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路線鬥爭
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方式
十次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第2次）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李立三（第3次）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王明（第4次）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羅章龍（第5次）、張國燾（第6次）分裂主義路線，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第8次）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劉少奇（第9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第10次）反革命集團。這種方式，把中共黨史說成是一部毛澤東與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一次次證明毛澤東政治領導和思想、路線的正確，並不斷壯大發展、取得勝利，完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課題的歷史。
這一套概念體系是從蘇共、尤其是從《聯共（布）黨史》那裡照搬過來的。
在中共歷史上，六屆七中全會作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延安時期為了全面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最終統一黨內認識，總結經驗，明確歷史功過，加強黨內團結，在新的基礎上完成新的歷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線鬥爭構築黨史體系，為現實的黨內鬥爭服務的先例。這種做法，在文革中被急於修改中共黨史、確立新的道統的文革意識形態沿用了。
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在這十次路線鬥爭里，把中共在某個時期的曲折、失誤的賬，算到個人頭上，可以抹煞集體領導的責任，模糊挫折、錯誤產生的複雜原因，是一種充滿傳奇性、可以滿足某種窺視欲的解釋方式。既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性、嚴肅性，又容易被利用來進行黨內不同意見、不同派系的權力鬥爭。
文革時以此線索，編寫了官方、民間各種版本的黨內路線鬥爭大事記。其中有大量中共黨史的專業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趨地編製教科書。在黨內組織生活學習時傳播，並規定有檢查、驗收、總結的制度。各級黨組織、機關單位的政治學習也反覆使用這樣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幫”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將其定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系。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例如把個別時間較短、沒有產生全黨影響的錯誤，如瞿秋白（不到半年）、李立三（3個月）、羅章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也算作一次路線鬥爭，就有湊數的嫌疑。
該書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裁剪歷史，把蘇共黨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歷史。由此創造了一套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戰略、策略，加強黨的思想和建設的具體途徑，展開黨內鬥爭的方針、方法的話語系統。
在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前曾編輯過《六大以來》的文集，限印500冊，對原文多有改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毛澤東1941年《結論草案》為藍本，起草過程長達一年。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十次路線鬥爭
- 人物
- 毛澤東
- 來源
- 從蘇共、從《聯共（布）黨史》
- 意義
- 對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