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得文集

唐劉禹錫（772-842）撰。禹錫字夢得，故名。此書《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卷，題《劉禹錫集》，《宋志》並著錄《外集》七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此書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搜其遺詩四百零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為《外集》，故今本《外集》為宋次道編輯。《集》中的文部分，特別是《天論》三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劉禹錫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在序文中說，寫《天論》的背景是“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雲，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雲。”這就說明他的《天論》是有繼承性的，也是有針對性的，他和柳宗元-樣，繼承了《荀子》中的《天論》思想，而他又對柳宗元的《天說》進-步加以補充說明。他提出“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學說，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肯定了自然的職能在於“生萬物”，人的職能在於“治萬物”，，“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駁斥了當時的“因果報應”論和韓愈的“天人感應”說。在關於認識和了解自然方面，劉禹錫提出“數”和“勢”這兩個概念，並總結出-個原則：“數存而勢生”，進而提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數而越乎勢”的命題。《辯跡論》、《答饒州元使君書》、《訓氓》諸文，反映了劉禹錫的歷史政治觀點，他遵從傳統的儒家學說，認為三王之道在實質上是不可改變的，主張為政要有“聲”，有“實”，為政必須修身，修身又“必將及物”。在《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中，劉禹錫闡述了儒、佛二教的作用，反映了他既尊儒又崇佛的矛盾心態，認為“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因為儒教不著重講人生的根本問題，就社會論社會；而佛教著重講生死輪迴，所以在世道混亂的前提下，佛教優於儒都；他說：“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皆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言頓悟，不踐初也。”他認為佛教的“真心”，相當於儒教的“元氣”，反映了他同柳宗元等人-樣，有用儒家思想解釋佛教的傾向，都企圖用儒家的-些範疇去談釋佛家。劉禹錫所處的時代，正是佛學向道學過渡的時代，他是這個時代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所以，此書不僅對研究劉禹錫本人的思想有重要價值，對於研究唐代儒、佛兩教對社會的影響及唐宋之際儒學發展等均有重要意義。

此書又名《劉賓客集》，版本較多，主要有《嘉業堂叢書》本，《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1974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劉賓客文集》影印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劉禹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