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Qara-qorum，突厥語“黑圓石”），位於今蒙古國境內前杭愛省西北角，蒙古帝國第二代大汗窩闊台汗七年(1235年)在此建都。

13世紀中葉，這裡是世界的首都，從萊茵河畔的維也納，到黃河邊的汴梁，從北方寒冷的俄羅斯草原（俄羅斯乾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島沙漠，大半個歐亞大陸都籠罩在這座城市的權力和威勢之下。羅馬教皇的傳教士、南宋朝廷的使節團、波斯商人的駝馬隊、高麗王國的進貢者……都在這裡彙集；佛殿、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各種宗教和文化都在這裡融合；大汗的詔令從這裡發出，送達世界各地蒙古大軍……這裡集合了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從中歐、東歐、西亞、中亞、東亞、南亞諸國，各地搶掠得來的奇珍異寶，金銀珠寶，數以萬計，1260年蒙古內戰後，隨著阿里不哥的失敗，這座城市衰落為一個地區性的中心。

哈拉和林與其周圍景觀已經在2004年成為蒙古共和國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其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上的名稱為——“鄂爾渾峽谷文化景觀”。

蒙古中部的鄂爾渾河流域，自古以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駐牧的地方，許多游牧民族曾在這裡建立政權並修建都城。成吉思汗於1220年，在古代克烈部或回鶻都城的基礎上創建了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漢族建築風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

1235年，窩闊台合罕命漢族工匠於鄂爾渾河岸建築都城，即以哈拉和林為城名。城南北約四里，東西約二里，大汗所居的萬安宮在其西南隅，有宮牆環繞，周約二里。據1254年到和林訪問的法國使臣盧布魯克記載，城內有兩個居民區，一為回回區，內有市場；一為漢人區，居民儘是工匠。此外，尚有許多官員邸宅以及十二所佛寺、道觀，兩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由於蒙古國的強盛，哈拉和林成為當時世界著名城市之一，各國國王、使臣、教士、商人來訪者甚多。

蒙古帝國前四汗，即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蒙哥均坐鎮哈拉和林管理皇朝。由於蒙古帝國的強盛，哈拉和林城畜牧業、農業、商業、手工業、宗教、教育、科技和政治外交等諸方面都得到很高的發展，成為蒙古帝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中統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城（上都）即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則據哈拉和林地區自立為大汗。二年冬﹐忽必烈軍打敗阿里不哥﹐進佔哈拉和林。四年﹐忽必烈升正藍旗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為中都（后改大都）﹐蒙古國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漢地﹐忽必烈建立元朝並遷都大都（今北京）后，哈拉和林失去都城地位，僅置宣慰司都元帥府。仍為漠北重要都市，元朝以大臣出鎮﹐遣重兵防守﹐於其地開屯田﹐建倉廩﹐立學校。1277年，窩闊台汗國君主海都（窩闊台的孫子）在與元朝的戰爭中一度攻佔哈拉和林，元軍直到次年才將窩闊台汗國軍隊逐出。不過，14世紀以來該城市得以恢複發展。皇慶元年（1312年），元政府將和林行中書省改名為嶺北行中書省，並將和林路改名為和寧路。

1368年大都被明軍攻克，明洪武三年（1370)﹐元順帝妥歡貼睦爾死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即元昭宗﹐元朝廷退據哈拉和林﹐仍用元國號﹐史稱北元。北元政權仍以哈拉和林之為首都。1387年明軍攻克哈拉和林，哈拉和林城被徹底毀滅。之後雖然數次重建，15世紀初期蒙古諸部分崩離析，韃靼與瓦剌兩部蒙古貴族之間相互攻伐﹐哈拉和林也逐漸沒落。現今哈拉和林還保存有《興元閣碑》，刻於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

1585年﹐喀爾喀蒙古阿巴岱汗在和林廢城基址旁興建大喇嘛寺厄爾得尼召﹐蒙古史籍《厄爾得尼·厄利赫》（Erdeni-yinerige）對此有明確記載。

海運能力

•在中國的歷史上，元代是對海洋運輸和海外貿易最為熱心的一個朝代。元代的海洋經略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前所未有地通過海洋航線南糧北運，二是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海外招諭和海外貿易，延續並發展了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推動了東北亞、東南亞、歐洲、非洲等地與中華本土的緊密聯繫。在地兼陸海、勢並海內外的蒙元帝國統治下，擁有先進造船技術和豐富航海知識的元人，乘坐海船北上南下，甚至遊歷海外，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詩文、筆記等文獻記錄。了解元代的海洋經略和元人海上遊歷的歷史情境及時代特點，對於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古代的海洋文化傳統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於我們深刻理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內涵也會有所啟示。

•元代的海洋經略：南北海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

•1.元代南糧北運與海運制度的建立

•元代海運指的是元朝政府組織的從江、浙、閩沿海至天津口岸的海上糧食運輸。所謂“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丘濬《漕運之宜二》）。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指出了元代海運的重要地位和獨特價值，即元代海運不僅用于軍事用途，更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是南糧北運和南北貿易的重要依託。蒙元時期的航海知識、造船技術，海外貿易的制度、港口、航線、貿易對象、貿易內容等等，大多是繼承南宋而來。元廷的獨特之處在於，更加旗幟鮮明而積極主動地充分利用海洋運輸的便捷，開展大規模海運和海外貿易。終元一代，形成了以海運為主、河運為輔的漕運格局。

•元代的南北海運航線前後一共有三條，均開闢於元代前期。第一條航線是朱清、張瑄在至元十九年(1282)開闢，離海岸較近，水淺礁多，較為險惡。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朱清等人的建議下，開闢了第二條航線，縮短了航程，提高了運輸效率。至元三十年(1293)，海運千戶殷明略發現了第三條航線，“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末鄭東《送郭彥昭北游》云：“白面郎君好遠遊，卻從遼海上幽州。十日南風行萬里，牽牛夜夜在檣頭。”

•元代海運漕糧的延續時間之久、運糧規模之大，不僅是前所未有，在當時世界上也處於領先水平。元人有詩云：“國初海運自朱張，百萬樓船渡大洋”（張昱《輦下曲》）、“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王懋瞻《直沽海口》）,可見盛況之一斑。《元史》高度評價南糧北運的成效，認為“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元史·食貨一·海運》）

•2.延續並發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蒙元王朝不僅發展南北海上航運，更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積極發展海外貿易。一方面，屢次遣使海外諸國，採取多種形式與其保持貿易往來；另一方面，鼓勵民間海外貿易。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詔，“詔行中書省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世祖七》）雖然元代也曾有過短暫的海禁，但很快就廢止了。與其他朝代相比，元廷的海洋政策是最為開放的。在唐、宋海外貿易的基礎上，元代更為積極地鼓勵海外貿易，海外交通貿易的範圍、規模及影響力度均超越前代。元代的海外航線，北至日本諸島，經海南，南下東南亞、印度洋各地，包括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達到非洲的索馬利亞亞，延續並進一步繁榮了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日本學者杉山正明認為，忽必烈為首的蒙元王朝繼承了南宋的造船能力、航海技術及海洋相關的知識信息等，開始有意識有計劃地打造海洋帝國，使得蒙元帝國具有了游牧國家、農耕國家與海洋國家的性質。或許我們可以說，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以前，元代的航海技術與海洋貿易的繁榮程度代表著當時世界海洋文明的最高水平，更是中國歷史上海洋立國的巔峰。這為元人的海上遊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時代條件。

哈拉和林一說原是山名，指鄂爾渾河發源地杭愛山；一說本為河名，指鄂爾渾河上游。其故址位於今蒙古國中部后杭愛省杭愛山南麓，額爾渾河上游右岸的額爾德尼召近旁，距烏蘭巴托市西南365公里。哈拉和林所在地區也是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這裡森林繁密，盛夏時遍野開花。

鄂爾渾河是蒙古中部偏北的河流。這條河流整體都在蒙古境內，發源於杭愛山脈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東流出山區，然後轉向北，經過古代蒙古帝國的首都喀喇崑崙。一個斷層將鄂爾渾河與色楞格河分開。兩條河都流向東北，在俄羅斯邊界南側的貿易中心蘇赫巴托爾(Suhbaatar)會合。然後色楞格河繼續向北流入俄羅斯。

1889年在喀喇崑崙附近發現8世紀時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語的文字，稱鄂爾渾銘文。鄂爾渾河全長1,130公里，只有在7、8月間可以通航吃水淺的拖船。流域面積約132,00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araa)和友魯(Yoroo)河，它們都發源於肯特山脈，而且都從右側注入鄂爾渾河。圖爾河在去鄂爾渾河的途中流經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沿鄂爾渾河的農業可維持基本糧作。

王惲《秋澗集·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國家興王地，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鬱郁，為朔土一都會。”虞集《道園錄·送蘇子寧北行詩序》：“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士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資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柳貫《柳待制文集·蘇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為雄要。”朱思本《貞一齋稿·和寧釋》：“和寧即哈刺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今嶺北行省治所，常以勛舊重臣為之，外則諸王星布棋列，於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鎮雲”

初中地理上講過亞歐大陸由於帕米爾山結的存在極大阻礙東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達歐洲，只能通過絲綢之路翻越帕米爾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隨著緯度半徑不斷減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濕潤氣流影響的區域，騎兵可以一路從嶺北杭愛山快速機動到喀山汗國境內，僅僅只有3000多公里，遠不如東漢首都洛陽到西域喀什的距離。所以歷史匈奴遠遁歐洲、蒙古西征歐洲看似很遠，其實難度和嶺北機動到杭州是一樣的，任何勢力從嶺北右臂打歐洲，據上攻中原是相當方便。

從嶺北出土的遺跡以及突厥碑文證實漢唐曾在這裡設置過統治機構，但漢唐都以為這地方不適合耕種，忽必烈卻建五衛，每衛萬人，其中屯田者2000人，屯田軍與其他軍人為二與八之比。京師六衛，每軍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這就告訴我們，十分之二屯田，即滿足其餘十分之八的糧食需要。之後，其他各衛抽調的屯田軍有多有少，都與2000戶相去不遠，雖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軍人數要高出，但還是少數。歷史上中原軍民不斷打走一波總會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從蒙古高原源源不斷的涌下，為此元朝從嶺北扼守北方成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來通過農牧互補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內地”的大元雄關，朱元璋與他的謀臣武將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嶺北之戰遭遇失敗。而自土木堡之後更是少有出塞之軍，自此嶺北行省成為明朝唯一沒有拿下的元朝實土行省。斯大林亦有這樣的思想。向東可抄東北戰區的後路，向南直接壓迫京畿重地，向西矛頭指向河西走廊，威脅通往新疆的後勤補給線，用一個蒙古壓迫中國的三個“北”，冷戰時期的蒙古是蘇聯的寵兒，是蘇聯面向東方的戰略前進基地，它使蘇聯獲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

鄂爾渾峽谷的哈拉和林曾經是13至14世紀蒙古帝國的首都所在，見證了蒙古帝國幾個有意義的歷史階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當時蒙古商業貿易、軍事、政治、宗教的發展狀況。峽谷內幾處宗廟的遺址反映了當時的蒙古已經受到佛教和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出現融合的趨勢。

佔地121967公頃的鄂爾渾峽谷文化景觀包含了鄂爾渾河(OrkhonRiver)兩岸邊遼闊的牧地與可追溯到西元六世紀的考古遺跡群。此外，這個地區還包含了13、14世紀蒙古帝國的首都：哈拉和林。

鄂爾渾峽谷文化景觀上仍有蒙古國的游牧民族在此放牧，其中的遺址都清楚的反映出遊牧生活、游牧民族社會與管理和宗教中心的共生關聯性，以及展現出鄂爾渾峽谷在中亞歷史上的重要性。

概述

“大蒙古國”歷任諸汗的棲處，雖經學者們競相考述，但就結論本身而言，特別是相關斡耳朵方位、構造等問題，仍有支離破碎、漏此缺彼之嫌。

本章從斡耳朵系“四季”駐蹕地這一感觀出發，通過對各種資料的再度搜羅、分析，提供了以下證明：

一、所稱“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系指鐵木真在位前期於“三河之源”地區建立的四個斡耳朵；除已由前人揭示的春季“怯綠連河的闊帖兀阿闌”、夏季“薩里川的哈老徒”、秋季“土兀剌河的黑林（合剌屯）”三處外，尚有冬季“斡難河的阿魯兀忽可吾”。

二、當鐵木真在位後期，有將汗國統治中心遷到漠北中心域“杭海答班”地區的意圖；於是，又先後構築了春季“不花因失灰”、夏季“龍庭”、秋季“達蘭達葩”、冬季“按坦孛都罕（按檀火爾歡）”等斡耳朵，這就是當時人“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說法的由來。

三、窩闊台嗣位以後，繼續在“杭海答班”地區作同類營建，除保存前已開築者外，更增設了內、外二層的合罕“四季”駐蹕地；內層：春季“揭揭察哈”，秋季“君腦兒”，冬季“哈剌和林”；外層：春季“斡兒寒河”沿岸某處，夏季“塔密兒河的月兒滅怯土”，秋季“汪吉河的宿滅禿里”，冬季“野馬川的安答海”。

一

提起孛兒只吉朝第一位合罕鐵木真的棲處，學者們都會聯想見在“怯綠連河”亦“客魯漣河”、“翕陸連河”、“盧朐河”、“驢駒河”、“龍居河”岸名叫“闊帖兀阿闌”亦“闊疊兀阿剌勒”、“曲雕阿蘭”、“庫鐵烏阿剌里”、“闊朵傑阿剌倫”、“闊疊額阿剌勒”的斡耳朵。這個通常為春季駐蹕地的斡耳朵，還曾是窩闊台和也孫帖木兒舉行即位慶典的地方。《蒙古秘史》卷續二（第二八二節）：“鼠兒年（太宗十二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元史》卷一《太祖紀》、卷二《太宗紀》、卷二九《泰定帝紀》：“太祖六年春，帝（鐵木真）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還廬朐河行宮”。“太宗元年八月，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窩闊台以太祖遺命即位於庫鐵烏阿剌里”。“至治三年九月，也孫帖木兒即皇帝位於龍居河”。

程文海《雪樓集》卷七《常約爾珠神道碑》：“憲宗二年夏，會諸侯、王於臚朐河之上，命張宿具，河忽大漲，列鼎橫潰，太傅（常忽都）身救獲免，會無廢禮”。這個以蒙古語“荒涼的洲島”、“Kodege-aral”稱呼的斡耳朵所在，應該就是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九中“車臣汗部”轄“右翼中前旗”牧地“南至”、今蒙古溫都爾汗市西南巴彥蒙赫西北的“庫得根額里野”。

見在“撒阿里客額兒”、“撒里怯兒”亦“薩里川”、“撒里川”中那個由來已久、寫作“哈老徒”、“哈連徒”的斡耳朵，根據朱氏臣子的追述，應該是鐵木真的夏季駐蹕地。《蒙古秘史》卷五、卷續一（第一六一、二五〇節）：“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於是從額垤兒阿勒台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成吉思那一次征進，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元聖武親征錄》：“時我眾居哈連徒澤間，為乃蠻部人所掠。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舍釁議和而不聽；今乃乘敵勢淩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欒盤山，大掠主兒斤部，為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元史》卷一《太祖紀》：“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

金幼孜《后北征錄》：“永樂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嘗建宮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咸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行宮”在“海子”南，當今蒙古宗莫德市東南巴彥劄爾嘎朗西南。而“撒里怯兒”中二個“海子”中的一個，核對《乾隆一統圖》，正是與“哈老徒”、“哈連徒”發音非常接近的“噶老台”。

《元史》卷一《太祖紀》、卷三《憲宗紀》：“太祖元年，帝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憲宗元年六月，西方諸王別兒哥、東方諸王也古、西方大將班裡赤、東方大將也速不花等，復大會於闊帖兀阿闌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三年正月，帝遂會諸王於斡難河北，賜予甚厚”。關於蒙哥汗升陛的進程，上引徑將在“怯綠連河的闊帖兀阿闌”的“重申推戴”與在“斡難河”的“即位慶典”先後進行的二個“朝會”混而為一；這顯然是錯誤的。

拉施特《史集》第二卷《蒙哥合罕紀》：“那一年（定宗后稱制二年）臨近結束時，蒙哥等向四面八方派出使者，讓宗親們會聚於怯綠連地區”。“豬年（憲宗元年），在成吉思汗的駐地哈剌和林斡難，蒙哥合罕被擁戴登極御世，站在帳外的異密們和軍隊，也和宗王們一起九次叩頭”。而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七大洲的君主賢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國的寶座》則同時將相隔百餘里的“斡難”、“怯綠連”作為“大忽鄰勒塔”亦“朝會”的地點：“出席該大會的每個人歡呼蒙哥可汗為君，接著他們安排在新的一年於斡難、怯綠連召開大忽鄰勒塔”。這個本為“黃金家族”始居地的“斡難河”所在，自然也是鐵木真的一處重要斡耳朵。

該是鐵木真冬季駐蹕地的“斡難河”斡耳朵，正式的名字為“阿魯兀忽可吾”。《元史》卷二《太宗紀》：“太宗五年二月，幸鐵列都之地。八月，獵於兀必思地。是冬，帝至阿魯兀忽可吾行宮”。“鐵列都”，即“迭列禿口子”、“特勒爾濟口”，位於屬於“三河之源”即“怯綠連”、“斡難”、“土兀剌”亦今克魯倫、鄂嫩、圖勒三河源頭區域內；其確切所在，則蒙古烏蘭巴托市東南。《蒙古秘史》卷四（第一三六節）：“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哈澧泐海子（哈連徒澤）邊，被主兒勤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於太祖，太祖於是引著軍馬剿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朵羅安孛勒答兀地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拿住”。

《清聖祖實錄》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遣副都統阿南達奏，疏言：十三日，臣軍正向昭莫多；前遣踏探之南達等至特勒爾濟口，見厄魯特蹤跡”。“阿魯兀忽可吾”，即蒙古語“Areghu-urd-keer”、意為“山崖南邊的原野”；所稱“山崖”，或“斡難河”源頭西北之山。其所在，或《蒙古游牧記》卷九中“車臣汗部”轄“中后旗”牧地“西至”、在今蒙古溫都爾汗市西北肯特東北的“海留鞥克爾”。

二

位於同一地區的鐵木真秋季駐蹕地，顯然是“土兀剌河”亦“禿忽剌河”、“禿剌河”、“禿烈河”、“圖剌河”畔的“合剌屯”即“黑林”的斡耳朵。這個斡耳朵，在先為克烈亦惕部首領脫斡憐勒亦“王罕”的營地，在後又為“公主皇后”亦金衛紹王的女兒的居處。

《蒙古秘史》卷二、卷三、卷五、卷續一（第九六、一一五、一六四、二六四節）：“在前俺的父也遭該皇帝與克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的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黑林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他”。“王罕從不后，望著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王罕再說：可教帖木真做的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屼剌的黑林行，令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太祖征回回的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丙子（太祖十一年）秋，帝會諸將於禿忽剌河之黑林，問：誰能為我征滅里吉者？速不台請行，帝壯而許之”。

胡祗遹《紫山集》卷一六《王德真神道碑》：“丁丑（太祖十二年）冬，太祖巡狩於圖拉（禿剌）河，匠官史大使帥群工懇訴於公（王德真）”。

《元代白話碑集錄》第九《汲縣北極觀懿旨碑》：“皇帝福蔭裏、公主皇后懿旨：乙巳年（太宗后稱制四年）五月初十日圖剌里寫來”。

“哈剌屯”，《蒙古游牧記》卷七：“土喇河東、喀魯倫河西，有東庫倫，其地曰昭莫多，譯言有林木也，蓋即《元朝秘史》所曰土兀剌河邊黑林子，為客列亦惕種姓王罕所卓帳矣。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聖祖親征噶爾丹，西路大軍擊敗賊眾於此。

殷化行《北征紀略》：五月初四日甫雪，暮抵土拉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十三日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陣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陣前行，可二十里過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將茲“昭莫多”定為鐵木真在“土兀剌河”的斡耳朵，似乎偏於東南。而從“怯綠連河的闊帖兀阿闌”、“薩里川的哈老徒”、“斡難河的阿魯兀忽可兀”各佔一方、相對對稱的位置考慮，“土兀剌河的哈剌屯”極可能是在這條河的源頭迤北、靠近今色楞格河的別一支流哈拉河源頭的今烏蘭巴托市附近。

圖理琛《異域錄》卷上：“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爾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峰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郁”。“土喇河北岸”的這段地方，比起昭莫多來說，似乎更有資格被稱作“黑林子”。

《史集》第二卷《鐵穆耳合罕紀》提到：“他（鐵穆耳）把父親遺留下的一整份財產授予了自己的長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內有成吉思汗的禹兒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嶺北）去，並讓該地區的軍隊受他節制。哈剌和林、赤那思（Hynas）、斡難、怯綠連、謙謙州、薛靈哥等以迄於乞兒吉思邊境的諸地區和名為不兒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偉大禁地，全由他掌握”。

《元代白話碑集錄》六七《滎陽洞林寺令旨碑》：“虎兒年（延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赤那思有時分寫來：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也孫帖木兒晉王令旨”。“赤那思”，既是山嶺、又是斡耳朵所在的名字。危素《危太朴集》卷一〇《艾蜚英赤納思山百韻詩序》：“至正十一年，同郡（撫州路）艾君蜚英為內史府掾。會分府北行，及就道，館遇赤納思山之下，暇日因登是山，作詩百韻千言以紀其勝”。

張翥《蛻庵集》卷一《送鄭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儒學教授》：“聖祖興王地，風雲護大營”。“大牙開武帳，元老秉天威”。

虞集《道園錄》卷二三《句容郡王紀績碑》：“大德四年，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床兀兒）功第一，無異辭”。

從“大斡耳朵教授”在“赤納思山”任職來看，“赤那思”彷彿就是“大斡耳朵”，亦“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晉王大斡耳朵”、“怯綠連河的闊帖兀阿闌”。不過，根據前引，“赤那思”與“怯綠連”同時臚列；也就是說：“赤那思”非“闊帖兀阿闌”。嚴格來說：所稱的“大斡耳朵教授”，系“內史府教授”、“四大斡耳朵教授”。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內史府，秩正二品。至元二十九年，封晉王於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改王傅為內史，秩從二品，置官十四員。延祐五年，升正二品”。根據別一記載，“赤那思”在“大斡耳朵”迤西“一千里”，“四大斡耳朵”之一、鐵木真秋季駐蹕地“哈剌屯”附近。

孔齊《至正直記》卷一《古陽關》：“常見《和林志》所載：晉王大斡耳朵至亦赤納里思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淩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赤那思山”，譯蒙古語為漢語則“狼山”；而“狼山”，正是合罕頗具規模的秋季狩獵地。

耶律楚材《湛然集》卷一〇《狼山宥獵》：“扈從車駕，出獵狼山。圍既合，奉詔悉宥之，因作是詩。吾皇巡狩行周禮，長圍一合三千里。白羽飛空金鏑鳴，狡兔雄狐應弦死。翠華駐蹕傳絲綸，四開湯網無掩群。天子恩波沐禽獸，狼山草木咸忻忻”。又，同書、卷《扈從羽獵》，頁220：“湛然扈從狼山東，御閑天馬如游龍。驚狐突出過飛鳥，霜蹄霹靂飛塵中”。“長圍思合匝數重，東西馳射奔追風。鳴鞘一震翠華去，滿川枕藉皆豺熊”。

三

第二位合罕窩闊台的棲處，《史集》第二卷《窩闊台合汗紀》：“他（窩闊台）下令在自己的禹兒惕哈剌和林、他大部份時間的駐留地修建一座有高台基和柱子、與這位君主的宏圖相稱的宮殿。那座宮殿的每一方面各長一箭之距，中間有一巍峨的殿堂聳立，殿堂被加以精緻的裝飾，並被稱為合兒失”。“他降旨，讓伊斯蘭教工匠在距離哈剌和林一天行程處、名為迦堅察寒（Khn-zjgan、Gegen-chagan）之地，建造一座宮殿。春天，他在那裏放鷹。夏天，則在月兒滅怯土（Awrmktw）地方；那裏搭起了一座大帳，其中可容千人，這座大帳從來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掛鉤是黃金做的，帳內復有織物，被稱之為昔剌斡耳朵。秋天，他留駐於距哈剌和林四天行路的古薛納兀兒（Kwsh-nawwr），在該處齋戒須四十天。冬天，他的駐地為汪吉（Awnkqy）；他行獵於不連古和者鄰古山，並在那裏過完冬。總之，他春天所在之處是哈剌和林的四周，夏天是月兒滅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處是距哈剌和林一日程的兀孫忽勒附近的古薛納兀兒之地，冬天則為汪吉。當他前往哈剌和林時，就停於距城兩程之處，該處建有一殿，被稱為禿思忽（Tzgw）八里，他在該處享受禿思忽，并行樂一日。次日，全體穿上一色衣服，由該處前往合兒失，並讓年輕的優伶們走在前頭”。

今蒙古阿爾拜赫雷市北哈拉和林的“哈剌和林”，無論城牆及“宮、殿”的興造，都始於完顏氏滅亡的翌歲。《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卷一五三《劉敏傳》：“乙未（太宗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宮。丁酉（九年），治迦堅茶寒殿。戊戌（十年），營圖蘇湖迎駕殿，去城三十里”。“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立驛傳，以便貢輸”。同步進行的，還有道觀等的興建。

《元代白話碑集錄》四《和林重陽萬壽宮聖旨碑》：“皇帝聖旨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我於合喇和林蓋院來，稱海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主持。乙未年七月初九日”。不過，所謂“宮、殿”，大概是中原風格的永久性土木結構建築。因此，不能排除在此以前該處沒有合罕的“四時居地”。事實上，曾經代理行使合罕許可權一年的拖雷及其妻唆羅火帖尼，早在其兄登基前就已在是處開築了府邸。王惲《秋澗集》卷五一《賈氏世德碑》：“甲申（太祖十九年），因奉御劉公某紹現庄聖皇后，時睿宗駐和林”。

《元史》卷一五〇《李守賢傳》：“歲戊子（睿宗監國元年），朝於和林，加李守賢金紫光祿大夫，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道園錄》卷二〇《董文用行狀》：“歲庚戌（定宗後稱制二年），公（董文用）始從忠獻公（文炳）謁庄聖太後於和林城”。

分別為窩闊台春季、夏季駐蹕地、在今蒙古車車爾勒格市東北沃吉諾爾、東臣赫爾西南的“迦堅察寒”亦“揭揭察哈”、“怯蹇叉罕”，“月兒滅怯土”亦“欲兒陌哥都”，都是《元史》卷二《太宗紀》、卷三《憲宗紀》常見的地名：“太宗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哈之澤。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十年夏，獵於揭揭察哈之澤。十一年，復獵於揭揭察哈之澤。十三年二月，獵於揭揭察哈之澤”。“憲宗三年正月，獵於怯蹇叉罕之地。四年春，獵於怯蹇叉罕之地。夏，幸月兒滅怯土之地。五年夏，幸月兒滅怯土。六年春，帝會諸王、百官於欲兒陌哥都之地，設宴六十餘日”。

而窩闊台秋季駐蹕地、在今阿爾拜赫雷市北哈吉爾特西的“古薛納兀兒”，又作“曲先腦兒”、“顆顆腦兒”、“軍腦兒”、“君腦兒”、“孫腦兒”。同書卷三《憲宗紀》、卷四《世祖紀》：“憲宗三年秋，幸軍腦兒。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湩馬乳祭天”。“壬子年（憲宗二年）六月，入覲憲宗於曲先惱兒之地”。《元代白話碑集錄》附錄一《蒙哥皇帝聖旨》：“乙卯年（憲宗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兒裏行此聖旨”。《至正析津志輯佚》《河閘橋樑》：“萬歲山土乃是畏吾兒之天山，又名金山。山之中有泉若乳，彼中名孫腦兒。金章宗與畏吾兒結姻，移北山並泉來燕成此山，厭其王氣也”。

四

《元史》卷四《世祖紀》、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中統元年四月，阿里不哥僭號於和林城西按坦河”。“中統初，愛不花總兵討阿里不哥，敗闊不花於按檀火爾歡之地”。“按坦”、“按檀”，蒙古語“金”、“altan”；“火爾歡”，蒙古語“小河”、“horhan”。“按坦河”、“按檀火爾歡”，也就是“哈剌和林”迤西的“金河”。

《雙溪集》卷四《金蓮花甸》：“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介其中，東匯為龍窩，陰崖千尺，松石騫疊，擁龍渦，環繞平野，是仆平時往來漁獵、游息之地也。金蓮花甸涌金河，流繞金沙漾錦波。何意盛時游宴地，抗戈來俯視龍渦”。該處也有以“金”稱呼的山嶺，並有屬於鐵木真的斡耳朵。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成吉思汗紀》：“有一天，成吉思汗坐在阿勒台山上，掃視了自己的帳殿、僕役和周圍的人們”。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傳》：“太祖十年，耶廝不等勸耶律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盟，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為東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眾請愈力，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把，至按坦孛都罕入覲”。“孛都罕”，蒙古語“山嶺”、“buldaq”。“按檀火爾歡”、“按坦孛都罕”或許是同一斡耳朵，在今車車爾勒格市東臣赫爾東南。

五

就在鐵木真、窩闊台君臨期間，尚有一處被專稱為“龍庭”的合罕夏季駐蹕地。

《元史》卷一《太祖紀》、卷二《太宗紀》：“太祖三年夏，避暑龍庭”。“太宗四年九月，拖雷薨，帝還龍庭。九年冬十月，幸龍庭，遂至行宮”。從時人涉及的文字來看，至少在窩闊台嗣位以後，“龍庭”還是孛兒只吉氏朝廷的所在之一。就是在忽必烈稱帝後，也仍不失為漠北的一處重要地點。

《湛然集》卷七《和李漢臣韻》、《和北京張天佐見寄》、卷一《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龍庭十載不知疲，自恨無才出六奇”。“寓跡龍庭積有年，功名已後祖生鞭”。“今日龍庭忽見君，誰道當年太白死”？

《牧庵集》卷一五《姚樞神道碑》、卷二二《游顯神道碑》：“太宗五年，中書（楊惟中）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姚樞）來，甚重之”。“公（游顯）及鄧州之新野，適鄂烏蘭（斡兀蘭）巡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韓（察罕）所，為驛至龍庭。歲庚子（太宗十二年），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

袁桷《清容集》卷三四《韓政家傳》：“塔察大王鎮遼東，召公（韓政）從。中統二年，至於龍庭，與議事不合，卒以其嘗所計劃者告於世祖皇帝，遂悉以邊陲大事委之”。“龍庭”，顯然不指要到太宗五年方始奠定規模的“哈剌和林”。其方位，據曾經跟隨平定阿里不哥軍隊親自到過該處的宰臣耶律鑄說是在“和林西北”。

《雙溪集》卷二《下龍庭》：“翠華一動下龍庭，生意還從□□生。樂國得非為奪城，聖人須自有金城。龍庭，和林西北地也”。

《滋溪稿》卷二四《賀登極表》：“龍庭正位，嗣祖宗肇造之基；駿命在躬，啟曆數重熙之運”。作者在這裡所“祝賀登極”的皇帝不是別人，乃是在位僅數個月的和世；而所稱的“龍庭”，也正是耶律鑄提到的那個“龍庭”。

《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天歷二年正月乙丑，文宗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來迎。乙酉，撒迪等至，入見帝於行幄，以文宗命勸進。丙戌，帝即位於和寧之西北，扈行諸王、大臣咸入賀。三月戊午，次潔堅察罕（揭揭察寒）之地。辛酉，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御史中丞八即剌、知樞密院事禿兒哈帖木兒等，各率其屬以從。四月癸巳，燕鐵木兒見帝於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勛，拜太師，仍命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答剌罕、太平王並如故”。“和甯”即“哈剌和林”、“和林”，同書卷五八《地理志》：“皇慶元年，改和林路總管府為和寧路總管府”“和林西北”的“龍庭”，最為可能的就是當年長春真人邱處機西覲成吉思汗途中經過、而李志常的記錄中惟一有詳細描述的“窩裡朵”。

《長春真人遊記》卷上、卷下：“庚辰（太祖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宿嶺西，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山行五六日，峰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裡朵之東，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東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湩酪為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車食，中伏帳房無蠅。窩裡朵，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於未有若是之盛也”。“陸局河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東南二千里到陰山”。其確切的地理位置，陳得芝先生在《元稱海城考》一文偶然提到：“當在今色楞格河支流齊老圖（楚魯滕）河的上游”。然而，這樣的落實似乎失之偏西，不如定位在今車車爾勒格市西南布林干西南、同樣處於“杭海答班”之麓的“斡兒寒河”亦今鄂爾渾河上源之一“塌米河”亦今塔米爾河最西的支流旁；那是因為丘處機在抵達“窩裡朵”前所見到的“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俯視海子，淵深恐人”的景像，正是其東“和林川”的周圍獨特風貌。

“和林西北”的那個斡耳朵亦所稱的“帳殿”、“大牙帳”，時人張德輝也曾以親身所至而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記錄。《秋澗集》卷一〇〇錄《紀行》：“丁未（定宗二年）六月，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自馬頭山之陰轉而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自堠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趨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冬至趨陽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塌米河”，齊召南《水道提綱》卷二三：“塔密勒河，亦曰塔密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坤源之西者，曰和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許。又在其西五十里者，兩澗北流而合，又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來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塔米勒河”。

六

《史集》第二卷《鐵木耳合罕紀》：“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共九個：四個大斡耳朵和另外五個斡耳朵”。所稱“四個大斡耳朵”，系指鐵木真前期於“三河之源”地區建立的四個斡耳朵，即：“怯綠連河的闊帖兀阿闌”、“薩里川的哈老徒”、“土兀剌河的黑林（合剌屯）”和“斡難河的阿魯兀忽可吾”。就這四個斡耳朵的布局來看，各佔一方而共同構成一個四邊大致相等的棱型：“闊帖兀阿闌”在東、近水，宜春季放飛；“哈老徒”在南、居川，宜夏季避暑；“哈剌屯”在西、依林，宜秋季圍獵；“阿魯兀忽可吾”在北、傍谷，宜冬季趨暖。所稱“另外五個斡耳朵”，系鐵木真後期於“杭海答班”地區建立的四個斡耳朵和日本學者箭內亘在《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二《元朝斡耳朵考》贊同那珂世通所考而誤列“四大斡耳朵”第四、《長春真人遊記》卷上偶然提及的“乃滿國兀里朵”。前四個斡耳朵，即：“不花因失灰”、“龍庭”、“按坦孛都罕（按坦火爾歡）”和尚屬推斷的“達蘭達葩”。與“三河之源”地區的“四個大斡耳朵”比較，由於地形的關係而使四季所處的方向不同罷了：春在北，夏在西，秋在南，冬在東。“乃滿國兀里朵”當即“乃蠻人”君主的“帳殿”；據《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部族志》，乃在“劄只阿（Jajieh）納兀兒”即今阿奇特湖的沿岸。

窩闊台嗣立后的斡耳朵，幾乎都在居於漠北中樞的“杭海答班”東、北麓。值得指出的是：屬於增加的“四季”駐蹕地，有內、外二層。內層：春季“揭揭察哈”，秋季“君腦兒”，冬季“哈剌和林”和同時假借原有斡耳朵而成的夏季“按坦孛都罕（按檀火爾歡）”；外層：春季“斡兒寒河”濱某處，夏季“塔密兒河的月兒滅怯土”，秋季“汪吉河的宿滅禿里”，冬季“野馬川的安答海”。“按坦孛都罕”的那個“金山”，亦前引中的“畏吾兒”之“金山”、當年“四傑”助“王汗”奪回部眾的“按台山”。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克烈王可汗為奈蠻氏曲薛窟撒不剌所困，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詳穩繼為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木華黎）暨博爾術、博兒忽、赤老溫引兵救之，殲其眾於按台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君腦兒”附近，還有當時緣舉行祭祀天地而著名的“日月山”。

《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禮典郊祀》：“憲宗皇帝始拜天於日月山”。而位在“杭海答班”東、北麓的“哈剌和林”，正是因為方圓百里內有如此多的斡耳朵建築群，才真正成了具有“帝王”氣象的首都。

劉秉忠《藏春集》卷二《和林道中》：“玄車軋軋長轟耳，白帳連連不斷頭。宮闕上橫龍虎氣，和林遙見帝王州”。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和寧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

對於“太祖定都和林”的說法，沈垚《落帆樓集》卷六《西遊記金山以東釋》：“按：太祖十五年，帝在西域，駕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且《元史》《太祖紀》中不見有和林之名，安得謂和林為太祖所建？和林建都，實始太宗”。

不過，仔細琢磨，否定的理由並不充分。一，“帝在西域”，也可以萌發類似計劃並遣專人籌措。其二，《太祖紀》行文本就簡約，即如鐵木真“根本禹兒惕”的“阿魯兀忽可吾”、“闊帖兀阿闌”，都不見著錄。其三，“和林”，從廣義來說，可指整個“杭海答班”地區。

《秋澗集》卷四三《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和林乃國家興王地，有峻岭曰杭海答班，大川曰也可莫瀾。錶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鬱郁，為朔土一都會”。當鐵木真後期，這個地區內至少已有一組斡耳朵，由此被認作“建都”也未嘗不可。更何況時人也有相同的說法，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五《敕賜興元閣碑》：“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七年乙未，始建宮闕”。

朱思本《貞一齋稿》卷一《和寧釋》：“哈剌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

城市建制

哈拉和林城及城內的宮殿是結合中原漢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築風格，在古代回鶻民族或11至12世紀克烈部的都城的基礎上規劃和擴建的。整體設計規劃，既體現了漢族傳統的城市布局觀念，又體現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點。哈拉和林城由外城和宮城兩個部分組成。

外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南北牆為1500米，東西牆，長的地方為1120米，短的地方為580米，主軸方向為北偏東30度。外城周長約5.2公里，約3英里，這與馬可·波羅說的“哈拉和林，城延袤三里”非常接近。城牆用黃土板築，殘高約0.5～2米。外城四牆各設一門，沒有瓮城，南牆破損比較嚴重，可能是，1586年建造額爾德尼召廟時被破壞。

外城內，一條南北向大街和一條東西向大街交會在城市的中央，並通向四門。兩條大街的交會處形成十字街頭，十字街頭的東南角有一處寬約22米、長約34米的遺址，即手工業作坊和商業店鋪。此外，外城內外，還有許多建築遺址。據1254年到和林訪問的法國使臣盧布魯克記載，哈拉和林分兩大居民區，一為回回區（伊斯蘭教徒），多商人和市場；一為漢人區，居民儘是工匠。在城內，除兩大居民區以外還建造了“宮廷書記們的若干座巨大宮殿，十二座屬於各種不同民族的異教徒的廟宇，兩座伊斯蘭教徒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等建築，但是大多無法確定其準確位置。

宮城，即窩闊台汗興建的“萬安宮”（土門阿姆古朗圖斡耳朵）。萬安宮位於外城西南偶，“宮殿圍牆呈不規則方形，長約255米，寬約220～255米，內有5個台基，中央的台基高約2米，上有大型殿址……周圍的四個台基的建築面向中央大殿，類似唐宋宮殿的布局。”萬安宮主軸方向為偏西10度，其方向和位置與城市街道的整體布局不太協調。

萬安宮由覲見大廳、側樓和大門殿組成。宮城中北部有一處長80米、寬55米、高3米的遺址，這就是修建在高高的地基上的萬安宮覲見大廳。大廳中央部分的地板鋪的是綠色釉磚，而大廳北部的地板鋪的是未上釉的磚。大廳地面上有支撐大廳的64根柱子的花崗石鑄礎，通過2000年德蒙聯合考古隊的發掘工作，這64塊鑄礎已全部露出地面。遺址上還發現了許多紅綠色的板瓦、筒瓦和瓦當，這應該是大廳頂部的建築材料。

靠近大廳左右兩面的是側樓。在這裡發現了許多珠寶、錢幣和貴族們才能享用的銅鏡和金銀首飾等。所以，可以斷定這裡是倉房或者諸王、貴子們的豪華住宅所在。

大門殿遺址位於宮城南牆的中部，長約30米、寬約15米，這裡是宮城的入口處。蒙哥汗時期，巴黎工匠威廉師父在這裡“製造了一顆大銀樹，在它根部有四隻銀獅子，每一隻獅子嘴裡有一根管子，噴出白色的馬奶。在樹榦裡面，有四根管子通到樹頂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彎曲。在每一根管子上面，有一條鍍金的蛇，蛇的尾巴盤繞在樹榦上。這四根管子中，一根管子流出葡萄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米思，即澄清了的馬奶，另一根管子流出蜂蜜酒，另一根管子流出米酒。在每一管子下面，即在樹的根部，在四隻獅子中間，有四個盆，準備各自承接一種飲料。在樹頂上，他製造了一個手執喇叭的天使。”

大門殿與覲見大廳之間有一個比較寬敞的平台，這顆“銀樹”就建造在這裡。宮城的南側有一隻用花崗石雕塑成的龜趺，龜背上有方形切口。這樣的龜趺在哈剌和林附近共有四座，皆為聖旨碑文的一座。

蒙古帝國還修建寺院、教堂等宗教建築，為他們提供進行各種宗教活動的場所。當時哈拉和林有“十二座屬於各種不同民族的異教徒的廟宇，兩座伊斯蘭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著摩訶末的教規），一座基督教的教堂”等宗教建築。通過考古發掘，窩闊台汗萬安宮遺址出土了大量的佛像雕塑、壁畫和成千上萬的擦擦等與佛教有關的遺物。顯示了當時哈拉和林佛教活動和佛教藝術的發展規模。蒙古帝國時期，《大藏經》、《古蘭經》等宗教經典著作，在哈剌和林寺院教堂內普遍收藏並翻譯。同時，各種宗教文化、哲學等，通過各類宗教人士傳播到哈拉和林各色居民當中。

蒙古帝國時期，哈拉和林建築技術已進入十分成熟的發展階段，湧現出一些具有高超技藝的建築大師和各種風格、作用的建築群體。著名的帶有護牆、築有64根圓柱的窩闊台汗萬安宮及覲見大廳，上面製造天使像的“銀樹”，各類宗教教徒們的寺院、教堂等都是哈剌和林建築科學的結晶。金人劉敏、巴黎工匠威廉師傅等人是這些建築的建造者。從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都可以看到當時哈拉和林建築的巍然壯觀和建築科學的卓越成就。

關於哈拉和林的情況在《蒙古秘史》、《元史》及後來成書的《寶貝念珠》、《蒙古源流》等史料中均有記載。此外，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出使蒙古記》、《馬可波羅遊記》等西方使者和旅行家們的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但這些記載和描述非常粗略而簡短，單憑這些從寥寥無幾的文字史料中所獲得的有關資料難以對哈拉和林進行深入研究。隨著近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和考古方法與技術的提高，哈拉和林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不斷展開，考古研究成果成為哈拉和林研究可靠的資料來源之一。

明羅洪先《廣輿圖》中的《朔漠圖》幅﹐即已正確標註“和寧”於和林河(鄂爾渾河上游)之東。清初﹐方觀承曾在厄爾得尼召寺前發現元至正中所立石碑。其後﹐沉垚﹑張穆等搜集大量史料﹐考證和林城方位﹐均有成績。

哈拉和林古城遺址是珍貴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對其進行考古調查、發掘研究的同時採取措施加以保護和修整甚為必要。該遺址的考古研究工作雖取得一些成果，但仍存在破壞遺址、盲目改造遺跡遺物等問題。

1956年，在蒙古國前杭愛省哈拉和林蘇木建立“哈拉和林國營農場”，哈拉和林遺址周邊地區人口逐漸增加，各種經濟活動日益繁多。

遺址附近進行大面積農業耕作、建造灌溉設施、電纜、工廠等以短暫的經濟利益為目的建設項目，使哈拉和林遺址受到嚴重破壞。蒙古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於1976～1985年組織進行的哈剌和林考古發掘研究工作結束后，未回填挖坑而且沒有採取任何保護措施，當地居民把生活垃圾等廢物倒進挖坑裡，甚至某些覺悟低的人從遺址上取走磚瓦、石碑等遺物利用於現代建築當中，導致遺址周圍環境被嚴重污染，有些遺跡和遺物慘遭破壞。

哈拉和林古城遺址周圍共有四座石雕龜趺。其中位於鄂爾德尼召廟西南12公里處的一座是未完成的雕塑品，它既無嘴臉，又無龜甲和腳掌，只鑿出全身的輪廓。雖未完成雕塑，但它記錄了古代哈拉和林工匠的鑿石技術的發展階段。可惜，後來當地人們出於迷信思想對其進行改造，加工成“完整的形式”，使這一歷史文化遺存失去其傳統風貌和文化價值。

後來，蒙古國人民、政府官員和考古工作者逐漸意識到哈拉和林古城遺址研究和保護工作當中存在的問題並採取了一些保護措施。但是，由於資金缺乏、技術力量不足等原因，哈拉和林遺址的保護工作仍未令人滿意。90年代開始，蒙古國與日、德等發達國家合作，利用世界先進的技術與方法對哈拉和林古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及研究，同時遺址的保護與修整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1995～1996年，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蒙古國哈拉和林都城遺址的保存和修整計劃》進行的蒙日聯合考古調查研究過程中，兩國研究人員制定了遺址的保護與修整方案，劃定保護區，採取禁止遺址保護區內人們居住和進行經濟活動等措施，防止遺址受到更大的破壞。2000年，德國專家對萬安宮南側發現的四處磚窯遺址進行修整，並計劃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館加以保護。這些工作解決了哈剌和林遺址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對哈剌和林古城遺址保護與修整工程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

哈拉和林古城遺址的保護與修整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提高政府工作人員、專家學者及當地居民的遺址保護意識，制訂科學的保護規劃，採取具體的保護與修整措施；需要在城牆、宮殿遺址、傳統主軸線、手工業作坊和商業店鋪遺跡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加大保護力度，完整地突出它們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

哈拉和林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與傳統，承載著一種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記錄了蒙古帝國盛衰的歷史，保護哈拉和林古城遺址等於保護蒙古帝國的歷史文化。做好哈拉和林古城遺址的保護與修整工作不僅對蒙古國文化遺產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世界文化遺產具有深刻的影響。

額爾德尼召廟位於首都烏蘭巴托以西365公里的哈拉和林，是蒙古最古老、最大的喇嘛教寺廟。由外蒙古土謝圖汗阿巴岱（公元1534-1586年）建造於1586年，他皈依喇嘛教后，曾親自前往呼和浩特朝見三世達賴喇嘛，從此喇嘛教在外蒙古地區流行起來。這座寺廟是蒙古第一座喇嘛廟，在巔峰時期，共有大約一百間廟宇林立於此，幾百座蒙古包坐落於廟的周圍，一萬多喇嘛在此修行，聲勢浩大，為外蒙古最重要的信仰重鎮，額爾德尼召面積為0.16平方公里，四周築有高大的土牆作為寺牆，上面建有白色的108座佛塔。寺院內保存著15-17世紀的繪畫、裝飾品、刺繡品以及大量的珍貴手稿、木板書籍、碑刻等珍貴文物。最多時，額爾徳尼召有108座房屋住有1000多名喇嘛僧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斯大林高壓政策的影響下，額爾德尼召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全寺慘遭炸毀，廟中的喇嘛被屠殺、流放、全國幾萬個喇嘛被迫還俗，有的逃到內蒙，有的流放在西伯利亞勞改，史無前例的這場政浩劫把蒙古的歷史文化遺產掃蕩一空。但是，部分喇嘛及牧民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廟中珍貴畫、雕塑、經書，將它們藏在洞穴或窮鄉僻壤，待自由之時，再將之重見天日。現額爾德尼召已經重新修建並向遊人開放。其周圍的108塔舉世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