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

抗日戰爭時，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科科長、四縱隊政治部主任等職；1940年新四軍東進后，受命任中共東台城工委書記，兼任東台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解放戰爭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四軍副政委等職。

全國解放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職。著有長篇小說《戰爭與人民》，短篇小說集《崖邊》，中篇小說集《任務》等。

彭柏山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后，化名從獄中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辨認，確定是彭的筆跡。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給彭，直到1937年彭獲釋。他1938年去皖南新四軍軍部，1953年轉業到上海，任市委宣傳部長。因無罪證，只得說彭屬“胡風一般分子”，送農村改造，在青海等地流放后，彭到河南農學院圖書館當數據員，“文革”中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幾乎揪光后自殺身亡。

1980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獄昭雪，彭柏山的“胡風分子”帽子也屬子虛烏有，中共上海市委為他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並為彭柏山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柏山同志的骨灰盒上覆蓋著莊嚴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彭柏山同志愛女、上海電影製片廠知名導演彭小蓮，最近執導了客觀反映胡風冤獄形成的紀錄片《紅日風暴》，已與廣大觀眾見面。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高潮時，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發表了一篇名為《論胡適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的批判文章。與當時發表的成千上萬其他聲色俱厲的大批判文章相比，這篇文章並不引人注目。不過，若把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與作者本人後來的遭際聯繫起來，則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適所主張、宣揚的“個人主義”。他問道：“胡適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簡單地說，他是一個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政治陰謀家。”作者認為“這種所謂發展個性的思想，實質上是在於一方面把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天才’的個性的發展；一方面用發展個性的幌子來陰謀拆散勞動人民的集體行動。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義形成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的理論。”胡適在中國“宣傳這種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極端反動的個人主義思想，一方面為中國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開闢了道路，同時也就是胡適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胡適的思想，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是以個人主義作為基本原則，以實用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以改良主義作為他在政治上進行反人民活動的陰謀手段。所有這些，也正是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性質和生產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對胡適的個人主義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又指向尚在國內的“個人主義”：建國后“社會主義已在全國範圍內佔了壓倒一切的優勢”，“一切個人主義思想、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改良主義等等，已沒有合法的地位。”但由於“國內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國外帝國主義仍然包圍著我們”，“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仍然起著危險作用”，所以“必須進一步展開鬥爭”。他進一步說：“在我國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企圖維持現狀，取消階級鬥爭……這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毫無共同之點，因而是極端反動的。”因此要加強鬥爭，“必須從思想上清除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改良主義等等”。

歷史有時確是殘酷。這篇文章發表於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報》，但就在三個月後，此文墨跡未乾，彭柏山本人於5月中旬在上海卻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聯”成員，與胡風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在新四軍中任職，解放戰爭時曾任華東野戰軍軍政治部主任，某軍副政委，建國后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資格不可謂不老，官階也不可謂不高，但僅因30年代與胡風的關係（如今眾所周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轉眼便成為階下囚，隨即被開除出黨，備受迫害，毫無辯白的“個人權利”，終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獲平反昭雪。

從彭柏山撰文嚴批、並主張用“階級鬥爭”來徹底清除“個人主義”到一夜間反成為他所宣揚的“階級鬥爭”的“專政對象”、其個人基本權利（甚至生存權）都沒有絲毫保障，這當然不能說是歷史的報應，應當說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但是，彭柏山的悲劇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正因為此，才會有論者在幾十年後痛定思痛地寫道：“個人是人類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單位，但每個個人又是一個小宇宙，代表了整個人類，也是社會進步的終極目的。個人身上包含著一切人類的價值：沒有個人的尊嚴，就無人類尊嚴可言；沒有個人權利，就無人權可言。個人的貶值也就是人的貶值，摧毀個人也就是摧毀人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