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紫

——憶《南方日報》創刊初期歲月

□ 劉 軍 《 新聞戰線 》（2010年第2期）

194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遵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指揮南下解放大軍和廣東地區的人民武裝，以破竹之勢，一舉解放了華南最大的城市——廣州，並繼續揮師解放廣東、廣西全境。經過緊張的籌備，10月23日，作為華南分局機關報的《南方日報》正式創刊出版。《南方日報》在新解放區創刊后，圍繞中共華南分局中心工作，服務大局，發揚黨報優良傳統，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及時報道華南各路大軍繼續解放華南各地的消息以及各地建立和鞏固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改善民生的情況和經驗，指導工作，對宣傳群眾、組織群眾起了很大的作用。撫今憶昔，筆者從一個側面回憶南方報人創刊初期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對於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或有激勵、借鑒作用。

1950年9月7日上午，一輛半新的客車駛進石牌原中山大學文學院，走下車的南方日報總編室副主任陳魯直、人事科長何懼，把馬彥珣、我、蘇仲熾、張欣等14人從華南分局宣傳幹部訓練班接回報社。

此前，自1950年元旦南方大學成立暨第一期開學典禮起，我們近四千學員，在可容數千人的大草棚里，已聽過葉劍英校長在開學典禮上所做的重要報告。大家對參加革命，建立新中國，滿懷豪情。

那時，報社宿舍已搬到廣州沙面復興路27號，另有些分散在別處。該樓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面住著潘朗一家，西面住著副總編輯曾艾荻一家，北廳約20多平方米，我和林延隆等5人就落腳那裡，南廳住著其他七八人，很逼仄。時值爭秋奪暑季節，又無風扇，熱得夠嗆，而且晚上睡前十多人要排隊在一個浴室等候洗澡。

剛解放，百廢待興。先到報社的同志一律穿著組織發給的灰色粗布制服。吃飯在大飯堂，多為一碟以菜為主加幾塊肉，喝大盤菜湯。下午返報社開會，陳魯直先向我們表示歡迎之意，接著介紹了報社概況，主要領導，以及報社的辦報方針、任務等等，並提出我們要集中一段時間學習黨報的新聞政策和新聞業務，聽領導同志報告，然後上崗。會後他領我們到編輯、經營管理兩大部門辦公地參觀。編輯部各組多是一間只有近20平方米的辦公室，內相對放著兩排辦公桌，緊靠著，相當擠迫；社領導辦公室也很狹窄。至於經營管理部，包括發行、財務、廣告、行政等所有部門均在樓下一個大廳辦公。

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恢復時期，幹部都實行“供給制”，生活艱苦。到1950年，南方日報等部分單位轉為“低薪制”，除衣食住行開支外，所余無幾。但大家為了建設新中國這個崇高理想，都不講價錢，不怕艱苦，埋頭苦幹。

學習結束，我和馬彥珣、林延隆等分配到農村組，其他人則分配到工業、財經、政法、文教、讀者來信組，先當見習編輯、記者。一上班，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朝氣蓬勃、緊張工作的景象，無論報社領導、組長還是記者、編輯，人人都埋頭工作，爭分奪秒。常有人早到遲退，晚上燈火通明。報社領導審清樣，常工作到深夜。有時，為等候華南分局重要稿件及時見報，直到次晨三、四時簽樣付印才返宿舍睡覺。

農村組兩任組長何嘉瑜、鍾紫都是“工作狂”。那時，華南分局部署在各地建立政權，清匪反霸，並在龍川、興寧、揭陽三縣進行土地改革試點，同時做好以廣州市為首的城市工作，報社也以此作為宣傳報道的中心任務。為此，報社派出大批能力強、業務精的記者到農村去採訪，並建立通訊員組織工作。農村組則受編委會委託，聯繫各地記者和通訊員，傳達編委報道要求，處理部分稿件。我由何嘉瑜分配重點聯繫通訊員，處理來稿，幫助建立通訊組織，間或處理少量記者來稿。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各地通訊員來稿增多。對此，我確定了四條原則：一、能用的用；二、不能用的每稿必復必退；三、對常來稿的積極通訊員，重點複信，告訴他來稿不合用的原因，存在缺點，如何提高稿件質量；四、對一段時期不能用的稿，寫一篇綜合分析其通病及改進的來稿述評。這無形中帶來了很多額外的工作，但我常常夜以繼日，放棄休假去干。

1951年起，編委會同意農村組出版一本名為《通訊工作》的月刊，以提高通訊員的思想業務水平，何嘉瑜指定由我負責。接受任務后，我制訂出編輯出版計劃，分為報道提示、來稿述評、好稿介紹、通訊工作中的好人好事、好經驗等欄目，經何嘉瑜同意后報分管副總編輯曾艾荻核定，付諸實施。任務亦很繁重，為發動群眾，我請了各組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寫文章，如工業組的陳秋舫、財經組的陳漢傑、農村組的周寧霞、文教組的岑荔丹，還有社外的艾治平，通訊員林慶榮、廖榕基等都惠賜鴻文，大力支持。我從發稿、編排到校對等一肩挑，還寫過《新聞報導要站穩立場》、《怎樣健全通訊小組》等文章。工作繁忙，但收到通訊員表示刊物對他們甚有幫助的鼓勵信之後，幹勁十足，別有一番樂趣。

當時，報社領導為加強指導，常親自動手寫社論，指導工作。如早在延安時期就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文風以尖銳潑辣著稱的曾彥修，對土改初期一些地區土改隊員進村后埋頭培養根子（貧僱農），紮根串連，忽視發動群眾，對地主、惡霸破壞土改的反動囂張氣焰打擊不力的現象，發表題為《打破僵局，開展鬥爭》的社論，宣傳分局意圖，對那些地區土改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扎一條根”的危害提出要迅速放手發動貧雇中農開展鬥爭。此文具有針對性，振聾發聵，推動了土改迅猛開展。此後，我被調到財經組，常深入農村，發表過增城等地糧食統購統銷經驗等通訊。

編委會一貫重視抓隊伍的思想作風建設，組織廣大職工學習理論，端正思想，改造世界觀。

我們一踏進報社，就看見樓下大廳橫樑上掛著一條大橫幅，十分醒目，寫著《聯繫實際，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提示南方報人要時刻記住發揚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做好工作。

到報社初期，有件事令我終生難忘。

何嘉瑜調離報社后，編委會調鍾紫同志到農村組接任組長。鍾紫在東江縱隊參加抗日戰爭，勝利後到山東，參加過淮海戰役，做過戰地記者，黨性強，工作幹勁十足。他來后既抓業務，更抓政治，十分注重作風建設。他常告訴我們，來稿是作者的心血結晶，我們定要認真處理，只要作品有基礎，“死馬也要當作活馬醫”，確不能用，則要及時退稿、複信，這是我們應有的負責任的工作作風。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同志都這樣做了。但有一位姓曾的較資深的編輯，將能用的稿件發表之後，對不能用的卻不退不復，大量積壓下來，作者追問，也置若罔聞。有一次，竟把大批應退的稿捆起來，扔到字紙簍批上“以火焚之”去處理。此事被鍾紫發現，當即對他進行了嚴肅批評。不料，事過不久，報社派他到一個單位採訪，他出示證件后，聲稱要找負責人採訪。負責人出來接待，他竟板起臉孔，劈頭就問：“我是南方日報記者，到你們單位採訪‘三反’‘ 五反’運動。你們‘三反’‘ 五反’到底存在什麼問題？”居高臨下，引起接待者不滿，告到報社。鍾紫接到領導傳諭，立刻召開全組民主生活會，他首先對那位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對作者來稿來信不退不復，石沉大海，是一種惡劣的、不負責的官僚主義作風，而“以火焚之”更是粗暴野蠻，不能容忍。一個黨報編輯怎能做出這樣違背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事呢？另外，到某單位採訪時形同欽差大臣無冕皇帝，這種作風完全錯了。黨報記者，應當是人民勤務員，謙虛謹慎，戒驕戒躁。這次會議，讓我們深受教育。

報社還有一個好作風，官兵一致，團結和諧，從領導到群眾，一律以“同志”相稱。如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此時華南分局已改為廣東省委）、總編輯黃文俞，很喜歡大家稱他文俞同志。其他領導亦如此。

歲月流淌，至今已過去大半個世紀，我仍然懷念解放初期直接領導過我的一些領導，除上述者外，還有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熱心扶掖後進的成幼殊；襟懷坦蕩、待人真誠的郎靜心、何懼；學養豐厚的邱陵；作風深入、竭誠為同志排憂解難的張琮；朝氣蓬勃、富有活力的方亢……

信念堅定，金石為開；理想指引，力量無窮；真情無價，友誼長存。如今，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經過一代代人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奮力拚搏，大展宏圖。願進社初期那種對同志極端熱忱，對工作極端負責，風正氣清，同志間互相尊重、關心、愛護、坦誠、友好、和諧的優良傳統能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委員，南方日報創刊初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