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欒書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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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

釋文：正月季春中的正月表示夏正，而不是現在所說的一月；季春為三月；畜孫即孝孫；也為虛詞，但不是句末語氣詞；欒書為作器者。

此器光素無紋，器頸至肩下有銘文5行40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為欒書子孫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來習稱欒書缶。器蓋上亦有銘文8字。欒書又稱“欒武子”或“欒伯”，是春秋時晉國大夫，執政14年，於魯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將中軍，卒於公元前573年。器上錯金銘文字形規整，至今熠熠生光。錯金技法創於春秋中葉，但此缶無論從器形還是字體看，都屬楚國作風，故實際是後來入於楚國的欒書子孫的遺物。

“欒書”青銅缶器形似壺，小口，短頸溜肩，圓腹，矮圈足，圈足外緣有三個等距離的小長方形片狀飾向外側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蓋頂弧形，蓋面內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小長方形微凸的卡。蓋上和腹側各有四個對稱的環形耳，耳上有陰線的雲紋。缶蓋與腹表均有銘文。蓋銘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銘錯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

此器相傳出土於河南輝縣。1958年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將其定名為“欒書缶”，認為欒書即為欒武子，“欒書”青銅缶鑄成在魯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長期以來學術界一般將“欒書”青銅缶作為春秋中期晉國的器物來看待，視之為一件極具史料價值的珍貴文物。

20世紀90年代初，有學者根據新發掘的考古材料，對傳世的“欒書”青銅缶的年代和產地有所質疑，指出該器應定為楚式器物，而不是晉器。作器時間，有的認為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人認為應在戰國時期。

1990年，歐燕先生撰寫《欒書缶》，從考古類型學的角度，指出這件器物的年代不能早到春秋中期，缶應該為戰國楚器。同時，王冠英先生也不同意為欒書之說。專門研究楚國青銅器的劉彬徽先生，作了更詳密的論證，基本認定這件器物為戰國楚式器物。

李學勤先生在《欒書缶釋疑》中，推測此缶是春秋時居住在晉楚之間的蠻族部族。蠻族部族被滅后，流落到楚國的蠻族後裔，就做了這件缶了。

金銀錯工藝產生於春秋中期前後，其工藝程序是先在青銅器表面鑄出淺凹的紋飾或銘文，如果是特別精細的紋飾，則是在器表用墨筆繪出紋飾，按紋飾用硬度較大的工具鏨刻淺槽，然後在淺槽內嵌入細薄的金銀片或金銀絲，再進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銀片與銅器表面相平滑，最後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進一步打磨，使器表增光發亮，從而利用金銀與青銅的不同光澤映襯出各種色彩。這種工藝在初期時比較注重施於銘文，“欒書”青銅缶的銘文正是這種工藝最初興起時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