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清規

禪宗形成初期，禪林尚無制度、儀式，故該清規設有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又規定眾僧分別擔任東序、寮元、堂主、化主等各種職務，為八、九世紀間中國禪宗脫離律寺，維持獨自教團生活之必要規範。

《百丈清規》分上、下兩卷，計有九章。卷上有祝厘章第一、報恩章第二、報本章第三、尊祖章第四、住持章第五。卷下有兩序章第六、大眾章第七、節臘章第八、法器章第九。

其中，祝厘章記載聖節、景命四齋日祝讚、旦望藏殿祝讚、每日祝讚、千秋節、善月等對帝王聖壽萬歲之祈願，此系國家權力統制下之宗教教團儀禮。尊祖章敘述祖師忌辰之典禮。大眾章收錄坐禪儀方法、禪院修業生活規範與百丈清規制定之沿革。

《百丈清規》的最可貴處在於寺院經濟方面的規定：僧眾應飲食隨宜，務於勤儉，全體僧人均須參加勞動，“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當時，在佛教發源地印度，和尚仍多以乞食為生。）

《百丈清規》是中國禪宗的一面旗幟，也是中國禪歷久不衰的一個保障。

叢林以無事為興盛。修行以念佛為穩當。

精進以持戒為第一。疾病以減食為湯藥。

煩惱以忍辱為菩提。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留眾以老成為真情。執事以盡心為有功。

語言以減少為直截。長幼以慈和為進德。

學問以勤習為入門。因果以明白為無過。

老死以無常為警策。佛事以精嚴為切實。

待客以至誠為供養。山門以耆舊為莊嚴。

凡事以預立為不勞。處眾以謙恭為有理。

遇險以不亂為定力。濟物以慈悲為根本。

清規是中國禪宗寺院（叢林）組織的規程和寺眾（清眾）日常行事的章則，也可說是中世以來禪林創行的僧制。本來中國佛教從東晉道安首創僧尼規範三例以後，即隨時有在戒律之外別立禁約之舉，如支遁立眾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於金陵，命法云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范，皆是其例（見《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條）。到了中唐，禪宗盛行，百丈懷海禪師痛感禪僧住在律寺內，雖另處別院，但於說法住持，都不能合法。於是他於元和九年（814），別立禪居之制：尊“長老”為化主，處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樹“法堂”，學眾盡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設“長連床”，供坐禪偃息；合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徒眾側立，賓主問答，激揚宗要；“齋粥”隨宜，二時均遍；又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事務分置十“寮”，置首領主管等等（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這些就成了叢林新例，與律法不同（見《僧史略》卷上《傳禪規法》條）。世人即稱為《百丈清規》。

《百丈清規》流行到北宋，歷時既久，沿革自多，未免混亂，故崇寧以後，歷有增訂。現可考見的，在崇寧二年（1103）有真定宗賾搜集諸方行法，重編為《禪苑清規》十卷，亦稱《崇寧清規》，百丈之作乃被稱為“古規”。后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又有金華惟勉悉假諸本，參異存同，編成《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又稱《咸淳清規》。再後到元代至大四年（1311），東林戈咸又參考諸方規則，改定門類編次，並詳敘職事位次高下等，成《禪林備用清規》十卷，又稱《至大清規》。這些雖是比較通行之本，但不能使諸方統一而毫無增損。因此，元順帝元統三年（1335），更由朝廷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輝重輯定本，並由金陵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大溯等校正。德輝乃取《崇寧》、《咸淳》、《至大》三本薈萃參同，重新詮次，又刪繁補缺，折衷得失，分成九章，厘為二卷。此本即名《敕修百丈清規》，頒行全國，共同遵守。雖其名仍為《百丈清規》，而內容精神已去古益遠，面目全非。從明迄今，數百年間，都通行此本，只分卷略有出入而已（明藏本改刻為八卷）。

通行本《百丈清規》的九章中，前四章主要規定關於祝聖、國忌（帝王、王后忌日）、祈禱、佛誕節、涅盤節、達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歷代諸祖忌等儀式。這些都是律所未定，古規沒有的（古規是以僧徒受戒或住持入院開始的）。從此以下，才算是叢林本身的規章制度。第五章“住持”，是關於住持上堂、晚參、普請、入院、退院、遷化、荼毗、議舉住持等一系列的規定。第六章“兩序”，是關於叢林東西兩序的頭首、知事。西序：首座、知藏、知客、書記、衣缽、侍者、湯藥等。東序：都監、維那、副寺、典座等。列職：寮元、化主、園主、水頭等各職事的規定。第七章“大眾”，是關於沙彌得度、登壇受戒、道具形式、遊方參請、坐禪、普請及料理亡僧後事等的規定。第八章“節臘”，是關於大眾入寮、建楞嚴會、四節念誦茶湯、結制禮儀、朔望巡堂、月份須知等的規定。第九章“法器”，是關於鍾、板、魚、磐、椎、鼓等號令法器的說明及其打法的規定。這九章的規定極詳，但關於僧眾的一般行事，現代叢林仍另訂有《共住規約》，為全寺所共同遵守；又丈室、庫房、客堂、禪堂等各處，也另有規約，明定辦事的細則。

一提到“清規”二字，則有不少教外人士會誤解為電視、影片里所演的“古佛青燈下”那種無情、苛刻、殘酷的清規戒律，教內也有一些人不敢提及清規戒律，他們總覺得出家人的生活本來就是非常孤寂、單調，再加上這種嚴緊、約束、呆板的制度，給人們帶來死氣沉沉，沒有一絲生機蓬勃的生命激情，那麼《百丈清規》到底是否為這樣的一部書籍呢？

無論古今中外，雖然有時代、國域、文化的差異，還是社會團體，或宗教集團的差異，但其中具有相同的哲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及“無規矩不能成方圓”。這一哲理是超越時空的，同樣，佛教作為世界宗教團體，僧人為“人天師表”，那麼亦應有其自身嚴緊的管理制度，這種管理方法表現於“六和”精神。換而言之，也就是對“戒律”的看重，一個團體興衰，就看法制實行的如何？人們對法律的重視如何？故國家對法律的強調，每個公民必須懂法、守法，否則成為法盲，什麼時候自己犯法了還一無所知，然而，佛陀制戒也是如此，佛弟子受戒之後要學戒，如經中說：“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可學經教。”又如《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云：“若比丘尼受具足戒后，不學戒者，犯不學無知罪。”可見佛教對法制的重視。

然《百丈清規》原是一部禪宗寺院的管理制度，現今佛教叢林所實行的制度，則是依佛戒和《百丈清規》及當地情況而制定的制度，“清規”的起源可追溯到佛陀時代，但那時沒有名文規定。後來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的領土上生根發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清規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他是根據當時佛教內部出現的一些問題（如：人對戒律的鬆弛等），及國家的政策而制定了《僧尼規範》和《法門清規》，但禪宗寺院完成建立清規，則是以百丈懷海禪師開始，並且對後來佛教叢林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丈懷海禪師，處於唐朝中葉（唐玄宗至唐憲宗之間），當時的僧人大多無固定的住處，也就是所謂的“雲水僧”，他們一般依律寺而居。這樣，在說法行道方面有諸多的矛盾衝突，況且當時禪僧日益增多，龍蛇混雜，又無獨立的禪院，以此給寺院管理帶來諸多的不便和困難。其次，佛教在唐朝中葉以後，由於封建政權對佛教採取了相當多的限制措施。幾經風霜，損失慘重，寺院的土地和勞動力來源發生困難，僧侶面對著如何適應社會變動而生存下去的嚴峻問題。

又當時佛教很多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於貴族色彩濃厚，生活自理能力差，依附士大夫的布施，然而理論又複雜，所以不能適應社會形式的變化，因此一落千丈深淵，漸漸式微。禪宗因為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理論較為適合群眾，又不依靠豪華奢侈的殿堂、經像、法物，加上禪宗諸大師從不排斥生產勞動，甚至許多開山祖師都親自參加勞動，故禪門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言流傳至今。因此，禪宗比其他宗較能適應新的環境，所以其他宗衰落而獨禪宗獲得發展的機會。但是，存在著新的問題，即是禪宗的實際生活、生產狀況與舊的戒律發生衝突，遵從戒律，是不允許出家僧侶從事生產農作物的，若違反則視為犯戒。

另一個問題：禪宗在唐發展以後，由於僧眾日增，集體生活如何約束？生產勞動如何組織？勞動成果怎樣分配？都是現實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舊的戒律與禪宗就產生矛盾衝突，障礙禪宗的發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懷海禪師清楚認識到禪宗面臨的這種形勢，決心實行改革，為禪宗發展掃除障緣，百丈禪師認為《瑜伽菩薩戒》和《瓔珞菩薩戒本》雖屬大乘，卻是佛陀根據印度情況而制定的戒律，不便生搬硬套。他根據風情、地理、人士風俗等，博採大小乘戒律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因此衍生了《百丈清規》。縱觀歷史，可知當時懷海禪師創宗立制的不易，從而更使我們認識到唐朝佛教雖盛行於世，但內部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這是不可否認的，當今我國佛教以形式上，雖不如唐朝時代，但也普及於群眾心靈。然而內部依然存在著諸多的新問題需要迅速解決。例如：寺院的法制沒有一個統一性的管理方法；出家僧侶的修養素質問題等等。

是的，回顧佛教的盛衰，在我國國土上起起落落，曾經也從荊棘叢生中走過，留下傷痕纍纍。但它堅強的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最終默默的在東土領域裡生了根。作為我們這一代新人，有責任維護與發展佛教。然而，我們是否維護正義，摧毀教內的不良作風，我們是否注意到腳下走過的每段路程，對佛教命運有影響。每當憶起百丈懷海禪師，心中充滿著愧疚、不安。作為世紀之交的青年僧人，我由衷地盼望：對當今佛教內部的一些問題要深思！深思！

百丈清規，是禪宗叢林文化的縮影，如今一些寺院都把做經懺、焰口、水陸法會等佛事作為寺院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按照百丈清規把“農禪”做為寺院經濟收入的寺院很少，已經很少。如今在廣東清遠市御金街少林禪院還可以看到“農禪”的情況。

叢林中實行清規的主要情況，約略如次

叢林每年以結夏（即結夏安居，亦稱結制）、解夏（亦稱解制）、冬至、年朝為四大節，極其重視。結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朝，則依中土風俗。結夏七日原為四月（前安居）或五月（后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則在七月或八月的十五日，但從元代以來，各提前一日講習禮儀，以便期內得專心修道。另外，在每年從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間，叢林中也結制安居，稱為結冬。這是仿照結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來專修禪法的，故名為“江湖會”。清代以來，叢林曾有隻結冬而不結夏的反常現象，后經糾正，仍以結冬坐禪、結夏講經學律等為慣例（見《清規證義記》卷八）。近代著名叢林如寧波天童寺等，都實行這樣“冬參夏講”的制度。

叢林的成員通稱清眾。凡曾受具足戒的比丘，衣缽戒牒俱全的遊方到寺，都可掛搭（亦稱掛單），暫住於旦過寮（又稱雲水堂）。如掛搭已久，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禪堂，名為安單，從此成為清眾，隨同結夏。一般叢林都從四月一日起，照規入夏，禁止遊方，鎖旦過寮。至八月一日，始開寮重新接眾。又叢林安單亦分春冬兩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月、七月期頭進禪堂者，名為大進堂。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為叢林冬期的重要行事，一般於每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事先半月，由客堂開具新進堂禪眾和舊住的名單，送住持查閱。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客堂、禪堂、庫房諸頭首共議請職。十六日大眾齊集大殿月台，知客點名，依次進殿，宣布職事名單並講清規，新請職事即到法堂謁住持，又到禪堂行十方禮，再依職送位。

此為一寺職事及常住人員名單的公布，例於每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事先客堂與維那將合寺人員戒臘久近開具清單，送與住持、寫成單票（每條四字，職序在上，法名在下）。十四日，客堂掛“貼單”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說法，為首座貼單，其餘由維那貼，以職事大小，戒臘先後為序，再各按名位順次送單。凡單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員。

此是結冬中的重要行事。叢林坐禪通例從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長坐禪時間。又從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舉行禪七，每七天為一期，謂之打七。此為禪眾剋期取悟的禪會，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禪七的起解，稱為起七和解七，各有規定儀式。

即普遍邀約大眾勞作的制度，亦稱出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於各地，如開成四年（839）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圓仁入唐巡禮至山東赤山院，記載目睹的情形說：當院始收蔓菁蘿蔔，院中上座等盡出揀葉；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不論多少，盡出擔柴去（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不過此種制度原來由於倡導農禪，凡耕作摘茶等作務都以普請為之。後世普請只限於輕微勞動，如四月佛誕摘花、六月曬藏、曬薦、平時園中摘菜、溪邊搬柴以及節前寺舍掃除等，皆偶一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見恢復原來的精神，已有叢林以勞動為佛事之一的新制。

是叢林歲末的會計報告。在現存的唐代文獻中還有此種記載。如開成三年（838）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圓仁至揚州開元寺，記云：眾僧參集食堂，禮佛上床坐，有庫司典座僧於眾前，讀申歲內種種用途賬，令眾聞知（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歲計原行於歲末，由住持審查各種簿冊，但現在叢林的會計報告，多每月舉行一次，由住持召集禪堂班首、維那、客堂知客、僧值、庫房都監、監寺等，於丈室行之，稱為算賬（見《高旻寺丈室規約》）。

即僧眾違犯清規的處分。古規，清眾中生事違規者由維那檢舉，抽下掛搭衣物，擯令出院，以安清眾。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出，以示恥辱（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後世遵此，對於三業不善不可共住的禪僧也以香板相責，並遷單擯出。在《清規》中還明定肅眾辦法，除刑名重罪例屬官廳處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都以清規律之，隨事懲戒，重則集眾捶擯，輕則罰錢、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又擯出犯規者，還要將擯條實貼山門，鳴大鼓三通，以杖攻出（見《清規證義記》卷五）。

叢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單、貼榜、書狀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請首座或遠來尊宿等茶湯，皆開列名單，由侍者報知，謂之知單。方丈、庫司招待大眾茶湯的請柬則用榜，首座請柬用狀。方丈請首座，榜貼於僧堂前東邊牌上，庫司請首座，榜貼於西邊牌上。首座請下頭首茶，狀貼於僧堂前下間板上。叢林從來最重茶禮，有謝茶不謝食之說。又叢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掛牌方式傳達，名為牌示。用掛牌地點隨各種行事而不同。如結夏、誦戒、請職、貼單、普佛等牌示，皆掛齋堂前；上堂、秉拂、祈請、禱雨，掛大殿前；起七、解七，掛禪堂前；升座、免禮等，掛內韋馱殿前（見《高旻寺規約》）。

此為叢林號令所寄，鳴扣各有常度。凡禪堂坐參、佛殿誦念、食堂齋粥、升堂集眾、普請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鐘鼓等號令進行。如集眾上殿則僧堂鳴鐘，長老升堂則法堂擊鼓，報眾同赴。普請則開梆、催板，新住持入院則鐘鼓齊鳴。凡止靜、開靜、念誦、齋粥等行事，從朝到暮，鐘鼓交參，遂形成叢林一定的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