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阿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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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三個名叫阿道夫的人的故事。他們三人被同樣的命運串連，卻各自度過了不同的人生……”

正如開篇這段話所言，這個以二戰為主要舞台的故事裡有三個阿道夫：阿道夫·考夫曼，德國外交官（他同時也是情報人員）和日本太太所生的兒子；阿道夫·卡密爾，躲避迫害而從德國來到日本神戶的猶太人麵包師夫婦的兒子；還有一個自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納粹德國的元首。

這部作品於1983-1985年在《周刊文春》上連載。這是文藝春秋社的一個時事新聞刊物。後來本作以精裝豪華版出版時，也成為首批放在書店的文學部而非漫畫部出售的漫畫之一。這部曾經獲得第10回講談社漫畫賞的作品，作為手冢晚年的代表作，被視為手冢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本作原本就是以成年人為對象。因此手冢使用了非常寫實的風格，他過去時常使用的一些誇張變形手法和插科打諢在本作中很少出現。雖然他仍然使用了過去作品中出現過的一些人物（蓋世太保蘭普），但手冢是以一種歷史的態度來講述這個故事。它雖然以一個日本記者為講述者，但是並沒有局限於日本的立場，而是採取了與眾不同的，更為廣闊的視角。

1945年8月15日，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宣告落幕。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也改變了那個時代中所有人的一生。作為戰爭的親歷者，他們見證了戰爭的一切，從開始直到結束；戰爭給他們的靈魂打上了無法磨滅的精神烙印，無論承認與否，這烙印都將永遠跟隨他們，直到生命的盡頭。——當年，在那個終戰的時刻，在這些人中間，就包括了時年17歲的手塚治虫。戰後的日本經過低谷中的掙扎，重新走上經濟騰飛的道路。那時，已經拿到醫學博士學位的手冢決然地投身漫畫，終於在動漫而非醫學的世界取得了偉大的聲名。但是，真正使他從偉大變成不朽的，還是日本漫畫界逐漸發展、成熟之後，尤其是當內涵深刻的青年·成年向漫畫可以刊登、得到讀者認可的時候；在少年和少女漫畫之外，手冢得到了新的舞台。更多地是在這塊舞台上，晚年的手冢留下了許許多多著名的經典。但無論何時何地，無論讀者是少年青年，他的作品的主題永遠是“生命”——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窮盡漫畫家生涯的四十個寒暑春秋，他一直在竭盡全力探求、思考的，乃是人類的永恆。

對於過去的那場戰爭，日本人向來抱持著各種心態。那些毫無反思的右翼分子的言行，中國人並不陌生，而在描寫二戰的漫畫中，除了堅持少數右翼立場的之外，更多地表現出的卻是當代日本人對那個時代的無知。但是，除他們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記得戰爭的痛苦，並且真正地開始思考這些痛苦的根由——在最後這一類人中，我們能看到手塚治虫的名字；1983年，當手冢終於開始在漫畫中涉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一反自己漫畫中描繪幻想和超現實的習慣，認真嚴肅、腳踏實地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回答的時候，他所用的砝碼依然是生命，而這次被他放到天平另一端的，是人類最悲慘的一段歷史，以及歷史車輪上那名為“戰爭”的一根輪軸。

這部名為《三個阿道夫》的漫畫就是手冢的回答。從頭到尾，手冢要在這部漫畫里表達的，就是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中，假借正義和信仰之名，人性和生命是如何地被扭曲、異化，最終泯滅無存；漫畫的絕大部分篇幅以二戰前夕直至戰爭結束的日本和德國為背景，其中有三個主角，三個名叫阿道夫的人——猶太人阿道夫·卡密爾、日德混血的納粹軍官阿道夫·考夫曼、以及第三帝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們之外，作為整個故事的敘述者，日本記者峠草平的聲音貫穿始終。而在一切之上的最大的主線，是這個大時代本身：以時代為中心，每一條不相干的線索都被有序地逐漸編織，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終於呈現在人們眼前。

峠草平是日本協和通訊社的記者，1936年8月，他被派到德國，報導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正如後世的評價，這屆奧運會完全被納粹利用，變成了一次宣傳其狂熱信仰的盛大慶典；有一天，在德國留學的弟弟給他打來電話，叫草平到他那裡去，但等他趕到弟弟那裡的時候，看到的卻是弟弟的遺體。——漫畫是以這樣的方式來開頭的；從這裡開始，峠草平很快發現，自己已被捲入波濤洶湧的時代漩渦，他用自己的雙眼見證了一切，而這一切都是從他弟弟的那個發現中產生。在納粹的極權統治下，一切真相都被越來越深地隱藏起來。不甘心的峠草平想要查出弟弟遇害的原因，可擋在他面前的竟是蓋世太保。明白了在德國不可能查出真相之後，他回到了日本，在巧合與偶然之中，再次與和這件事情有關的人相會，開始一步步接近真實。

在日本，另一個舞台上，兩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小孩也在同樣奇異的命運操縱下，被卷進同樣的漩渦。阿道夫·考夫曼的父親是納粹德國駐日本的外交官，母親則是日本女性；而比他稍大的阿道夫·卡密爾則是一個純正的猶太人。儘管納粹對猶太人無比敵視，但還是小孩的考夫曼和卡密爾不懂這些，依然成了親密的好友。和峠草平不同，他們是在無意間被漩渦吞沒，很久沒有發現真相；但等到他們察覺的時候，也早已深陷其中，不能擺脫。回到日本之後，峠草平好不容易才知道，原來弟弟已經在臨死前把自己的發現：幾份文件寄回了日本，交給自己的小學老師保管。——那是說明阿道夫·希特勒有著猶太人血統的文件，是他的出生證明，所以，納粹一定要追回這文件，並抹殺一切知道真相的人。“希特勒有猶太血統”這種猜測早已有之，雖然只是一種猜測；如果這件事被證實，那將是歷史上最大的諷刺：對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來說，這無疑是最殘忍的真相，而對納粹自身而言，它更是動搖其存在基礎的毀滅性打擊。

德國的情報人員和猶太人也在日本找尋文件的下落。阿道夫·考夫曼的父親為了找文件，最後連命都搭上了，還是沒有結果。猶太人想用文件來對納粹反戈一擊，可他們也沒抓到線索；最後，反而讓阿道夫·卡密爾和阿道夫·考夫曼知道了這件事情。

隨著戰爭的陰影一步步逼近，他們終將意識到，這個事實將會對他們產生怎樣的影響。峠草平的不懈追尋引來了日本特高（特別高等警察）的注意。他們懷疑那份文件與共產黨有關，拚命地逼迫草平，尋找那份文件，儘管他們直到最後也不知道文件的內容到底是什麼；丟掉了工作的峠草平在社會的底層流浪，經歷了種種邂逅，種種分離。最終，不可避免的戰爭把一切都導上同一條道路，因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阿道夫·卡密爾，也認識了阿道夫·考夫曼的日本母親。如果再算上那份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證明文件，他的人生已與這三個阿道夫發生了許多交集。事實上，阿道夫·考夫曼很長時間都沒有和峠草平直接見過面。

父親死後，他就被接到德國，在納粹的少年學校接受純正的洗腦教育。在那個時代，納粹的宣傳可謂無孔不入：為了彰顯這個新生政黨存在的合理性，他們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華麗、神聖，同時也塑造出一種精神上的絕對存在。從納粹上台開始，在一次次演說、集會、遊行中，力量和恐怖被融合到儀式化的瘋狂崇拜里；納粹對瓦格納的推崇、希特勒命令“給我設計最漂亮的軍服”（有多少德國年輕人為這套軍服就自願去送了命）、難以計數的旗海、閱兵、火炬遊行都不斷證明、強化著這一切，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為這“絕對意志”的危險魅力著迷——君不見——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只是一個孩子的阿道夫·考夫曼自然也不能擺脫這種影響。

阿道夫·考夫曼其實是主動去追求那種瘋狂的信仰的。納粹的種族主義排斥一切非雅利安的“劣等民族”，雖然他們和日本是同盟，但他們蔑視有色人種的眼光也毫不例外地投在了日本人身上。有一半日本血統的考夫曼感覺到那種隱藏在笑顏背後的輕視，便更加努力地接受洗腦教育，想用這種方式取得人們的認同。他確實成功了；但他的努力卻完全搞錯了方向。有一次，在偶然的情況下他抓住了一個間諜，於是被納粹的宣傳機器捧成了英雄。希特勒把他調到身邊當隨從，這給了他絕好的升遷機會，更重要的是使他能親眼目睹戰爭中德國經歷的重要轉折點，——還有納粹領導層中那些隱秘不為人知的事情。在考夫曼的變化中，我們能夠看到極端的信仰是如何改變一個人的。這種改變不在一朝一夕，也並不是被強灌到頭腦里；它狡詐地、潛移默化地隱藏在學校的軍事化管理中，隱藏在戰爭初期德國坦克勢如破竹的推進中，隱藏在對“日耳曼民族的雪恥”的自我陶醉中，隱藏在對“劣等民族”猶太人的一次次迫害和屠殺中。

手冢在這部漫畫里塑造的人物沒有臉譜化，沒有單次元：考夫曼為善是出於真心，他為惡也是出於真心。納粹的信仰就是他的正義，在正義之名下，人性和良知沒有存在的空間；但兩者一旦發生本質上的衝突的時候，人面前的出路就徹底被堵死了。——有時，他會屈從壓力，但在一旦屈從壓力自己內心的火焰就會被徹底熄滅的情況下，他就只能選擇逃避。通過巧妙地操縱思想，把政治家的野心轉化成全國全民族的信仰，世上沒有比這更卑劣的手法了；但信仰著的人們卻真是打心裡相信自己信仰的“正義”絕對正確、永遠正確，要錯，錯的只會是自己。在靈魂無數次地重複著屈服和逃避的過程之後，就如漫畫中的蘭普和艾希曼那樣，精神上的變態簡直是理所當然：“我們就是瘋子，我們就是渣滓。在這種時代里、在這個元首統治下，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甘於做信仰之旗下的瘋子和渣滓。”阿道夫·考夫曼終於成了一個冷酷殘忍的蓋世太保。戰爭結束后，經過多少年的磨難，他從年輕時的錯誤中醒悟過來，可是悔之晚矣。當在異國有了新的人生、新的家庭之後，他想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然而得到的卻是更加殘酷的現實。考夫曼的童年好友阿道夫·卡密爾戰爭期間一直留在日本。彷彿是考夫曼的對比，卡密爾從小就和當地的日本小孩天天玩在一起，在考夫曼最初的記憶里，卡密爾還是那個比自己大一點、沒什麼教養但心地善良的猶太孩子。即便是在接受納粹的洗腦教育的時候，考夫曼和卡密爾也一直在互相通信；留在日本的阿道夫和家人一起，在那個和德國同為軸心盟友但並不反猶的國家過著謹慎的生活。卡密爾的確是個信仰虔誠的、誠實的好人。在峠草平看來，卡密爾值得信賴，可以把至關重要的文件交託給他、和他一同鬥爭；在卡密爾的父母和愛人看來，他也是個好兒子，是個充滿正義感的優秀男人。在戰爭的艱苦環境下，他為家庭盡心儘力，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後來回到以色列之後，他也一定是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吧？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會為阿道夫·卡密爾後來對阿拉伯人的所作所為感到意外吧？從納粹的種族理論看到今天中東各國為各自的生存而持續的戰爭，我不禁想問一句，一個人、一個民族難道能因為自認為本身比較優越，就去踐踏、奴役另一個比自己低下的人或比自己低下的民族，恣意地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對方頭上嗎？何況這種優越感完全是出自一方的主觀臆斷；而且，假設他真的在某些方面比對方優越，那他就有權放手去這樣做了嗎？那樣的話，如果有一個比他更加優越的人或民族出現，用同樣的理由來踐踏他自己的話，那時他又該怎樣說呢？——卡密爾和考夫曼決不是某些二流動漫作品里那種所謂“光和影”的存在。不管是納粹的軍官還是日本的客民，最起碼地，他們也都是人，是善良的，同時也是充滿缺點的。對考夫曼的墮落，手冢描寫甚詳，而對卡密爾的轉變，他也決非輕輕帶過。看過漫畫全篇，到最後結尾的時候，讀者自會理解這種轉變的緣由：信念一旦失控，就必然會變得極端、狹隘。其實他們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偶然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才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到這裡，再回過頭去，看看漫畫開頭孩子們那兩小無猜的友情，於是就只有掩卷長嘆，從心中生出無限的悲哀和失落的空茫。——如果把他們的人生道路互換一下，卡密爾也會被洗腦成一個劊子手，考夫曼也會不惜代價去保護文件；這正是卡密爾最大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被捲入戰爭、互相殺戮的人們共同的悲劇。

手冢選擇峠草平作為戰爭中極少數沒有失去理性和良知的日本人的代表，在他身上耗盡心血，不是沒有理由的；毋寧說，峠草平就是手冢本人的化身。他雖然把自己定位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然而身處漩渦中心的現實也同樣使他成為漩渦中的一部分，一面凝望，一面前行。借他的口，手冢已經不是簡單地止於揭露、譴責納粹和軍國主義日本的暴行。——為什麼？造成這些戰爭和暴行背後的根源是什麼？——這是手冢最後要說的，也是他希望所有人都思考的。也許，從45年盟軍轟炸大阪開始，在少年手冢的心裡就埋下了一個意願：要把這一切告訴後人。不光是告訴他們戰爭的傷害，更要讓他們知道，這戰爭是因何而起、人們又是怎樣在狂熱的激情中滾入滅亡的深淵。無論是在漫畫連載的當時還是今日，時過而境未遷，人心仍然沒有改變；但至少，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反思過去，把過去和現在放在天平上衡量，量度未來。在衡量這成敗與得失的時候，手塚治虫使用了最重的砝碼，得出了最重的結論，這就是他在漫畫中要借峠草平表達的意願；在討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他比一般人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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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血戰。它沒有開始，沒有結束，沒有希望，沒有道義，沒有仁慈，沒有憐憫，也沒有騎士精神。

……這場戰爭沒有勝利者。它只有犧牲者。無數的犧牲者。”

——摘自

從二戰結束到現在，一些日本人對日本曾經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和應該承擔的責任一直諱莫若深，或者顧左右而言他，或者拚命地給歷史翻案。在經歷過戰爭的老一輩人逐漸死去之後，他們的後代、以及他們後代的後代，其實都不知道什麼叫戰爭。戰後的和平憲法給日本帶來了半個世紀的發展與和平，也為日本再度走上錯誤的道路設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然而，戰爭之後多數人所選擇的遺忘——遺忘那些不光彩的過去，只是還懷念自己受到的創傷——在日本離開軍國主義道路的同時，這些也使後代的認知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對年輕人而言，他們的戰爭知識是從軍事雜誌、從歷史小說、從電視的新聞畫面、從戰爭電影上得到的，要麼就是從老一輩人對戰爭創傷的紀念中得到；這種認知日積月累，產生出一種純粹的受害者意識，另外就是對戰爭的浪漫想象。

人們一直在不停地重複他們對戰爭的這兩種認知，這股潮流隨著時間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壯大。在如此的背景下，《三個阿道夫》於1983年初開始連載，至1985年收筆。它並沒有刊登在漫畫雜誌上，而是在著名的時事新聞雜誌<周刊文春>上連載；這部作品已經超脫了一般漫畫的範疇，面對的也不是普通的漫畫讀者。雖然獲得了第10回講談社漫畫獎，但它在日本的知名度卻不高，這倒多半不是因為它對戰爭的絕對批判態度；恰恰相反，也有很多動漫作品同樣以“批判戰爭”為主導思想，其中不乏擁有廣泛人氣並在商業化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就連<高達Seed>這種就是一幫資產階級的小姐少爺們吃飽了撐的、在那無病呻吟的東西，都要在表面披上一張“反戰啦反戰啦”“大家不要互相傷害啊”的皮；誠然，和《三個阿道夫》比起來，它只是極膚淺的一個例子而已。

在確實涉及二戰題材的作品中，吉卜力的<螢火蟲之墓>和北條司的<那年夏天很笛子>可說是概括了其中一方面的認識。誠然，日本民眾在二戰期間，尤其在二戰末期受到了慘痛的損害，紀念這些創傷是應該的，但那些一味強調自己的傷口、並把這傷口誇大成戰爭全部的作品，是否也是在自覺不自覺地躲在自己的瘡疤之後，以此逃避道德的責任和反思？——無知扭曲了人們對戰爭的印象，然後，在逃避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對戰爭過分浪漫的美化。松本零士的<戰場漫畫短篇集>，選擇了幾十個二戰期間的小場景講述普通士兵的故事；平心而論，這確實不是一部軍國主義的作品，事實上松本在他漫畫里的不少地方也罵軍部和政府發動戰爭，讓無辜的人白白喪失生命。然而要命的是，松本零士本來就是一個極端浪漫主義的人，於是，他看二戰的視野就完全縮小到了“帥氣”的武器裝備、以及去裝模作樣地感嘆互相爭戰的人們——不管其立場如何——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敢”、“熱血”、“青春”……

松本零士和宮崎駿（如宮老爺子的“豬頭軍”），和手塚治虫一樣都是老一輩的漫畫家。但比起1928年出生的手冢，松本小10歲，宮崎小13歲：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戰爭結束的時候，松本和宮崎分別才七歲和四歲，根本不懂事，對戰爭的記憶決不可能有手冢那樣刻骨銘心。他們的浪漫主義用在宇宙或異世界里是非常好的，但用在二戰的戰場上，就只能說是極不適合了。把戰爭浪漫主義化，松本只是一個代表；到了<星界>系列和<禮武戰奇譚>，更是任何一個有理性和良知的人都應該堅決唾棄的：前者的種族主義和專制思想簡直令人作嘔，至於後者，這種完全淪落成渣滓的東西甚至已經不用再提它了。雖然以日俄戰爭徠為背景，但它絕對稱不上“為軍國主義張目”什麼的，純粹就是極度愚蠢無知而已。像<沉默的艦隊>這樣的漫畫，老實說就連上面提的那些垃圾作品都不如，而且還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把視野再稍微放廣一些吧。在我們的印象里，所有涉及到戰爭的動漫作品中，有哪一部不是帶著浪漫主義的色彩去看的？為數極少。在宇宙里紛飛的五彩光束和板野馬戲團、一個接一個爆炸開來的絢麗火球、把戰爭簡化成男主角抱著心愛的女人一路打過去最後幹掉Boss的幼稚的RPG式進程——我並不是說這些不應當存在，用浪漫主義的視角去描寫戰爭也不是只在動漫的領域才有，只要不涉及現實政治，這當然沒什麼問題；只是，我們在端著咖啡“欣賞”戰爭、享受美感的同時，能不能在心底里留住一點美感以外的東西，想到在華麗的藝術手法背後，每一個爆炸的火球其實都意味著多少生命的喪失，和多少家庭的悲劇……？

所以我們直到今天還記得那少數幾部用現實的沉重筆調描繪戰爭的作品，儘管它們的商業性可能比不上某些垃圾之作。我們記得<太陽之牙達格拉姆>、《裝甲騎兵波特姆斯》，記得《金星戰記》，記得高達的那三部8字頭OVA；它們都是一提到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的作品，而更在它們之上，我們應該記住《三個阿道夫》。我願意借用當年美國報紙對<辛德勒的名單>的一句評論：這不是一部可以讓你一邊吃爆米花一邊看的漫畫。《三個阿道夫》當初被編輯要求“畫出一部氣勢磅礴、波瀾萬丈的史詩劇”，而手冢把它變成了一部真正的史詩。

——在漫畫的最後兩章，二戰已經結束了三十年。從日耳曼人對猶太人的屠殺，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無休止的血腥復仇，歷史一次次地重複，一次次完成那令人嘆息的循環。手冢在畫到二戰結束的時候沒有收筆，而是把結尾放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那至今還在上演著同樣循環的土地上，這使得漫畫有了一種超越性的廣闊視野和切身的現實感。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只因自己曾經遭受過屠殺和踐踏，於是就把這種屠殺和踐踏報複式地還於加害者、甚至另一個無辜的民族身上的話，那他和自己所憎恨的加害者又有什麼區別？——當看到全書最後的時候，眼前那幅畫面僅有寥寥幾筆，卻能令人銘記終身：殘垣枯樹，排排墓碑。這一連串的復仇和戰爭，帶來了什麼？最後還能剩下什麼？遺憾的是，即使到今天，我們也無法作出回答。

當面對日本在二戰中的種種暴行時，手塚治虫毫不隱瞞。漫畫平實又深刻地記載著那個時代的一切：軍國主義統治下的高壓政策、狂熱的民眾、野蠻的軍隊、戰爭、屠殺。而對發動戰爭的那些人，他則執以最尖銳的批判武器，把他們的畫皮刺得體無完膚。希特勒的死被手冢描寫得極盡諷刺：用刀的，必死於刀下。而當他的死影響到半個地球之外的考夫曼的時候，甚至已經激烈得不能稱之為諷刺了——那簡直是最殘酷、最悲哀的現實。應該知道，雖然第三個阿道夫的這份出生證明文件作為線索從頭串到尾，但漫畫的主旨並不是像驚險故事一樣描寫雙方爭奪文件的過程：這部漫畫於1985年5月30日結束連載，而且在連載中手冢因病住院，所以後半部在單行本出版時有大幅度的加筆——89年手冢就去世了。作為手冢所有作品中政治傾向性最強的一部，《三個阿道夫》從此也在歷史的天平上將自身化為沉重的砝碼，壓在讀者的心裡，也壓在天平上和戰爭絕對對立的那一端。

《三個阿道夫》在日本的舞台就是作者少年時代（和漫畫描寫的時期相同）曾經生活過、對之非常熟悉的神戶。他畫出的一切都那樣真實，從民風民俗、街頭招貼到交通地理，大多數地方在現實中都還能找到原形。在峠草平不懈追尋和鬥爭的過程中，手冢的影象漸漸和他重合，他把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全部加諸於草平身上，兩人合力創造了這樣一部偉大的名作，在短短的七本小書里記載了兩個帝國的興衰。手冢勇敢地回過頭去直視曾經走過的那個時代，告訴他的讀者：我們應該反省。——反省什麼？還是那個永遠的疑問：為什麼德國和日本會變成這樣？背後的根源是什麼？——那是對某個野心家的個人崇拜、為了宣傳被生造出來的那種“愛國心”、對一種極端理念的信仰。世人皆相信只有自己為正義，但有誰有權為了自己的正義能夠生存而去剝奪他人的生命和自由？……

所以，峠草平才在漫畫的最後說道：“我希望讀者能想一想，正義到底是什麼”；所以，在書中那段最悲哀的故事裡，手冢亦借本多芳男之口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

“非得輕視或憎恨他人才叫愛國嗎？我可不敢領教。”

1945年初，美軍飛機開始對日本本土的大規模轟炸。在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大阪——的工廠里，手塚治虫正在那裡被“勤勞動員”當學生工。戰爭末期的那段日子改變了他的一生。什麼叫戰爭？什麼是生命？他體會得比後代所有的漫畫家都深刻：那是切身切實的體會。看看手冢筆下遭到轟炸的珍珠港和大阪吧，這就是手冢眼中的戰爭：殘酷、恐怖、充滿死亡氣息，完全和所謂的浪漫無緣——他對轟炸的描寫和敘述，沒有親歷過的人憑想象絕對寫不出。他的很多同學都在防空洞里被炸死了，戰爭結束前夕，手冢一個人從大阪徒步趕回家時，在漫長的道路兩旁看到的是人間地獄……不，是超過地獄的“世界末日”的情景。那種情景此後永遠留在他的心中，在多少部漫畫中表現出來，有時表現為對生命的歌頌，有時表現為對戰爭的控訴和對死亡的反思。

其實，最根本的問題，正如田中芳樹筆下的楊威利所言：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可以分成兩種思想潮流。一說真理比生命更重要，一說沒有比生命更有價值的東西。當人類要發動戰爭時，他們會以前者為借口，但當他們要結束戰爭時，又會拿後者作理由。千百年來，都是一直如此重複著……我只是想，流了這麼多血，也該能得到什麼等值的東西了吧？”

在被火鳥帶走之前，手塚治虫為我們留下了這個偉大的故事。對那段歷史而言，最有權回頭敘述的，並不是峠草平，而是手塚治虫本人。把這個故事交由神來講述，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也只有如他這般深遠的視野、慈悲的心靈，才能最徹底地把歷史的精髓表達出來。漫畫選擇的舞台很小，但卻包含了戰爭中的一切：從當年零式在空中的呼嘯“宛若象徵了日後日本的命運”，直至在終戰詔書響起的那一刻，籠罩在日本上空的陣陣啜泣和隨之而來的虛脫感與肅殺的沉靜。——那個時代就是這樣，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在戰爭的廢墟上，掩埋了死者，生者還得繼續生存，新的生命也從失去生機的母體中誕生；一切生生死死，輪迴不息，構成天道的巨大循環。

如果一個人此前只看過手塚治虫的少年向漫畫，他初看《三個阿道夫》時一定會被這種嚴肅寫實的畫風嚇一跳。畫成年向漫畫的時候，手冢已經沒必要去迎合孩子的欣賞趣味了，於是他就可以把手裡的畫筆發揮到極致；漫畫的線條簡潔醇厚、除了兩三個特例之外，人物的畫風也不再有戲劇化的過度誇張。到了晚年，他的畫功居然精進如斯：作品中出現的百來個角色，包括那些只露一次臉就再也不出現的小配角，全都刻畫得活靈活現，深深印在讀者的腦海之中。對漫畫所要表達的主題來說，這寫實的畫面是必不可少的外殼，而畫面也反過來烘托齣劇情的千迴百轉柳暗花明。一個漫畫家能有這樣的水準，可說是已臻於極境，再沒有誰能與之相比。

私以為，放眼日本漫畫，《三個阿道夫》可稱為第二偉大的名作，也是手塚治虫一生中第二偉大的作品。在所有漫畫中，它僅次於<火鳥>，如果把一部漫畫比作一個人，那《三個阿道夫》就是所有人中間最偉大的一個（而《火鳥》是神）。這部漫畫不應該被忽視、忘卻，它應該讓所有人都知道；人們都應該聽聽手冢的反思，自己也思考一下作者想要通過漫畫告訴我們的話，——同時，也抬眼看一看，那靈魂折射在存在層面上的耀眼閃光。

本漫畫的日文原名叫《アドルフに告ぐ》（AufrufanAdolf），手冢在最後兩章中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呼應了這個主題。若使用第35章出現的海報標題，則可將此名譯作《昭告阿道夫》；但事實上，當看到最後一章中的那部小說時就能明白，這一名字還是簡單地譯作《告訴阿道夫》最好。但不知出於何種緣由，台灣中譯本的譯者最後卻用《三個阿道夫》做了全篇的標題：也許是出於商業上的考慮，覺得這個名字更通俗，容易為多數讀者所接受？雖然就結果論而言，只要這種改動能使更多的人去看這部漫畫，那就是好的，不過同時必須承認，這個譯名確實偏離了原意，也稍稍削弱了漫畫中前後呼應的巧妙手法。

雖然名為《三個阿道夫》，但漫畫的主角卻一直是峠草平。正如他在開頭所說，他只是一個旁觀者；也許正因為峠草平淪落到了社會的底層，所以他才能看到戰爭中日本社會最真實的一面——他親眼看到了戰爭和戰爭背後那極端的信念對人性、對生命的摧殘，其後，他一直念念不忘要把這一切寫下來，流傳後世。這本書中凝結了他對整個戰爭的感悟，這感悟足足在他心中沉澱了三十年。也許在這三十年中他一直想說些什麼，但他把這些都留在心中，留給這一刻，在那本同樣名為《三個阿道夫》的書中全部表達出來。

現在，我們知道這些——不，這些都不是手冢告訴我們的；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淋漓盡致地向讀者展現一切；沒有評價，只是和讀者一起沉默地看著，讓讀者自己思索。考夫曼的靈魂在納粹這熔爐之火的燒灼下一步步向黑暗的深淵沉沒，而他自己卻反而像當時大多數德國人一樣，以為自己正乘著上帝之車的火焰輪，往永遠的幸福世界飛升。為了享受這種幸福感，維持自身“血統的優越”是必要的，所以他被告知，應該踐踏、殘殺那些“劣等民族”，儘管倒在他槍口下的全是無辜的民眾，甚至還有童年好友的家人；他對自己身上那一半“劣等民族”的血統也恨之入骨，竭力想忘記這件事，所以他知道，自己應該作出更“出色的表現”，好證明，至少在心靈上，自己是“純正的雅利安人”，一個“完美的納粹”。但在靈魂深處，有些情感是永遠磨不掉的。“媽媽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德國人。媽媽就是媽媽。”少年時的考夫曼在給母親的信中幼稚地寫道；面對那給了他一半“劣等民族”血統的母親，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解決方法。他愛上了一個猶太女孩之後，沒有因對方的血統而放棄愛，而是想“讓她改宗，取得雅利安人的身份”，這樣就很“完美”了——這種迴避式的思維是人的良知在茫茫黑暗中發出的最後一點反抗的光亮，就是在心靈已經徹底墮落之後，這光亮還在用最後一分正義感支撐著他，讓他寧肯放棄前程和生命也要冒著危險通知被冤枉的隆美爾，告訴他死刑將至，讓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儘早逃離。不能簡單地把考夫曼看作一個魔鬼或一個只是做違心之事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