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權

上世紀6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打破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爭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發展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7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題為《作為一項人權的發展權》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發展權”的概念。1979年，第三十四屆聯合國大會在第34/46號決議中指出，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平等發展的機會是各個國家的天賦權利，也是個人的天賦權利。1986年，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對發展權的主體、內涵、地位、保護方式和實現途徑等基本內容作了全面的闡釋。1993年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從而使發展權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統。

發展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權既是一項個人人權，同時也是一項國家或民族的集體人權。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在一國範圍，發展權首先是一項個人人權。個人只有作為發展權的主體，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並公平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但是，個人和集體是相互依賴的，沒有國家或民族的發展，也就很難談到個人的發展。因而，發展權必然是一項不可否認的集體人權。第二，個人發展權，其訴求主要指向國家，集體發展權則主要針對整個國際社會。在一國範圍，實現個人的發展權主要依靠國家。《發展權利宣言》指出，國家有權利和義務制定發展政策，保障每個人發展均等和公平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在國際範圍，實現國家或民族的發展權則主要依靠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各國均有促進本國發展的責任。為保障發展權，必須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消除妨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各種障礙。第三，發展權是實現各項人權的必要條件。《發展權利宣言》指出，發展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全面發展的進程，只有在這一進程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才能逐步得到實現。

實現發展權的條件包括兩方面。首先，對國家而言，一是創造有利於發展的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二是每個國家對本國的自然資源和財富享有永久主權，並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政策；三是每個人和全民族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發展進程、決策和管理，並公平分享由此帶來的利益。對國際社會而言，一是堅持各國主權平等、相互依存、互利與友好合作的原則；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使發展中國家能夠民主、平等、自由地參與國際事務，真正享有均等的發展機會；三是消除發展的各種國際性障礙。發達國家應採取行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全面發展的便利條件。

發展權作為所有個人和全體人類應該享有的自主促進其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全面發展並享受這一發展成果的人權，最初是由塞內加爾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凱巴·姆巴耶於1970年正式提出的。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長期以來，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嚴重束縛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改變舊秩序，獨立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提高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成為時代的呼聲。與此同時，發展問題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新發展哲學”、“國際發展新環境”、“國際經濟新秩序”、“發展國際法”等一系列概念相繼出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權概念得以產生並逐步從一個人權概念演變為一種人權規範和人權制度。從實在法的角度看，發展權的演變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從人權目標到應有人權。發展權萌生於將國際組織的存在價值與人權的基本目標定位於"發展"的國際人權法。其總體思路是，人權是藉以實現發展的形式和手段，發展是人權的目的與歸宿。自《聯合國憲章》強調聯合國應促進"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與社會發展"時起，人權法都試圖去確立人權手段與發展目標的內在關聯。從起初的自決權、天然資源永久主權，再到後來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無不以人類發展，特別是非自治領土和非發達國家的發展為依歸。如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規定：“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1966年的兩個著名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布，"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這幾個規定在發展權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人權目標嚮應有權利的飛躍，是發展權演化史上的第一次質變，其標誌有二：一是把“發展”與“責任”聯結起來。1969年聯大通過的《社會進步與發展宣言》指出：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發展的主要責任在於這些國家本身，而其他國家也有責任“提供發展幫助”，這裡實質上隱含著賦予發展以權利形式的認識。二是在學理上凝結成"發展權"這一範疇，以及為使之獲得普遍確認和規範所作的種種努力。

（二）從應然人權到法定人權。20世紀70年代是發展權逐步實現這一轉化的十年。1977年11月，聯大教科文組織主持編輯的《信使》上發表了《三十年的鬥爭》一文，將發展權歸入一種新的人權，稱為人權的第三代。教科文組織關於發展權的討論引起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極大關注。1977年，人權委員會通過了第4號決議，第一次在聯大人委會系統內承認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從此，發展權問題才正式被提上聯合國大會國際政治、經濟和法律事務的討論範圍。聯大就此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包括1977年12月16日通過《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案），根據發展權的精神擴充和完善了人權概念，決定把有關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促進入的充分尊嚴和社會發展作為人權的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內容，當作決定聯合國系統內今後處理有關人權問題時應考慮的一種新概念。同時，聯大秘書長根據人權委員會的請求，專門發表了研究發展權的國際意義的E/CN．4/1344報告。在此基礎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才在1979年3月2日以決議形式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人權，並指出："發展機會均等，既是國家的權利，也是國家內個人的權利"。對該決議，美國投了反對票，六個發達的西方國家（比利時、法國、前聯邦德國、以色列、英國、盧森堡）投了棄權票。這表明了西方國家的基本態度。

聯合國大會為了使發展權的研究和保護工作更加全面系統地展開，在1979年11月23日，以第34/36號決議通過了《關於發展權的決議》，明確強調發展權利是一項人權，平等的發展機會既是各個國家的特權，也是各國國內個人的特權。這是"發展權"概念首次出現在聯合國大會這一最大範圍的國際組織通過的決議之中。

（三）從法定人權到實然人權。從80年代起，儘管面臨著對發展權基本原理存有諸多分歧與嚴重衝突的嚴峻形勢，但其主流則轉移到如何獲取、實現和保障發展權的問題上。1986年《發展權利宣言》的通過，標誌著這一轉化的開始。該宣言指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獲得充分實現"。宣言並原則性地闡釋了發展權的主體、內涵、地位、保護方式和實現途徑的基本問題。

90年代以來，對如何理解和保障發展權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討論。1990年1月，在日內瓦召開了關於發展權保障的全球磋商會議。1991年由印度和荷蘭承辦的國際法協會國際經濟新秩序法律委員會會議在印度加爾各答召開，此次會議聚焦於"發展權，特別是它的理念和理想，人權形式及在國際法具體領域的實施"，並於次年通過了《關於發展權的加爾各答宣言》以補充1986年的《發展權利宣言》。

根據1993年6月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1993年設立了一個由亞、非、拉、東歐和西方五個地區共15個國家的專家組成的研究發展權實現問題的專家組。從1993年至1995年，工作組召開了五次會議並向人權委員會提交了五次報告。在最後一次會議中，由於西方國家篡改發展權概念、刻意突出西方傳統人權觀念，致使工作組因分歧過大，無法完成人權委員會交付的使命而解散。為此，1996年第52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再設立一個政府專家工作組，重點研究實現發展權的國際戰略問題。可見，發展權雖在形式上已經為國際社會認可為一項人權，但理論與實踐上的分歧與對立依然十分嚴重。

發展權分歧與對立的原因之一在於對發展權存在的客觀依據與理論淵源缺乏應有的深層探析。否定發展權是一項人權的觀點，認為發展權無法從人權法哲學特別是傳統人權法理論中得到證實，它只不過是國際鬥爭的一種手段和工具。這種工具論稱發展權已變成在聯合國進行宣傳的工具的大雜燴。已被一些嚴重侵犯人權者用於維護反西方民主的第三世界的激進的主張。因此，它已被用作主張分享世界資源、獲得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要求對過去的剝削進行補償以及在總體上譴責西方意識形態的工具。從既對立又對話的方法論出發，本文不贊成上述觀點，認為發展權是對人類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現實社會關係的規制，是現實社會關係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反映。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分工又是一切社會關係形成與演化的基石。發展的障礙正是在人類活動與活動的對象、勞動過程與勞動成果、生命活動與精神活動之間，人為地安插進的以極不合理分工為核心的社會力量（而非自然力量，相反，自然力量提供了它們結合的基礎）--極度扭曲的社會關係。要獲得發展，就必須對這種給

人的發展以否定的社會關係進行否定之否定。而人權概念富有深刻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能夠超越特定的經濟考慮、政治爭執和文化衝突，直接以人之作為人所就有的全面發展和完善作為絕對根據……並將人在類上的認同和對現實的批判所提出的要求，落實為每個人應該而且必須通過某種制度化程序來主張的權利，從而指示了一種新的社會結合形式"。這樣，以對現實社會關係的批判為契機，為著追求人的發展和完善的共同目標，人的發展與人權便內在地有機地融合起來，形成了發展權這一人權形式。

概而言之，發展權作為一項人權，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是人向客觀物質世界特別是向人類社會自身鬥爭的產物；是人的個體和人的集體的物質文化發展需求與既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狀況所提供的需求資料之間的矛盾運動，以及主體發展權利意識覺醒並為之積極實踐的必然結果，體現了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統一。歸根到底，發展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是對建立在一定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現實社會關係的調整，是人的本質的全面反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人權問題上的反映。

發展權不僅是一項人權，還是人權體系中的一項基本人權。其根據在於，發展權具有對於人的不可轉讓性。發展權是把人與社會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和後盾之一，是處理主體相互之間各種錯綜複雜關係的重要標準。讓渡發展權，個人將因沒有發展實力而喪失進入社會的資格，國家、民族便無權以獨立者、平等者的身份立足於國際社會、最終不能成為獨立的國際法主體。發展權還具有對人的獨特性，對主體的價值和尊嚴、獨立性與自主性以及權威性起著決定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完整意義上的人是作為私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主體的三重角色的統一體，而發展權則集中體現著主體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喪失了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權中的任一方面，人都不完整。即是說，發展權有其獨特的地位，實現發展權意味整個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正義的實現。發展權是制約其他人權的實現並能派生出系列子人權形式的母人權。

否定發展權法律屬性的觀點的根據是發展權規範並沒有為各國創設應該遵守的義務規則，缺乏有組織的制裁體系的支撐。有些人認為"試圖使發展權概念同’強行法’相一致，那將是一個自相矛盾甚至是一種過火的行為，發展權不可能具有在這種規範層次上的首要特徵。有些人還認為發展權甚至還沒有獲得普通法律規則的地位。

從法理學上看，這種在今天仍有很大市場的觀點實際上是犯了一個把"法律"與"強制命令"簡單等同起來的錯誤。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在批判了以奧斯丁為代表的"法律實質上是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的法律觀后，明確指出法律是一個設定義務和規定權利的行為規則體系，“法律的存在最起碼要使某種行為具有義務性”。所謂義務是基於規則存在的，旨在通過將某一特定人的行為歸屬於一個一般規則而把該規則適用於他。反言之，義務並非是作為遭受懲罰或災禍的可能性的預測，那種認為違反義務就將遭受痛苦的傳統義務觀是十分片面的。由此可見，以發展權缺乏強制義務性而去證明它缺乏法律性質和法律拘束力，是對法律概念和義務本性的嚴重誤解。當然，我們必須區別純國內法上的強制制裁與發展權法的強制保障，不能以它缺乏強制制裁而否認它的強制保障實施性。實際上仍然存在著遵守發展權法原則和規則的普遍壓力、權益主張、反對措施和報復行為等來制約對發展權義務的違反以保障發展權的實現。

從法律淵源看，發展權的基礎被看成是生存權的結果。沒有發展的生存必然因缺乏進化的活力而萎縮。發展權實現於人的社會、離不開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又離不開人的生存與發展。人只有獲得這種權利，才能擺脫與其他動物合為一體的狀態，而成為社會上的、法律上的人。僅有生存權還不是以體現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因為生存權只確定生存的最低標準，要使這種區別即人的社會性充分展開和充分實現，還應從人的求生本能進化到追求生存質量上來，使人能不斷發展自己的肉體組織與精神組織、使各集體主體擁有在自己的生存時空內發展自己的生存能力並提高生存質量。惟其如此，人和人的集體才是健全的有別於“獸”的主體。承認生存權的強行法地位和法律屬性，就不能不承認導源於此的發展權的法律性質，這是必然的邏輯結果。

堅持公平正義原則 捍衛國家發展權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已塵埃落定，但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尤其是長期排放權分配問題，依然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日前表示，研究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應當依據科學事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權分配的方案必須要考慮各國歷史排放、人均排放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排放權即發展權”

在一定時段內，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某個適當的水平之內，已成為全球政治共識。

“要在操作層面上完成對二氧化碳濃度的控制，就必須有一個為全球大部分國家所接受的責任體系，而其中的焦點就是各國今後的排放權分配。”丁仲禮說。

他領導的課題組通過研究發現，所有發達國家都出現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期。美國在1973年、英國在1971年、德國和法國在1979年分別達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後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變，並且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碳排放的高速增長期，美國在1901年至1910年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增長率平均為5.04%，德國在1947年至1957年為9.89%，日本在1960年至1970年高達11.98%。

“可見，任何國家從不發達進入發達這一發展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現象。”丁仲禮說，“因此，要發展就難免排放，排放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問題，排放權即發展權。”

他指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只有通過降低能源使用總量、調整能源結構、控制人口增長等方式才能實現，因此它本質上是經濟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國家在其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福利過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驅動這個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美國和英國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別達到2.4噸和3.2噸碳。可以說，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經濟國家還是那些以自然經濟形式存在的最不發達國家。在人類歷史上，低碳發展的國家還沒有出現過。”丁仲禮說，“即使今後低碳技術獲得長足進步，發展中國家在建設基礎設施、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

他認為，無論是考慮到歷史排放、當前排放，還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不得不產生的排放，在長期排放權分配上，無疑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傾斜。

減排話語下存在“陷阱”

關於二氧化碳減排，目前國際上有多種方案，絕大多數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那麼，這些減排方案是否科學公正？

丁仲禮課題組對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方案、G8國家方案等7個主要方案進行了評估分析。“我們發現這些方案不但沒有考慮歷史上1900年到2005年期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已是發展中國家7.54倍的事實，而且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來排放權。”他說。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70ppmv(百萬分之一體積)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約有60%來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個發達國家。而這些減排方案巧妙地迴避了各國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丁仲禮說，“同時，這些方案雖然提出了時間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沒有一個方案考慮人均累計排放量，從而規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他進一步分析說：“這些減排方案從表面上看，發達國家減排量更多；殊不知，在減排話語下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陷阱。”

丁仲禮指出，這個陷阱由6步“邏輯推理”構成：第一步，論證全球溫度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強調升溫可能對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影響；第三步，作出價值判斷，即要在本世紀內將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增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第四步，計算出不超過2攝氏度增溫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為450ppmv；第五步，發達國家率先提出明確的減排目標；第六步，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具體的減排任務。

“這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在於，450ppmv的目標濃度確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間，人類通過化石燃料和水泥生產產生的排放量就隨之確定。在這個總量中，發達國家確定‘率先減排’比例后，餘下的即為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禮說。

根據他的計算，如果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25%的中期減排目標，中國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權。即使這個目標提高到40%，也僅僅將用完排放權的時間推到2021年而已。

“這樣的方案將大大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違背了國際關係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了氣候變化協議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如果這些方案得到實施的話，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他說。

“人均累計排放”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丁仲禮認為，用某個時間點開始的人均累計排放來分配今後的排放權，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從一個國家當前工業基礎、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國民福利等方面同人均累計排放的高度相關性來論證，這個指標是合理的。”他說。

他指出，從1900年到2005年這一段時期，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大約是全世界平均數的三分之一，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同樣，我們今天的排放也剛剛達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這也只有美國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這必須作為未來排放權分配中充分考慮的因素。”

國目前處於一個高速發展時期，能源需求旺盛，減排難度不小。“考慮到中國正在大力發展和應用低碳技術，實施節能減排的各種努力，我們評估認為，即使在450ppmv至470ppmv濃度控制目標下，中國也有足夠的邏輯和道義的支持，要求在2006年至2050年間獲得1100億噸至1300億噸碳的排放權。”丁仲禮說。

他特別說明，通過計算，發現在450ppmv的控制目標下，現在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形成排放赤字，“但我們並非主張這些國家今後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張這些國家應該用資金和技術來‘交換’今後的排放權。”

此外，丁仲禮認為，對450ppmv目標不應設定得太過剛性。因為450ppmv目標是IPCC在氣溫對CO2濃度高度敏感的認識下做出的，並且主要來自數值模擬，並非來自對過去百年紀錄的嚴格評估。

“在未來關於氣候變化的談判中，中國應擔負起大國的責任，堅持公平正義原則，以‘排放配額’為議題展開談判，變被動為主動，捍衛國家發展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