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打拐
公共事件
2011年春節期間,一起非常值得關注的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網友們零碎的、非專業的行動,與公安部門、媒體、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等社會力量結合在一起,迅速形成輿論焦點。或許,在微博傳播的歷史上,這是一起值得被銘記的事件。事件起於中國社科院學者於建嶸教授所發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該微博經熱心網友不斷轉發,形成強大的輿論傳播力量,並吸引了傳統媒體的跟進與關注。一時間,微博與“打拐”分別成為春節期間的重要關鍵詞。這起高舉道德與法律旗幟的公共事件,為兔年春節塗抹了一層人文的亮色。
“童基”“微博拐益基”。微博拐益基設。,“女童保護”項目的併入,兩個項目合二為一,組成“兒童安全公益基金”(簡稱“兒童安全基金”)。兒童安全基金下設兩個項目:微博打拐項目以“救助、關愛被拐婦女兒童”為宗旨,致力於遏制拐賣犯罪;女童保護項目以“普及、提高女童防範意識”為宗旨,致力於保護女童,遠離性侵害。
拐賣婦兒童犯罪嚴重侵犯婦女兒童人身權利,對被拐賣婦女兒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並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為有效預防、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積極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婦女兒童,切實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2007年12月國務院向全國印發了《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08-2012年)》,國家成立了“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由公安部牽頭,共有26個部級成員單位。該行動計劃指出——“積極爭取社會團體、公益機構、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的捐助,爭取國際援助,多渠道募集資金。”
2012年3月,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理事長許嘉璐對成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做出了重要批示——“打拐”事關民生、社會道德、國家形象。仍要堅持我會公正、透明的一貫作風。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是由鄧飛、薛蠻子、華楠等人發起,在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下設的具有公募性質的公益基金。該公益基金以“救助、關愛被拐兒童”為宗旨,逐步開展四類公益活動:一是開展預防兒童被拐的公益活動;二是開展尋找和救助被拐兒童的公益活動;三是開展被拐兒童尋救成功后的關愛活動;四是符合本公益基金宗旨的其他公益活動。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成為“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重要民間支撐力量,致力於遏制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本基金通過各項反拐公益活動,鼓勵群眾舉報、志願者尋訪、媒體發布信息,提高全社會對反拐打拐的關注度,增強家庭及兒童自身的反拐意識和能力。同時彙集公安、司法、技術、志願者網路等力量形成反拐打拐的合力,保護中國孩子免於拐賣。
鄧飛要求,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將努力取得四項成果:一是聯合各類兒童保護組織,合作分享;二是普及拐賣和買拐同罪的法律知識;三是動員社會依法舉報,支持警方打拐;四是引導開展新的科學技術創新助力打拐行動。
一條2010年9月27日發出的微博,至2011年春節已被轉發了6000多次。開頭的第一句話是:“網際網路能再創奇迹嗎?”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3歲半的兒子彭文樂,令這位父親裂肺撕心。近年來,國內掀起打拐狂潮,已解救了5896名兒童,移交民政部門736人。但小文樂一直沒有下落。當兔年春節的爆竹聲響起時,一位回鄉探親的大學生,發現村裡一個小男孩像極了那張在網上被瘋傳兩年多的尋人啟事,他迅速通過尋親網站傳遞消息。最後,在警方的陪同下,彭高峰終於找到了魂牽夢縈的兒子。哆嗦,大哭,嘶吼,緊抱不放……他苦盼已久的奇迹終於在全國網友的接力尋人中靜靜誕生了。目前,一場名為“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自發性活動正在網路間迅速流傳。截至2011年2月,已有5名孩子被救出。更多失散的孩子,有望重歸親人的懷抱。
幾萬字博文記錄漫長尋子路
2008年3月,剛邁入而立之年的退伍軍人彭高峰,遭遇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和往常一樣,他的兒子彭文樂上完幼兒園回家,和小夥伴們一同玩耍。彭高峰正忙著照顧生意,一轉眼,孩子就不見了。他和妻子焦急地四處尋找,方圓幾公里到處都留下了他們撕心裂肺的呼叫聲。電話中獲悉這個噩耗的彭文樂奶奶,當場暈倒后癱瘓在床。孩子外婆則忍不住用頭撞牆以圖減輕痛苦。彭高峰夫婦與其哥嫂連夜趕製了一萬份彩色尋人啟事,貼遍深圳的大街小巷和各個車站,無奈都石沉大海。
派出所事後調出的監控錄像顯示,文樂是被一個陌生男子硬生生拖走的,孩子曾哭叫抵抗,但當時路人中無一人上前詢問阻攔。
為了尋找兒子,彭高峰一度把在深圳經營的電話超市改成尋子店,店外懸掛著“尋親子,懸賞10萬”的燈箱和橫幅。而在網易博客和天涯論壇中,記載著一路尋找小文樂歷程的《我的苦澀無助的尋子日記》已經連載了近3年,三萬多字的流水賬記滿了尋子的辛酸和痛苦:“孩子你可曾聽到,春天的腳步悄然而至,而媽媽的心,比寒冷的冬天還要冷。”“雖然兒子丟了,但彭高峰每年還是堅持幫他交保險費。保險公司知道后感到很奇怪,但他堅定地表示,孩子一定會回來的。”一同陪伴彭高峰走過尋子路的《鳳凰周刊》採訪部主任鄧飛向記者回憶稱。
熱心網友網傳照片發現線索
2009年,微博在中國初露頭角,鄧飛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次發了彭文樂的照片,之後每次逢年過節都會再發一遍。“過年過節的時候,在城市裡的微博網友一般會回老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一年多時間過去了,不知不覺中,這條微博已被全國網友轉發了6000多次。
2011年2月1日,在兔年即將到來時,小文樂終於有線索了。鄧飛昨天告訴記者,有一個大學生在微博上看見過彭文樂的照片,回鄉到邳州八義鎮一村莊看見一個酷似文樂的孩子,連忙打電話給彭高峰。“當時他沒啥感覺,因為很多人給他打過電話,其中還有人騙他。第二天下午,這名學生拍下照片發到郵箱。彭高峰當時就傻了,那表情就是他孩子特有的表情。”大年初四,鄧飛和彭高峰一起趕到當地向警方報案,當兩地警察完成部署后,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孩子不在家。“對方說孩子去外婆家了,我們不敢動,怕出其他意外。孩子不能轉移,否則就功虧一簣。”鄧飛回憶稱,當時警察安慰大家要忍耐,要一擊必中。在漫長的等待中,彭高峰逐漸崩潰,在房裡哭泣。
那個哭臉的男的是我爹爹
昨天下午,局面終於打破。兩地警察去了彭文樂的“外婆”家,終於找到了玩耍的小文樂,抱起他就去找養母,然後一起到了公安局。在當事志願者昨晚向記者提供的幾段視頻中,記者看到,正在等待結果的彭高峰顯得焦躁不安,不時四處張望。據了解,當時一行人很擔心當地村民鬧事不讓解救,所幸這種情況並未出現。
“攔車去公安局,抽煙,緊張,說不出話,這是我們找了兩年多的那個孩子嗎?不要玩我們!”“他抓住我的腿,我們哆嗦。”“他說,我上氣不接下氣,哭了,大哭,車裡。”從昨天15點開始,鄧飛以幾乎每分鐘一條的速度直播著微博。與他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間接參與了這次營救行動的網民。
15:35,一條簡短的微博被發出:“就他。”這兩個字,意味著在尋找彭文樂的第1050天,奇迹出現了。
一直坐在台階上哭的彭高峰,一看見孩子就撲了上去,抱著。孩子愣愣的,警察怕嚇著孩子,就抱走了。在一個房間里,孩子說:“那個哭臉的男的是我爹爹”。
鄧飛表示,彭高峰隨後流著淚給家裡打電話,翻來覆去就是一句,“是我們的孩兒,是我們的孩兒。”然後,彭文樂給媽媽打電話,喊了一聲“媽媽”,仍是那熟悉的湖北潛江鄉音。當年拐賣男子已患癌症去世“孩子的養父就是2007年從深圳抱走文樂的那個男人,他們在深圳打工,有一個女兒,可能是需要一個男孩子養老。”鄧飛說,小文樂的養父去年已經患癌症去世了。一位志願者輕輕嘆息稱,可能這就是天譴。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小文樂原本臉上有一顆明顯的痣。“但昨天找到他時,那顆痣已經被點掉了。這說明,拐孩子的人有一定的經驗。”該人士稱。
在邳州,彭文樂的名字已經被改成韓龍飛,正在讀小學二年級,學習優異。他的養母很愛他,在一旁一直抹著眼淚。昨天半夜近12點,記者從鄧飛處獲悉,彭高峰看見孩子的養母不舍,孩子看上去也不開心,就提出讓孩子和她度過最後一個晚上。“這個晚上,那個可憐的鄉村婦女和孩子會說些什麼?真的,我沒法做到不動聲色。”在尋找小文樂的一千多天中,包括王菲、鄭鈞、馬天宇等在內的明星也轉發了此條微博。而在昨天鄧飛漫長的網路直播過程中,“記者打拐聯盟”QQ群中全國各地近200名媒體記者歡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蹤報道多時,更有人難以自制地感動落淚。一位記者感慨地表示,在他的印象中,幾年來尋找這個孩子的照片充滿了網際網路各處,QQ群里都見過多次,現在終於找到了。
“這一次微博打拐尋童,我們贏了。”鄧飛終於哭了。
2010年,曾被稱為中國的微博元年。隨著相關技術的不斷成熟,隨著微博註冊用戶數量的不斷增加,微博平台越來越呈現出影響輿論甚至製造輿論焦點的力量。在2010年的多起公共事件當中,微博的功能展現可圈可點。不過,在微博“打拐”這一事件中,撇開技術層面的東西不談,就本質而言,其反映出的,仍是在處理公共事務過程中涌動的不可小視的民間力量。這種力量促使政府與民間行為合力,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
回顧仍在進行中的微博“打拐”事件,人們在對微博發起者致以敬意的同時,也對眾多網友的熱心圍觀乃至參與,感慨良多。不少網友紛紛將所見到的乞討兒童照片上傳至微博,不斷與各地新聞媒體以及公安部門互動交流,形成了難以阻擋的“打拐”力量。沒有眾人拾柴,微博“打拐”這把火怎可能燒得如此之旺?民間的力量在督促、幫助警方加大對“打拐”的重視與投入,而不只是袖手旁觀。另外,高度流動的信息,其巨大價值難以用語言評估。
微博打拐
2010年3月,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聯合印發《關於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的通知。此通知明確了兒童少女失蹤被拐等一律立為刑事案件等原則,明顯是針對拐賣兒童婦女犯罪的上升趨勢而確立。當然,這一通知,還主要是司法機構強化“打拐”措施,健全機制,並沒有更多的延伸之意。
此次微博“打拐”事件,與司法機構,特別是警方正在推動的針對拐賣犯罪實施綜合治理的努力不謀而合。警方還提出從“打擊拐賣”到“反對拐賣”概念的轉變,其目的是為改變警方單打獨鬥的局面,針對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建立全社會參與的預防、打擊、救助的綜合治理模式。
由此,微博“打拐”事件成為一個很好的由頭。它提醒人們:“打拐”與“反拐”還任重道遠;它也啟示人們:從微博“打拐”到全社會“反拐”,應是一條必由之路——從個體的努力到“全民戰爭”,必將弘揚正義,消滅罪惡。
人民日報時評:微博打拐驗證民眾智慧理性
充分重視社會力量在更多的社會領域內發揮良性作用,將對促進社會建設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2011兔年春節,全國億萬人沉浸在喜慶氣氛中,彭高峰或許是其中最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是經歷跌宕的悲極而喜。找到被拐走3年的孩子,這個男人從此告別肝腸寸斷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是社會力量幫他找到了孩子。這個心酸又感動的故事,就發生在最近網路微博“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的大背景下,彭高峰正是靠微博網友幫助找回了被拐的兒子。
“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是網路時代典型的公民行動。在知名學者的帶動下,這次行動通過微博激蕩起一波一波的浪潮。不僅有大量社會名人參與街拍,還有多個慈善基金參與進來,以求建立資料庫和培訓志願者,各地警方也接連出警調查核實,公安部以及許多地方公安機關都明確表態支持這樣的民間行動,部分全國人大代表還表示準備在今年兩會上就此提案。
這一系列連鎖反應,驗證了社會力量的強大與智慧,也體現了政府部門對群眾力量的認同與支持。無疑,充分重視社會力量在更多的領域內發揮良性作用,將助推社會建設的進程。
讓社會力量對社會建設起到推進作用,這首先是基於自然人的情感與文化的需要。就拿打拐來說,拐賣兒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惡。而在一個追求文明的社會,失子之痛絕不只是零散的個體傷痛,而是親情倫理引領下的社會共同記憶與體驗。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倫理、文化的支撐。事實上,面對種種公益活動與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群體很容易黏合在一起。
“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這些年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以民間力量參與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不容忽視的力量。隨著現代公民的公共意識不斷生長,很多公共事務正是因為充分吸納大眾參與,才避免了走向某種偏失。從這個意義講,充分呵護社會力量的生長與壯大,讓社會呈現更大的希望與活力,本身就是現代政府的責任。
當然,對於社會力量參與解決社會問題,也應該重視其邊界。事實上,對此次“微博打拐”行動,大眾除了熱情參與,同時也並不缺乏反思與警示的聲音。比如,強調“隨手拍”必須注重對隱私權的保護,強調這種行動本身可能存在的專業性不足,特別是看到這種民間參與與現實規章之間可能發生的碰撞,進而訴求於通過制度完善來保證公眾參與的理性與正當。
可以說,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間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一塊試金石,證明了社會力量可以幫助政府作為,民間行動可以助推制度完善。當大眾力量通過與專業機構協作,通過與政府部門進行良性互動,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社會潤滑劑,以其智慧與理性來形成強大合力,對社會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微博打拐”見證公民意識成長
2011年1月2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在新浪微博設立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僅僅開博10餘天,就吸引57萬多名網民。截至8日,通過網上照片辨認,已發現被拐賣兒童6個,目前已經被順利解救。記者了解到,已經有1000餘張網友拍攝的乞討兒童照片被發布在微博上。(2011年2月9日《錢江晚報》)
微博總有不俗的表現。微博上因錢雲會案而出現的公民觀察團剛剛贏得掌聲,“微博打拐”的公民行動又開展得有聲有色。如果說公民觀察團還僅僅只是監督,“微博打拐”則是實實在在的行動。一直以來,“打拐”都是政府行為,由公安部門組織,可現在因為有了微博,公民“打拐”成為現實。技術發展為公民行動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網際網路見證了公民意識的成長。網際網路是雜糅的。公民在網際網路上的集體行動,有最早的“閃客”、“閃族”等無意義的,甚至帶有行為藝術性質的行動,也有各種為了商業目的集體炒作,利用“水軍”達到目的,令人不齒。但現在,從無意義的,到追求個人利益的,再到諸如公民觀察團、“微博打拐”這樣的公民行動時,我們感受到了公民意識的成長。“微博打拐”幫助的是他人,保護的是他人的利益。於建嶸網上呼籲后,這一行動在短短十餘天內,而且還是很多人不上網的假期里,就能有如此大的參與度,這說明,與追逐個人利益是天性一樣,保護他人的利益也是一種天性。而這種天性則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內涵。有了它,社會更加溫暖,也更加成熟。
“微博打拐”是共治的體現。公民“微博打拐”的自覺行動難能可貴,公安部門的及時關注和支持也難能可貴。社會治理原本就不只是政府的事兒;與政府一樣,公民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方面,比如打拐,公民行動又無法與經過專業訓練的政府行為相比,這時候就需要相互借力。在“打拐”上,公民行動藉助政府部門的專業,政府部門藉助公民行動的熱情,相互借力,從而在解救、保護被拐兒童上達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當然,“微博打拐”這樣的公民行動還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如此聲勢浩大的行動會不會打草驚蛇?對於那些真正的乞討兒童隨手拍照會不會侵犯隱私權等等。應該說,這些擔心和質疑不是沒有道理。但這些批評和質疑應該是善意的。畢竟,“微博打拐”是網際網路時代中國公民意識成長的突出標誌;而且,“微博打拐”的志願者們也在避免這些問題,比如採取建立專用資料庫的形式保護這些信息,避免侵犯隱私權等等。
總之,“微博打拐”不是公民幹了政府的事兒——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會秩序的共同維護者;“微博打拐”不是壞事是好事——它存在的問題在於它剛剛起步還不夠成熟。我們要看到,“微博打拐”這一網際網路事件不僅僅是網際網路的大事,也是見證中國公民意識成長的大事。公民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做更有意義的事情,而網際網路也可以讓公民行動發揮更大的作用。2010年,微博一出生就不同凡響;2011年,微博讓公民行動更進一步。
微博打拐行為需要多角度討論
不同角度的多維度思考會更加有利於問題的縱深掘進
網友通過街拍的方式上傳乞討者照片,這種有點運動式特點的網路行動,會不會只是讓乞討兒童暫時被藏匿避風頭,無法實現解救的目的?此外,還存在公民的乞討權與利用兒童牟利之間的爭論,以及因為街拍活動的開始而客觀上轉移了輿論對其他焦點事件的跟進……對兒童乞討這一社會頑疾的最終解決而言,不同角度的多維度思考與討論,會更加有利於問題的縱深掘進。
但需要強調的是,不同觀點所立足的角度雖然差別很大,但所要達致的可能是同一個正義。需要有細節思路的討論與建議,也需要對這份來自民間的努力多一些肯定。
網路圍觀的爆發力,正是它之於這個社會的作用
持之以恆的期許應當給予更制度、更剛性的社會職能設置,比如政府部門,比如立法機關。更專業,或者更趨向於專業的民間努力,可能需要專門、常設的民間組織去進行和推動。任何一次高質量的民間活動,都需要更加成熟有序的民間社會。所有的所有,最不該被苛責的,恰恰是網友圍觀本身,這不是脆弱,而是本身就無法和不該承受的過高期待。網路圍觀的爆發力,正是它之於這個社會的作用,它所能帶來的短時間內的極高關注,需要感受到民意壓力之後的權力部門履責和跟進,進而如果激發制度上的良性回應以及頑疾徹除,當然可以欣喜,但同時應當明白,這不是圍觀可以保證的確鑿結果。
法律是否該禁止兒童參與乞討
我們絕對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對於成年人
為什麼這麼多的小孩在乞討。據說這是一門生意。所幸我看見的大多還是健全的孩子。我覺得法律應該禁止任何兒童參與乞討,不管他有沒有收到脅迫或者是親生父母生計所迫,凡有,兒童參與乞討的一概違法。
而且這不難實施,因為所有的乞討地方都是人群聚集地或者交通繁忙路口,按理有著足夠的警力。但可能真正帶著孩子乞討的父母會認為,只要不是被拐賣或者脅迫的兒童,我帶著自己的小孩要飯是我的權利,是種自由。誠然,我們也許沒有出版的自由,結社的自由,遊行的自由,但我們絕對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對於成年人。
無論如何,總要從最容易解決的問題開始
真的有不少人身有殘疾,甚至孩子殘疾,或者的確無路可走,必須乞討,這就牽涉到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問題了。否則你讓那些人怎麼辦呢。低保根本不夠活的,如果是農村戶口,更沒有保障。孩子國家不可能幫你養。人肯定還覺得,你乞討我沒有收你乞討稅和管理費已經很開恩了,怎麼還要反過來給你錢養活你孩子呢?
我們都希望禁止兒童行乞能最終被寫進法律,能最終被嚴格執行,雖然孩子被拐賣,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去乞討而是被賣給別家,但無論如何,總要從最容易解決的問題開始。這麼多人為了所謂的國策,為了給國家減輕負擔,只生了一個孩子,如果政府還保護不了那一個孩子,那麼就算你永不破產,你都無顏以對那些無言以對的順民們。
因善而作惡 惡莫大焉
拐賣和乞討是兩件事情,這是常識
無需複雜的論證,僅僅憑常識就可以推知:拐賣和乞討是兩件事情。拐賣是因為缺乏子嗣,乞討是因為謀生乏術。拐賣兒童然後弄殘疾再送去乞討,無論從風險還是成本的角度計算,都只會是小概率事件。
為了這批人,整個網路上殺氣騰騰,要全國網友大行動,拍攝乞討兒童照片上傳,幫助失去孩子的父母找回子女。於是,已經發生了乞丐父子被強制送去驗血,僅僅是因為某個人覺得小乞丐長得像他兒子。還有那麼多人為此叫好,覺得是莫大善舉,認為行動勝於言辭。
目的之善,就可以掩蓋手段之惡?
下一步還準備幹什麼?在街頭拍照,強拉乞丐父子做DNA測試只是第一步。用私刑處罰乞丐父母,處死拐賣者是第二步。把所有乞丐抓起來送去強制勞動,這是第三步。終極方案是對乞丐進行絕育手術,並且將50歲以上乞丐人道毀滅。是的,恭喜你!納粹當年就是這麼乾的。
在任何一個良善的借口之下,人們就可以對弱勢人群為所欲為。因為目的之善,就可以掩蓋手段之惡。
聰明的你,麻煩告訴我:究竟是誰拐賣了誰?
從乞討兒童中打拐找錯方向
很多人誤以為乞討兒童大都是被拐賣的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浩大聲勢中,很多人誤以為乞討兒童大都是被拐賣的,對發現並解救幾個兒童充滿信心,但實際上被拐兒童主要是賣給需要孩子的家庭,乞討的很少,從中找拐賣兒童有點找錯了方向。
彭文樂那個案例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寶貝回家”的思路,誰家的孩子丟了,父母授權把孩子照片發上來,然後通過網路、通過微博,誰看到后找到了,這跟街拍乞討兒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
我們只是在做,而不考慮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有一個朦朧的感覺,就是會不會我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應該怎麼做就已經在做了。我們肯定是好心,我們沒有謀求任何自己的利益,我們只是很著急;我們跑的很快,以至於不能稍微停下來想一想,也聽一聽別人的意見;我們只是在做,而不考慮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們在匆忙的行動中自我感動。行動中沒有制衡和商討的空間,我們不斷被自己、身邊的人和網路感動並推動,好像只要去做就是對的。那麼活動會不會變成一場運動,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奔跑,跑累了呢?
打拐不應遮蔽對貧困的思考
兒童乞討現象其發生根源是底層的貧困
兒童該受到良好的撫養和教育,而不是在街頭行乞。
兒童乞討現象及其背後的整個鏈條,其發生根源是底層的貧困。兒童來自貧困家庭,租兒租女、賣兒賣女迫於貧困,組織或者強迫兒童乞討的那些人,未嘗不是貧困的一員,底層貧弱者向更弱者下手。法律的正義和道德的譴責,都是必要的,但對貧困的思考同樣不應被遮蔽。
成功、繁榮和富裕在今天獲得了足夠尊崇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貧困往往被視為不被接受和容忍的狀態。在社會層面,比如禁止或限制乞討,打擊或清理小攤小販,以及對農村務工人員的種種限制等等,使貧困逐漸受到系統性的排斥,底層貧困者獲取生計、改善生活的願望與方式,在城市形象、城市秩序等諸多似乎更堅硬的理由面前,顯得羸弱不堪。
對貧困視而不見乃至驅逐和排斥貧困同樣不可取
某種程度上,社會對貧困以及底層貧困之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也正變得遲鈍。賣兒賣女,讓兒童走上街頭去乞討,這些行為都能在法律上、道德上獲得解釋,但它們也很可能是極端貧困者無可奈何並且艱難的選擇。
讚美貧困很殘忍,對貧困視而不見乃至驅逐和排斥貧困同樣不可取,貧困是需要正視的客觀事實,面對底層人群那些真實的苦難,心靈需要重新變得柔軟,一些人在極端貧困下作出的選擇,哪怕不被人們所接受,至少應該得到理解。
社會的毒瘤是貧窮而不是童乞
你怎麼區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
孩子對父母有愛,孩子會模仿。也許父母從來沒教唆過孩子行乞,但浪跡天涯耳濡目染,孩子也終於伸出手來。這時候,你指望父母怎麼辦?嚴加管教?還是不得不忍痛一起討口生活?你觀察到兒童行乞,你怎麼區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還是模仿之下的必然結果?
除非禁止乞丐生育,否則父母行乞,必然把孩子帶在身邊。要不然能怎樣?難道送到一個月一千塊的幼兒園么?所以,絕大部分為人父母的乞丐,身邊都有個打扮得破破爛爛的小乞丐,不得不一起浪跡天涯,你要怎麼禁?
童工和童乞都不是恥辱,也不是毒瘤,貧窮才是
你不讓兒童行乞了,好,算你成功了,可下一步呢?他們的父母還是乞丐,這孩子也還是沒飯吃,怎麼辦?新浪微博上某位意見領袖大袖一揮:“那民政低保和義務教育補貼就應跟上。”
恕我愚昧,我認為還不如直接建議他們移民美國,好像還更靠譜些。是這年頭相信社會制度的人越來越多呢?還是其實新浪微博上的這些名人們其實都是會寫漢字的外賓?童工和童乞都不是恥辱,也不是毒瘤,貧窮才是。你解決不了他們的貧窮,卻想訴諸法律手段去阻礙他們謀生,你的道德觀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的呢?
根本問題是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折射的是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問題
乞討兒童的問題,不僅僅限於“打拐”,正如有些人所提出的:有些父母確實因生活所迫,帶著孩子上街乞討。如果說拐賣兒童是法律監護的缺位,那麼父母帶著孩子乞討所折射的卻是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問題。在兒童權利保障這個重大命題面前,這樣一場網民自發的救護行動到底能夠走多遠,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公眾的參與固然重要,但是要真正解決童丐這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得依賴政府和社會建立長效救助機制,把兒童的權利救濟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只有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持續給力,那麼正在蒙受不幸的兒童的命運才能夠得以扭轉。而“隨手拍照”這樣的網路運動,很可能只是一次民意井噴,接下來便歸於平靜,兒童的成長環境和權利現狀依舊未能從本質上得以改觀。
網眾的行為重在提出問題,而並非解決問題
真正要解決兒童乞討這一社會問題還需在政府的主導下與社會民眾共同發力。唯有引起了集中著更多公共資源的權力的重視,才是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最佳路徑。
透過這起事件,一方面,我們不可高估了這股力量的行動效果,畢竟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兒童乞討問題是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到各種利益博弈和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不是微博所能解決的。
從純粹的“微博打拐”,到關注童丐的權利保障,甚至到對兒童成長環境的重視,實現了這樣的制度轉身,恐怕才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微博打拐”運動應該體現的社會價值。
人民時評:“微博打拐”火熱,更需理性和法治新春伊始,“微博打拐”火熱,既彰顯了社會正義力量,又表明我們的社會,在面對問題的時候,正在表現出難能可貴的相互呼應、合作求解的意願和能力。但也應冷靜地看到,“微博打拐”不能任由拯救激情橫衝直撞,而要注意方式方法,將情感和理性結合起來,有序進行,提高科學性、有效性。比如,被拐兒童和乞討兒童有交集,但畢竟不能混為一談,尤其是通過街拍、微博“打拐”的網友,大多並非專業人士,這一方面可能造成侵犯乞討兒童的肖像權和隱私權;另一方面,到底被拍的孩子是因為生計乞討,還是被拐賣后充當工具,組織者是拐賣兒童嫌犯、還是孩子父母,往往一時難以分辨。有鑒於此,法律界等專業人士呼籲,發現乞討兒童后,最重要的是撥打110報警,請公安部門進一步偵查詢問。一則,撥打110是符合正當維權程序的做法,再者,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衝突,撥打110也是最冷靜的處理方式。
同時也應看到,“微博打拐”只是全社會治理拐賣兒童問題中的一個部分。“打拐”工作任重道遠,近年來,有關部門打拐行動一直在努力。去年4月,公安部宣布啟動全國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解救被拐賣兒童6785人,先後三批次發出A級通緝令通緝30名重大拐賣犯罪嫌疑人。目前,公安部已建立全國打拐DNA信息庫,用高科技手段解救被拐兒童。截至去年11月11日,已經有876個孩子通過資料庫找到了父母。
打擊重拳之下,違法犯罪還是屢禁不止。原因何在?誠如陳士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對拐賣兒童犯罪屢打不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夠獲得暴利。犯罪分子主要通過拐騙方式獲得小孩,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在拐入地,通常一個男孩能賣出四五萬元,女孩能賣出兩三萬的高價。
也就是說,利益鏈條的滋生蔓延,違法成本和回報嚴重不成比例,是拐賣兒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癥結所在,儘管我國從《刑法》到《未成年人保護法》再到相關部門的通知通告,不乏涉及“打拐”的明確規定,但如何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提高處罰和量刑標準,大幅度增加拐賣兒童犯罪的成本,使其成為犯罪分子不敢觸碰的“高壓線”,還需在法治建設和執行上有更大的力度。
微博的話題總是從一個熱點向另一個熱點轉換,而那些快忘了父母模樣卻依然鄉音不改的被拐孩子,卻依然是社會揮之不去的痛。“微博打拐”喚起的熱情和關注不應隨時間而流逝,有關部門的行動和努力也應一如既往,只有這樣,才能為被拐賣的孩子們找到新的希望。
一條尋找丟失孩子的微博,被轉發了6000多次,開頭一句話是:“網際網路能再創奇迹嗎?”其實,面對拐賣兒童這樣複雜的社會問題,治理之道,遠不能依賴網路奇迹,而要寄希望於理性和法治的力量,堅持不懈,久久為功,給每一個孩子以有力的呵護。
公安部積極回應微博打拐
對於網民的打拐熱情,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通過微博回應:“我會通過微博和大家保持溝通,歡迎提供拐賣犯罪線索。對每一條線索,公安部打拐辦都會部署核查。”春節以來,陳士渠每天都會在微博上關注最新的消息,併發布實時動態。目前,他已經把一些地方乞討兒童的消息和當地警方溝通並督促處理。各地公安部門也對網民們的打拐熱情予以積極回應。廣東中山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上稱,中山警方將馬上聯合城管、民政等部門對全市乞討兒童進行清查。常州公安的官方微博“平安常州”說:“您一旦發現被拐兒童、婦女線索,立即撥打110報警。常州警方將加大打擊力度。”
2月7日下午,微博上出現一則珠海街頭被拐兒童乞討的照片,很快,有陝西榆林的一位網友表示,圖片上的孩子很像自己2年前失蹤的孩子。當晚,參與“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活動的廣州網友高軍即前往珠海,並向當地警方報警。
珠海市公安局在接到求助后,通宵加班進行排查,安排近500警力進行搜索行動。8日,每位珠海上街的民警都手持孩子的照片。儘管最終尋獲的兒童經DNA檢驗后並非榆林網民的孩子,但網友普遍認為珠海警方此次反應迅速,行動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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