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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
革命幹部、吉林省前副省長
周光(1912~1977)原名周百根,曾用名周干民,河南商城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長征。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民運部部長,湘鄂贛軍區、鄂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后,歷任旅大市公安總局局長、副市長,瀋陽公安軍司令部副司令員,長春市市長,中共長春市委書記處書記,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長。是中共八大代表。
步入軍旅
少年遂立大志,14歲便離開家鄉,到河南省白沙河鎮學徒做工。那時便開始接觸和了解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和主張,並從此投身革命。192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5月,在河南商羅麻參加工農武裝暴動,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四方面軍三十二師七十九團歷任戰士、班長、排長、連指導員、營政委、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等職,193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秋,周光在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政治部民運科長期間,因涉嫌放跑土豪(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十師抓獲的3個土豪因看押不嚴逃跑),曾被師部判處死刑。但他寧死不服。恰時軍政治部主任洪學智視察該師了解到此事,洪學智當即決定對此事待調查后再作處理。一個月後紅軍在一個山洞裡將土豪查獲,通過審訊證明周光與此事毫無關係,遂真相大白,於是軍政治部撤消了十師對周光的判決,還了周光的清白。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開始長征。一次,民運部部長帶周光率一個排到苦瓜寨一帶籌糧,被當地民團800多人包圍。作戰中,民運部部長負重傷,周光接替指揮,他沉著果斷,乘敵混亂迅派兩名戰士衝出重圍向軍部告急。待增援部隊一到,遂率戰士向敵人衝擊,配合增援部隊打垮敵人。不久,他任民運部部長職務。在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歲月里,他帶領民運部的幹部戰士衝破國民黨軍隊重重封鎖,克服少數民族地區群眾基礎薄弱帶來的重重困難,完成了收容、救護傷員和為部隊籌集糧草任務,有力地保障了部隊作戰需要。僅第三次過草地,在短短的7天時間裡,就為部隊籌集了2700多隻羊、200多頭牛、100多匹馬和17萬斤糧食。
抗日戰爭時期,周光先後到抗日軍政大學、晉察冀北方分局黨校和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深造。1940年8月,擔任晉中6分區政治部副主任,隨部隊參加“百團大戰”,親臨作戰部隊進行思想動員,與指戰員並肩戰鬥,出生入死,重創日本侵略軍。1944年10月奉調南下,擔任湘鄂贛軍區鄂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組織部隊發動群眾、武裝群眾,狠狠打擊日寇,為擴大湘贛皖抗日根據地,鞏固華東各解放區創造了條件。
1946年4月,周光奉調來到旅大公安總局工作,歷任主任、局長等職。在擔任總局訓練處(政治部)主任期間,他根據旅大地區的政治形勢和總局的任務,重點抓了幹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隊伍的整頓,提高了人員素質,純潔了警察隊伍。1947年擔任總局局長,經旅大地委批准,佩戴二級警銜(中將)。6月,國民黨政府派遣一個“視察團”到旅大,圖謀接管旅大地區。面對嚴峻的對敵鬥爭形勢,他堅決按照旅大地委確定的“拖延、孤立、留難、限制、監視”的鬥爭方針和策略,周密組織,挫敗了“視察團”的破壞活動。
1947年至1948年間,國民黨為了扭轉東北地區敗局,在對旅大地區實行經濟封鎖的同時,大肆向旅大地區派遣特務,建立反動組織,發展地下武裝。周光領導公安總局,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破獲了大批敵特組織。同時,採取嚴厲措施取締反動封建會道門,實行禁毒、禁賭、禁娼和打擊匪盜犯罪,使城鄉的社會治安秩序得到了明顯改善,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
為打破國民黨對旅大地區的經濟封鎖,支援解放戰爭前線,周光領導廣大幹警自力更生,大力發展生產,積極擴警擴軍,不僅解決了公安總局的供給和人員需求,而且為前線籌集、儲備、輸送了大量軍需物資和兵員。據統計,1946年2月至1948年9月,公安總局向前方輸送兵員3萬餘人,派遣醫療隊5批,有力地支援了全國解放戰爭。
大連警察學校創建初期,周光親自主持制定了警察學校的辦學宗旨和教學方針,並親自為學員授課。任總局局長后,他兼任警察學校校長,為教育和培養公安幹警辛勤耕耘。1948年,旅大公安總局(1951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連公安總隊)成立,他任第一總隊隊長兼第一政委。
1949年夏天,旅大地區遭到強颱風襲擊,沿海地區房屋倒塌,災害嚴重。市委、市政府迅速組織投入搶險救災鬥爭。周光親赴寺兒溝公安分局,帶領人員冒著風雨步行到災情最嚴重的沿海漁村老尖子溝現場視察、慰問,全村20幾戶人家,他無一遺漏地逐戶看望,對房屋已經倒塌或有倒塌危險的住戶,迅速妥善安置搬遷,對群眾的各種困難給以接濟,把黨的溫暖用實際行動送到了人民群眾之中。各戶老少對此無不深深感謝共產黨,感謝人民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光於1950年任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長。1950年11月後,調離大連到吉林省工作,先後任東北軍區公安軍第一副司令員,長春市副市長、市長,吉林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文化大革命”中,他雖然遭受衝擊,但仍然堅持指揮吉林省的工交生產和國家的重點建設,努力做好供應工作,保障人民生活。他身體虛弱,腳腫得穿不上鞋,仍然堅持深入工區。“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因肺心病日益加重住院。當時他的肺活量僅是常人的五分之一,呼吸短促,言談無力,他堅持邊吸氧邊工作。一次,他竟然不顧醫生勸阻,離開病床,遠赴吉林市,實地組織各項建設工作。後來,他病情進一步惡化,經多方救治無效,於1977年4月24日在長春市病逝,終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