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升元元年（937年），徐知誥代吳稱帝，國號“齊”，都金陵（今江蘇南京），號江寧府，改年昪元。次年，徐知誥改姓名為李昪，以揚州府為東都，旋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中興元年（958年），李璟去皇帝尊號，稱江南國主。

清陳鱣編撰《續唐書》，本乎明陳霆《唐余紀傳》之旨，以為後唐、南唐兩朝，上承唐祚，下啟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

安史之亂后，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四十到五十個藩鎮絕大部分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也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直到唐末黃巢之亂，唐廷十分依賴江南的財富。強藩朱全忠於天祐四年（907年）逼迫唐哀帝禪位，建國後梁，都開封（升汴州為開封府），唐朝亡，中國進入大分裂時期一五代十國。

唐末天下大亂，藩鎮割據混戰。其中，楊行密掌握的淮南鎮是當江南最具實力的藩鎮。但在其子楊渥嗣權位后，政治混亂，人心不穩。大將徐溫通過權力鬥爭逐漸獨掌大權達20年之久。其間楊氏雖有立國稱王（所建之國史稱楊吳）但不過是徐氏控制下的傀儡。天祐八年（911年），徐溫升任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祐十二年（915年），徐溫受封齊國公，兼任兩浙招討使，開始鎮領潤州（今江蘇鎮江），以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徐溫居住升州，設立大都督府。天祐十四年（917年），徐溫遷治金陵，以其子徐知訓在廣陵輔佐楊隆演，但大事都是徐溫遙為決定。后徐知訓被朱瑾殺死，徐溫的養子徐知誥（李昪）從潤州先入廣陵，得專政事。

楊吳順義七年（927年），徐溫去世，其養子徐知誥接掌了他的權力，以大丞相，齊王身份掌握楊吳實權。同年，扶吳主楊溥稱帝，但實權仍在徐知誥手中。徐知誥一方面對楊氏舊臣竭力懷柔，“高位重爵，推與宿舊”；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自己的勢力。大力招徠、獎拔北來士人。

在楊吳後期，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韓熙載、常夢錫、馬仁裕、王彥鑄、高越、高遠、江文蔚等，都在此時聚集於徐氏身邊。其次，江南一帶的著名人士如宋齊丘、陳覺、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邊鎬、游簡言、何敬塗等，也在此時由徐知誥提拔起來。經過10年苦心經營，徐知誥不僅完全獲得了楊氏舊臣的支持，而且觸合了北方人與江南人兩大勢力，所謂“羽翼大成，伸佐彌眾”。最後徐知誥在遼天顯十二年（937年）廢吳王楊溥，登上皇位，國號大齊，年號昪元。 “上下順從，人無異意”，“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

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恢復李姓，改名為昪，自稱是唐憲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孫，又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他為唐高祖、唐太宗立廟，追尊父祖四代為皇帝，改奉徐溫為義祖，並對徐氏子弟大加封賞。改金陵府為江寧府，以府治為宮，以城為都。以金陵為國都，以原來的楊吳都城揚州為東都。南唐是十國裡面積最大的政權，此時的南唐北面、西北面與中原政權以淮河至大別山一線為界；西面與楚相隔，長江沿岸有蘄州、黃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嶺與南漢分界，東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與閩國為鄰；東面與東北面，在蘇州、無錫一帶與吳越國相望。

南唐立國后，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為基本國策，休兵罷戰，敦睦鄰國，同時結好契丹以牽制中原政權。江南地區於是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社會生產逐漸復甦並迅速發展。同時，政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鼓勵商業。商人以茶、絲與中原交換羊、馬，又經海上與契丹貿易。在手工業方面，南唐的紡織業、印染業、礦冶業、制茶、造紙、曬鹽、造船、金銀陶瓷、文具製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僅產量高，而且工藝精細，湧現出許多名產上品。 。

烈祖的“息兵安民”國策，造就了江淮地區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南唐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南唐也是一個藝術的王朝，它在文學、美術、書法、音樂等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設太學，興科舉，廣建書院、畫院。安定、富強的南唐，成為飽經戰亂滄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棲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書服盛於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風”。“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南唐的社會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國甚至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割據政權中都是絕無僅有的。軍事方面，李昪堅持自守，為時機成熟攻時中原不受鄰國牽制，因而不輕易與鄰為釁。

升元七年（943年），烈祖李昪駕崩，子李景繼位，改名李璟（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興、交泰三個年號。這段時期南唐與吳越間戰火頻發，而吳越國的軍事行動往往與中原政權互相呼應。此時南唐的鄰國閩也正在內戰。保大二年（944年）二月，閩將連重遇、朱文進弒殺其君王延羲，朱文進自立為帝。李璟乘亂派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打閩的建州。王延政聽說南唐要入侵，派人欺騙福州守將說：“南唐軍幫助我征討逆賊。”福州百姓和守將們相信了他的話，於保大三年（945年）殺死朱文進等人向王延政歸降，王延政恢復原先的國號閩，派侄子王繼昌鎮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陽，福州守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守將留從效也殺刺史黃紹頗，並送錢物給查文徽。

同年八月，查文徽乘勝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戰敗投降，閩國滅亡。李璟從閩的土地中分出延平、劍浦、富沙三縣設置劍州，遷王延政全家到金陵。以王延政為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南唐雖然滅了閩，但並未完全統治閩地，殘餘勢力仍在。李仁達以福州附吳越。原閩將留從效驅逐南唐在泉、漳二州之駐軍，佔據該地，但仍向南唐稱臣。留從效及其後繼者佔有泉、漳二州直至北宋建國之後。同年，契丹攻陷後晉京師，中原無主，而李璟正因陳覺等疲兵東南，無暇北顧。

保大九年（951年），楚國內亂，楚王馬希廣被其兄馬希萼殺死，馬希萼稱臣於南唐，不久馬希萼又被其弟馬希崇推翻廢黜。這時中原處於後漢、後周朝代交替的混亂之季，李璟見有機可趁，派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正相互混戰的各路豪強武裝和因戰亂四散的流民從軍。十月，南唐發兵滅楚，除南部數州為南漢乘機佔有外，楚地全歸南唐，這時南唐的幅員達到巔峰，據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蘇、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區。但南唐軍還未站穩腳跟就在次年十月被楚將劉言起兵擊敗，后劉言被其部下殺死，周行逢 及其子周保權又先後統治湖南，楚地得而復失。

保大十三年（955年）至交泰元年（958年），北方後周政權三度攻打南唐，南唐始終處於被動防禦的不利局面。壽州一戰，周世宗柴榮御駕親征，周軍勢如破竹，遂攻佔泗、濠、楚等州，唐軍一潰千里，淮河水軍全軍覆沒。李璟上表柴榮自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請划江為界，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兩縣。同時，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紀年，去除國號，改稱“江南國主”。南唐自此一蹶不振，為避後周鋒芒，李璟遷都洪州，稱南昌府。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駕崩，因其長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從嘉，937-978）繼位，復都金陵。此時的南唐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積重難返。經濟上，自淮南戰敗后，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繳納高額貢奉。

南唐原先地跨長江南北，江南北之間的經濟有互補性，如江南乏鹽，而江北產鹽。而失去淮南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鹽產地，自此要花巨資向中原政權買鹽。財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權不得不加重賦稅，以至怨聲載道。南唐轄境之的人民對李後主時期繁重的賦稅記憶深刻，直到北宋統一之後許多年，還在提起當年的南唐連鵝生雙子、柳樹結絮都要課稅。南唐後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亂。

隨著新主登基，朝廷內部新一輪的黨爭開始了。當宋軍從周圍步步緊逼時，南唐仍陷於周而復始的內爭中，人心渙散。李煜善文詞，工書畫，知音律，但不通曉政治，便把國政託付給做太子時的幕僚張。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留後，李煜就以陳洪進為節度使，以維持泉州對南唐的隸屬關係。七月，李煜奉詔入京面見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請求罷除詔書的不名之禮（李煜繼位后，尊奉宋廷，故宋對南唐的詔書不直呼李煜的名諱），改為直呼姓名，未得許可。

乾德二年（964年），任韓熙載為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主持貢舉；又命徐鉉主持複試。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弔祭，李煜亦遣使入宋，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件。

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龔慎儀持詔書出使南漢，相約臣服宋朝，龔慎儀至南漢，被扣留。開寶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滅南漢，屯兵漢陽，李煜非常恐懼，遣其弟鄭王李從善朝貢，上表奏請罷除詔書不直呼姓名的禮遇，宋太祖同意，但扣留李從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軍於荊南建造戰艦千艘，請求派人秘密焚燒北宋戰船，李煜懼怕惹禍，沒有批複。時國家形勢緊迫，李煜憂心似焚，每天與臣下設宴酣飲，憂愁悲歌不已。

開寶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貶損儀制：下“詔”改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改為司會府，御史台改為司憲府，翰林改為文館，樞密院改為光政院；降諸“王”為“公”，避諱宋朝，以示尊崇。元宗時，雖臣服後周，但金陵台殿皆設鴟吻（殿脊的獸頭）；乾德年間，宋朝使者到來，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後再復原；至此，遂撤去一應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晉封李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並在汴陽坊賞賜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戶部尚書馮延魯為李從善所受封賜道謝，馮延魯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見宋太祖而返。

開寶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出使南唐，李煜上表願接受北宋冊封爵位，被拒。十月，內史舍人潘佑感於國運衰弱，上書極言勸諫李平為尚書令，徐鉉、張進言“李平妖言惑眾，煽動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殺，李平亦自縊獄中。

北宋滅南漢后，置南唐於三麵包國之中。後主李煜為自保，明臣服，暗備戰，在遣使向宋請受策封的同時，將兵力署在長江中下游各要點，以防宋軍進攻。宋開寶七年（974年）九月，趙匡胤以李煜拒命不朝為辭，發兵10餘萬，三路並進，趨攻南唐：東路以吳越王做為昪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率數萬兵自杭州北上策應，並遣宋將丁德裕監其軍；中路曹彬與都監潘美率水陸軍10萬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長江東進；西路王明為池、岳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牽制湖口唐軍，保障主力東進。後主李煜過於依賴長江天險，坐失利用宋軍渡江時反擊的機會。十月，宋軍順利渡過長江。採石、秦淮河、皖口三戰，南唐屢戰屢敗，在長江中游的精銳兵力全部喪失。

開寶八年三月，宋軍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吳越軍隊攻陷金陵東面的門戶潤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圍之中，後主急召外地軍隊救援金陵。然而，這一切都為時已晚。十月，由江西趕往金陵的朱令贇率領的15萬水軍在湖口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斷，成了一座孤城。而後主仍執意守城到底。圍城之中的金陵，糧食乏，士氣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軍開始從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襲宋軍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軍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

又過了兩年多，吳越王錢俶應宋太宗趙光義之邀去北宋首都開封朝拜，並納土於北宋。五代十國終於結束。

南唐繼承了吳國的領地，並向南和西面有所擴展。五代晉漢時期，南唐擁有揚、楚、洲、滁、和、光、黃、舒、蘄、盧，壽、洵，泰、濠、通、潤、常、寅、歙、鄂、升、池、饒、信、江、洪、撫、袁、古、虔、筠、建、汀、劍、漳、泉等36州。中主李璟時由於與周邊各國多次興兵。保大三年（945年）滅閩國，疆域擴展到福建西部。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滅楚后，疆土擴大到今湖南和貴州東部，但次年即被逐回。中興元年（958年），後周世宗率兵南下，南唐大敗，被迫將長江以北十四州割讓給後周，並且稱臣，南唐疆域遂縮減於長江以南。

南唐基本上承襲《唐六典》設官立制模式，三省六部構成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作為出令，封駁，執行的三權分立。尚書省設左右僕射各一人，為尚書省長官，掌全國政務，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分有侍郎、侍中、員外郎。

李昪以楊吳丞相的身份篡權，因此特別懼怕宰相權重。李昪採取一系列鞏固皇權、分割相權的措施，一是不使宰相任上時間太長，以防宰相權力過重。南唐在中央設置樞密院，烈祖李昪時隸屬於門下省，到後主李煜時改名為“光政院”，軍政、財政的大權全歸樞密院，宰相不過虛位而已，形同虛設。除此之外，南唐統治者還適應臨時需要，設置一些特殊機構以處理機要政務。如南唐元宗初年，設置“宣政院”於內廷；後主時，設置“澄心堂”掌機要大權。最後，烈祖為了防止宰相專權，採取大權獨攬、事必躬親的辦法，以皇帝加強對朝政的控制。

南唐時期實行兩都制。楊吳時期，以揚州為都城，后以金陵為西都。南唐建立后，也採用兩都制，改金陵府為江寧府，稱西都，揚州仍為東部。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李璨割江北之地給後周以後，又升洪州治所南昌為南昌府，是為南都。

李昪即位后，便大刀闊斧地進行立法活動。首先，吳天柞二年（升元元年，937年），“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圈訴，丁丑改辭狀司為清訟院”，“辭狀司”的改名反映了這時候的南唐社會訴訟案件的繁多，同時也表明李昪對訴訟案件的重視。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命有司作《升元格》與吳令并行”， 《升元格》的頒行，說明李昪對格的重視。格是依據制救擬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後，升元六年秋（942）九月庚寅，南唐“頒布《升元刪定條》共三十卷。這裡稱“條”也應是指律、令、格、式等內容的統稱，稱“條”不稱“律”，反映了李昪不因循守舊的立法思想。

李昪代吳之後，鑒於唐末和楊吳時期，較為頻繁出現的方鎮動亂和抗命的狀況，遂繼續秉持了楊行密、徐溫時期的保境安民的措施，進一步削弱武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同時李昪本人更是在統治集團中，大範圍地啟用文人，一些方鎮的長官也由這豎文人出任，從人事上消除唐末以來武人跋扈專權的影響。作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實行節度使制度，有關節度使的政治職能與軍事職能在相關制度里論述。與中原政權一樣，作為地方機構的節度使制以軍鎮為名，設置情況如次：

原來為唐制，楊吳及南唐相沿的有：潤州，鎮海軍；宣州，寧國軍；洪州，鎮南軍。楊吳時期始設，南唐沿用的有：江寧府，健康軍；江州，奉化軍；撫州，昭武軍；虔州，百勝軍。南唐時期新設的有：楚州，順化軍；泗州，靜淮軍；江陰縣，江陰軍；天長縣，建武軍；壽州，清淮軍；濠州，定遠軍；建州，永安軍（保大十四年，956）改為忠義軍；泉州，清源軍；當塗縣，雄遠軍（後設新和州亦稱該名）；廬州，保信軍；饒州，永平軍；池州，康化軍。

南唐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州縣為主，以州領縣，州長官為刺史，縣長官為縣令，縣下設場，再細化為鎮、鄉；另沿唐制，以監管理鹽務和鐵務。

南唐初襲楊吳舊壤，保大三年（945年）南取王閩鐔州、建州等地，不久又滅楚，使南唐疆域大於楊吳，最強盛時達到三十六個州。後周顯德五年（958年），被後周取走江北的揚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壽州、廬州、泰州、舒州、蘄州、黃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個縣。實有兩府二十一州三軍。其中，雄州、劍州為南唐新置，筠州為復置州，相當於今江蘇、安徽江南地區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區，南唐後期則划江為守，全在江南地區。

南唐雖然偏安江南，但長期以來宣稱自己是唐朝的余胤，所以南唐的軍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時期的模式，其基本編製和後周相仿，也有中央禁軍、節度使鎮軍和各地鄉兵之分。

南唐的地方部隊，也就是鎮軍和鄉兵，也和周邊各政權不同。南唐各州各縣都有州縣兵，分由刺史、團練使、指揮使等官員統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鎮軍隊，節度使統率的鎮軍，也就是州縣兵。鄉兵則類似於現在的民兵、後備役。

南唐禁軍一反包括後周在內的周邊各國加強侍衛諸軍的做法，它的六部禁軍的戰鬥力反而比侍衛諸軍強，其六部禁軍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時期的神策軍相似，負有宿衛和野戰的雙重任務。

禁軍兵制，以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每廂應為兩萬五千人，廂最高長官為都指揮使，有正副之分，廂之上設有番號軍，每番號軍設有左右兩廂，番號軍歸中央統轄。南唐禁軍往往冠以雄武﹑龍武﹑神武等名號。六軍置有統軍、副統軍、都虞侯等將官，由於地位重要，其將領往往兼領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侍中等職官。大將軍、將軍設置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將軍之職有虛設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勛臣，具有加官性質。左右廂各置都指揮使。

楊吳和南唐國先後以揚州、金陵為都經略江南。南方在區域性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躍式發展。在楊吳及後繼政權南唐所轄範圍內的今江淮平原、蘇南西部，更是突破了傳統陳式，發展速度與規模尤為突出，為中國古代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和江蘇地區開放式發展奠定了基礎 .。

在恢復與發展農業經濟的政績中，楊吳及南唐對江淮的經營是濃重的一筆。唐末兵燹使淮南成為重災區，揚州被壞尤為慘烈。昔日繁華都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不僅城中，“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圜輻數百里，人煙斷絕”。

宋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勸農桑》亦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抬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抬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阻之，為虧損官錢，為數不少。齊丘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慾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

南唐升元年間對丹陽練湖的整修，更是一項重大工程，向為水利史所重。唐末兵亂之後，練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幾無灌溉之力。丹陽縣令呂延楨主持疏浚整治練湖工程，“築塞環岸，疏鑿斗門”，使練湖恢復了水利功能。多雨時節，可汲納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圍諸縣，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從地域政治上看，江蘇東部當時處於吳越國統治範圍，但吳越對今江蘇太湖地區的水利整修，得益於南唐與之共同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環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間接使然。時吳越於重要水利工程處置“撩淺軍”，“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

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著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光州、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

茶葉的生產以光州、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於當時。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為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為“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為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為“淮南茶，光州上”，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為貢品。常州刺史李棲筠採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採制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為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為名茶，后隨著產茶區域的南移，產於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為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

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於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於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一要項。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誌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

南方各國由於缺少北方以糧為綱的傳統，不象北方有那麼多的官兵，同時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極易種植經濟作物，多種經營條件好。所以，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較高的平台。從此，江蘇區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為突破口，漸漸拉開架勢。

• 紡織業

楊吳時以紡織品輸稅，極大地刺激了紡織品生產，及至南唐，盛況空前。潤州的方紋綾，水波綾，技術高超。民間機杼普及，織工無數。不少人技術過人，不僅在南唐境內做工，而且在鄰國也有分佈。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三百餘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鏐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布“王令百工悉免工作”。南唐官府里設有作坊，品種眾多，數量也很大。

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可見國庫藏量之巨。對封官的獎賞，也多獎勵帛品。監察御史張憲上書，李煜“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紡織業不僅是一種手工業品種，而且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質基礎。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詔書規定，“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絲帛，可見南唐絲織品的富餘存量。

• 鹽業

淮南揚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鹽業產地。揚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鹽城、漣水產量最大。尤其是揚州，地處南北通衢，自古鹽商巨富雲集，為全國鹽業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揚一益二”的說法。南唐立國后，以鹽業為重要資本，製鹽業成為江淮社會經濟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監，加強了對鹽業的管理。又在楚州設置鹽城監，“管鹽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統一，鹽城“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淮南鹽利在南唐統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後周南征取得南唐數州后，南唐鹽場盡失，經濟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稱願意“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周世宗“不許”，但是，為了進一步控制南唐，同意“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從此，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制南唐的一個經濟籌碼。

• 造船

南唐地處江淮水鄉，湖泊縱橫，造船業十分發達。唐朝後期，官府的造船業由於管理不力漸漸萎縮。楊吳與南唐時期，揚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設置造船工場，建造各類船隻。

瀕江臨淮的地理環境，使生活視野漸漸開闊的人們擴大了生活範圍，商品經濟萌芽后，日常商旅貿易，生產生活需要船隻開闢水路交通。比如南唐與契丹進行海上貿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交易規模如此之大，若在陸路阻斷的情況下，需要怎樣的船隻運輸可以推知；二是隨著漕運特別是鹽業的發展，造船業重新出現興盛的局面，沿海鹽場的成品鹽，都要輸送到集散地，船隻是首選的運輸器具；三是出於戰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業興旺起來。後周在大梁設立造船基地，南唐面臨戰爭威脅，加緊了造船競賽，既能建造碩大無比的戰船巨艦，又能建造短小靈敏的偵察輕舟。從周顯德三年（956年）到顯德五年（958年），雙方水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較量，從文獻里屢見不鮮的“皮船”，“橐船”等名稱里，可以想見當時雙方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四是出於外交航海的需要。由於南北交通的阻斷，南唐不得不尋求向外發展。譬如南唐與契丹交好，就是為了對付中原政權開闢了海上航路。又如出於軍事考慮從占城進口“猛火油”，再將此油運送到契丹，沒有巨大的運輸船隻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還與新羅、高麗、大食等國家保持聯繫，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術做保證。

• 造紙業

澄心堂紙是五代時期的名紙之一。南唐後主擅寫詩詞，喜歡收藏書籍和紙張，為此將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為澄心堂，作為作詩藏書之地。南唐後主還特地令四川造紙工匠來到澄心堂，仿照蜀紙製成一種質地優良的新紙，並命名為“澄心堂紙”。因為澄心堂紙的質量非常好，以至一紙值百金，是紙品中的佼佼者。此後宋朝、清朝也都學習南唐的技術，生產並使用了這種紙。

• 其他方面

江蘇地區瀕江臨海的優勢，使南唐統治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十分濃重的區域色彩。宜興歸逕一帶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窯址，反映江南一帶的制瓷業，無論胎質，釉色，造型還是文飾，都別具一格。南唐揚州蜀崗茶，常州紫筍茶聞名於世，由於茶葉生產的發展，制茶業在南唐興盛起來，南唐僅官府就有茶葉坊38處之多，專門生產高級茶品，供皇家和貴族使用。民間制茶作坊更多，境內私茶作坊有1000多處。南唐的造紙業中心在皖南，但據《江南通志》記載，當時六合縣曾設立“紙務”，今六合浮橋南一帶尚呼為“紙房”。由於李煜鐘好宣紙，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專門機構造澄心堂紙亦是可能的。有人從民間傳說考證，宣紙中的“白鹿”品種，就是在南京製造的，這種紙即是為了紀念一位從宣城到金陵造紙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揚州，潤州的金銀器和銅器製造堪稱典範，據傳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達六尺金蓮，令宮女窅娘立於蓮上，纏足翩翩而舞。

五代十國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里，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徵收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一功能的轉換，對於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於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划淮水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西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南唐伐閩之役，“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裡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占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占城國獻馴象”；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說“於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丰采”，並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

南唐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中國古代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於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脫胎換骨。不能說南唐完成了這個使命。

一是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唐代大城市實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鄭文寶在《南唐近事》中曾經提及的“雞行”，是南唐的鬧市區，宋《慶元建康續志》說此地“自昔為繁富之地，南唐放進士榜於此”。又雲，“戚氏《續志》雲銀行，今金陵坊銀行街，物貨所集。花行，今層樓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這些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製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著交換量的增加，一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潤州緊臨長江，南唐有詩讚金山江面：“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江邊有市，顯而易見是為了適應江上往來船隻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經不受到固定地點交易的限制。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溫的批評。這同時說明，由於利潤豐厚，象周宗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象徐家這樣的重臣，都捲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應是大勢所趨。不但城市裡商業繁榮，農村裡也商機多多。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說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一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共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元老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於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商旅的計謀。大商人的囤積居奇，一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裡購得絹品以充貢物。宋滅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閣避難的盡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與士大夫比肩於南唐的社會生活中，並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敗而告終。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質上是商品經濟萌芽的積極表現，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過程中出現的新氣象。雖記載無多，但我們還是能從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這一訊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費群體的出現，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著南唐在金陵建都，隨著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經濟能力雄厚，其生活狀態影響著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人董逌《廣川書跋》云：“江南當五代時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說，“於時宦遊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屬子孫，占籍於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南唐正是這樣，象韓熙載，盧文進，江文蔚，高越等，盡為北人，家眷人等動輒以百計。吳越兵臨潤州城下時，守將劉澄與馳援的盧絳有隙，盧絳對一裨將殺之未決，劉澄意在投降，乘機要裨將先出，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劉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主帥與裨將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數眾多，推而論之，整個金陵應在一個不小的數字。南唐重科舉，境內舉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長期滯留，成為又一個消費群體。盧江人伍喬，來金陵參加春試，“是歲同試數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時隨計金陵”，得到韓熙載的賞識；泉州人康仁傑，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賁“五舉猶為白丁”；而邱旭“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視書畫藝術，我國最早的畫院就出現在南唐，顧閎中，周文矩，徐熙，衛賢，王齊翰等一大批畫家，活躍在畫壇，他們與馮延巳等文豪才子組成了龐大的文人群體，這些人與官僚，貴族，富商聚居一處，使金陵平添了別樣的脂粉繁華之氣。一部分需要縱情聲色犬馬的消費者，則使唐代就已時興的藝伎隊伍不斷壯大，她們既是一種行業，更是一個消費階層。《韓熙載夜宴圖》中的王屋山就是當時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

四是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台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唐宋之交社會轉型的實質，政治上是民主意識的萌芽，經濟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誌，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築木工就出現在坊中；道路要清掃，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與河道的保養人員；城市範圍大了，路途遙遠需要車船，就有了腳夫和船家；有人求佛問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禍福，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樓眾多聞於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飲食業的盛況。南唐講究美食，僅李昪“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等。由於士大夫蜂擁南下，面點食品推陳出新，花樣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餅可以映字作勸盞，面能穿結帶，就連混沌湯也能注入硯中，堪稱神奇。服務行業進一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有叫周則的，年輕時以制傘為生，李煜嘗問及此事，答曰：“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五是南唐典章健全，“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輳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歧及”。可見儒風洋溢，已成氣候。在南唐，幾乎無士不儒，大凡儒者又各具個性，“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韓熙載，雖狂盪不羈，卻以才學而名世。"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為之文"，江文蔚與韓熙載名相上下，"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飧、禮儀，遂正朝廷紀綱“。因為他”知禮"，官封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烈祖李昪山陵制度，皆由江文蔚等裁定。徐鍇與韓熙載同為南唐詩文大家，陸遊稱兩人為”江左辭宗”。與其兄徐鉉”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雲“，而與後主”互為賁飾，儒者榮之“。這些名士與湯悅、張、劉洞、史虛白、江為、汪台符、伍喬、康仁傑、周彬、夏寶松等，都為當世所重，飲譽南北，為中原及其他九國所仰止。

李昪稱帝，國號為大齊時，曾鑄造過“大齊通寶”，錢幣界一度認為是唐末黃巢起義時鑄造的，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李昪鑄造更準確。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寶”錢，中興二年鑄“永通泉貨”當十錢，此外還鑄有“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等。

南唐作為十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一般認為南唐人口大約有五百萬，如果按照南唐末記載和統計計算，後主李煜時期全國19州3軍108縣為655065戶，人口大概為三四百萬，如果把劃出的江北十四州也計算在內，那麼南唐人口最盛時為五百萬左右。

南唐能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財富，這和統治者有效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五代亂世中，“以文治世”成為當時社會的思想趨向。楊吳時期的社會風氣就由尚武向文治轉變，南唐建立之後，延續了楊吳尚文的社會風氣。南唐三代國主本身都喜好文藝，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而且禮遇文士，倡導文治，推行了一系列發展文化事業的政策。在文教方面興建學校，鼓勵私學，倡導學風和推行儒學教育；倡導文學和藝術；搜集、整理文獻圖籍和編撰典籍；實行科舉取士，大力招攬人才，重用文士；還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

詩詞五代十國是詞的重要發展時期。西蜀和南唐詞人較多，水平也較高，從而成為兩個中心：西蜀有韋莊、歐陽炯等人，他們的作品後來由趙崇祚等收入《花間集》；南唐有馮延巳、中主李璟、後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後人集刻為《南唐二主詞》。李煜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詞人。晚唐五代的詞大都是描寫統治階級的享樂生活，題材庸俗，境界狹窄，風格柔靡。花間派的作品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國亡被俘以後寫的詞，或慨嘆身世，或懷戀往昔，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把傷感之情寫得很深摯，突破了晚唐以來專寫風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內容和意境兩方面都有創新，為北宋詞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

繪畫五代十國的著名畫家有後梁的荊浩、關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黃筌等人。荊浩擅長畫崇山峻岭，關仝師承荊浩而有發展，擅長畫關河之勢，兩人並稱為“荊、關”，是五代時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濃或淡的水墨描繪江南景色，兩人並稱為“董、巨”，是五代北宋時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一。黃筌擅畫宮廷的珍禽異卉，徐熙擅畫江湖上的水鳥汀花，兩人並稱為“黃、徐”，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的諺語，形容兩人作品的不同風格。此外，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亦為傳世的藝術珍品。

南唐統治者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點。

《四庫全書》所收南唐史著，計有陳彭年《江南別錄》；鄭文寶《江表志》、《南唐近事》；龍袞《江南野史》 ；馬令《南唐書》；陸遊《南唐書》；不著撰人的《釣磯立談》、《江南余載》；以及明陳霆《唐余紀傳》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遺記》。此外尚有無名氏《五國故事》和清吳任臣《十國春秋》敘及南唐史事。

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后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開寶四年（971年）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后，“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