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史

本書對中國書法的歷史淵源、書體沿革、風格嬗變等作了鳥瞰式的描述，作者運用考古新發現，吸收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個人對書法史的理解，闡釋中國書法史上的若千現象，著力介紹了書法史上重要的書法作品、書家、時代風尚和藝術流派，總結書法藝術發展的多種因素及內在脈絡。本書除梳理中國書法中“碑”、“帖”的淵源外，還對歷代書風形成的文化環境、歷代書法著錄和刻帖、歷代書論等作概要描述。附錄中國書法基本書目三十種，便於讀者檢索書法文獻。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書法藝術。全書圖文並茂．多見新意，被著名學者卞孝萱教授譽為“簡明書史之最新力作”。

朱天曙，南京藝術學院書法篆刻專業博士，清華大學藝術學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書法篆刻史和清代藝術文獻研究。現為北京語言大學藝術系副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全國“七十年代書家”代表人物之一。多次參加全國重要書法篆刻展、學術提名展和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會議並獲獎。著有《宋克書法研究》、《中國書法名家講座——篆書十講》、《周亮工及其（印人傳）研究》等，編纂有《固亮工全集》（十八冊）。

書法是中國特有的藝術，雖然書法藝術的自覺化至東漢末才發生，但書法藝術當與漢字的 萌生同時。漢字的形成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如今發現的與原始漢字有關的資料，主要是原始社會在陶器上遺留下來的刻畫符號但許多文字學家認為，它們還不是文字，只是對原始文字的產生起了引發的作用。大多數文字學家認為“漢字的形成時代大概不會早於夏代”，並在“夏商之際(約在公元前 17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為學術界公認的中國最早的古漢字資料，是商代中後期(約前14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和金文。從書法的角度審察，這些最早的漢字已經具有了書法形式美的眾多因素，如線條美，單字造型的對稱美，變化美以及章法美，風格美等。從商代後期到秦統一中國(前221年)，漢字演變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這種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趨向線條化，戰國時代民間草篆向古隸的發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書法的藝術性卻隨著書體的嬗變而愈加豐富起來。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 甲骨文發現於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是殷商時期刻寫在龜骨，獸骨，人骨上記載占卜，祭祀等活動的文字，是經過巫史加工過的古漢字。嚴格地講，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稱得上是書法。因為甲骨文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用筆，結字，章法。而此前的圖畫符號並不全有這三種要素。圖為《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商代武丁時期的作品，風格豪放，字形大小錯落，生動有致，各盡其態，富有變化而又自然瀟灑。不愧為甲骨文書法中的傑作。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

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儘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 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

為西周後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鍊，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盤》而已。

為戰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狀，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詩一首，共十首，其內容為記述秦王遊獵之事，故石鼓又稱為獵碣。字跡磨損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它的字體是典型的秦國書風，並對後來秦朝小篆的出現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其本身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它的結體方正勻整，舒展大方，線條飽滿圓潤，筆意濃厚，在《石鼓文》字裡行間已經找不出象形圖畫的痕迹，完全是由線條組成的符號結構。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差異很大，是發展經濟文化的一大障礙。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統一全國文字，使之整齊化一，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偉大功績。秦統一后的文字稱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而來。著名書法家李斯的代表作為秦泰山刻石，歷代都有極高的評價。秦代是繼承與創新的變革時期。《說文解字序》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基本概括了此時字體的面貌。而引碑入草開創者、北京大學教授李志敏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對當時的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但未必有利於書法藝術的發展。

隸書的出現是漢字書寫的一大進步，是書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漢字趨於方正楷模，而且在筆法上也突破了單一的中鋒運筆，為以後各種書體流派奠定了基礎。秦代除以上書法傑作外，尚有詔版、權量、瓦當、貨幣等文字，風格各異。秦代書法，在我國書法史上留下了輝煌燦爛的一頁，與雄偉的萬里長城和壯觀的兵馬俑一樣，氣魄宏大，堪稱開創先河，是中華民族無窮智慧的結晶。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稱得上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有記載的書法家。《泰山刻石》的書體是秦統一后的標準字體，小篆。其結構特點，直接繼承了《石鼓文》的特徵，比《石鼓文》更加簡化和方整，並呈長方形，線條圓潤流暢，疏密勻停，給人以端莊穩重的感受。唐張懷瑾稱頌李斯的小篆是：“畫如鐵石，字若飛動”，“骨氣豐勻，方圓妙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震驚了考古學界和書法界。它的出土，使現代書法家們眼界大開，亦為書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隸的資料。秦隸在結體上有自己特殊的時代特徵，既有後世隸書的特徵，又包含了篆書的特點。古人說：“篆之捷隸也”，這是很有道理的。從“快”這一意義上說，秦簡為毛筆墨書，只有毛筆的運用，篆書的快寫，才真正把中國書法向隸書的方向推進。

漢代從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的四百二十六年間，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 一代。漢代分為西漢和東漢，兩漢三百餘年間，書法由籀篆變隸分，由隸分變為章草、真書、行書，至漢末，中國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因此，兩漢是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由不斷變革而趨於定型的關鍵時期。隸書是漢代普遍使用的書體。漢代隸書又稱分書或八分，筆法不但日臻純熟，而且書體風格多樣。劉勰《文心雕龍·碑》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因此，東漢隸書進入了型體嫻熟，流派紛呈的階段，如今所留下的百餘種漢碑中，表現出琳琅滿目，輝煌競秀的風貌。在隸書成熟的同時，又出現了破體的隸變，發展而成為章草，行書，真書也已萌芽。書法藝術的不斷變化發展，為以後晉代流暢的行草及筆勢飛動的狂草開闢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為實用面越來越小而漸趨衰微，但在兩漢璽印、瓦當和嘉量上還使用，並使篆書別開生面。康有為曾說：“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稍扁，學者得其筆意，亦足成家。”

秦代末期和西漢初期的墨書手跡。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包括《戰國策縱橫家書》、《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使前人爭論不休的西漢有無隸書的問題迎刃而解，所謂西漢無隸書，西漢無分書等說法不攻自破。《馬王堆帛書》用筆沉著、遒健，給人以含蘊、圓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獨具特色，既不同於簡書，也不同於石刻，縱有行、橫無格，長度非常自由。有強烈的跳躍節奏感。總體反映了由篆至隸的隸變階段的文字特徵。

漢代隸書。全稱為《漢武都太守漢陽河陽李翕西狹頌》，篆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寧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肅成縣天井山摩崖。此石結字高古，莊嚴雄偉，用筆樸厚，方圓兼備，筆力遒勁。楊守敬評論說：“方整雄偉，首尾無一缺失，尤可寶重。”碑文末刻有書寫者“仇靖”二字，開創書家落款之例。

漢代隸書摩崖。全稱《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埔閣頌》，與《西狹頌》為姊妹篇，建寧五年(公元 172年)二月刻，在陜西略陽縣白崖。此石字體多含篆書意味，筆畫圓潤，波磔不大明顯，但字形結體多取橫勢，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風格古樸中含沉鬱，所以清代萬經曾說字樣險怪，下筆粗鈍，而康有為評云：“吾嘗愛《埔閣頌》，體法茂密，漢末已渺，後世無知之者。惟平原(顏真卿)章法結體，獨有遺意。”(《廣藝舟雙楫·本漢》，可見此石對後代書壇的影響。

全稱《漢故谷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東漢碑刻。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東東平縣。字體嚴密方整而多變化，於樸厚中見勁媚。用筆以方筆為主，方勁沉著、力氣雄健。碑陰的題名，書法更是流暢自然，為書家所稱道。

漢代隸書。全稱為《漢故雁門太守鮮於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結字寬扁豐厚，整齊劃一，用筆瘦硬有力，骨肉雄渾，稜角之處方筆森挺，可謂斬釘截鐵，已開北魏切筆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氣勢渾穆剛勁，有茂密豐偉之感，近《張遷碑》，是漢隸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漢代隸書。全稱為《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故又名《韓敕碑》，永壽二年(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廟，此碑字體工整方縱，大小勻稱，左規右矩，法度森嚴。用筆瘦勁剛健，輕重富於變化，捺腳特別粗壯，尖挑出鋒十分清晰，是漢隸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極為精彩。書勢氣韻沉靜肅穆，典雅秀麗。翁方綱誇為漢隸中第一。此碑對以後唐代楷法的形成影響很大。

漢代隸書。全稱《漢合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陜西博物館碑林。在漢隸中此碑獨樹一幟，娟秀清麗，結體扁平勻稱，舒展超逸，風致翩翩，筆畫正行，長短兼備，與《乙瑛》、《禮器》同屬秀逸類，但神采華麗秀美飛動，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態，實為漢隸中的奇葩。

從漢字書法的發展上看，魏晉是完成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是篆隸真 行草諸體咸備俱臻完善的一代。漢隸定型化了迄今為止的方塊漢字的基本形態。隸書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就孕育著真書(楷書)，而行草書幾乎是在隸書產生的同時就已經萌芽了。真書、行書、草書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它們的定型、美化無疑是漢字書法史上的又一巨大變革。這一書法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造就了兩個承前啟後、巍然卓立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新的一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乃至東鄰日本，學書者莫不宗法“鐘王”，盛稱“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甚至尊王羲之為“書聖”。又有王珣(羲之侄)善行書，有《伯遠帖》傳世。

(303-361)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今屬山東)。晉懷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後世稱為“王右軍”。他出身於兩晉的名門望族。王羲之十二

歲時經父親傳授筆法論，“語以大綱”，即有所悟。他小時候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以後他渡江北游名山，博採眾長，觀摩學習，“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對後世影響很大，他的正體世稱“書之聖”。王羲之在書法上是個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還是表現在行書和草書上。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之聖”。他把散見於前代、當代的書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筆、結字優點，融合統一在一種嶄新的書法作品中。

其主要作品有：

樂毅論

王羲之書，小揩字體。筆勢流麗，神采煥發，肥瘦相稱，極合楷書的法則。隋智永稱它為“正書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極為稱讚。

小楷，關於黃庭經，有一段傳說：山陰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書法，因知其愛鵝成癖，所以特地準備了一籠又肥又大的白鵝，作為寫經的報酬。王羲之見鵝欣然為道士寫了半天的經文，高興地“籠鵝而歸”。原文載於南朝《論書表》，文中敘說王羲之所書為《道》、《德》之經，后因傳之再三，就變成了《黃庭經》了。因此，《黃庭經》又俗稱《換鵝帖》，無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留傳的只是後世的摹刻本了。

這篇文字，是王羲之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舉行“修契”宴會上，為他們的詩寫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歲時的得意之作。後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因此，歷代書家都推《蘭亭》為“行書第一”。

南北朝時期的書法進入北碑南帖時代。此時書法以魏碑最勝。魏碑，是北魏以及與北魏書風相近的南北朝碑誌石刻書法的泛稱，是漢代隸書向唐代楷書發展的過渡時期書法。晉至八王之亂，王室內訌以後，勢力逐漸衰微。在北方，隨著西晉的滅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時期。后拓跋氏結束十六國，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對統一，這是北朝。

北朝書法以碑刻為主，尤以北魏、東魏最精，風格亦多資多彩。代表作有《鄭文公碑》《張猛龍碑》《敬使君碑》。此時書法是漢代隸書向唐代楷書發展的過渡時期。康有為說：“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鍾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上可窺漢秦舊范，下能察隋唐習風。”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晉室東遷至滅亡，從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南朝書法，也繼承東晉的風氣，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書法家燦若群星，無名書家為其主流。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唐代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南朝-隋唐)是王羲之的七代孫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後代。他是嚴守家法的大書法家。他習字很刻苦。馮武《書法正傳》說他住在吳興永欣寺，幾十年不下樓，臨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給江東諸寺，各送一本。他用廢的筆，埋起來象冢一樣。後人講“退筆成冢”的典故就是從這兒來的。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說他學鍾繇《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迴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紙背者”。他所寫的《千字文》清何紹基說：“筆筆從空中來，從空中住，雖屋漏痕，猶不足以喻之”。我們細讀他的墨跡《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筆上藏頭護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韻律的意趣。董、何之說可謂精確、具體、恰當。

其主要作品有： 《千字文》 此為智永《真草千字文》，線條飽滿，筆意飛動，運筆，結體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評其書謂“智永得右軍之肉”，於此可得印證。其《楷書千字文》用筆遒勁，結構端莊，筆畫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虛實變化，與晉唐寫經非常接近，便於初學。

豐碑的書體除了北魏寇謙之嵩高靈廟碑所含的隸法較多，風格較古，以及東魏敬使君碑較圓柔，是特例獨行的壞孩子之外，其餘都是規矩的好學生，方峻而端整，鋒芒畢露，如暉福寺碑、高貞碑、張猛虎碑等。

爨寶子碑：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雲南“二爨”(《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寶子碑》是雲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熏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此碑刻於東晉大亨四年(405)。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於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此碑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當的。

《爨龍顏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年(四五八)，比《爨寶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說這兩塊碑是同時代的作品。它的結體以方整為主，但轉折處已使用圓轉筆法，而不象《爨寶子碑》那樣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書的特徵。我們可以從《爨龍顏碑》筆畫的圓潤剛強，窺見其運筆實源於篆法，起筆雖有方圓之分，但筆劃均極為厚重。《爨龍顏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讓，疏密相間，在結構上姿態奇逸，舒斂自如。康有為評說：“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

此碑立於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如今在山東曲阜孔廟中。是魏碑後期佳作之一。《張猛龍碑》運筆剛健挺勁、斬釘截鐵，可看作是《始平公》的風格的延續和發展。如橫、直划的方筆起筆，折處的方棱及三角形的點等，都保留了《始平公》的舊貌；但也並非筆筆都方，而是變化多端，有方有圓，比《始平公》更精美細膩。此外，較之早期魏碑，不難看出魏碑由粗到細的演變過程。

唐朝的建立結束了西晉以來近三百年的動亂局面，國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

貞觀之治”，此後從武則天到唐玄宗開元時期更是呈現出超越兩漢的空前興盛氣象。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謂“書至初唐而極盛。”唐代墨跡流傳至今者也比前代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寶貴的書法作品。整個唐代書法，對前代既有繼承又有革新。初唐書法家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陸柬之等，此後有創造性的還有李邕、張旭、顏真卿、柳公權、釋懷素、鍾紹京、孫過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詩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書法家。楷書、行書、草書發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個新的境地，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對後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時代。

亦稱《正定府龍興寺碑》，立於隋開皇六年(公元586)，碑在河北正定龍興寺。楷書，碑陽30行，行50字，碑陰題名五列，左側題名三列。 《龍藏寺碑》書法寬博和諧，其用筆細勁輕鬆，具有流動感和輕重變化，結體以方正為主，略呈扁形，左右開張，點畫精麗而有法可循，給人以清爽勻稱的感覺。此碑為隋代刻碑中的精品，對唐代書法，特別是唐初諸大家的影響甚大。

(公元557-641)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世稱歐陽率更。

虞世南說他“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而且他還能寫一手好隸書。貞觀五年《徐州都督房彥謙碑》就是其隸書作品。他的書法，以隸書為最。究其用筆，圓兼備而勁險峭拔，“若草里驚蛇，雲間電發。又如金剛怒目，力士揮拳。”其中豎彎鉤等筆畫仍是隸筆。他所寫《化度寺邑禪師舍利塔銘》，《虞恭公溫彥博碑》，《皇甫誕碑》被稱為“唐人楷書第一”。他的楷書無論用筆，結體都有十分嚴肅的程序，最便於初學。後人所傳“歐陽結體三十六法”，就是從他的楷書歸納出來的結字規律。他的行楷書《張翰思鱸貼》體勢縱長，筆力勁健。墨跡傳世，尤為寶貴。歐陽詢的兒子歐陽通，書法一本家傳。父子均名聲著於書壇，被稱為“大小歐陽”。小歐陽《道因法師碑》，隸意更濃，然而鋒潁過露，含蓄處不及其父.。

全稱《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李百葯撰文，歐陽詢書。碑立於唐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楷書35行，行書33字。原石久佚。此碑書法筆力強健，結構緊密。早《九成宮》一年而書，故風格極相似，但謹嚴有餘舒展不足。元趙孟頫評論云：“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清代金石家翁方綱對此碑書法評價極高，認為此碑勝於《九成宮醴泉銘》。讚譽雖嫌過頭，但可以說明此碑的書法確有其獨到的地方。

《九成宮醴泉銘碑》由魏徵撰文，歐陽詢書。記載唐太宗在九成宮避暑時發現泉水之事。此碑立於唐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楷書24行，行49字。此碑用筆方整，且能於方整中見險絕，字畫的安排緊湊，勻稱，間架開闊穩健。明陳繼儒曾評論說：“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明趙涵《石墨鐫華》稱此碑為“正書第一”。

全稱《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亦稱《溫彥博碑》。岑文本撰文，歐陽詢書，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楷書36行，行 77字，碑額陽文篆書“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碑”十六字。明趙涵《石墨鐫華》評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書法嚴整，不在二碑之下。”並嘆：“時信本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誠然，歐陽詢所書《虞恭公碑》已達到了藝術的化境，細觀次碑書法已脫離了“歐體”在《九成宮》，《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嚴謹的特徵，而更趨於自然流暢。此時歐陽詢作楷書已能隨心所欲，運筆自如。

唐代懷素《小草千字文》紙本真跡，經帖裝舊裱，水墨，每頁縱26.8厘米，橫13.5厘米；9頁共42行（為周興嗣原文前段），總長約1.22米，計530字，蓋有藏印數枚，是價值連城的唐代墨寶，被譽為“天下第一小草”名帖。現為學者黃錦祥所藏。此帖筆畫瘦勁有力，靈動自然，歷為書林所重。通幅筆墨奔放流暢，一氣貫之蔚為壯觀。是古代珍貴而標準的小草範本之一。

亦稱《季鷹帖》，歐陽詢書。行楷書，無款。紙本，縱25.2厘米，橫33厘米。后紙有瘦金體書跋：“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張翰帖。筆法險勁，猛銳長驅，智永亦復避鋒。雞林嘗遣使求詢書，高宗聞而嘆曰：'詢之書遠播四夷。晚年筆力益剛勁，有執法廷爭之風，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虛譽也。'”此帖的風格與歐陽詢的楷書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險取勝。字的重心壓在左側，而以千鈞之勢出一奇筆壓向右側，使每個字的結體形成一種逆反之勢，然後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險為夷，真可謂“險中求穩，別有樂趣”。清乾隆帝評論道：“妙於取勢，綽有餘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全稱《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宏議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稱《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撰文，歐陽詢書。此碑如今在陜西西安，無書寫年月。楷書28行，行59字。碑額篆書“隋柱國宏議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謂此碑立於隋朝，當為歐陽詢早年所書。此碑在明代已斷為兩截。 《皇甫誕碑》用筆緊密內斂，剛勁不撓。點畫重在提筆刻入，此為唐初未脫魏碑及隋碑的瘦勁書風所特有的筆法特點。楊士奇云：“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世南)得晉之飄遺，歐(陽詢)得晉之嚴整。觀《皇甫誕碑》其振發動蕩，豈非逸哉？非所謂不逾矩者乎？”翁方綱說：是碑由隸成楷，因險絕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筆最見神采，未遽藏鋒，是學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此碑用筆研潤，雖為歐陽詢早年作品，但已具備了“歐體”嚴整、險絕的基本特點。明王世貞云：“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貼尤為險勁。是伊家蘭台(歐陽通)發源。”楊賓在《大瓢偶筆》中說：“信本碑版方嚴莫過於《邕禪師》，秀勁莫過於《醴泉銘》，險峭莫過於《皇甫誕碑》，而險絕尤為難，此《皇甫碑》所以貴也。”

公元九零七年，割據者朱全忠滅唐，建立後梁，由此歷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稱

五代。又有前蜀、吳、楚、閔、南唐、荊南、后蜀、南漢、吳越、北漢十國。這種分裂混亂的局面持續五十四年，其間兵戈迭起。書法藝術雖承唐末之餘續，但因兵火戰亂的影響，形成了凋落衰敗的總趨向。蘇軾評及五代書法時曾說：“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採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跡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為時世所汩沒者。”五代之際，在書法上值得稱道的，當推楊凝式。他的書法在書道衰微的五代，可謂中流砥柱。楊少師之外，還有李煜、彥修等有成就的書家。

至此，唐代平正嚴謹的書風已告消歇，漸變入欹側縱肆，以後北宋“四家”繼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時代波瀾。

(873-954年)字景度，號虛白，陜西華陰人。唐末為秘書郎，五代時官至太子少師，也稱“楊太師”。他曾佯瘋自晦，所以“楊瘋子”便成了他的雅號。他能吟詩，多雜詼諧，尤善於書札。楊凝式的字多寫在牆上，筆法縱逸遒放。黃庭堅至洛陽遍觀僧院壁間墨跡，他說：“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當與吳生畫為洛中二絕。”又說：“有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此後，書壇以“顏楊”並稱。

楊凝式留下的墨跡已不多，著名的是《韭花帖》。楊凝式變晉，唐楷行書勻密成法，黃庭堅有詩指出：“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瘋子，下筆便到烏絲欄。”後人以為善評。楊凝式的行草書也奔放奇逸，有《盧鴻草堂圖跋》，氣勢雄渾，極似顏真卿《祭侄文稿》。狂草《神仙起居法》縱橫恣肆，《海岳書評》說其“如橫風斜雨，落紙雲煙，淋漓快目”。他有一首《題懷素酒狂帖后》詩，可視為他自己書法創作的經驗總結：“十年揮素學臨池，始識王公學衛非。草聖未須因酒發，筆端應解化龍飛。”(《全唐詩》卷七一五)

他的書風直接影響北宋書壇，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樞紐。

其主要作品：韭花帖

楷書，麻紙，可視為楊氏楷書的代表作。明人董其昌曾為此帖題跋，稱此帖“略帶行體，蕭散有致”。以此視帖，我們會發現不僅字體，用筆有蕭散之感，更重要的是《韭花帖》的字距，行距均拉開至極限，然而其行氣縱貫而舒朗空靈，因此在行款上獨樹一幟，為前代未有。僅此一點，便使它獨立於古代各家的名作之林了。此外，《韭花帖》在單字結體上獨出機杼，或戴高帽，或左右分離，或重心偏移，或輕頭重腳，妙趣橫生。又似出於自然，並無造作之感。

神仙起居法帖：小草書。麻紙本。《宣和書譜》說楊氏“尤工顫草”，此帖草法，可窺一斑。《神仙起居法帖》在草書中，還時時夾入一些行書，後人稱其為“雨夾雪”。此法始於顏真卿稿書，而楊凝式能融會貫通，使人望之無跡可尋，幾入化境。黃山谷曾評此帖為“散僧入聖”，米芾則稱其“天真縱逸”。初看似粗頭亂服，其實在用筆上輕重、緩急，結體上縱橫取勢都十分講究，並於一氣貫注之中，顯示出其控制韻律節奏的高超技藝。

（937—978），字重光，徐州（今屬江蘇省）人，一說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五代詞人。初名從嘉，號鍾隱，為南唐後主。他繼位時宋已代周。南唐形勢，岌岌可危。及后其降宋，被鴆殺。後人把他的詞與李璟詞合刻為《南唐二主詞》。其前期詞多寫其對宮庭豪華生活之迷戀。如《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寫沉醉於歌舞享受，《一斛珠》（曉妝初過）尤為綺靡。當時南唐一詞人寫道：“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細緻入微地刻畫了比亡國之君的精神面貌。這些詞都與西蜀花間派風格相近。被俘后，亡國之恨油然而生，“日夕以眼淚洗面”，故一改詞之風格，轉琦香綺麗為哀怨傷婉，豐富了詞的意境。高度的藝術概括力、白描的手法、貼切形象的比喻和質樸明凈的語言，都顯示它洗掉了花間派的綺羅香澤之態，表現了獨特風貌，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後期詞以《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等為代表作。生平詳見《新五代史》卷六二。有《南唐二主詞》。

（916-991），五代宋初文學家。字鼎臣。廣陵（今江蘇揚州）人。早年仕於南唐，官至吏部尚書。后隨李煜歸宋，官至散騎常侍，世稱徐騎省。淳化二年(991)被貶謫為靜難行軍司馬，不久就死在貶所。他擅長李斯小篆，也工於隸書。他與其弟徐鍇是當時最傑出的篆書書法家，被稱為"二徐"，他們考訂了《說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嶧山刻石》，即根據徐鉉的摹本。徐鉉所書的篆書，映日視之，筆畫中心有縷濃墨，因其筆鋒直下不倒側，故筆鋒常在畫中，故人也稱其如"屋漏痕"、"錐畫沙"。黑龍江省博物館藏有他的《篆書千字文殘卷》（宋摹本）。

北周衰微之際，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自立為帝，建立趙宋王朝。半個世紀的五 代十國分裂混亂局面至此結束，國家復歸統一。從公元960年至 1279年，三百多年間，書法發展比較緩慢。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書法，是宗“二王”的。此後《絳帖》、《潭帖》等，多從《淳化閣帖》翻刻。這種輾轉傳刻的帖，與原跡差別就會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從帖，宋人遠遜唐人。所以一些評家以為帖學大行，書道就衰微了。這是宋代書法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書史》所指出的“趨時貴書”也造成了宋代書法每況愈下。米芾分析說：“李宗鍔主文既久，士子皆學其書。肥扁樸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宋室南渡之後，如《書林藻鑒》講：“高宗初學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蓋一藝之微，茍倡之自上，其風靡有如此者。”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書法家能夠按自己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去繼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書法不十分景氣的原因之二。總之，帖學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惡，權臣的書體為轉移的情勢，影響和限制了宋代書法的發展。宋代為後世所推崇者有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四大家。四家之外，宋徽宗趙佶獨樹一幟，亦堪稱道。其著名代表書家有：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趙佶。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宋史·列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由愛之。”宋四家中，他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宋四家中，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他的書法學習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渾厚端莊，雄偉遒麗。蘇東坡說：“君謨天資既高，積學至深，心手相應，變化無窮，遂為本朝第一。”蔡襄為人忠厚正直，字識淵博，他的字“端勁高古，容德兼備”。《顏真卿自書告身跋》得魯公筆法而修於魯公書，可為楷則。沈括說他善於“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這說明蔡襄這位稍欠改革精神的書法家還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創新意。

其主要作品：

蔡襄尺牘：其楷書的代表作之一。字字端雅，雍容大度，一筆不茍，似乎全用顏法，只是結體略扁。

郊燔帖：行草書札的代表作。筆畫渾雄敦厚，婉轉有致，運筆飛動自如。此帖取法於《伯遠帖》，又參以章草筆法，使之有機的融為一體，形成蔡襄獨特的草書風格。

蒙惠帖：行楷作品。取法《蘭亭序》而又參以顏魯公敦厚沉穩的成分，繼而宏大了宋代行書尺牘書法的藝術內涵，使書法藝術發展到一個新時期。

陶生帖：草書翰札。瀟灑勁逸。結體欹正大小，重輕疏密，隨心所至，一氣呵成。黃庭堅說：“君謨真行簡札甚秀麗，能入永興(虞世南)之室”是很正確的。

(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於四川)人。他和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以詩文稱著於世，世稱“三蘇”。他的書法從“二王”，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楊凝式各家吸取營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努力革新。他講自己書法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講他的書法藝術創作過程時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他在對書法藝術深刻理解的基礎上用傳統技法去進行書法藝術創造，在書法藝術創造中去豐富和發展傳統技法，不是簡單機械的去模古。他在執筆方法上運用異於常人的特殊方法，還注意書寫工具的改革。其代表作有《天際烏雲帖》、《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春帖子詞》、《愛酒詩》、《寒食詩》、《蜀中詩》、《醉翁亭記》等。

其主要作品有：黃州寒食詩帖、羅池廟碑、赤壁賦、豐樂亭記、黃州寒食詩帖。

黃州寒食詩帖：紙本，25行，共129字，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黃州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黃庭堅在此詩后所跋：“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羅池廟碑：行楷。羅池廟，原為紀念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的，廟內立有韓愈撰寫，沈傳師書寫的《羅池廟碑》，其石久佚。此碑據蘇軾所書原碑文末篇的“迎享送神詩”真跡上石，刻於宋嘉定十年(1217)。楷書十行，字大四寸。清人書：“《羅池廟》健極，本唐人法而變其方整，本晉人韻而偏側取勢，擺宕有姿，大小長短，隨其結體。此碑筆力扛鼎，結體雄健，似乎從顏魯公《東方畫贊》化出，肥而不腫，厚而不軟，實為蘇字大字之冠。”

赤壁賦：蘇軾真跡精品的代表作。紙本，行楷書。其書法豐腴勁秀。明董其昌對它評價很高，認為此卷書法“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這正是由於他的文學修養深厚，書法傳統功底堅實。結字在方整中有流動的氣勢，特別是用墨雖濃，而靈活不滯，看去平平正正，但令人玩味無窮，被稱為宋代第一，並不為過譽。

豐樂亭記碑：

楷書。《豐樂亭記碑》歐陽修撰文，原石刻於北宋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間重刻。此碑是蘇軾晚年書法力作之一。前人稱“體度庄安，氣象雍俗”，確為恰當，字體楷中稍見行意，有“筆圓而韻勝”的特點。明人王世貞評論他“自顏真卿，徐浩，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證。

(1045-1105)字魯直，號山穀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後世稱他黃山谷。《宋史·文苑傳》稱他：“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他自己說：“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他的行書，如《松風閣》,《蘇軾寒食詩跋》，用筆如馮班《鈍吟雜錄》所講：“筆從畫中起，回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跳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回也。”他的起筆處欲右先左，由畫中藏鋒逆入至左頓筆，然後平出，“無平不陂”，下筆著意變化；收筆處回鋒藏穎。善藏鋒，注意頓挫，以“畫竹法作書”給人以“沉著痛快”的感覺。其結體從顏魯公《八關齋會報得記》來，中宮收緊，由中心向外作輻射狀，縱伸橫逸，如盪槳、如撐舟，氣魄宏大，氣宇軒昂。其個性特點十分顯著，學他的書法就要留心於點畫用筆的“沉著痛快”和結體的舒展大度。至於他的草書，趙孟頫說：“黃太史書，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嘆。”我們看他的《花氣詩》筆勢蒼勁，拙勝於巧，肥筆有骨，瘦筆有肉，“變態縱橫，勁若飛動”。其美韻不亞於行楷書。《請上座帖》“筆勢飄動雋逸”更是稀世佳作。

其主要作品有：花氣熏人帖、黃州寒食詩卷跋、李白憶舊遊詩卷

花氣熏人帖：草書，紙本。黃庭堅的草書在“宋四家”當中應該說是水平最高。他“學草書三十餘年”，從張旭、懷素處窺到了筆法的堂奧。後人評價他的草書高於他的行楷書。此帖第二行還斤斤於行草之間，似覺拘謹，從第三行開始便洋洋洒洒，一任自然，於點畫亦不大注意，而極得天然之妙。

黃州寒食詩卷跋是他在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后寫的一段跋語，此跋歷來為人們所珍視，與原帖合稱“雙璧”。《寒食帖跋》表現了“黃書”的基本藝術特點。《跋文》用筆鋒利爽截而富有彈性。其字寫得藏鋒護尾，縱橫奇崛，其長筆畫波勢比較明顯。由於黃庭堅善於把握字的鬆緊，因此形成了中宮收縮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們也稱其為輻射式書體。在布局上，《跋文》常從欹側中求平衡，於傾斜中見穩定，因此變化無窮，曲盡其妙。從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從整體看，呼應對比，渾成一體。此跋給人以神情飽滿，氣勢貫通的感受，決無荒率之病，達到了藝術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後不無得意地說：“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李白憶舊遊詩卷：草書墨跡。洋洋洒洒五十二行，三百四十餘字。據明代書畫家沈周考定此卷為黃庭堅在紹聖年間(公元1094-1098年)被貶黔中后所書，是他晚年的草書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詩卷的題跋中所說：“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懷素)三昧，此筆力恍惚，出神入鬼，謂之'草聖'宜焉！”此時黃庭堅的草書藝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祝允明評論此帖說：“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此詩書法，深得張旭，懷素草書飛動灑脫的神韻，而又具有自己的風格。用筆緊峭，瘦勁奇崛，氣勢雄健，結體變化多端，為黃庭堅草書之代表作。

自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統一全國，至元順帝北走塞外，凡十一帝，歷九十餘年，是為元代。元初經濟文化發展不大，書法總的情況是崇尚復古，宗法晉、唐而少創新。文宗天歷初建

奎章閣，專掌秘玩古物。元文宗常幸奎章閣欣賞法書名畫，書法一度出現興盛局面。趙孟頫，鮮於樞等名家，是這一時期書法的代表。他們主張書畫同法，注重結字的體態。但元代書壇純是繼承晉唐，沒有自己的時代風格，稍後於趙孟頫的康里夔夔還有些變化，奇崛獨出於元代書壇。縱觀元代書法，其成就大者還在真行草書方面。至於篆隸，雖有幾位名家，但並不怎麼出色。這種以真、行、草書為主流的書法，發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變。有元一代書風，仍沿宋習盛於帖學，宗唐宗晉，雖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於書壇，較之文學，繪畫等藝術門類，尚顯冷落無成得多。

主要代表書家有：趙孟頫、康里夔夔、鮮於樞、耶律楚材。

(1254-1322)：字子昂，號雪松道人，又號水晶宮道人，湖州(浙江吳興)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後裔。入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封魏國公，謚文敏。著有《松雪齋集》。趙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響的書法家。《元史》本傳講，“孟俯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讚譽很高。據明人宋濂講，趙氏書法早歲學“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趙構)書，中年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年師法李北海。此外，他還臨撫過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諸家之大成。誠如文嘉所說：“魏公於古人書法之佳者，無不仿學”。所以，趙氏能在書法上獲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分不開的。

其代表作品有：仇鍔墓碑銘、汲黯傳、福神觀記、膽巴碑、蘭亭帖十三跋、雪晴雲散帖、洛神賦、妙嚴寺記等。

汲黯傳：趙孟頫作。小楷。他自稱《汲黯傳》得唐人遺風筆意，而清代馮源深評云：“此書方峻，雖據歐體，其用筆之快利秀逸，仍從《畫贊》，《樂毅》諸書得來。”倪瓚也說：“子昂小楷，結體妍麗，用筆遒勁，真無愧隋唐間人。”(引自《書林藻鑒》)，用筆不下於智永，虞世南，得稱一世之冠。

洛神賦：趙孟頫作。行書。紙本。是趙氏四十七歲時所書。其書法運筆和間架出自王羲之，書風清新妙麗，兼得《蘭亭》、《聖教》兩序的法度。元人倪瓚稱此卷“圓活遒媚”，並推趙為元朝第一書人。

福神觀記：趙孟頫作。楷書。紙本，烏絲方格。全稱《杭州福神觀記》。是趙孟頫在元延佑七年(公元一三二零年)，六十七歲時所書。其書法結體寬博深穩，運筆酣暢圓潤，與《膽巴碑》，《仇公墓碑銘》相類。是趙書的代表作之一。

蘭亭帖十三跋：趙孟頫作。行書。紙本。

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秋，趙孟頫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時至吳興南潯鎮，獨孤和尚送給他一卷五字已損本的《定武蘭亭》拓本，喜之不盡，途次舟中不斷展閱此卷，多有書學心得體會，皆跋記於卷尾，計十三段，並自臨《蘭亭》一過。這就是所謂的《蘭亭十三跋》。后此件遭火毀，但有燒殘本傳世，已流入日本。

趙孟頫此件是以自家筆法臨《蘭亭》，臨得形神畢肖，生動自然，如見《定武》本的原跡，堪稱趙書中的精品。

(1254-1322)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寄直老人，漁陽(今北京薊縣)人，官太常博士，趙孟頫對他的書法十分推崇，曾說：“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出稱尊爾。”二人書法當時並稱“二妙”。他的功力很紮實，懸腕作字，筆力遒健，同時代的袁褒說：“困學老人善回腕，故其書圓勁，或者議其多用唐法，然與伯機相識凡十五，六年間，見其書日異，勝人間俗書也。”(《書林藻鑒》)而書法家陳繹曾也說：“今代惟鮮於郎中善懸腕書，余問之，嗔目伸臂曰：膽！膽！膽！”可見他敢於創新的精神。他的楷書有《李願歸盤谷序》，現藏上海博物館，筆法古樸，結體謹嚴，氣魄恢宏。行草有所寫自作詩《大字詩讚》和《唐詩草書卷》，筆法縱肆，欹態橫發。

其代表作品有：唐詩草書卷、臨神仙起居帖

唐詩草書卷：

鮮於樞作。草書。筆法縱肆，欹態橫發。他自己說過，寫草書要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實掌平虛腕法圓轉，寫出的字則飄逸飛縱，體態自能絕出，觀其草書，確有懸腕回鋒之妙。

臨神仙起居帖：

鮮於樞作。草書。這是他臨寫的楊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跡，一方面我們可以對照原帖去發現鮮於樞在臨帖時如何達到形神兼備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能體會到只有博臨眾帖才有可能獨立門戶的道理。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統治，統一全國，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檢自縊煤山，歷二百七十七年。在這近三個世紀中，朝廷諸皇帝都很喜歡書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後，即著手文治，詔求四方善書之士，充實宮廷，繕寫詔令文書等。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極愛書法，尤其喜摹“蘭亭”，神宗自幼工書，不離王獻之的《鴨頭丸帖》，虞世南臨寫的《樂毅傳》和米芾的《文賦》。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視帖學，皆喜歡姿態雅麗的楷書，行書，幾乎完全繼承了趙孟俯的格調。明代象宋代一樣也是帖學大盛的一代。法帖傳刻十分活躍。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閣帖》於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戲鴻堂帖》；文徵明刻的《停雲館帖》；華東沙刻《真賞齋帖》；陳眉公刻蘇東坡書為《晚香堂帖》等。其中《真賞齋帖》可謂明代法帖的代表。《停雲館帖》收有從晉至明歷代名家的墨寶，可謂從帖之大成。

由於士大夫清玩風氣和帖學的盛行，影響書法創作，所以，整個明代書體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漢北朝，篆、隸、八分及魏體作品幾乎絕跡，而楷書皆以纖巧秀麗為美。至永樂、正統年間，楊士奇、楊榮和楊溥先後入直翰林院和文淵閣，寫了大量的制誥碑版，以姿媚勻整為工，號稱“博大昌明之體”，即“台閣體”。士子為求干祿也競相摹習，橫平豎直十分拘謹，缺乏生氣，使書法失去了藝術情趣和個人風格。

明代近三百年間，雖然也出現了一些有造詣的大家，但縱觀整朝沒有重大的突破和創新。所以，近代丁文雋在《書法精論》中總結說：“有明一代，操觚談藝者，率皆剽竊摹擬，無何創製。”

這個時代湧現了一批大師，如：徐渭、董其昌、張瑞圖、王寵、宋克、黃道周、倪元璐等。

（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號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自幼聰穎過人、天才超逸而又憤世嫉俗。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並且懂兵法。自稱“我的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章第三，畫第四”。這樣一個天才一生卻極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窮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書，純粹是個人內心情感的宣洩：點畫狼籍，不計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風雪，象煙雲繚繞的遠山。他用的筆法並不複雜，但整體氣勢漢人，所有的才情、悲憤、苦悶都鬱結在扭來扭曲的筆畫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詠墨磁軸》、《題畫詩》等。

（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這也是個全才式的人物，詩文書畫都很精通，繪畫方面倡導“南北宗論”，他的書法廣泛學習古人，開始學唐人，後來覺得唐書不如魏晉，於是又改學鍾繇、王羲之，最後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種風格：圓勁秀逸，平淡古樸。用筆比較鬆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布局很疏朗很勻稱。整體上有種飄飄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氣“和“文人氣”董其昌一生勤於書畫，又享高壽，所以傳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賦》，晚期的《三世誥命》；行書有《李白月下獨酌詩卷》、《前後赤壁賦冊》等。

(1327-1387)字仲溫，長洲(今江蘇吳縣)人，自號南宮生，洪武初年任鳳翔府同知，博涉書史，喜歡走馬擊劍。《明史·文苑傳》稱他“杜門染翰，日費十紙，遂以善書名天下。”楊慎評他的真、行書在明代應數第一。宋克直承趙孟頫，他所寫的《李白行路難詩》筆墨精妙，風度翩翩。楷書有鍾、王法度，但是過於流麗圓熟，當時就有人說：“國朝楷、草推'三宋'，首稱仲溫，然未免爛熟之譏，又氣近俗，但體媚悅人目爾。”(《詹氏小辨》)

其主要作品有：唐宋詩稿、急就章。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儘管在這個王朝的中期，出現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暫的光景簡直就是封建社會歷兩千餘歲后的迴光返照了。遙想起大唐盛世的燦爛陽光，清代的政治、經濟自是無法相提並論。可是在文藝上，清代自有其絢目迷人處。這時是書法發展史上的又一個中興期，上與大唐時代遙相呼應。清代的書法發展，按時間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約順治、康熙、雍正時）是明季書風的延續，屬帖學期；中期（約乾隆、嘉慶、道光時），帖學由盛轉衰，碑學逐漸興起；晚期（約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時），是碑學的中興期。

王鐸（1592——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嵩樵、嵩漁等，河南孟津人。曾經官至明朝的禮部尚書，後來卻投靠清廷，人品遂為人不齒。但王鐸在書法史上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他的書法主要成就在行草書。尺幅都比較大，起筆時喜歡用濃墨，線條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們很難想象一件奔騰壯闊、酣暢淋漓的草書作品可以由冷靜的理性來控制，然而王鐸就是這樣。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書相比，我們就能發現，王鐸的過人之處在於縱而能斂。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鐸對章法、結構的處理表現出了他第一流的藝術自覺意識，他將元明以來以平正為主流的章法、結構模式加以改變，代之以欹側。

傅山（1606——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一說太原）人。他的草書以氣勢勝，恢宏壯美，宕逸渾脫。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的後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經歷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書法學董其昌，秀逸瀟灑，晚年用筆圓勁，書寫速度較慢，摻入了禪家的虛靜境界和超脫精神，於沉雄渾淪中寓鬱勃傲然之氣。他的書法尤其寄寓了對故國的懷念和對新王朝的鬱憤。

此外，清代中期的書家還有“揚州八怪”金農（1687——1763）、鄭夑（1693——1766）、李鱔（1686——1762）、高鳳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黃慎（1687——1768年後）等人，其中，金農的隸書結體寬扁，用筆老辣，古拙之氣溢於紙上。他的“漆書”更是雄絕一時。鄭夑的書法揉多種書體於一爐，看似歪七扭八，毫無章法，但卻有奇肆之氣。高鳳翰晚年用左手寫字，別有趣味。黃慎的草書用筆率意粗獷。點多線少，是明末肆意書風的一種發展。

趙之謙（1829——1884）晚清傑出的藝術家。篆隸書從鄧石如出，剛健婀娜。楷行書初學顏真卿，后專攻北碑，熔碑帖於一爐。不足處在於太過圓熟，境界不如吳昌碩。

鄧石如（1743——1805）被推為“國朝第一書家”，藝術風格影響深遠。其篆書以李斯、李陽冰為基，參法隸意，是千百年來篆書的極大發展。

伊秉綬（1754——1815）集隸書之大成，所作強化了純粹的空間美感，削弱了用筆的節奏表現，書風古穆渾厚。

吳昌碩（1844——1927）晚清藝術大家。篆書尤肆力於【石鼓文】，行草陶鑄碑帖。書風恣肆爛漫，朴茂雄健。碑學一派至吳昌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贊者以為吳代表了古典書法的終結和近代書法的開端。

康有為（1858——1927）中國近代史上如雷貫耳的人物。著有【廣藝舟雙楫】，成為晚清碑學理論的總結。所論將帖學一系全盤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對當時積弱的帖學，不無棒喝之功。康有為醉心於摩崖書風，寫字時不計工拙，以意導筆。作品雄強恣肆。

在書壇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書法藝術升華到觀念變革的高層次，這無疑是邁了一大步。書法現代性並不是簡單地取決於書法藝術的形式、結構、線條等外在面貌，而是取決於內在精神的現代化。書法現代性的精神是指當代書法藝術所體現、傳導的現代社會的價值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