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條軍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在義大利厄爾巴島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的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即皮亞諾薩小島上，轟炸手約塞連上尉像一隻驚弓之鳥，在一片混亂、荒謬與恐懼中，置一切權威、信條於不顧，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進行一切努力。在這個島上，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逃避作戰飛行。於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裝病住進醫院，因為他發現惟有那裡才是最好的避難所。最後，他還是準備開小差逃到中立國瑞典，去那裡度過他的幸福生活。

參考資料

二戰開始之前，美國政府鼓動青年人去參戰，宣稱這是為了自由和平、光榮、榮譽而戰。年輕的士兵懷著滿腔的熱情和對祖國的熱愛加入了這場所謂光榮的戰爭。這僅僅是一場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受害的是那些無辜的平民百姓，而得利的卻是那些統治階級、投機倒把的商人們。

20世紀50年代，美國人的生活從根本上受到了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的污染和破壞，關於這一點在《第二十二條軍規》的第21章有所涉及。美國國內民權運動以及越南戰爭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形勢的動蕩，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一切事情都產生了懷疑，失去了信念。此外，由於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突破，雖然賦予人們一種力量增強的感覺，但是卻剝奪了生活本身的最後一絲神秘，而越發使人疏離人類的本性。所有這些都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對上帝和宇宙的堅定信念，人們從基督教里再也尋覓不到精神的慰藉。《第二十二條軍規》就誕生於這樣的特殊語境中：上帝與基督教日益喪失過去曾被廣泛承認併發揮道德和精神嚮導的基石作用。

海勒在二戰期間是美國空軍的投彈手，曾在義大利和法國上空執行過六十次戰鬥任務，他豐富的軍旅生活為他創作《第二十二條軍規》提供了寫作素材。

《第二十二條軍規》是海勒在1955—1961年創作的，期間他在紐約市一家製作廣告冊的銷售公司工作。

尤索林

主人公尤索林本是個熱情、誠實、富於正義感的愛國青年。入伍之初，他把戰爭看成張揚正義維護真理的神聖事業，作戰十分勇敢，出色地完成了飛行轟炸任務，為此獲得一枚勳章，被晉陞為上尉。後來，他在軍營里聽到的指揮官訓誡是：“除此之外，別無選擇，要麼你擁護‘我們’，要麼就反對你的國家”；看到的是軍用飛機上象徵勇敢、正義、真理和愛國的標誌被塗掉后刻上了某某公司標誌，以及寫著“凡有利於聯合公司就有利於國家”的油印說明書。所有這一切使他對戰爭大失所望，認識到替卡思卡特之流陞官發財賣命，是毫無意義的愚蠢行為。

他是被大人物們任意擺布的“小人物”，是荒誕社會的受害者。他有同情心、是非感和正義感。可是在瘋狂的世界里，他由於正直、善良，反被人看成是瘋子。他深感對這樣一個“世界”無能為力，這種自相矛盾的推理邏輯，猶如一種具有神一般的神秘力量統治著尤索林的生活，使他對世界的一切產生了懷疑，產生了幻滅感與恐懼感。在他看來，人類世界的一切都顯得如此荒誕而不可理喻，滴水不漏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是一個“圈套”、一個陷阱，它布下了天羅地網，使人哭告無門、走投無路，它是抽象的任意捉弄人、摧殘人的異己力量的象徵。尤索林是清醒的，他是一個向第二十二條軍規“企圖打開缺口的人”，對軍規的惶惑和抗爭成了這一形象的精神支點，尤索林身上絕無傳統英雄所具備的崇高壯烈的行為和出類拔萃的品格，其非同一般之處僅在於面對瘋狂世界不放棄自由選擇。他是一個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對傳統道德的背棄，成為美國式“黑色幽默”

戰爭是人類最大的悲劇，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比任何一種自然災害都更為深重。二戰後的荒誕派戰爭文學作品中，戰爭的意義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荒謬、虛妄和迷惘。

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最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戰爭的荒誕性以及對傳統道德的背棄：首先，戰爭不再具有任何正當的目的，有的只是邪惡的私慾。善於投機的伙食管理員操縱辛迪加公司，一面同美國軍隊簽合同轟炸德軍的橋樑，一面又跟德軍簽合同，用高射炮攻擊美國飛機，保衛橋樑。其次，身處戰爭中的人被荒誕的戰爭邏輯所操控，甚至喪失了最基本的生存確定性。軍醫丹尼卡為了冒領飛行津貼，挂名於麥克沃思的飛機上，麥克沃思自殺毀機，丹尼卡的名字也被從部隊的花名冊中勾去。雖然他仍生活在軍營中，但“證明他陣亡的材料卻像蟲卵一樣迅速繁殖，而且無可爭辯地相互證實”。

約塞連是一名空軍上尉，飛行中隊主投彈手，但是他非常痛恨戰爭。在作戰過程中，他想著的不是如何要圓滿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務，而是費盡心思使自己活下來，不管付出什麼代價，因此他的信條便是“或是永久生存，或是在求得永生中死去”。例如：他為了從危險的轟炸區逃命竟然不惜拔掉手機的線好有一個借口返航；為了不執行危險的飛行任務，他半夜偷偷地把轟炸路線圖給移動了；到最後約塞連不想再繼續執行永無休止的飛行任務，他就跟上級對抗，以實際行動來反抗。

約塞連是一個無神論者，這點可以從他與沙伊斯科普夫太太的討論中得知。沙伊斯科普夫太太對約塞連說：“‘我’可能和你一樣是個無神論者，但即便如此，‘我’也感到‘我們’都有許多事情需要感謝上帝，而且‘我們’表現這一點也不應該感到羞恥。”這說明在此之前約塞連已經向她表明過他自己是個無神論者。在別人眼裡，上帝是萬能的，是神聖無比的，是讓人崇敬的，上帝的工作是神秘的，他知道人類的所有活動並且願意傾聽他們的心聲並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但是約塞連並不這麼認為，他甚至極力地貶低上帝，他說：“他（上帝）根本沒在工作。他在玩。要不就是他把‘我們’全忘了。那就是你們這些人所說的上帝——一個土佬兒，一個笨手笨腳、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鄉巴佬。天啊，你對一個把像黏痰和齲齒這樣的現象，都包括在他神聖的造物體系之中的上帝，能有多少尊敬呢？當他剝奪了老年人的大小便自控能力時，他那扭曲、邪惡、骯髒的大腦里究竟是怎麼想的呢？他到底為什麼要創造出疼痛來？”在這裡，約塞連不僅是上帝質疑這麼簡單了，他在譴責、批判上帝。他認為既然上帝是人們頂禮膜拜的對象，那麼他就應該只創造美好的東西，而不應該把醜陋的東西也創造出來。

約塞連之所以這麼憎恨上帝，其實是因為他經歷的可怕的事情太多了，多得他不願意再相信這樣一個製造出那麼多痛苦的上帝。在軍隊里，約塞連見到的不外乎病痛、傷殘、陣亡，他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死去，有的甚至就在他眼皮底下，可是他對此卻無能為力。

特別是同他一架轟炸機的斯諾登，小說中反覆提及他的死亡，為的就是說明他的死給主人公約塞連造成的極大的心理陰影。上帝是用來幹什麼的呢？他既不會消除這世界上的痛苦，也不能幫助約塞連回國，使他擺脫戰爭的煩惱，那麼，約塞連就沒有忠於上帝的必要了，他只能夠相信自己，他決心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回國的願望。

小說中的飛行大隊隨軍牧師，他是一個再洗禮派教徒而不是天主教教徒，所以他說別人沒有必要叫他神父。再洗禮派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時期新教中一些主張成人洗禮的激進派的總稱，它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詞，被用來泛指許多彼此差異的激進派。該派否認嬰兒洗禮的效力，主張給能夠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施洗因此得名。由於宗教信仰在人們的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牧師通常充當為民眾排憂解難，解救生靈，凈化心靈的角色，因此也會受到人們的百般尊敬。

可是，這種尊敬卻沒有在該作品中的牧師身上體現。在作品的一開始，約塞連就拿牧師的名字做文章，他在檢查那些士兵病員的信件時冒充牧師把名字簽到了信上面，這本身就是對牧師這個身份的蔑視。而當牧師來到醫院看望這些受傷的士兵的時候，他感到的是羞澀，忐忑不安和不好意思，當約塞連說不知道他就是隨軍牧師時，牧師竟然臉紅了。這說明牧師並沒有把自己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對自己也缺乏起碼的自信。

不僅如此，部隊的指揮官對牧師的態度也不友好，例如，卡思卡特上校把一個番茄送給了牧師，可之後他給審訊牧師的那些軍官寫了一份供詞，聲明是牧師從他那裡偷了番茄；科恩中校對牧師的態度也非常傲慢，他經常說一些話來挖苦牧師，讓牧師感到羞愧不安，“他（科恩中校）不喜歡牧師，常常對他不禮貌。他用粗暴無禮、冷嘲熱諷的言語和洞悉一切、似笑非笑的目光使牧師常處於一種擔驚受怕的狀態。”他還把牧師趕出大隊部大樓，讓牧師住到一片林間空地的帳篷里去，理由是“牧師像他的大多數教徒那樣住在帳篷里能使他與教徒之間保持更密切的聯繫”。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果牧師一整天都呆在大隊部，那些軍官就會感到渾身不自在。雖然他們認為應該與上帝保持聯繫，但他們覺得上帝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呆在身邊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就連他的助手惠特科姆下士也不給他好臉色，常常埋怨牧師不信任他，不把工作交給他做，還說這是牧師的又一個過錯。

惠特科姆是個欺軟怕硬的人，他是個無神論者，可總覺得他做的工作比牧師本人要做得多做得好。自從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做錯了事，牧師卻沒有懲罰他之後，他便公開對牧師採取粗暴、蔑視的態度。他還討厭牧師缺乏主動性，做事縮手縮腳不敢大幹一場。

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牧師經歷了一個又一個他認為是匪夷所思的事件，他對上帝的態度由虔誠變成懷疑：世間的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有沒有上帝？那萬能的上帝，以他無窮的智慧，真的六千年以前的人會建成一座直通天國的巨塔嗎？那天國究竟在哪裡？牧師對自己的信仰都有點心灰意冷了，可對朋友的關心對事業的忠誠使得他堅持了下來，他說：“要不是為了這些，他這樣一個有良知和個性的牧師，早就會聽從理智，放棄祖先們傳下來的對上帝的信仰，並且當真會辭去職務和放棄軍銜，去當一名步兵或野戰炮兵，甚至去傘兵部隊當一名下士，一切悉聽命運的安排。”

儘管牧師一直在努力地堅守著對上帝的最後一點信念，在該小說的後部分，虔誠的牧師還是看透了這個世界，他的信念改變了。為了能進醫院治病，他對醫生撒了謊。以前牧師認為撒謊和擅離職守是罪孽，罪孽是邪惡的，而邪惡卻不會有好結果。但是，這次撒謊，牧師卻感覺良好，甚至覺得飄飄然，他覺得不是罪孽。當他掌握這種自我開脫的最方便的推理法后，他還為自己的這一成就而振奮不已。戰爭是殘酷的，它能夠腐蝕人的心靈，摧殘人的道德倫理和意志，就連牧師這樣虔誠的教徒在面對殘酷的戰爭現實面前也無能為力。

卡思卡特上校是約塞連所在飛行中隊的指揮官，他野心勃勃卻沒有主見，總想依賴別人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卡思卡特一心想當將軍，他牢牢抓住每一個給自己建功立業的機會，不斷地增加飛行任務的次數，全然不顧士兵的反對。他把戰績當成是自己不斷攀升的砝碼，而他對於每次轟炸任務的關注僅僅是如果炸彈緊挨在一起爆炸時，從空中看到的景觀就更漂亮，或是如果能從空中拍一張高清晰度的照片，他就可以自豪地通過這種渠道散發出去從而使自己成名。

卡思卡特上校十分關注士兵們的宗教信仰情況，但他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自己是個虔誠的教徒，而是因為他要利用宗教來達到他的目的。這是體面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它既能實現卡思卡特上校的願望，又能表現他對上帝的忠心。卡思卡特不僅虛偽，而且還非常專制。在美國這麼一個崇尚自由、個性化的社會，他竟然敢對別人的信仰指手畫腳。當牧師告訴他讓無神論者離開房間后再進行禱告時，卡思卡特上校勃然大怒：“‘我’的部隊里絕沒有無神論者。無神論是違法的，不是嗎？”卡思卡特上校的禱告計劃，因為沒有可行性而胎死腹中，他又準備接受惠特科姆下士的提議，給在戰爭中傷亡或陣亡的士兵家屬寄他親筆簽名的慰問信了，為的是能讓他的大名登上《星期六晚郵報》。

雖然牧師對此極為反對，他認為這些只作表面文章，不但不能夠給傷亡或陣亡的士兵的家屬帶來安慰，反而會觸發他們的傷感之情。而卡思卡特只要覺得是對自己有利的事，他就決不理會別人的意見。牧師認識到宗教如此受到推崇，並不是因為宗教本身的意義，而是那些軍官們加官晉爵的工具而已。

米洛是約塞連所在飛行中隊的食堂司務員，他操縱著一個國際黑市集團，並在世界的每一個隱匿的角落受到頂禮膜拜。米洛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花七分錢買回來的雞蛋再五分錢賣給中隊的食堂還能賺到錢。對於米洛來說，他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賺錢。米洛認為賺錢是世界上最正當、最誠實的事情，金錢和利潤就是米洛的信仰，“賺錢是不犯法的”是他的原則，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採取什麼手段。有一次米洛買斷了一大批棉花卻賣不出去，在他為此事鬱鬱寡歡的時候，約塞連給他出主意讓他去向政府行賄。

“行賄！”米洛勃然大怒，差點兒再次失去平衡，跌斷自己的脖子。“你真可恥！”他厲聲呵斥道，從他那翕動不已的鼻孔和一本正經的雙唇噴出的氣息，如同正直的火焰，上下翻動著，直衝他上唇那抹鐵鏽色的小鬍子。

“行賄犯法，這你是知道的。可是做生意賺錢不犯法的，對吧？所以，對‘我’來說，為賺點正當的利潤而去賄賂某人，這不能算犯法，不是嗎？不算，當然不算犯法！”這就是米洛，前面正氣凜然指責賄賂，結果自己給自己找理由卻變得理直氣壯，這就是金錢的力量。

《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人物的精神信仰狀況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它跟當時美國國內的狀況和世界局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戰以後美國人對人的存在表示懷疑，他們感到自己的存在受到莫大的威脅，命運的穩定性已經不再存在。宗教信仰不再吸引他們，基督教教義對於他們來說更是乏味，他們轉而相信超自然主義、魔術、天相學和禪宗等東方宗教，並以此表示與所謂理性的西方意識決裂。人們看見的是現代化的、以消費為中心的文化生活，以前勤儉創業，以經濟成就為生活目標的價值取向已被休閑生活、玩樂、個人魅力的需求所代替。這時最受人崇拜的不是科學家、商人或政治家，而是一些職業運動員、娛樂圈的“星族”，“消費的偶像”取代了“生產的偶像”。喪失傳統方向的人們對自由、對個人享樂主義的追求必然導致他們對傳統道德的背棄。

語言技巧

極具誇張含糊的語言：《第二十二條軍規》採用了很多獨特的語言技巧來融合小說的主題和結構，使之達到完美和諧，相輔相成，突出體現了後現代主義小說中常見的誇張變形的特點。該小說語言，幾近荒謬，甚至有些句子自相矛盾。比如有一個滑稽的人物鄧巴，他喜歡飛碟射擊，原因是他討厭這一運動，所以當他玩飛碟射擊時，感覺到時間過得很慢，他曾計算過，只要在飛碟射擊場呆上一個小時，就好像是熬過了一百八十六年，讓人不禁懷疑鄧巴是個瘋子。

海勒在不經意的調侃之中，顯露出銳利的諷刺鋒芒，直指荒誕的要害，初看忍俊不禁，細品餘味深長。海勒常常將相互矛盾或褒貶義相對的辭彙與句子故意搭配使用，如德里德爾將軍誇口：“‘我’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缺點。”丹尼卡醫生說：“救命可不是‘我’的事。”某上校“發覺自己仍然無能，而感到十分自豪”。邁洛說：“‘我’這人從不說謊，只是在需要時才說謊。”

海勒還用模稜兩可的句子，描寫世界的荒謬和非理性。“麥克沃特穿的是大紅睡衣褲和室內軟拖鞋，睡覺時蓋的實心熨燙過的印花被單——極斯米羅從那個嬉皮笑臉、嗜愛甜食的小頭處取回的那條被單。”這個邏輯順序顛倒、意思含混的句子恰恰起到體現瘋狂世界的作用。

敘事結構

敘事結構的“反小說”性：海勒摒棄了現實主義的傳統模式，採用了“反小說”的敘事結構。作者不關注情節的時間順序，敘述支離破碎，情節鬆散凌亂，沒有中心故事或中心情節，大量情節互不關聯或顛來倒去；場面轉換突然，線索繁多且各自在混亂的時序中延伸、交錯、重合乃至一再重複。作者有意用外觀散亂的結構，來顯示他所描述的現實世界的荒謬和混亂，只用敘述、談話、回憶來組接事件、情節和人物，另一方面，又用作者自己豐富的想象力使事件和人物極度變形，一件件，一個個都變得反常、荒誕、滑稽、可笑，描繪出一幅幅荒誕不經的圖像。作者還充分運用象徵手段，傳達他自己對世界、對人生、對事物的看法，其中寓有深刻的哲理思考，顯示了黑色幽默文學的語言特點。

在該文本中，作者用故作莊重的語調描述滑稽怪誕的事物，用插科打諢的文字表達嚴肅深邃的哲理，用幽默嘲諷的語言訴說沉重絕望的境遇，用冷漠戲謔的口氣講述悲慘痛苦的事件，在結構布局上，該小說整體上以尤索林的精神世界為軸心貫串各章。從該文本的第38章起，集中描寫尤索林與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衝突激化和對世界認識的加深，形式上有些類似戲劇藝術中的“人像展覽式”。這種結構形式有利於拓展生活的反映面，將一個亂鬨哄的荒誕世界展示在讀者面前。

“黑色幽默”是一種把痛苦和歡笑、荒謬的事實與平靜不相稱的反應、殘忍和柔情並列在一起的喜劇。作者在借用“喜劇性”創作手法抨擊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一切權威的同時，在該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觀絕望的情緒，採用荒誕的形式去表現荒誕的內容，場景奇異超常、情節散亂怪誕、人物滑稽可笑、語言睿智尖刻。以喜寫悲。

海勒作為“黑色幽默”作者，他在該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反英雄”人物，突出描寫人物周圍世界的荒謬和社會對個人的壓迫，借“反英雄”人物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會現實，以無可奈何的嘲諷態度，表現環境和“自我”之間的互不協調，並把這種互不協調的現象加以放大，扭曲，變成畸形，使它們顯得更加荒誕不經，滑稽可笑，沉重和苦悶。

《第二十二條軍規》以喜寫悲，並誇張到了荒唐的地步，既然世界是荒誕的，那麼，真假、善惡、美醜都失去了正常的標準，作者寫出不正常的東西，讓不可思議的事情變得合情合理，而一切正常的事物就顯得滑稽可笑，這樣荒誕的世界才充滿了幽默感。

詞語意象

“第二十二條軍規”：所謂“第二十二條軍規”，其實並不存在。問題是，美軍認為它存在。這就更加糟糕，因為這樣就沒有具體的對象和條文，可以任人對它嘲弄、駁斥、控告、批評、攻擊、修正、憎恨、辱罵、唾棄、撕毀、踐踏或者燒掉。“第二十二條軍規”只是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殘暴和專橫的象徵，是滅絕人性的官僚體制、是捉弄人和摧殘人的乖戾力量。它雖然顯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絕望害怕。它總是有理，“你”總是無理。“第二十二條軍規”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作者借“第二十二條軍規”，辛辣地諷刺了美國軍方的官僚和愚昧，以此展示現代人荒誕的生存狀態和戰爭機器的荒誕不經，從而折射出世界的荒誕不經。透過一片喧鬧、粗野、瘋狂、雜亂的氛圍，從不露神色的冷峻、幽默和漫畫式的嘲諷中，可以認識到一個嚴肅的主題：在美國的現實世界里，到處都有“第二十二條軍規”，到處都存在著讓人啼笑皆非的專橫和殘暴，以及捉弄人、折磨人、使人無法擺脫的荒謬。

《第二十二條軍規》小說的英文名字“Catch-22”，已經成為英語中“難以逾越的障礙”或“無法擺脫的困境”的、自相矛盾的、“坑爹”的、荒謬的、帶有欺騙忽悠性質的暗黑規則的代名詞。

《第二十二條軍規》最傑出的藝術造詣，在於建樹了“黑色幽默”這一現代審美形式。——倪方（南京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第二十二條軍規》最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戰爭的荒誕性。——李茂增（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中文系教授）

約瑟夫·海勒（JosephHeller，1923—1999），美國作家。1923年5月1日，生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的科尼島猶太移民區，父母是俄國猶太移民。5歲喪父，由於家境貧窮，13歲時輟學獨立謀生。從10歲到19歲，海勒參加了一個被當地人譽為“布魯克林科尼島文藝復興”的民間組織——“互忠社”。

二戰爆發后，海勒應徵入伍，在地中海科西嘉島的美國空軍基地擔任轟炸手，三年內完成了多次任務，被授予中尉軍銜。二戰結束后，海勒根據當時的美國軍人教育法，進入紐約大學學習，1948年獲文學學士學位，194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接著以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的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英國文學。回美國后，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在幾家報刊雜誌的廣告部任過職，也曾擔任過廣告撰稿人。

1961年發表長篇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令他一舉成名，這部小說被視為黑色幽默的經典作品，對20世紀世界文壇有著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