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

廣西省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周圍是一片高山峻岭。在十九世紀，附近住的都是貧苦農民。他們大都靠著僱工、種田、燒炭來維持生活。這兒，就是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家鄉。

李秀成生於清道光三年（1823年）父親李世高，母親陸氏，生他和弟弟李明成。他們給別人墾山種植，“尋食度日”生活貧苦。李秀成的舅父是村塾教師，在八歲那年，把他帶去讀了兩年書，到了十歲，家裡生活太苦便不能再讀下去了，把他叫了回來幫助父母幹活養家。

後來在舅父的幫助下，李秀成獲得了在村塾幫工的機會，在這裡一邊幫工、一邊自學。在李秀成一生裡面，有一個突出的性格，人們稱他為“外柔內剛”，柔是委婉從順，剛是堅強果斷。“外柔”是外在，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內剛”才是本質，既是百鍊鋼那般剛強，又是繞指柔似的韌性。而正是這段“幫工各塾”的經歷，磨練出了李秀成“外柔內剛”的性格。然而在村塾的收入對家庭的幫助有限，不久李秀成就又回到家中，春天來了，就上荒山去種蘭，到了秋冬，又上山砍樹、燒炭。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難”，受盡了“孤寒無食”的折磨。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洪秀全和馮雲山從廣東花縣進入廣西宣傳、組織拜上帝會，以桂平縣的紫荊山為根據地，並向四周發展。廣西的桂平、貴縣、武宣、平南、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以至廣東的信宜這幾個州縣的貧困農民都信從了，每村每處都知道有“洪先生”。李秀成全家也都加入了拜上帝會。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布起義；二月太平天國在廣西武宣東鄉建立。

太平天國辛開元年（1851年）這年八月，太平軍在桂平突破清軍圍困，經平南、藤縣向永安州進軍，路經李秀成的家鄉，沿途召集拜上帝會人馬，李秀成就在這時加入了太平軍，當了一名聖兵。

太平天國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軍出湖南、攻武昌，下江南。

太平天國癸開三年（1853年）二月十四日建都南京，稱為天京。那時候李秀成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定都天京后，楊秀清親自提拔李秀成為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新營，不久，又升為後四監軍，把守儀鳳門外高橋；同年11月李秀成隨石達開赴安慶撫民，他“勤勞學練，生性秉直，不辭勞苦”“逢輕重苦難不辭”，“修營作寨，無不盡心”。

1854年春胡以晄攻佔廬州府，李秀成被調往廬郡“守把安民”，並提拔為二十指揮。

1856年春李秀成已升任地官副丞相，隨燕王秦日綱解鎮江之圍，大敗吉爾杭阿，又攻破清軍江北、江南大營，解天京之圍；9月天京事變后，清軍乘機從各個戰場反攻。李秀成入守桐城，率殘軍六七千人把守孤城。

1857年春李秀成與從寧郭郡來救的陳玉成在樅陽商定出奇兵制敵的計策，大破清軍，並北上六安、霍邱，招得捻軍張樂行、龔德樹等，進封合天侯。

1857年天王洪秀全任命李秀成為副掌率，與又正掌率陳玉成同提兵符之令。他上書請求洪秀全“擇才而用，定製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於翼王，不用於安、福王（洪秀全長、次兄）”遭到嚴斥並革除封爵，后經朝臣力諫得復。

1858年李秀成行文各鎮守將，在樅陽召開軍事會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謀解京圍。這時天王設五軍主將，封李秀成為後軍主將，進爵合天義；9月26日李秀成與陳玉成在烏衣會師，大敗德興阿，再次攻破江北大營；11月與陳玉成在三河全殲湘軍李續賓部，取得三河大捷。

1859年秋天王封其為忠王，並親書“萬古忠義”四個大字贈與李秀成。但李秀成接到封王詔書後，懸印月余，不肯接受，他上本章說他的一些功勞，都出自捻軍將領之力，懇請天王先加封捻軍將領韓碧峰、韓肅峰、孫葵心、劉天祥等爵位，而後他方敢受任。

1860年初江南大營重圍天京，李秀成強請出京，領軍連下安徽廣德，浙江安吉、長興等地，並率1350名先鋒奇襲杭州；當江南大營分兵往救，即間道馳還，與楊輔清、李世賢、劉官芳等在建平大會。數路軍分進合擊，於5月6日再破江南大營。旋乘勝東下，攻佔常州、無錫、蘇州、嘉興等府的絕大部分州縣，建立蘇福省，為太平天國開闢了新的重要基地。

在清政府統治時期，蘇南地區田賦極重，再加苛捐雜稅，民不聊生。李秀成克復甦州后，將民眾苦狀奏陳，天王下詔減輕了田賦。李秀成在蘇南執行“著佃征糧”政策，順應農民的要求，又發給“田憑”，農民“領憑后，租田概作自產”，使得當時的蘇南農村“稻堆蔽場，無路可走”，一片“豐年景象”。

李秀成還鼓勵發展工商業，凡做生意沒有本錢的，可以具呈請領本錢，貨物售賣后，繳還本錢七成，留三成，使他們永遠可有本錢周轉。這也使得蘇州“百貨雲屯，流民雨集，盛於未亂時倍蓰”。

在李秀成一生的事迹中，要特別提出來的，是他進攻外國侵略者的事迹。

太平天國認為“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稱外國人做“洋兄弟”，歡迎外國人來中國通商，當癸好三年（1853年）春，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文翰訪問天京時，太平天國就曾經向他正式通知；准許英國人來華經商，惟警告英國不準再賣鴉片，且不承認英國與清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列強對清政府的態度由打擊轉到拉攏，最後幫助清政府，共同進攻太平天國。李秀成就在這時，領導太平軍擔負起了反侵略的任務。

庚申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軍克復甦州，李秀成決定進軍上海。清蘇道吳煦、四明公所董事候選道楊坊雇傭美國人華爾募集外國暴徒，在上海組織洋槍隊，妄圖防守上海，奪回附近各城；五月李秀成照會在上海的英國全權大臣，聲明收復松江、上海的必要，並宣布太平天國對外國的平等互惠的通商政策。英國公使普魯斯置之不理。干王洪仁玕到蘇州，又照會英、法、美領事，仍不理；六月華爾洋槍隊進犯青浦，太平軍守將告急。李秀成從蘇州帶領人馬去救青浦，大敗洋槍隊，打傷華爾，擊斃洋槍隊三分之一；七月初九日（8月18日）李秀成照會上海各國公使，宣布大軍即抵上海，對外僑加以保護。發出照會後，即進軍上海。英、法侵略者則下令軍隊用大炮和來福槍向太平軍轟擊，在黃浦江上的英國軍艦也發大炮轟擊。

辛酉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英國海軍提督何伯、參贊巴夏禮乘著太平軍在長江上游戰事失敗，安慶陷落的形勢，跑到天京提出平分中國，願幫助打倒清朝的談判，遭到太平天國拒絕，雙方發生決裂。李秀成克複杭州后，再次進攻上海，他先傳檄外國侵略者，“倘不遵我王化，而轉助逆為惡，相與我師抗敵，則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這時候，外國侵略者已經取得《北京條約》，與清朝統治者互相勾結，英國海軍提督何伯、陸軍提督士迪佛立、法國海軍提督卜羅德調集了侵略軍隊集中上海，連同華爾的常勝軍，與清軍聯合，向太平天國反攻。

壬戌十二年三月，洋槍隊連陷嘉定、青浦，進犯太倉，自松江、泗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多座，城城都有侵略軍把守。李秀成從蘇州親率精兵前來迎敵，四月初五日，大戰於太倉，力破敵陣。法國海軍提督卜羅德被擊斃於奉賢南橋鎮。李秀成乘勝直追，把英國陸軍提督士迪佛立率領的英法侵略軍困在嘉定城內。外國侵略者從上海派兵來救，又被李秀成打敗。四月十四日，士迪佛立焚城突圍，逃回上海。

克複嘉定后，李秀成即下青浦，將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圍住。華爾率部焚燒青浦城，逃回松江。李秀成督軍緊追，生擒法爾思德。克得青浦之後，李秀成一路向泗涇、太倉、松江掃蕩，攻破敵營一百三十多座，將華爾圍於松江城內，外國侵略軍從上海來救，依然被李秀成打敗，李秀成敘述當時太平天國的軍威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其即敗”。然而正當太平軍在上海節節勝利時，曾國荃部湘軍從安慶直下，攻陷蕪湖、巢縣、無為、運漕、和州、東、西梁山、太平關，直犯天京。天王一日下三道詔旨，命令李秀成立刻撤兵回救天京。五月初八日，李秀成從松江撤退。

雖然，太平天國不曾能完成驅逐外國侵略者的大業，是極可痛惜的，但是忠王李秀成及其部下給予外國侵略者以迎頭痛擊，把外國侵略者打得一敗再敗，不敢見仗，表現出了中國人無比堅強的反侵略的戰鬥精神。

太平天國壬戍十二年（1862年）五月初八日李秀成奉命從松江撤退。十一日，在蘇州召集部下大將召開軍事會議。李秀成與諸將詳細研究當前形勢，指出：湘軍從上而下，有水師的便利，以逸待勞，不可與爭鋒；應將蘇省米糧軍火等物資多多運回天京，作長期守御的準備；過了兩年，等敵人久頓堅城而無鬥志時再與之決戰。然而當李秀成的把這個策略上奏天王后，卻遭到洪秀全的嚴斥"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啟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李秀成接到這嚴詔，不得不放棄會議的主張。

六月廿五日，他又在蘇州召集軍事會議，計劃調集軍隊回救天京。當時天王採取強本弱枝政策，把陳玉成、李秀成等部下大將都封了王，以分他們的權力，李秀成指揮發生困難。為強調團結一致，李秀成親自為《會議輯略》作序，“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必須聯萬心而作一心”。他又為了要消除天王對他的猜疑，就把蘇、浙兩省政權全部交給各將，連母親和家眷也從蘇州送回天京，交給天王為信，表示他的“愚忠”。

李秀成在回京前，為穩定蘇福省後方，也作了必要的措施。早在太平軍克復甦州以前，蘇、松、嘉、湖廣大太湖地區，就有一種惡霸、流氓組織的槍船，千百成群，四鄉開設賭場，在湖上搶劫，為非作惡，為害百姓。太平軍進軍這個地區時，有一部分槍船就幫助清朝統治者抗拒太平軍。李秀成審查情勢，定下欲擒故縱的策略，用官爵廣封槍船頭目，籠絡著他們，使這些匪幫陷入圈套。李秀成要回救天京，為弭除後方的隱憂，五月二十八日，他一聲號令，蘇、松、嘉、湖各地軍隊同時行動，太湖槍船一時絕跡。李秀成生平對待敵人，往往採取這類外柔內剛的手段。

八月中，李秀成率軍從蘇州出發，到東壩集合，分軍兩路，一由秣陵關，一由板橋、善橋直向雨花台而來。九月初三日，下總攻擊令，大軍包圍戰線長達五、六十里。是役，雖然使曾國藩“心已用爛，膽已驚碎”，使得湘軍“將士皮肉都盡”，稱“自發逆猖亂來未有如此圍之久者”。但湘軍有水師運輸子藥物資，得以持久戰，而太平軍卻須陸運，各軍從八月出發，未帶寒衣，十月天已冷了，天京又無糧，猛攻了四十多天，十月十五日，各路軍不得不撤退。

李秀成攻清營不下，天王當殿明責，革了他的王爵。他另採取“進北攻南”的策略，從長江北岸進攻上游湘軍的後方，迫敵人不得不調南岸的軍隊去救北岸，調下游的軍隊去救上游，其目的是為了要解救天京的圍困。十月二十七日，大軍晝夜趕渡，衝過江浦、浦口。其後連克含山、巢縣、和州。時駱國忠在常熟叛變，李秀成回蘇州定亂。到癸開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始得趕到巢縣指揮進軍。李秀成留來王陸順德、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練業坤等軍牽制清軍，而自率大軍打算從安徽舒城、六安、英山、霍山疾趨湖北麻城宋埠市，分兵一出黃州，一出漢口，合攻武昌省城，然後進取荊州、襄陽，與遠征陝西的扶王陳德才軍隊聯成一片。三月二十九日，大軍趕到六安州，正逢青黃不接，沒有糧食可購，不得不回軍，從壽州附近東歸。壽州被練匪苗沛霖擾害，正鬧飢荒，李秀成軍隊沒有糧食，吃草充饑，餓死很多，回到天長等處。五月初一日雨花台失守，京內驚慌，天王召秀成回京。秀成奉詔立即回軍。這時候正逢長江水漲，路道被水沖崩，無路行走。敵人又水陸進攻。秀成調集船隻，先載將官戰兵馬搶渡過江，還未過盡，和州、江浦、浦口、下關、九洑洲都失守，未過江的部隊都戰死。這一役，前後喪失戰士數萬人，給士氣以重大的打擊。

李秀成既歸天京，天王加封他為真忠軍師，留守天京，各王都歸調遣。先是，當秀成北征的時候，清江蘇巡撫李鴻章的淮軍與由英國人戈登率領的常勝軍連陷太倉、崑山、吳江，進犯蘇州。清浙江巡撫左宗棠的湘軍與由法國人德克碑率領的常捷軍圍攻富陽，迫近杭州。李秀成回到天京后，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他三番四次奏請去救蘇、杭，天王都不準。到八月初，始得出京到蘇州。蘇州水道縱橫，旱道很少，太平軍旱道能爭，水師不能與敵輪船見仗，是以戰敗。李秀成親帶一軍出閶門，屯紮馬塘橋，取犄角勢，暫保蘇州，打算回京向天王建議，不守天京，正在計議間，郜永寬、汪安鈞等已刺殺蘇州守將慕王譚紹光叛變。蘇州既失，無錫相繼淪陷，李秀成退屯丹陽。此時在浙江，外國侵略者也先後攻陷了寧波、紹興，於是餘姚、金華、龍游、溫州等處的太平軍也都陸續撤屯，屯紮富陽，癸開十三年八月，富陽又被攻陷，太平軍退守餘杭，杭州也岌岌可危。

看到這種情勢，李秀成知天京不能再守，要回京勸天王撤退。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賢駐兵溧陽，勸他前去，別作他謀，不要回京，他不聽。李世賢要帶兵前來，逼他去溧陽，阻止他回京。秀成知道，就輕騎連夜走回京。第二天，他上殿向天王奏陳天京不能再守，請求“讓城別走”。他竭盡忠誠，痛切陳詞，甚至請死於殿前，以求聽從。天王竟斷然拒絕，嚴加斥責。李秀成含淚出了朝門，闔朝眾臣都來勸慰，全城百姓也流涕呼留。第二天，天王也賜下龍袍，來安慰他。秀成只得遵天王意旨，留天京死守。他傳令李世賢領軍去江西就糧，到1863年江南秋收后回救天京。

甲子十四年（1864年）正月十七日，天保城失陷，天京被合圍。四月十九日，天王逝世。秀成扶幼天王（洪秀全長子洪天貴福）嗣位，以安定人心。這時城中軍隊只有一萬多名，能作戰的只有三、四千名，糧食又斷絕。湘軍圍城越加緊急，從東門到北門沿城掘地道攻城。李秀成指揮守城軍，一連破了幾十處地道。然而五月二十一日，地保城失陷，湘軍得以猛烈的炮火作掩護，迫近太平門城根，開掘地道攻城。六月初六日（1864年7月19日）午刻，龍膊子地道發，城垣被轟陷。李秀成率領飢軍奔向缺口，用火藥傾盆燒死敵人無數，無奈湘軍以五萬生力軍攻城，眾寡懸殊，抵擋不住。李秀成奔回朝門，保護幼天王，把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騎，自己另騎了一匹不得力的馬。幼天王就因為騎這匹快速戰馬得逃出敵人的追趕。而秀成卻因為騎的不是戰馬，戰鬥了一天，馬不能行被俘。

李秀成帶幼天王回家辭別母親。“既為忠臣，難為孝子”，李秀成要盡忠保護幼天王，便不能兼顧母親了，他與母親要生離死別，全家流涕分離。他率領戰士保護幼天王上清涼山暫避。到了初更時候，假扮清兵，從太平門缺口衝出，出城后他又率一百餘人轉身攔截清軍，與大隊人馬走散，流落方山。百姓把他密藏起來，要送他出險，后不幸為八村村董陶大來知悉，於23日將李秀成獻與蕭孚泗。鄉民為替李秀成報仇，將蕭孚泗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

曾國荃痛恨李秀成死守天京，久攻不下。他“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又“叱勇割其臂股”，而李秀成“殊不動”，惱羞成怒的曾國荃親自動手，“短衣握錐，獨身走出”“遍刺以錐，血流如注”。李秀成被俘后，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撰寫自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以及太平天國的興亡得失。8月7日，李秀成被曾國藩處死，時年42歲。在臨刑前，李秀成毫無戚容，談笑自若，並寫有10句絕命詩，“敘其盡忠之意”。曾國藩沒有將李秀成送到北京，是為殺人滅口。還有一種說法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維詐降。

李秀成的一生，是比較能關心平民疾苦的，他甚至把“利人”看得比“名節”還重。他曾對人講過：“為民父母，當以全身利人為要，若僅沽名殉節，不顧禍遍蒼生，亦豈志士仁人之所忍為”。由於他平日能夠“用命散財，肯救窮人”，所以能深“得軍民之心”。

1854年、1855年李秀成鎮守和州、太平郡一帶。和州城東南太陽河牛路一帶碼頭，與長江東岸采石磯相對，是當時長江兩岸的一個交通要道。千百年來，這一帶船戶把持碼頭，任情訛索，為害行人，以致“手中空虛”的人，“臨江而嘆”。李秀成來守和州，特地在太陽河牛路碼頭上，樹立一座渡船規條碑，頒布了新的碼頭交通條例，使交通得以暢通無阻。規條碑最後一條規定“凡無錢之人，有緊急事情，務宜飛渡，雖系一人，亦須送去”。

李秀成在蘇南實行了有利於民生的減免政策，生活得到改善的蘇州人民在閶門外建漢白玉碑一座，上書“民不能忘”四字，來歌頌太平天國，歌頌李秀成。李鴻章攻克蘇州后，曾經查問此事，“民以減糧對”。蘇南人民對李秀成是懷著深厚的感情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南還流傳著許多歌頌李秀成的民歌。有一首唱道：“春天裡百花開，忠王一到宜興來，我伲的嘴巴都笑開。夏天裡來流水長，‘哪有忠王的情義長，我伲看見忠王象見親爹娘。秋天裡來稻子黃，割下稻子打成谷，送給忠王當軍糧。冬天裡來雪茫茫，我伲一家在爐旁，說起忠王的恩情日夜都不忘。”後來李秀成帶兵從蘇州去救天京的時候，蘇南人民又唱道：“長江里水向東流，我伲日夜都發愁。千愁萬愁不愁別，愁你一去不回頭！”

梁啟超極力推崇洋務派代表李鴻章，並為之作傳。《李鴻章》這本傳記里有不少章節言及李秀成，一提及時即是一連串的好評：“聰慧明敏，富於謀略，膽氣絕倫。”

論及當時李秀成的功績則說：“故洪氏未葉，得以揚餘燼簸浩劫，使官軍疲於奔命，越六七載而後定者，皆秀成與陳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縱橫長江上游，起台颶於豫、皖、湘、鄂；秀成出沒長江下口，激濤浪於蘇、杭、常、揚。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絕人，且有大度，仁愛馭下，能得士心，故安慶雖克複，而下游糜爛滋甚。自曾軍合圍雨花台之後，而於江蘇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戰。使李鴻章、曾國答費盡心力，以非常之巨價，僅購得戰勝之榮譽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語李鴻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寫到李鴻章建功立勛，卻在克複天京一節之末，以大篇幅對李秀成的諸多事迹讚不絕口：“李秀成真豪傑哉。當存亡危急之頃，滿城上下，命在旦夕，猶能驅役健兒千數百，突圍決戰，幾殲敵師。……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而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將，何以過之，項羽之烏騅不逝，文山之漆室無靈，天耶，人耶？吾聞李秀成之去蘇州也，蘇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禮葬王有齡，優恤敗將降卒，儼然有文明國戰時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處洪秀全之地位，則今日之域中，安知為誰家之天下耶!”

梁啟超對忠王給予極高評價，這些評價甚至高於傳記主角李鴻章本身：“李鴻章與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謚文忠，皆可以當之而無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紿八王而駢戮之，此事蓋猶有慚德矣。”

除此之外，梁啟超言及《李秀成自述》，又直言感慨：“雖經官軍刪節，不能各傳，而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嗚呼！劉興罵項，成敗論人，今日復誰肯為李秀成、揚偉業發幽光者？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后之良史，豈有所私。”

“試觀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嘩然……（《洪福異聞》）”

“假仁假義，慈愛軍民”（湯氏輯《鰍聞日記》）

中方敵對人士及媒體對李秀成及其自述觀感態度摘錄：

曾國藩

前期－狡詐百端

後期－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

死後－甚憐之

曾國荃

阱虎乞憐，雖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左宗棠

意在庇縱逆黨，亦可概見。

李鴻章

偽忠王李秀成為諸賊之冠，不甚耐戰，而最多狡謀。……狡獪異常、詭譎多謀、謀狡而穩……既深佩其狡猾，更積恨其忠勇。

趙烈文

此賊甚狡。

《上海新報》

狡獪異常，身在囹圄，猶朦混大憲，為幼逆等漏網地步。

上海出版最早的報紙是《北華捷報》，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 )創辦周刊。1864年7月1日，由於需要刊載的信息日多，報館另出日報《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華捷報》乃為增刊繼續發行，每周六發行。《上海新報》為近代上海首份中文報紙。出版於1861年12月(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傅蘭雅（John Fryer,英），林樂知（YoungJohn Allen,美）曾任主編。由英商字林洋行（North-ChinaHerald Office）印行。競爭不敵《北華捷報》中文版，1872年12月停刊。日人松野植之助(一雲松野平三郎)於1890年再以此名創辦《上海新報》於上海。初為周刊，1904 年改為日刊，並易名為《上海日報》。

外方敵對人士及媒體對李秀成的觀感評價

[英]Bernard.M.Allen（伯納特·M·艾倫）《戈登在中國》：

當戈登開炮猛轟，隨即進攻壁壘森嚴的胸牆時，迎面對抗的並非慕王，而是萬夫莫當的忠王本人！他率領三千精兵，一律身穿黃袍。戰鬥在前哨，由忠王親自督軍捍衛。戈登生平只有這一次在沙場上面對偉大的太平軍統帥。事後他不得不承認：忠王衝鋒時端的身先士卒，銳不可當。

[英]（原籍美國，退休后入英籍）Hosea.Ballou.Morse（霍·巴·馬士）《太平天國紀事——戈登捷奏》：

他是忠王——忠貞的王——太平事業的主心骨，他專程從無錫遠道趕來研究蘇州的局勢並激勵軍兵防禦的士氣。我饒有興味地打量著他。他體格健壯，顯然身經百戰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嚴，身穿便服，僅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別無其他飾物。

“常勝軍”總指揮戈登：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風采，你就會相信，像他那樣的人，註定會成功。不論撫台（李鴻章）、恭親王還是別的滿清王公貴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見絀。

他是叛軍擁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創業精神的領袖。他比其他任何叛軍首領打過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軍領袖。

（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412，1864）英國政府翻譯官阿拉巴斯德紀錄訪問李秀成在監獄里的情況：

“我不願打擾他，便靜靜地進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轉頭，遂站起來，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賀。這時我不得不說幾句，故只問他是否對我有什麼要求。他回答說他唯一的希望於天。說此話好象幾乎以快樂的聲調，使我無意之中同情他。”

（1970年1月9日《文匯報》路易·艾黎書信），其中第3條提到：

……阿拉伯斯特（即阿拉巴斯德）是最後一個見到李（秀成）的外國人，他是在南京認識李的。李對他說，他（指阿拉伯斯特）所看到的這個人（指李自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李對他還可以利用剩下的一點時間來寫一些有關起義的歷史而感到高興，因為所有在南京的檔案都已經丟失。儘管他受到了殘酷的虐待，但他仍然顯得平靜和鎮定，保持著尊嚴。

你們的兄弟般的路易·艾黎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於北戴河

送忠王寶劍回中國的柯文南認為：“忠王在世最後幾天所寫並不是以‘乞命’為動機。……只有他願意幫敵人打革命軍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說他願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沒有根據的。……李秀成在生的最後幾天由於忠君思想，宿命思想，愛民情操及實際情況，認為革命既然已經失敗了，自己最後的責任只能是死前勸敵人允許他想盡一切辦法解散太平天國的殘軍(無論是真情與否)，避免繼續流血，避免‘內亂外患’”

——可見柯文南關注的不是李秀成真降偽降，抑或真降偽降的效果，而是強調，李秀成保護部眾的目的，在自供中無疑是真實存在的。

令柯文南茫然的是，即便中國的史學同仁認同他的看法，達成了對“李秀成的確想保護部眾”這一事實的共識，可仍然對忠王李秀成的自述給予無情的批判。文革結束之後，這樣的結論依然是主流，在歷史教科書上，李秀成有幸被平反了一部分，但在晚節問題上，繼續因自述問題維持污點評判。柯文南百思不解，不得不在他的史論中，寫下了這麼個追問句子：“這難道是很可恥的想法及行為嗎?”

源於不同價值觀的爭論，究竟是死節難，還是身在囹圄猶慮監牢外的眾生更難，似乎不是無從討論，無法得出答案的。對於貪戀生命的人而言，主動自殺當然更難一些，然而縱觀忠王一生，誰都不能否認，李秀成並不是個怕死的人。可見這類“氣節”的價值在於名聲，因此也叫做“名節”。重名的癖好導致了對自裁者的讚賞，淹沒了對堅忍者的崇敬，遂使得“引刀一快”高於一切艱辛籌謀。

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后自述變節的問題，這個話題在太平天國史學界爭論很久了，一直是各執一說、互論短長。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認李秀成沒有出現陳玉成、洪仁玕那樣的大義凜然、不屈而死的場面。當然，我們不能簡單的憑藉一個不屈而死來看作是英勇的唯一佐證。

可是，作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並對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氣節是政治家必備的條件，否則，臨危苟難豈不和政客無異？說到自述，李秀成洋洋萬言除了對天國失誤的總結和自己經歷的懺悔以外，就是對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談收齊章程的要點。如果說這是一個韜晦的話，那麼，什麼是韜晦？韜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實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為天平天國最高宗教領袖和號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讓城別走的能夠實現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為主體，後來新捻軍首領賴文光不就是以恢復天國為口號的嗎？然而，今昔異勢，老天王已經不在了，而洪天貴福下落不明，單獨的恢復天國已經是基本是畫餅。於是，就出來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維的假說，好吧，我們就試著按照這一思路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當年三國姜維之於鍾會的韜晦策略的演習，鍾會為什麼會和姜維結成政治同盟？因為鍾會沒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維是西蜀的人望，曹魏滅亡蜀漢，不存在比較大的正統與非正統的界定，至少界定範圍很寬。然而，曾國藩呢？曾國藩確實在得意忘形的情況下說過：長江兩岸無一處不張鄙人的旗幟。假如他易幟於南京，他可能會藉助於李秀成去招撫他的舊部，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一點，李鴻章在蘇州殺降，曾國藩始終不報惡感，可見曾李在使用降將問題上主要論點是合而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這個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暫時得全，但想成為曾國藩的政治同盟者豈可得乎？曾國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統觀念的衛道士，他們就算是與滿清為敵，也不會同他們心目中的反賊化友的。何況，太平天國在那時候中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還有其他的好感嗎？曾國藩會大張旗鼓的利用李秀成為他壯大聲勢嗎？那麼他是想壯大力量還是想渙散隊伍呢？改朝換代的君王，寧不慮此？說的通俗一點，李秀成雖然有利用價值，但是沒有一點政治價值！這就是他不可能成為姜維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還有一個軍心問題。司馬昭為什麼看透鍾會無能為也？因為他知道大戰之後，人心思歸的道理。曾國藩在克複南京以後，手中直接掌握部眾達十萬人之多，是滿清開國以來不要說是漢人領兵就是滿洲貴族統軍也不能望其項背的，但是，這支部隊在南京燒殺之後已經不再是百戰之餘的猛士了，而是急於衣錦還鄉的匹夫了，如果曾國藩利用他們的剩餘價值去平定內亂也許還有一點強弩之末，但是要作為動亂的本錢，可能就是走向滅亡的開始。古往今來，名不正則言不順。熟讀南北朝歷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親信謝晦在反叛時面對他旌旗招展、精銳無比的荊州軍說出了這番話：恨只恨不是勤王之師啊。假如曾國藩造反，他在石頭城上的感一定不會比這位先輩更離奇。

此外我們經常說曾國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這是不必否認的，曾國藩意欲獨步天下的野心是從來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個形勢的對比，曾國藩適時雖然門生故里甲於天下，督撫十有其八出於湘系，但是，那是大家還在一條船上的時候，假如曾國藩敢於揭竿而起的話，我還是那句老話，第一批討逆的先鋒中一定有李鴻章的身影，因為就是避免連坐也是要來的，一旦形勢變化不利於曾國藩的話，第一個殺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當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當初，李鴻章的愛將劉銘傳回憶，彭玉麟把類似勸進的書信轉交給曾國藩之時，曾國藩將它活吞，說：雪琴如此試我，其心可誅。後面四個字自然是虛妄的。此段是李鴻章說給劉銘傳的，想來應該可靠。以曹操那樣的條件都拒絕行非常之事，曾國藩是大傻子嗎？曾國藩的條件比曹操、朱元璋還要好嗎？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邊有荀彧、徐達嗎？曾國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齡去做劉秀三十歲做的事情，我們覺得有可能嗎？至於說到保存書稿我以為作為歷史的另類見證的涵義可能比關門做皇帝的意淫心理來得實際吧。

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影響著我們的歷史視覺，歷史著述者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此加以論述，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歷史事實加以避重就輕，無可厚非。隨後的政治家以本人本黨的政治理念加以評價，就頗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國後期的立柱，但面臨天國危機，曾力諫天王，望棄守天京，轉戰江西，以圖東山再起。但大勢已去，天國腐敗弊政積重難返，天朝的治國思想拜上帝教只不過是煽動群眾的美好理想，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認同自己的天國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盡臣子的責任，為百姓士兵著想，減少無辜傷亡。當自己的意見未被採納時，仍選擇堅守天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抱必死殉國之決心。

他與陳玉成等天國將領相比，他除了有軍事家的戰略眼光，更有治國圖強的政治思想，歷史就是歷史，時代已經沒有給他太多的機會。傳言曾國藩曾經想勸降他或他向曾乞降，這一點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曾沒有勸降的必要即使曾想留也不敢留，其次，僅此萬言書不足為乞降之證據，萬言書的內容是李秀成歷經太平天國的興衰的思考，留下太平天國的遺書，他想招降太平軍殘部，只願他們不要做無畏的犧牲，不要再做虛幻的天國夢了，因為現實和太平天國的治國思想不允許。對此，他心裡明白，作為“長毛的髮匪”大清能容他嗎？他的心已經死了！

據史書記載，太平天國著名將領忠王李秀成是廣西藤縣人，生於1823年。1864年6月天京城破后被俘。於當年8月被清軍將領曾國荃處死。他一生英勇善戰，愛民如子。他與陳玉成，李世賢等力撐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重大軍事上的勝利。然而，支撐起太平天國半壁江山的忠王李秀成其實是海州人，他自小一直生活在鐵牛鎮上。鐵牛鎮和沭陽縣城的‘恆順公皮貨店’都是他經營的。青年時，他就加入哥老會的青幫，在海州的輩分很高，備受擁戴。在家鄉李秀成曾是與沈萬山齊名的沭陽首富程震泰家的座上客。海州一帶的青幫頭子馬君甫和李秀成是至交，也因為他經營著皮貨店和販馬生意，因此而客居廣西藤縣。參加了金田村太平天國起義，到1864年南京城破卻是曾國荃與李秀成的共謀和默契。因為曾國荃久功南京不下，朝廷有意派李鴻章協攻。曾氏兄弟怕人攬工，更加急於攻入南京。於是曾國荃乘李秀成的妻舅宋永棋入曾氏大營探聽軍情之際，要宋轉告忠王，只要讓出南京，什麼條件皆可商量，忠王得知后，審時度勢，認為南京城破，只是時間問題，城內嚴重缺糧，如果堅持下去，軍民必然遭殃。曾、李雙方為漢人，不應自相殘殺。於是提出兩點要求：一是清軍入城不得燒殺傷害百姓，二是容幼主洪福出城，不得追殺，於是李秀成安排家將帶著他和鎮江小妾所生的九歲兒子李學富潛逃出城去海州家鄉碩湖灘的鐵牛鎮上藏伏，隱姓埋名，過著常人生活。自己帶著洪秀全兒子洪福衝出城牆缺口，以備東山再起。後來看到清軍入城而無惡不作，後悔不已。此時洪福已被衝散，不知下落，絕望之下，李秀成想在一間破廟裡自殺，被鄉民發現阻止。后終因陶大蘭告密，被清軍肖孚四部俘獲。

李秀成被俘出乎曾氏兄弟意外，打亂了原來默契和計劃，只好上奏朝廷，揚言要嚴行拷問，押送京師，一面囑李秀成不要在供詞上寫明自己是淮河下游的海州人，只寫是參加起義時客居廣西藤縣人，為日後安排李秀成逃往海州家鄉做好掩護。

經過曾氏兄弟的密商又上奏朝廷，謊稱李秀成的‘黨羽尚堅，民心未去，押送實不安全，’要蔣李秀成於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就地正法。實際上，李秀成被曾氏兄弟偷天換日，密送到地處海州碩項湖灘的鐵牛鎮上，與先行逃出的‘小王子’李學富一起隱居於家鄉。過起常人生活。後來，李學富一直在鐵牛鎮上行獸醫，一直到1939年，84歲的小王子李學富才敢向世人透露這段自家的傳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