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

1985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

1991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1987年～1989年，任世界銀行顧問，同時任教於密歇根大學。

1997年，加入哈佛商學院，任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學院副教授。

任教於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和費正清中心（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Fairbanks Center）。

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Sloan管理學院）。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

密歇根商學院威廉大衛遜學院（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研究員。

世界經濟論壇研究員。

除了為專業通訊和專欄撰寫文章外，黃教授在《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和《外交政策》上都發表過大量文章。

曾獲得在研究領域享有重大聲譽的研究機構支持。如斯坦福大學的國家研究金和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麥克阿瑟研究金。

研究方向

研究重心為政府政策和制度問題，尤其是機制轉換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研究和東亞經濟研究。

目前，他正著力研究在中國，外國直接投資在制度上和政策上的驅動力。

目前正在撰寫的一本書，從制度上追溯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產生高需求的根源。

主要觀點

黃亞生推崇印度的發展模式，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持久。

主要論點就是印度是自由的民間經濟，而中國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因而不能持久。

黃亞生年輕時期與他的父親黃鋼，一個老中國共產黨員在意識形態上的產生分歧，黃亞生現在的觀點很大程度上還沿襲著他當時的想法，他的觀點中總是有著一種認為西式民主”總是有效性“的想法，而印度更好的拷貝了西式民主。

代表黃的這些想法的一些文章有《Can India overtake China》《What's the fastest ro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等等。

黃亞生在中國媒體前自稱他宣揚印度是為了刺激中國。不過從他的英文著作來看，他這也只是在中國媒體面前說辭而已。

目前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任職教授，積極為美國出謀劃策，如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11月8日刊載題為“與中國的普通百姓交談”的文章，提出觀點：只是跟北京官方進行接觸已經不夠了。

美國領導人要學會如何更有效地同中國人民進行溝通，不要讓陰謀論者來代替他們進行溝通。

建議美國政府加強與農民工，被拆遷戶，破產企業家加強“直接”交流，以博得他們的支持。

因為“科技已經開始鑿開了北京新聞控制體制的幾個洞。中國有4億網民，差不多和美國的總人口一樣多。

另外，中國還有7億手機用戶，每年這兩類戶的數量都在以數百萬的速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