就無需為了“獵奇”而非要嘗嘗果子狸燉水牛鞭。也許這會讓你覺得不公平，憑什麼別人能吃而你不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吃，就因為你試圖長大，而別人還是個孩子，大人和小孩子比吃是很沒有水平的。

其二是學會守規矩，比如守法，比如考試不要作弊，比如不要被人家“潛規則”掉。這比改正貪吃的習慣痛苦的多，因為現實中不守規矩而獲得額外利益的人太多，有時候那個利益又太誘人；或者你會比別人多費很大的力氣才達到了同樣的目標。沒有補償，也不會有什麼折中，實行起來可能會很痛苦。但一定要堅持，就像小孩子學會不尿床那樣，隨意尿床是很舒服，但你要長大，你要做一個成年人而不是孩子，成年人怎麼可以像孩子那樣不講規矩呢？

其三是逐步讓自己獨立，包括獨立思考、獨立做決定和獨立承擔責任。我之所以沒有說要獨立說話，是因為它在當下成本太高，做起來太不易。但另一方面，不說假話、不被人利用而說話，這是可以做到的。你可能得不到由此帶來的利益，但還是可以活下去，如果你能保持平和的心態，還會覺得可以接受。除了利益驅使，拋棄對權威的依附也很痛苦，如弗羅姆所言，人皆有逃避自由的本能，都想要“找個人來統治我們，不再有戰爭”，但那種“動物農場”式的統治，確確實實會讓我們活得不像個人。

一兩個人在這樣做肯定不夠，如果他們做得好，別的人也會受影響，越來越多的人效仿起來，就可能產生一種改變；即使這種改變沒有發生，當你使自己擺脫了口欲期人格、順利成長起來，起碼也是在為這種改變儲備希望。歸根結底，社會是人組成的，一種社會病的存在，必然是因為大多數人都處在病態之中，只有當更多的人努力康復起來，這個社會的康復才有更大的希望。還有，你想不想做病人，與別人病不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