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琨

薛寶琨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是著名曲藝理論家。

1948年，他報考商業職校，因為這類學校畢業后可以安排工作。

到1950年，15歲的他，作為知識書店的實習生站了一年櫃檯，轉年復學，到1954年在天津醫藥公司採購供應站當會計。

1956年響應周總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他讀過許多蘇俄作品，一心想在這最高學府圓他的作家夢。反右鬥爭后，又鑽研外語，想搞翻譯工作。

1961年畢業分配卻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分到了中央廣播事業局文藝部當編輯，廣播說唱團創作員。寫歌詞、相聲、鼓詞。為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充當“喉舌”。在那裡他接觸了曲藝，結識了侯寶林等曲藝名家，並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從1961年至1972年12年中，在他們的熏陶、浸染、刺激、提攜下，學到了不少東西，無疑對他日後的曲藝理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劉少奇提出“八字方針”，加之他沒有政治問題，還是被分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廣播事業局被砸爛，薛寶琨在劫難逃，被下放到北大荒那個過去流放犯人的“坐虎潭”接受改造。因氣候惡劣后遷至河南淮陽，共三年八個月。在此期間他挨過整。他心灰意冷，萬念俱灰，想在那安家落戶，種地為生。

1973年林彪倒台，政策有了變化。薛寶琨不想再回電台那是非之地，於是，他回到了天津老家——南開大學中文系(後到東方藝術系)任教至今。

自上個世紀60年代薛寶琨調入中國廣播說唱團任創作員起，先後與侯寶林共事達20餘年，並在共同的事業與追求中建立了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忘年之交。

1972年，薛寶琨調入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南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東方藝術系教授、藝術理論教研室主任，天津市曲協主席團委員，后擔任中國曲藝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家協會顧問。

1979年北大為他恢復了黨籍。

1979年參加鍾敬文先生主編的《民國文學概論》一書的撰寫開始便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後來連續寫出了《曲藝概論》《相聲溯源》《相聲藝術論》三本書。

1982年又應黑龍江出版社之邀，與侯寶林聯袂北上，僅用兩周時間寫下了《侯寶林與他的相聲藝術》。因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先生讚譽他是侯寶林研究的權威。

1982年又寫了《駱玉笙與她的京韻大鼓》一書。

198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藝術》。該書將所有的俗文化都收了進去，並建立了一定的體系。同年中宣部組織編寫的《祖國叢書》(人民出版社)中由薛寶琨撰寫的《中國的相聲》一書獲獎，嗣後他又寫了《中國的曲藝》。

1989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幽默藝術論》。《中國人的軟幽默》在華北五省市文藝論著中獲一等獎；《笑的藝術》獲魯迅文藝獎；《中國的相聲》獲全國曲藝理論科研成果優秀獎。《中國人的軟幽默》在台灣出版並一版再版。

1992年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編的叢書中由薛寶琨撰寫的《中國文化通志·藝文典·典藝志》(35萬字)將在今年出版，並應中國曲協《中國叢書》之邀撰寫《當代中國曲藝·相聲部分》。

除此之外，薛寶琨還為報紙開設專欄，撰寫短小精粹的隨筆、短論文章300餘篇。總之，薛寶琨在曲藝理論園地勤奮耕耘十幾年，著述頗豐。他的專著資料翔實，理論深厚，分析精當，個性鮮明，而且文筆優美暢達。鑒於他學術上的成就，1996年英國《劍橋名人錄》收入了薛寶琨的條目。

天津乃至中國的曲藝理論研究，薛寶琨的名字是首當其衝的。他對曲藝的研究，涉獵之廣，探究之深，令人咋舌。從曲藝的常識到鑒賞，從創作研究，表演研究到作家、藝術家論，作品評論以及改革探索，曲藝史論，幾乎無所不包。而且發古探微，論述精到，頗多上乘之作。說薛教授是曲藝理論研究的帶頭人並不誇大。他的曲藝理論研究以唯物辯證法為指針，對曲藝美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通過現象與本質，明快與含蓄，細膩與深刻，烘托與點破，樸拙與纖巧，疏略與綿密，懸念與默契的對立統—來把握相聲包袱；通過側面與全面，共性與個性，性格與環境的對立統一來把握“內部諷刺”的人物形象；通過庄與諧，正與反，虛與實的對立統一來把握諷刺藝術；通過火與溫，雅與俗的對立統—把握相聲演員的表演風格。這樣不但事半而功倍，而且一針見血。

薛寶琨在研究中，從不單純玩弄理論。他有十餘年曲藝創作實踐，因此他能結合作家、演員的藝術實踐進行深入探討。比如他評論駱玉笙的演唱風格。立論便是駱玉笙藝術實踐的升華。他說：“駱玉笙音色的最大魅力在於她的顫音。顫音是她區別於其他京韻名家的外部特徵，也滲透進她依情唱曲，一曲多變，字正腔圓的各個方面。”

他十分關注曲藝的現狀與走向，提醒人們注意提高曲藝的文學水平，題材形象的豐富，並指出“諷刺的生命在於真實”，疾呼“提高相聲的幽默品位。”所有這些無疑對曲藝的健康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薛寶琨的曲藝理論研究還十分注意宏觀研究與微觀探討相互的結合。《中國的相聲》與《中國的曲藝》就是相互結合的結晶。

中國幽默藝術論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幽默藝術論》這部論文集中，反映了中國幽默藝術史的基本面貌並對唐宋說話，伎藝，說書藝術的“使砌”．民間說部的“書筋”、“情歌”、“歌謠”、“笑話”乃至“筆記小品”、“文人幽默”、《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幽默藝術都有專題涉獵、研究。

中國人的軟幽默

頗有影響的《中國人的軟幽默》一書，薛寶琨對中國人的幽默性格、人生態度、人際關係做了生動剖析。他說：“中國式的幽默，就表達方式來說，可稱之為軟幽默，卻又軟中有硬。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婉而多諷”，“幽默是中國智者眼中的微笑。”

2016年2月28日上午8時10分，薛寶琨在天津市黃河醫院逝世，享年81歲。

儘管薛教授在中國曲藝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卻淡泊名利，很是超脫。他說：“什麼事都無可無不可。平淡是人生最高境界。”

他的人生信條是：逆中求順，退而善飛。承認人生的苦難與現實的不幸，但絕不屈服於命運而是在矛盾的罅隙中尋求心靈的自由。信老莊而厭其怠惰、消極、圓滑；喜佛釋又絕不以生為苦；崇儒家，更不取其“汲汲乎”之卑瑣情態。

然而薛寶琨卻命運蹇舛多艱。1948年，他報考商業職校，因為這類學校畢業后可以安排工作。到1950年，15歲的他，作為知識書店的實習生站了一年櫃檯，轉年復學，到1954年在天津醫藥公司採購供應站當會計。1956年響應周總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他讀過許多蘇俄作品，一心想在這最高學府圓他的作家夢。反右鬥爭后，又鑽研外語，想搞翻譯工作。而1961年畢業分配卻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分到了中央廣播事業局文藝部當編輯，廣播說唱團創作員。寫歌詞、相聲、鼓詞。為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充當“喉舌”。在那裡他接觸了曲藝，結識了侯寶林等曲藝名家，並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1961年至1972年12年中，在他們的熏陶、浸染、刺激、提攜下，學到了不少東西，無疑對他日後的曲藝理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右派”

薛寶琨56年入黨，儘管他57年沒有右派定論，然而由於他的正直，替別人抱打不平，說了幾句好話(一位17歲貧農出身的小同學說了家鄉吃不飽的實話被打成右派)便以庇護右派和走白專道路為名被取消了預備期。耿直的薛寶琨一門心思認定，與其違心地整人，不如安心地被整。1963年劉少奇提出“八字方針”，加之他沒有政治問題，還是被分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1979年北大為他恢復了黨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廣播事業局被砸爛，薛寶琨在劫難逃，被下放到北大荒那個過去流放犯人的“坐虎潭”接受改造。因氣候惡劣后遷至河南淮陽，共三年八個月。在此期間他挨過整。他心灰意冷，萬念俱灰，想在那安家落戶，種地為生。1973年林彪倒台，政策有了變化。薛寶琨不想再回電台那是非之地，於是，他回到了天津老家——南開大學中文系(後到東方藝術系)任教至今。

振作發憤

堅冰已然打破，航道已經貫通。打倒“四人幫”后，中國知識界振奮不已。薛寶琨與北大的同學在一起交談，取得共識，決心在這“政通人和”之時，振作發憤，再圖大業。真正坐下來研究些東西，著書立說。

儘管薛教授對我笑談他的人生哲學是養家糊口，生兒育女，追求一種平凡、平淡、平實的生活與心境，由此他提出三小主義(小城市、小單位、小差使)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然而他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深的關切，對自己鍾愛的事業的孜孜以求卻時有流露。“逝者如斯”，失去的大好時光不能再來，而珍惜今日的光陰卻是現實而必須的。於是他摩拳擦掌，重振旗鼓，文思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洋洋洒洒，十幾年一共寫下了三百萬字的十五本大作。

人生有時叫人捉摸不透。當一個人遭遇不幸，受盡折磨與苦難，決心遠離那段生活時，若干年後，恰恰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涯反而施惠於他。由此我想，誰說苦難不是一筆財富呢？薛寶琨不願再回到讓他傷心的廣播說唱團，可是那裡又有他的事業與汗水，有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摯友，讓他魂牽夢索，不能割捨。所有這些就都變作了文字流淌於他的字裡行間……

值得指出的是，薛寶琨一開始就自覺地將相聲當作中國俗文化這一視角去進行研究的。過去人們認為，相聲沒有歷史可談。為相聲作史完全是附庸風雅的空談。薛寶琨說，任何東西都有歷史。相聲覆蓋了中國的俗文化。在通俗藝術樣式中，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往往通過說書唱戲，談古論今加以表現，寓教於樂。

於是薛寶琨從1979年參加鍾敬文先生主編的《民國文學概論》一書的撰寫開始便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後來連續寫出了《曲藝概論》、《相聲溯源》、《相聲藝術論》三本書。82年又應黑龍江出版社之邀，與侯寶林聯袂北上，僅用兩周時間寫下了《侯寶林與他的相聲藝術》。因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先生讚譽他是侯寶林研究的權威。

82年又寫了《駱玉笙與她的京韻大鼓》一書。8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藝術》。該書將所有的俗文化都收了進去，並建立了一定的體系。同年中宣部組織編寫的《祖國叢書》(人民出版社)中由薛寶琨撰寫的《中國的相聲》一書獲獎，嗣後他又寫了《中國的曲藝》。

薛寶琨著書立說，比較注意將歷史邏輯與美學背景結合起來，注意古代與現代的區分與聯繫。

1989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幽默藝術論》。《中國人的軟幽默》在華北五省市文藝論著中獲一等獎；《笑的藝術》獲魯迅文藝獎；《中國的相聲》獲全國曲藝理論科研成果優秀獎。《中國人的軟幽默》在台灣出版並一版再版。

92年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編的叢書中由薛寶琨撰寫的《中國文化通志·藝文典·典藝志》(35萬字)將在今年出版，並應中國曲協《中國叢書》之邀撰寫《當代中國曲藝·相聲部分》。

除此之外，薛寶琨還為報紙開設專欄，撰寫短小精粹的隨筆、短論文章300餘篇。總之，薛寶琨在曲藝理論園地勤奮耕耘十幾年，著述頗豐。他的專著資料翔實，理論深厚，分析精當，個性鮮明，而且文筆優美暢達。鑒於他學術上的成就，96年英國《劍橋名人錄》收入了薛寶琨的條目。

天津乃至中國的曲藝理論研究，薛寶琨的名字是首當其衝的。他對曲藝的研究，涉獵之廣，探究之深，今人咋舌。從曲藝的常識到鑒賞，從創作研究，表演研究到作家、藝術家論，作品評論以及改革探索，曲藝史論，幾乎無所不包。而且發古探微，論述精到，頗多上乘之作。說薛教授是曲藝理論研究的帶頭人並不誇大。他的曲藝理論研究以唯物辯證法為指針，對曲藝美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通過現象與本質，明快與含蓄，細膩與深刻，烘托與點破，樸拙與纖巧，疏略與綿密，懸念與默契的對立統—來把握相聲包袱；通過側面與全面，共性與個性，性格與環境的對立統一來把握“內部諷刺”的人物形象；通過庄與諧，正與反，虛與實的對立統一來把握諷刺藝術；通過火與溫，雅與俗的對立統—把握相聲演員的表演風格。這樣不但事半而功倍，而且一針見血。

薛寶琨在研究中，從不單純玩弄理論。他有十餘年曲藝創作實踐，因此他能結合作家、演員的藝術實踐進行深入探討。比如他評論駱玉笙的演唱風格。立論便是駱玉笙藝術實踐的升華。他說：“駱玉笙音色的最大魅力在於她的顫音。顫音是她區別於其他京韻名家的外部特徵，也滲透進她依情唱曲，一曲多變，字正腔圓的各個方面。”

他十分關注曲藝的現狀與走向，提醒人們注意提高曲藝的文學水平，題材形象的豐富，並指出“諷刺的生命在於真實”，疾呼“提高相聲的幽默品位。”所有這些無疑對曲藝的健康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薛寶琨的曲藝理論研究還十分注意宏觀研究與微觀探討相互的結合。《中國的相聲》與《中國的曲藝》就是相互結合的結晶。

中國幽默藝術論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幽默藝術論》這部論文集中，反映了中國幽默藝術史的基本面貌並對唐宋說話，伎藝，說書藝術的“使砌”．民間說部的“書筋”、“情歌”、“歌謠”、“笑話”乃至“筆記小品”、“文人幽默”、《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幽默藝術都有專題涉獵、研究。

中國人的軟幽默

頗有影響的《中國人的軟幽默》一書，薛寶琨對中國人的幽默性格、人生態度、人際關係做了生動剖析。他說：“中國式的幽默，就表達方式說，可稱之為軟幽默，卻又軟中有硬。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婉而多諷”，“幽默是中國智者眼中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