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奴

皇帝為了阻止外敵入侵，抓走了所有青壯年去修建長城，而且發出了禁止哭泣的禁令。碧奴想到北方冬天寒冷，便立志要為丈夫送去冬衣禦寒。她為了生存而練就九種哭法、送寒衣前為自己舉行葬禮，在路上裝女巫嚇走頑童、被當作刺客示眾街頭，雖歷經種種艱辛依然不改遠赴長城的執念。在得知丈夫已經埋骨於長城之下而自己未能見上最後一面時，她放聲大哭，以至於天地變色、長城為之而崩塌。

《碧奴》是作者在2006年完成的一部作品，這部小說是以家喻戶曉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為素材的，孟姜女大約就是“姜家大閨女”的意思，作者認為這個叫法對女主人公很不尊重，於是給女主人公取名為“碧奴”。因為“碧奴”這兩個字寫起來非常美，念起來也很好聽，“碧”這個字有一種蒼涼的感覺，與故事的基調也比較吻合。

蘇童寫這篇小說的初衷是由於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發起“重述神話”項目的邀請，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重溫一種來自民間的情感生活，這種情感生活的結晶，在作者看來恰好形成一種民間哲學，作者的寫作過程也是探討這種民間哲學的過程。

作者在寫這部小說前，去過長城、孟姜女廟，也認真研讀了顧頡剛關於盂姜女故事的變遷和發展的論文。寫這部小說時作者很有熱情，甚至達到信馬由韁的狀態，所以僅用了4個月便完成了創作，後來他又花了很長的時間來修改，尤其在語言上改得非常細。

碧奴

碧奴是一個美麗善良的南方平民女子，她完全擺脫了與上層階級的關係，不光自身出身微賤，無父無母，嫁的丈夫杞梁也是一個孤兒，全部家當也就是九棵桑樹。她是半蠻荒半文明時期的女人，是單純樸素的情感動物，是一個半蒙昧的、有很強生命力的又幾乎沒有自我意識的女性。

她忠貞不渝、不畏困難。她不僅僅把愛送給了她在塵世的唯一愛人，她還把她的愛，不分貴賤，不分貧富，不分尊卑，不分階級，不分差別的，平等無私地送給了她尋夫路上的每一個同行者，無論是鹿人男孩，還是死者芹素，甚至是作為動物的青蛙等都得到了她平等慈悲友善的關愛，她具有一個“皆以平等心施諸無畏”的聖者的德行。她也是唯一一個敢於抗爭自己命運的人，以她自身的善良，以及眼淚透露的神秘力量，在一種共同情感經驗的期許下，成為一個俗世受難式英雄。在去往大雁嶺的路上，她如同一種異質，時時處處受到眾人的欺侮與蔑視，但她的價值卻體現在對一種非理性的神聖標準的認同——對“人性美德的直覺信任”。

刺客少器

少器是傳說中被處死的信桃君的孫子，他不僅印證了眼淚傳聞的真實性，也使得眼淚禁令的流言傳說從背景走入了前景，為眼淚的潛在性力量更增添了一份神秘。他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角色，他背負血海深仇，有人們想象中英雄的神秘身世和高貴血統，又冷若冰霜，具備一切成為英雄的背景條件。為了復仇，他投靠了百春台的權貴衡明君，並留下了自己的一條腿做活條，處心積慮地想要行刺國王。但他的三次行刺都以失敗告終，且失敗原因都讓人啼笑皆非，或者因美貌被女子圍觀，或者因暗器被小孩偷走，是一位潦倒的英雄，神聖性被降格。雖然他最後也沒能成功刺殺國王，而且國王早已經死去，但他的目的也許就是希望在國王死後，恢復一種被破壞的秩序，恢復他自身的地位。

女性文化

無論是舊時代女性，還是新時代女性，蘇童以前總是寫女人醜陋、粗鄙的一面，很難看到善良和美好。而這部小說卻是寫一個傳說中的美好感人的故事，作者塑造了一個簡單、固執卻矢志不渝、忠貞堅定的民間女子形象。作家摒棄了頹敗墮落的女性，而呼喚具有傳統美德的女性，呼喚傳統美的回歸。碧奴——一個傳說中的民間女子在他的筆下升華為神，表達了作者對傳統女性美的推崇與呼喚。從這些女性形象中體現作者對女性的深切關注與同情，凸現了女性意識的蘇醒，對筆下的人物也注入濃厚的人文關懷。小說採用的是一種女性文化的視角，表現了一種對女性溫情文化的懷戀和重新追溯的歷史衝動與渴望。這也是作家蘇童在這個消費文化盛行、解構主義甚囂塵上的無根時代里，對孟姜女哭長城神話傳奇進行重述的主要目的，也是小說所蘊含的深層象徵意蘊。

“長城”的形象

神話中“哭倒長城”有“愛恨交織”的雙重含義：一仍然是愛情，是愛的力量的證明；二則是抗議與復仇，是對於那個社會，那種制度的想象性的、烏托邦式的顛覆。從這個角度來說，復仇的主題只不過是愛情主題的衍生，或者說是愛情主題演繹的結果，它本身並不具備愛情主題在這則神話中的地位。蘇童的《碧奴》對神話主題的詮釋也正認同了這種認識。而且蘇童在圍繞愛情主題構築人物命運時，已經讓復仇的因素滲入到了小說的紋理之中，這不僅為最後復仇主題的現實化積累了力量（眼淚功能的一步步渲染），也為小說兩重主題的重合作了有效的鋪墊。

小說完成了對於碧奴生活其中的歷史的具像化。孟姜女傳說中的“歷史”，本是一種抽象的“歷史”，是統治者壓迫、奴役被統治者的“歷史”。但在《碧奴》中，“歷史”雖然沒有改變其本質，但它情境化、具像化了，它與碧奴的命運有了直接的、有溫度的聯繫。小說“楔子”中信桃君的故事以及眼淚的禁忌，就是整部小說的基調與隱喻，揭示了統治者的殘忍與百姓命運的慘烈。其後，衡明君的騎獵以及與欽差的明爭暗鬥、詹刺史的荒謬“淚湯”、五穀城外國王的“黃金遊船”和他的駕崩······都無不顯示了歷史的荒誕與殘酷，而碧奴正是在這樣的“歷史”中被“謀殺”的。蘇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中國封建社會奴役和被奴役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真正的底層是永遠沒有出路的”，《碧奴》則是在碧奴形象的背景上展示了這種“登峰造極”的“奴役史”。

小說完成了對於包圍碧奴的“世道人心”的成功塑造。《碧奴》對人性中殘忍、冷酷一面的批判是非常嚴厲的，這也是這部本應“樂觀”“溫暖”的小說卻有著陰冷、悲愴基調的原因。在小說中，這種批判不僅僅指向統治者，更指向芸芸眾生，指向圍繞在碧奴周圍的那些底層被統治者。鹿人、馬人的存在既是統治者對人民“登峰造極”的奴役證明，“成年人做馬人，未成年人做鹿人，是暗指一種被奴役的形象”，而且樂此不疲甚至爭風吃醋，人性被異化、被扭曲的嚴酷程度暴露無遺；門客們對“芹素”的“勸死”以及公孫禽的奇思妙想，暴露了“奴性”的深重以及同類相殘的恐怖；芹素的棺材回鄉，七里洞鄉親的拒絕暴露了人性的冷漠與自私；五穀城“看客”們的狂熱，暴露了集體的愚昧與麻木，和那個時代人心的死亡······碧奴是懷著一顆溫暖的大愛之心踏上“千里送寒衣”之路的，但是她遭遇的卻是冰冷的，令人寒透入骨的“心牆”，一路上沒有得到絲毫的精神呼應，得到的只是掠奪、嘲弄與譏笑。相比於統治者的殘暴，碧奴遭遇的普通百姓的這種整體的麻木、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更為令人絕望，碧奴見識了“世道人心”的可怕，只能成為一個絕對的孤獨者，走向一個絕望的結局。

《碧奴》中“歷史”的形象和“世道人心”的形象其實就是“長城”的形象，這個被懸置到最後才出場的意象，具有高度的隱喻性與象徵性，它既是堅固的實體之牆，又是人心之牆、世道之牆，它分解在碧奴生活的時代空氣里，時刻伴隨著碧奴的左右，是碧奴愛情悲劇的真正劊子手。而碧奴最終哭倒的就是這樣一堵似乎無法崩潰的“長城”, 這是《碧奴》對於“神話性”的復歸，蘇童也藉此完成了神話意義的增殖與升華。

“哭”與“走”

小說始終把藝術的聚焦點瞄準主人公的兩個核心動作“哭”與“走”，以及圍繞這兩個動作而來的各種人生情境。這種單純而簡單的面對世界的方式既是原始自然思維的體現，又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純潔”人格的象徵，既為碧奴創造了一個獨立於孟姜女符號體系之外的真實“世界”，又為碧奴真實而有生機的性格的“復活”搭建了舞台。

從“哭”的角度來說，碧奴無疑是一個“哭神”，“哭倒長城”是其眼淚力量的終極證明。但在蘇童筆下，這個“哭神”不是先驗的，而是被生活逐步“發現”和“塑造”出來的。從“哭的禁忌”到“哭的解放”的過程，也正是碧奴性格的成長過程。小說中，蘇童濃墨重彩地刻畫了碧奴的九種哭泣方式，對碧奴來說，哭泣既是自然的人性與情感的發泄，又是對於絕望命運和黑暗世界的本能反應；既是對自我的保護、解放與拯救，又是對現實的反抗與控訴。在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種命運中，哭泣也許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與反應方式，是她不至於崩潰的唯一撫慰劑，哭泣維繫著她的尊嚴，也是她刺向世界的武器。小說中多次隱喻性地描寫了碧奴發不出聲的場景，但“眼淚”是她的語言，是“眼淚”使她擺脫了失語的境地，獲得了與強大的世界對話的能力，也是眼淚使她最終成了與她生活的“世界”並峙而立的“主體”。

從“走”的角度來說，碧奴是九死不悔的“忍者”，是孤獨的“過客”，是逐日的“夸父”。從桃村到長城，一千里的路程，對一個弱女子來說無疑是一次不可能抵達的距離。而蘇童硬是讓碧奴以千奇百怪的行走姿勢，抵達了目的地。碧奴“走”路的過程，就是受難的過程，就是“世界”和“命運”逐步敞開與呈現的過程，是“黑暗”吞噬碧奴、折磨碧奴的過程。“走”在路上，碧奴收穫了“眼淚”，但失去了一切，除了盲眼的青蛙，她沒有一個知音，最後她甚至喪失了行走的能力，只能爬著去長城，可即使爬，她也負重著一塊石頭，以求山神庇護她的豈梁。在這條一千里的路上，碧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受虐者”，但是“受虐”的過程也見證了她精神成長的過程，那種對於愛的信念、頑強的意志、承擔的勇氣、執著的毅力，不僅使得“施虐者”不寒而慄，而且象徵著黑暗世界的堅固“長城”也終於在她面前崩毀，敗下陣來。這裡，蘇童以他的極端而誇張的筆墨書寫了一曲精神不死的寓言。

蘊含的傳統文化

《碧奴》在哭泣的隱喻中蘊藏著民間文化、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不僅拓寬了文學視野，也使既定風格的突破成為可能。其中蘊含著作者的期待：從碧奴這個民間女子的身上挖掘當代人漸漸喪失的品格，找回淳樸、健康的人性。當西方作家對西方神話進行後現代解構的時候，蘇童選擇了一種保守的手法去豐富孟姜女的傳說，這樣做並非因為蘇童不具備解構的能力，而是想保留住神話帶給人的溫暖，以及中國民間的精神。

蘇童在重述孟姜女傳說的過程中，最為成功的一點便是保留了華夏民族堅忍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貫穿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哲學中尤為鮮明。女巫告訴碧奴她會死在去大燕嶺的路上，路人的嘲笑也是她前進的阻力，但是碧奴仍然堅持，雇不到馬就步行，步行不成就爬，在忍辱負重的背後是巨大的抗爭的力，使中國神話具有了一種特殊魅力。這種性格完整的體現在華夏民族的祖先身上，也被民間哲學所保留下來。堅忍成為了碧奴的行為依據，也成了她的精神氣質。

潛在的啟蒙視角

若沒有統治階級的“暴政”，也便沒有孟姜女的故事，在千里送寒衣這個溫暖的故事下面還有階級壓迫、社會道德淪喪的冰冷。因此，孟姜女傳說既隱喻了一個女人在哭泣中隱忍、反抗的歷史，也隱喻了社會批判。

除了對社會政治黑暗的隱喻，作者更著力隱喻的是“看客”群體。小說中蘇童沒有寫在現實生活中碧奴尋夫路上應該遇到的吃飯、睡覺等日常問題，而是不斷描述人們的嘲笑、不理解，在作者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才是碧奴向前邁進的最大障礙。儘管車夫、鹿人、馬人、桃村婦女······都是生活在底層的人，有的還是尚未成熟的孩子，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充當了碧奴尋夫的“看客”，蘇童對他們的描繪不僅僅是對底層百姓奴隸生活的展示，也是對整個“看客”群體情感麻木的揭露，是對五四啟蒙傳統的繼承。

小說的女主人公碧奴生活在社會底層，堅忍和情感——這些原始純樸的東西是她行走的動力，蘇童正是在傳說中發現了這種來自民間的力量才沒有對其進行後現代解構，而是保留了故事中溫暖的感覺，也正因為這種民間立場，使作家與群眾的隔膜得以緩和，但是從“看客”群體的隱喻中仍能看出先鋒作家並沒有完全放棄“啟蒙”視角，《碧奴》的創作是蘇童對啟蒙話語一次策略性的調整，除了採用民間立場，還有對民間原始精神的呼喚，期待這種精神幫助被“異化”的人們恢復健康、純樸的人性。

語言特點

蘇童小說的敘事語言特點主要表現在修辭和色彩兩方面：從修辭上看，《碧奴》運用大量的比喻句來具象化地表達敘事者的內心感受和生活境況；從色彩上看：蘇童對色彩的敏感度促使他對色彩的搭配別具一格。

例如：“貧苦的北山生生不息，就像奔騰的磨盤河的河水，去向不明”，這句話主要描述碧奴當時的生活環境，“去向不明”暗示著主人公碧奴的前途是不明確的，她為“千里送寒衣”可能遭遇的事情更是不確定的，就好比那奔騰的流水不知道去向哪裡一樣。

又如：“只有青蛙始終在她的前方跳躍，它的暗綠色的花紋在官道上非常醒目，看上去是一對綠色的火苗”，火苗本應該是紅色的，但作者卻說它是綠色的。從人們對色彩的心理感覺分析來看，綠色給人以希望，同樣“火苗”意象也給人帶來溫暖，正是因為有青蛙的帶路，更加堅定碧奴繼續前行的決心。而“青蛙”本來就是尋找兒子的母親變的，青蛙為碧奴領路，就好像婆婆帶自己媳婦尋找兒子和丈夫一樣。

《碧奴》給人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的浪漫元素的最大釋放，它把民間創作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浪漫故事原型鋪衍到每一個再創造的情節和細節當中去，使其浪漫主義的敘述成為作品的主體元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丁帆評

小說關於萬豈梁和碧奴的愛情描寫過於少，有也是碧奴單方面的，沒有來自對方的呼應，這既削弱了愛情的溫度、感染力與神話色彩，或多或少削減了碧奴形象的邏輯力量。——山東省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吳義勤評

在《碧奴》中的具體描述，碧奴尋夫的堅強很勉強，尋死的過程也混亂，迷信色彩命運色彩濃厚，看不到很強的生命力。書中的碧奴，形象並不清晰，善良、盲目、愚昧，除了眼淚與眾不同別無所長。——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朱崇科等人評

蘇童，1963年出生於江蘇蘇州，中國當代作家，原名童忠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居南京。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罌粟之家》、《米》、《1943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其中篇小說《妻妾成群》曾被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