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敏學

賀敏學（1904～1988），江西永新縣煙閣鄉黃竹嶺村人。賀敏學從小聰明伶俐，愛打抱不平。他7歲開始在南鄉道南書院念書，16歲考取了禾川中學。

1926年初，賀敏學同一批永新籍青年學生轉學吉安陽明中學讀書，在校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

1927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任永新縣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賀敏學與革命群80餘人遭到逮捕。在獄中，賀敏學秘密組織黨支部，擔任支部書記，在賀敏學領導下堅持獄中鬥爭。

1927年7月26日，永新、寧岡、安福、蓮花四縣農軍匯攻永新，營救出所有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四縣農軍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永新縣革命委員會，

同時成立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部，賀敏學、袁文才、王佐為副總指揮。不久，國民黨軍來攻永新，賀敏學、賀子珍等帶領永新農軍1000多人，偕同中共永新縣委領導人劉真、王懷、劉作述等，隨袁文才、王佐進入山區，堅持革命鬥爭，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前期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三灣村，對部隊進行改編後上井岡山。賀敏學進入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學習軍事，結業后。毛澤東特意安排賀敏學在袁文才、王佐所部工作，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二團黨委書記，協助黨代表何長工對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1928年2月，新城戰鬥勝利后，賀敏學擔任永新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在龍源口戰鬥中，賀敏學率領的永新赤衛大隊與袁文才率領的三十二團一部埋伏在老七溪嶺的高山密林中。當敵人開始進攻紅軍陣地時，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掉敵前線指揮所，造成敵軍全線崩潰，將敵軍一個團全部殲滅。龍源口大捷，取得了第一次反“會剿”的勝利，湘贛邊界鬥爭進入了全盛時期。

1929年1月，賀敏學隨紅四軍主力下山，他轉戰在贛西南和中央蘇區廣大地區，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賀敏學奉命留在贛南堅持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

1937年，賀敏學奉命前往安徽，先後擔任皖南教導大隊大隊長、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學校校長、新四軍軍部科長、蘇浙軍區司令部參謀長、蘇浙軍區第三分區司令員等職。

1946年6月以後，賀敏學投身於解放戰爭，先後擔任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參謀長、第四縱隊十三師師長、第三野戰軍九兵團二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參加了豫東、濟南、淮海、渡江、淞滬等重大戰役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賀敏學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委、黨委書記，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員。

1952年，賀敏學受命率領華東軍區三個師進入上海市區承擔建設上海的光榮任務。

1955年，賀敏學調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西安市委常委，西北建築工程總局局長、黨委書記、在那裡指揮完成了四個國家重點軍工建設項目的施工和安裝任務。

1957年，賀敏學率領工程部隊6000餘人轉到福州，擔任福建省副省長，分管工交和基建，具體組織領導了福州、廈門、三明等地市的基建工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賀敏學遭到打擊迫害。他當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8年4月26日，賀敏學病逝，終年84歲。

和毛澤東割不斷的情緣

賀敏學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縣委書記，戰爭年代叱吒疆場，先後7次負傷。雖然他是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勛，頭上還戴著毛澤東稱讚的“三個第一”的光環(即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第一，渡長江第一)，但當許多部下和同時代人群星耀眼時，他卻與軍銜失之交臂，轉業地方后，官不過副省；雖然他是毛澤東的至親，但從沒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黨和人民有過任何索取，甚至連一張和毛澤東的單獨合影都沒有。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絕無僅有的以副部級之職(逝世后，追授為正部級)被中央蓋棺論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英雄色彩不僅沒隨歲月消退，反而罩上了神秘的色彩。被歷史湮沒的賀敏學：引毛澤東兵上井岡，幫王佐、袁文才改造部隊，龍源口大捷，黃洋界上炮聲隆

1904年，賀敏學出生在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地主家庭。就讀永新縣禾川中學期間，與後來的“井岡山大王”袁文才成為同窗摯友。1927年3月，賀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和胞妹賀子珍、賀怡同為中共永新臨時縣委委員，時稱“永新三賀”、“賀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動后，賀敏學被推舉為中共永新縣委書記、永新縣革命委員會主席。隨後，寧岡、安福、蓮花和永新四縣農軍組建成贛西農民自衛軍，王新亞任總指揮，袁文才、王佐、賀敏學任副總指揮，賀敏學還兼任黨代表。9月29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千餘人來到永新三灣，並對部隊進行了改編。賀敏學派人和他們取得聯繫，並向袁文才作了通報。著名黨史專家金沖及在《毛澤東傳》中有過這樣的表述：“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衛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10月27日，毛澤東到達井岡山的中心茨坪后，馬上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農革命軍一營任宣教科長的貿敏學調至井岡山。原來，毛澤東在上井岡山前，就已通過永新暴動的領導人之一王新亞(在秋收起義時犧牲)知道了賀敏學。毛澤東調賀敏學上山，首先是為了召開一次有永新、寧岡、蓮花三縣原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也就在這時，賀敏學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會後，賀敏學被毛澤東留了下來，以便諮詢有關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岡山的情況。賀敏學利用和袁文才的關係，在毛澤東、袁文才兩邊穿針引線，使得毛、袁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升溫。不久，毛澤東答應了袁文才的邀請，搬到茅坪八角樓居住。八角樓離袁文才家只有百來步路，毛澤東與袁文才之間來往很是方便。賀子珍因瘧疾未愈，未隨永新的共產黨員一起回去，此時仍住在袁家。一來二去，毛澤東與生性活潑的賀子珍熟悉起來。賀子珍成了毛澤東了解井岡山一帶歷史、地理、農民鬥爭、風土人情的最好訪問對象。為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改造成一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賀敏學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於他從不居功自詡，加上各種原因，致使解放后黨史、革命史涉及對袁、王部隊改造的內容時，鮮有提到他的這段經歷，許多人的回憶文章中也未加提及。在賀敏學逝世后，當時在袁、王部隊擔任過連黨代表的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在悼念文章里，才將賀敏學的這段經歷給歷史和後人作了個明確清晰的交代。

1928年6月22日，在反江西國民黨軍第四次“進剿”的龍源口戰鬥前夕的幹部會議上，賀敏學陳述了一個出奇制勝的設想：敵前線指揮部設於龍源口附近的白口村，如我軍在白口村后的武功潭一帶山嶺埋伏一支小分隊，待敵我雙方激戰之時，突襲並打掉敵指揮部，勢必造成敵指揮失靈，為我軍的勝利創造條件。經賀敏學這麼一說，袁文才想起1927年7月和王佐率領農民自衛軍攻打永新時的情景。那次，他們的進攻路線並沒有經新、老七溪嶺，而是從老七溪嶺西麓繞向秋溪附近的武功潭。袁文才接過賀敏學的話說：我對武功潭一帶的地形也熟悉，就讓我帶1個連和賀敏學一起去吧。經過研究討論，會議採納了賀敏學的意見，由他和袁文才率三十二團1個連及永新部分地方武裝，於武功潭一帶埋伏，配合作戰，並相機襲擊敵前線指揮部。敵軍幾個團向新、老七溪嶺發動的兩頭攻勢十分猛烈。正在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之時，賀敏學和袁文才率兵奇襲白口村，收到了救急奇效。敵軍得知指揮部遭襲，亂成一團，全線崩潰，奪路往永新逃跑。紅軍和地方武裝密切配合，乘勝追擊；此戰共計殲敵1個團，擊潰2個團，繳槍千餘支。6月下旬，毛澤東和賀子珍在永新塘邊結為革命伴侶。當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合后，在一些人眼裡，賀敏學也隨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卻平靜地說：“子珍和誰結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還是我，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黨員。”1928年8月下旬，湘、贛兩省敵人探得紅軍大部隊遠在湘南未回，井岡山根據地空虛，遂糾合4個團兵力，分兩路“會剿”。守衛井岡山的只有三十二團和三十一團團部，勢單力薄。駐永新的三十一團一營除留下1個連在原地牽制敵人外，其餘部隊連夜從永新趕回井岡山，賀敏學率永新部分地方武裝也隨同上山參戰。敵強我弱，眼看戰事極為不利，三十一團團長朱雲卿感嘆道：要是我們也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的賀敏學突然記起：龍源口戰鬥時，三十二團曾繳獲過一門迫擊炮，壞了一個地方，送到茨坪軍械所修理，不知修好了沒有。朱雲卿喜出望外，準備派人到茨坪去取。賀敏學考慮自己熟門熟路，又是戰鬥間隙，便和連長譚希林、班長劉榮輝同往。他們來回4個小時，到下午4點左右，終於把迫擊炮以及僅有的三發炮彈抬上了黃洋界。此時，戰鬥進行得正激烈。敵人的攻勢雖沒有當初猛烈，但紅軍和赤衛隊的抵抗卻越來越弱，不僅子彈所剩無幾，人也乏了。這門姍姍來遲的迫擊炮，在連發兩發啞彈后，最後一發終於吼響了。敵軍見紅軍有炮，以為主力回撤，倉皇逃跑。黃洋界保衛戰勝利了，井岡山根據地保住了。毛澤東聞訊大悅，欣然命筆，寫下了《西江月·井岡山》的華彩篇章，內有“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一句，就是對這關鍵一炮頗具浪漫色彩的描繪。可以說，這一炮對保衛黃洋界乃至井岡山根據地都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賀敏學在關鍵時刻，自告奮勇和戰友抬炮上山，功不可沒。有關此事，他從未對外界講過，所以人們只知道黃洋界保衛戰中那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攜彈者何人。幾十年過去后，已是解放軍中將的譚希林和總後勤部秘書長的劉榮輝才道出此事。賀敏學的永新老鄉，曾任貴州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憶井岡山鬥爭諸事時，也留下了一行簡短文字：“(黃洋界)保衛戰的時候，他(指賀敏學)在小井一個倉庫里找到了三發炮彈，搬到哨口上，在俘虜里找到了一個炮手，結果三發炮彈，只打響一發。主席的《西江月·井岡山》中，‘黃洋界上炮聲隆’，講的就是這發炮彈。

毛澤東緩緩地對賀敏學說：他們整你，是因為我，你是受了我的連累呀！

1933年3月中下旬，賀敏學任新成立的紅二十三軍參謀長，指揮部設在會昌。紅二十三軍轉戰於粵贛和閩西大地，積極配合中央紅軍主力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成為贛南戰線最有力的主力軍”，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貢獻。第五次反“圍剿”時，由於失去了

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在軍事上又胡亂指揮，戰爭陷入危局。9月底，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中國名李德、華夫)來到瑞金，以中革軍委顧問身份行使指揮權，積極推行“左”傾教條錯誤軍事路線，使得戰爭形勢越發嚴峻。看到紅軍連戰皆北，成千上萬的指戰員在毫無勝利把握的消耗戰中倒在前沿陣地上，賀敏學忍不住對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發表了不同看法。誰知，他的這些話馬上被上報，隨即，一場政治鬥爭便降臨到了賀敏學身上。他受批鬥的理由是：支持過“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不久，賀敏學被撤銷職務，調往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學習。賀敏學被釋兵權，與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意圖進一步削弱毛澤東在軍隊的影響有關，只不過他們沒有講得那麼露骨，而是把賀敏學作為“鄧、毛、謝、古”線上的人。在此之前，毛、賀兩家的親人都連遭打擊。賀敏學的胞妹、時任瑞金縣委組織部長的賀怡，由於拒絕揭發丈夫毛澤覃的“反黨罪行”，繼毛澤覃被解除職務、送往中央蘇區北線偏遠地區協助基層工作后，也被免職送進了中央黨校，當作重點鬥爭對象，險被開除黨籍，幸有中央黨校副校長董必武力保。賀敏學年邁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們在子女影響下，不惜傾家蕩產甘冒風險投身革命，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卻嫌他們成分不好，連勤雜工作也不讓他們干。由於賀敏學不在中央和總部機關，所擔職務也不顯赫，平時又不顯山露水，暫時被那些當權者忽略，直到這次才被“收網”。相比之下，對他的清算已算較遲的了。1934年2月，紅大校長何長工調離后，賀敏學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在一些人的影響下，有些教員和學員動輒用白眼看他，挑他的刺。面對接二連三的打擊，賀敏學知道抗爭無用，索性埋頭教學。上課之餘，自己也補習文化，研究戰術。但後來，那些人連讓賀敏學當教員都不放心，害怕他在學員中散布不利言論，乾脆什麼工作都不讓他幹了。此時，毛澤東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雲石山上居住，距紅大不遠，賀敏學不時前去看望。當賀子珍牽著3歲的小毛出來迎接時，賀敏學一下子興奮起來，抱起孩子就用鬍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這甥舅相聚的歡樂氣氛，也深深感染了賦閑的毛澤東。在賀敏學與毛澤東談話時，天真活潑的小毛在兩個大人中間快樂地轉圈圈，使得這場談話一點也不沉悶。毛澤東關切地問起賀敏學的近況，而後緩緩地說：他們整你，是因為我，你是受了我的連累呀！許多老同志在談論或回憶賀敏學時，少不得要提到他歷經坎坷、屢遭磨難、不得其志的一面。此情此因，除了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毛澤東確實有關。概而言之，是沾光少受累多。就把1928年至1934年作為一個橫斷面來說，這是賀敏學一生中工作調動最為頻繁之時，而每次調動幾乎都隨毛澤東的起落而起落。賀敏學跟毛澤東的姻親關係，被置於路線鬥爭的平台上，他就無法擺脫跟毛澤東有關的命運安排。由於賀敏學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就算毛澤東地位如日中天時，別人對賀敏學也難免有種距離感。所以不管賀敏學表現如何，能力多強，一些人都難以消弭這種距離感。重用你，是因為你確有能力，打仗有方，也適當照顧到毛澤東的面子；不重用你，是因為你有那種關係，跟你要保持一種距離，要跟你斗一斗，要跟你身後的人物暗中較勁，甚至可以明示：革命者就是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我不重用他，還是為你避嫌，使你免授人以柄！在送賀敏學下山時，面對眼前一排蒼勁有力的青松，毛澤東忽地止步，仰望片刻，才幽幽地吐出杜甫的詩句來：“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毛澤東、賀子珍和弟弟賀敏仁都在轉移人員之列，小毛跟隨部隊行動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給誰好呢？賀子珍和奉命留在蘇區的兄長賀敏學商量，兩人一致認為，最好的辦法也只有托給妹妹賀怡了，因為她和毛澤覃也是留下來的人員。送走賀子珍后，賀敏學馬上到瑞金梅坑馬道口，向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報到，參加中央軍區的籌組工作。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風雨人生

挑起大上海防空重任

新中國建立之初，賀敏學先後擔任過山東軍區參謀長、蘇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50年底，原本準備入朝抗美的賀敏學，被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長的陳毅留了下來，擔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向賀敏學等人交待任務：我們解放了上海，解放了華東，但只解放了領土，還未解放領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沒有制空權，遭到敵人的空襲怎麼生存？因此，你們得把天給我看好了，儘快取得制空權！華東防司成立前，已有上海防空司令部。後來根據分工，華東防司駐南京，主要負責上海之外的整個華東地區的防空。解放伊始，敵機對華東沿海頻繁空襲，但華東地區的防空力量相當薄弱，在蘇聯空軍來華援助時，不要說高射炮，就連高射機槍都缺少，而且這些較為先進的武器主要還得布防在上海周圍。防空是個新課題，也是大難題，賀敏學在此新領域既非“巧婦”，還面臨無米之炊的難題，但困難壓不倒他，他做出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摸索，對防空部隊和武器作了較為合理的布防，主要擔任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廈門等繁華城市的防空任務。華東的防空力量雖陸續有所加強，但因條件所限，仍不能有力地防敵空襲。

1951年2月，華東防司在賀敏學率領下，奉令由南京遷駐上海，與上海防司合併為“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由賀敏學任司令員，郭化若兼任政治委員。4月18日，根據中央軍委電令，郭化若兼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賀敏學改任第一副司令員。郭化若一身數任，主要職務為華東軍區公安部隊(原淞滬警備部隊)司令員，因此防司實際上仍由賀敏學主持工作。6月23日，華東軍區司令部發布命令，由華東防司於6月28日組織全華東地區的防空部隊舉行一次實兵演習，以賀敏學為演習司令員。賀敏學心裡清楚，這次防空演習，實際上是檢查華東防司與上海防司合併后機關的指揮能力、部隊訓練水平和作戰能力。這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任務艱巨，準備時間短促，賀敏學立即高效地開展了工作。演習原定於6月28日上午進行，因天氣影響，改為29日下午進行。親臨現場、自始至終觀看了演習全過程的軍委防空軍司令員周士第，肯定演習是成功的，讚揚了華東軍區防司和各部隊的工作有很大成績。這次實兵演習，讓賀敏學的指揮水平上了一個層次，他的嚴格、認真和嚴於律己、愛護同志，給華東防空部隊廣大指戰員留下了深印象。

1952年8月，上級通知：賀敏學轉業地方，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建築工程部副部長。

心血澆鑄福建工業發展里程碑

在西管總局撤銷后，原定賀敏學就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長。他到北京還沒正式上任，負責組織工作的老戰友宋任窮會見了他，以徵詢的口氣道：你的工作能否變動一下？邊說邊遞過一封信，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葉飛寫的，請求中央調賀敏學到福建省擔任副省長，主管全省建設。賀敏學明白了，今天宋任窮是出面做自己的工作來的。宋任窮語氣溫和：你也知道，主席的“論十大關係”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沿海工業經濟，1958年福建準備大搞工業，你懂軍事，會打仗，又有建設經驗，到福建前線大有用武之地。當然，你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向組織上提出來，我們會慎重考慮，尊重你的意見。賀敏學笑道：我好似一個要出嫁的姑娘，葉家要娶我，你在中間作媒。你是井岡山的老戰友，他是新四軍的老上級，我還有什麼好說的。賀敏學是在1958年那場舉世聞名的“八二三”炮戰後不久來到福建的。此時，由西管總局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建築隊伍都基本到位。其中，分配到福建的是原建築工程三公司，加寶雞工程處，還選調了100名工程師，共計1萬餘人，在原西管總局副局長黃欣帶領下，分乘多輛專列赴閩，組成福建省建築工程第一公司。賀敏學到任后，葉飛同他暢談了省情：福建的工業相當落後，國防建設、發展農業林業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受到影響，造成落後的原因，一是解放前就落後，二是解放後福建一直被當作國防前線。今後不能這麼搞下去，要搞建設，得注意工業問題。他還告訴賀敏學、毛澤東和許多中央領導都表示支持福建搞些必要的工業。賀敏學問：海峽兩岸還處於炮戰中，如何建設呢？葉飛說：不要怕打破罈罈罐罐，既要保衛祖國，又要建設福建，儘快結束福建工業落後的狀況。賀敏學看出了葉飛的決心，信心也就更足了。10月初，福建省委在龍岩召開工作會議。為了讓賀敏學了解情況，葉飛親自帶他提前幾天出發，一路考察省情。這次沿線考察和討論工業問題的省委工作會議，使賀敏學對福建的省情有了初步的認識。隨後，賀敏學廣泛聽取意見，通過開調查會、找幹部談話、查閱檔案資料等方法，掌握到了更為詳細的資料和數據，並開始精心設想、勾畫建設福建的宏偉藍圖。剛上馬的三明工業基地任務艱巨，基建任務繁重。11月，賀敏學親率一支短小精悍的工作班子趕赴三明，著手組織施工前期工作。賀敏學一下車，便深入工地看望奮戰在第一線的建築工人。儘管他對三明的艱苦做了大膽的想象，現實仍出乎意料：工人們住的是荒郊爛泥土上的茅草屋，連擋風的門都沒有，一到夜裡，狂風從門洞里呼嘯湧進，下雨時更苦了，人人都成了落湯雞，而所謂的廠房，竟只是幾根柱子；三明滿目荒山，雜草叢生，墳塋遍地，沒水沒電沒住所，到處是牛糞和雞屎，不僅蒼蠅蚊子多，老蛇也時常可見。賀敏學鼓勵大家做光榮的開拓者，在三明建起福建的烏拉爾(指蘇聯戰後建設的工業基地)，結束福建手無寸鐵的歷史，在福建工業發展史上建造一座光輝的里程碑。年過半百的賀敏學，白天下現場，晚上開會研究，連續工作40多天，為這個新興工業城市，也為福建省新的工業基地鑄造雛形。一天在工地上突遭雨淋，加上連續作戰，疲憊至極，在第二天的彙報會上，精神不振，眼睛似睜非睜，不時用手托頭。秘書孫海林見后，感到奇怪：以前賀老開會上班都是精精神神的，從不打瞌睡，今天怎麼了？他忙給他遞過熱毛巾，走近一看，卻發現他的臉燒得紅紅的。與會人員紛紛勸他休息，他仍堅持聽完彙報並對問題作出決定后才躺到床上，其時高燒已達39．6度。

創業之初的三明衛生條件差，疾病蔓延快，已出現腦膜炎疫情，而工地上僅有一所30張病床的小醫院，完全不能適應需要。賀敏學經過連續打針吃藥，3天後高燒是退了，體質卻很虛弱，不時咳嗽。他卻不當一回事，又拖著虛弱的身體，投身緊張的工作，不是叫人來彙報，就是往第一線跑。賀敏學當年在華野十二師的老搭檔伍洪祥，此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受省委委派兼三明公社黨委第一書記，主管三明工業基地工作，與賀敏學又開始了並肩戰鬥。回憶這段往事，伍洪祥對筆者說：“三明工業基地建設，賀老是有功的，沒有他率的建築隊伍不行。可以說，他的到來，解了葉飛和省委的燃眉之急。”他在回憶錄中亦云：“(三明工業基地)建築施工的骨幹隊伍是從大西北調來的一支工程隊，負責安裝的則是福建冶金電機安裝公司。調這兩支隊伍應歸功於賀敏學，是他親自帶這兩支隊伍參加三明工業緘建設，做出了特殊貢獻。”

1958年12月，三明鋼鐵廠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宣告完成，開始安裝調試。葉飛聞訊，很是興奮，提出：三明鋼鐵廠於元旦出鋼，來個開門紅。三鋼等廠礦企業要早日上馬，必須解決水的問題。水廠是最先投建的項目之一，承建水廠的省建一公司也是賀敏學手下的部隊，幹部和工人18天就建成了水廠廠房。沒有鋪設水管的鋼管，工人們硬是用木片箍製成大水管，鋪通三鋼、三化的供水道。一次發洪水，水勢兇猛，水廠的主水泵房淹沒淤塞。情況危急，廣大幹部職工為了清除淤積的泥沙，不顧生命危險，頂住洪水游進泵房中，一桶一桶地把泥沙排出。水勢減弱只淹到人們的脖頸時，大家就排成隊進入泵房排疏淤泥，參加搶險的人都變成了泥猴。經過幾晝夜的連續奮戰，終於清除了泵房淤泥，保證了工廠用水。

1959年元旦深夜，三明水廠開始向三鋼供水。1月2日24時，三明鋼鐵廠一號轉爐煉出了紅彤彤的第一爐鋼水，結束了福建不產鋼的歷史。繼三明工業基地后，賀敏學所作關於南平、廈門地區工業、基建工作的調查報告，為省委、省人委決策提供了科學參考。對省會福州的建設，賀敏學也傾注了無窮心血。50年代的福州狀況是：道路不平，街道狹小，樓房低矮破舊，通訊不暢。針對這些落後情況，賀敏學幾經斟酌，胸有藍圖，決定在福州搞幾個像樣的建築：在東街口建郵電大樓，拓寬五一路，興建華僑大廈等高層建築。賀敏學如此動議，有人歡呼，也出現了不同意見，甚至有人明確反對，說華僑大廈、郵電大樓太奢侈了，賀敏學好大喜功，這些工程勞民傷財、不適合福建前線的情況。賀敏學據理而爭，力排眾議，並主動做不同意見者的工作：搞基本建設，眼光要長遠一些，不能老是近視眼，要看到今後30年的發展前景，要為後人造福。西安的人行道、非機動車道，比我們現在的公路都要寬，我們再把路弄得小家子氣，會被人家笑話的！至於搞高層建築，既能節約寶貴的土地，又可適應時代的要求，何樂不為？由於賀敏學的極力主張，並得到葉飛等主要領導的支持，這些工程終於得以上馬。但五一路在具體施工時，在省里持不同意見的某領導指使下，道路兩邊起碼被削減了3米，其理由是，福州不到70萬人，哪裡需要這麼寬的馬路。對五一路上的建築物，賀敏學的規定是；主要是建高層建築，不上10層不能建。但在執行中也被人給修改了。在事關百年大計、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程建設上，賀敏學認真負責，精益求精。他虛心聽取專家和群眾意見，極大地發揮各方的智慧與力量。建郵電大樓時，工程師們設計好圖紙后，賀敏學審查時感到不夠完美，有修改的必要。但他不武斷，先找來專家、工程師、技術人員現場辦公。他指著圖紙說：5層樓太低，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事物，最少也應建8層，蓋幾年又拆，勞民傷財吶！大廳里搞雙排9根大圓柱，省事是省事，缺點卻很多，一占面積，二不美觀，三是群眾進入廳堂不僅碰碰撞撞，而且影響視線。你們能不能用另外的辦法，用什麼力量來撐住大廈？限於當時的技術，沒有柱子到底也不行。賀敏學聽取彙報后，幾經斟酌，提出修改意見：取消雙排9根大圓柱，改用3根17毫米螺旋鋼筋橫樑，樓面木板改鋼筋水泥，廳堂兩側放木製靠椅。這樣，人多時也不會擁擠，一些人辦業務，一些人則可坐下休息。對郵電大樓直、橫遮陽板問題，賀敏學堅持要搞橫的，理由是：怕樓門玻璃破了，掉下來壓傷行人。在場的幾位領導及工程技術人員，都認為賀敏學所提修改方案可取，一致同意採納了他的意見。新的設計方案由集體決策定案，開工之後，賀敏學經常親來現場，號召大家群策群力，拿出第一流的建築作品向福建人民彙報。福州郵電大樓落成，名噪八閩，國家建工部和郵電部都稱讚不已。它不僅是福州也是福建最高的建築，還是最漂亮的新建築。經40多年的風雨，郵電大樓至今仍完好無損，其質量仍然是福州市城建第一流的。但在當時，賀敏學的超前意識卻為一些人不理解，以致在為娃娃們蓋福建省最好的中學——福州一中時，他主持制定的方案遭到擱淺。學校建成后，賀敏學頓足嘆息：太小家子氣了，照我們的方案，要宏偉可觀實用好幾倍！宋任窮對井岡山老戰友賀敏學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工作評價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去，創造性地工作，成績顯著，有口皆碑”。

魂歸井岡

八旬高齡的賀敏學不顧年邁體弱，堅持工作。雖然經常咳嗽，痰中還偶爾帶有血絲，可他毫不在意，吃點葯后又去參加各種會議，討論問題，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1985年的一次體檢，發現賀敏學得了癌症。他並沒有什麼思想負擔，還豁達地對妻子和孩子們說：我希望趁著腦子還不糊塗，為國家和福建的經濟騰飛多出些力，再做點事，希望你們不要阻攔我，否則讓我躺在床上不動，即使多活幾年我也不幹。1986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會議。賀敏學因病體初愈，大家都勸他別去。他卻發了脾氣，說就是進八寶山我也要去，這個會一定要參加。就在會議中途，他肺部疼痛，身體發高燒。被送進醫院，病情稍有好轉即回福建繼續治療。福建省委、省政府對賀敏學的病情十分關心，組成專門醫療小組精心治療、護理。為了他休息和治療方便，省委還專門請他在溫泉賓館11號樓居住。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多次前往看望，指示醫護人員想方設法，全力治好病。雖然醫生報過病危，但賀敏學卻又奇迹般地從鬼門關抽身出來了。

大病初癒感到來日無多的賀敏學，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是關於自己所謂的歷史不清問題。8月間，他從伍洪祥那裡得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丕顯回到了福建，馬上提出要見他。陳丕顯親切會見了這位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老戰友和他的妻子。賀敏學一見面就說：阿丕，韓XX、XXX講我有歷史問題，長期懷疑我的歷史，卻又不把組織結論和我見面，這問題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賀敏學提及的兩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領導，陳丕顯見賀敏學帶病談“問題”，而且語氣很重，吃驚道：他們講你究竟哪一段有問題？賀敏學生氣地說：還不是說我在贛南時被捕過，叛徒龔楚沒有殺我！陳丕顯聽后，說：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搞清楚了嘛！我當時是負責南雄這塊的，你出來后，找到了我，又找過項英，組織上對你進行了審核考察，清楚你的歷史，對你也是信任的，他們怎麼冒出這個事情來?!一旁的伍洪祥知道賀敏學解放后，特別是到福建后所受的各種委屈，對陳丕顯說：丕顯同志當初作個正式結論就好了，還差點讓它成了無頭案。陳丕顯為這兩位福建省委前領導人對賀敏學瞎猜測亂懷疑之行為心頭有氣，也為當初自己在賀敏學出獄后沒把結論做徹底而滿懷內疚之情，他向賀敏學所受的冤枉表示了深深的歉意。陳丕顯的表態清楚后，賀敏學始知這兩位黨內同志這些年來對自己背後搞的鬼，他極其氣憤地對妻子李立英講：他們先死我不送花圈，我先死，也絕對不給他們發訃告，不要他們的花圈！

不久，賀敏學在溫泉賓館迎來了生日，省委給他送來了壽桃和蛋糕，許多老同志紛紛前來到賓館慶賀，陳丕顯在伍洪祥、尹峰夫婦的陪同下，也到賓館看他來了。

1987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六屆五次會議。賀敏學抱病與會，回到福州后再次病倒。見父親卧床數月不起，終日陪伴在身邊的只有母親，女兒汪洋很揪心，想把父親的病情告訴哥哥姐姐，賀敏學堅決不讓告訴，而要他們在外安心工作。漣組織上都看不下去了，到8月賀敏學過生日時，組織出面把他們叫到福州來。賀敏學知道后，還堅持要自己出路費，不讓增加組織的負擔。

1988年春節，賀敏學堅持參加了省委在梅峰賓館召開的團拜會，不慎感冒，隨後又病倒了。3月6日，政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會議，賀敏學因病重未能出席，還專門交待家人要替他請假。在這次會上，他作為特別邀請人士，繼續當選為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接到通知后，他氣喘吁吁說：謝謝組織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不能工作了，還是把名額讓給別人吧。賀敏學生病後，除了女兒女婿，妹妹賀子珍、賀怡的孩子們也紛紛前來看舅父。在他們的心目中，媽媽死後，舅舅就是世界上最親的人。賀敏學為見到孩子們而高興，同時叮囑他們不要為了前來看他，而耽誤了工作。就連在福州工作的女兒賀汪洋，也受父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只有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來父親病床盡孝。2月28日早上，從北京趕來的外甥賀麓成，向舅舅談起了1987年的井岡山之旅——看到了姨媽賀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岡山的革命史料展覽。他靜靜地聽著，當賀麓成談到袁文才、王佐時，躺在床上的他忽然舉起了雙拳，說：“袁文才很相信我，聽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會武打，我從小學過武打，他打不過我。”談到賀家一門中有10多位親人為革命獻身，賀敏學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對外甥說：“你們好好地為國家作貢獻，加強學習，鑽研業務，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們工作有成績，我就死而瞑目了!”4月26日，在親人們的守候中，賀敏學在福州鼓山療養院安詳地閉上了眼睛，終年84歲。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賓館禮堂為賀敏學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輓聯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岡赴疆場初顯英雄本色；逢浩劫處逆境更見烈士高風。”

1989年4月26日，賀敏學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願，他的骨灰由夫人李立英，女兒小平、汪洋，外甥賀麓成、賀春生等親屬護送安放在肅穆、莊嚴、雄偉的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

賀敏學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