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

本書採用了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本。小說中講述了一個聞所未聞的慘烈的故事，把苦難寫得質感透明，把深厚與天真糅成了至純和心酸，從而寫出了中國農民的一部心靈宗教史、生命救贖史。

全文由五卷組成，依次逆向地回溯故事進程，即第一卷敘述主人公司馬藍的死亡過程，第二卷說司馬藍擔任村長后的奮鬥經歷，第三卷說青年司馬藍如何當上村長，第四卷講少年司馬藍成為同輩中的領袖，第五卷說司馬藍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中間穿插幾位前任村長和其他有關人物的故事。認真閱讀這部小說的讀者，都會被小說中的嚴峻的生死問題所震撼。

50后的閻連科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一路走來，經歷了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他沉甸甸的歷史經歷與個體經驗融合起來，作品里呈現出了一種獨特的存在。閻連科走出鄉土又返回鄉土，在離開家鄉來到城市生活一段時間后，卻發現自己遠離了鄉土，於是就想寫一些東西來紀念它，便郁1998年創作了《日光流年》，實現了對鄉土的回歸。

司馬藍

司馬藍是小說中最重要的男主人公也是三姓村第四任村長，他小時候就宣稱: 當了村長，我要娶倆媳婦。他和第三任村長藍百歲的女兒藍四十青梅竹馬，情投意合，他們在孩童遊戲中就多次模擬夫妻，長大后兩人定了親，並且司馬藍 在藍四十的幫助下當上了村長，他們之間擁有真正的愛情。但是 司馬藍的表妹杜竹翠從小就希望嫁給司馬藍，從苦苦哀求到以嫁 外村相逼，終於迫使剛當上村長的司馬藍拋棄藍四十而娶了她。

藍四十

藍四十是《日光流年》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個女性角色。她的一生都是在奉獻和犧牲中度過的，作者將聖女的光輝都聚集到她身上。從小就和司馬藍產生情感，藍四十在糾纏中度過了她不幸的一生。父親藍百歲為留住帶人來村裡翻地的盧主任絞盡腦汁、遭人唾罵，儘管她已經訂親，卻為了不讓妹妹、不讓父親為難，將自己的貞操奉獻出去；司馬藍剛剛當上村長，面臨著杜竹翠給他的兩難選擇，當他決定娶杜竹翠為妻而穩固村長地位，藍四十也只是默默忍讓，並終身未嫁；而當司馬藍喉病發作，求生慾望特彆強烈，在他和三個女兒一跪之下，藍四十又一次犧牲了自己，外出做人肉生意掙手術費用。

杜竹翠

從小，杜竹翠一直就要和藍四十爭，一定要嫁給司馬藍，蘿蔔燉排骨就是她們的籌碼；後來，她一心想往村外嫁，遭到剛當上村長的司馬藍的反對，她就說，要麼你娶我，要麼你這村長沒法當了，逼得司馬藍與她成親、生娃；二十年過去了，司馬藍得喉病了，她倍感婚姻的不幸都快過去了，連幹活也更加輕快起來，特別是要做姿態給藍四十看；而當藍四十以與司馬藍合鋪為要求出去做人肉生意了，她對司馬藍極為惡劣，最後回娘家長住；因為靈水渠將修成，她也為自己將長壽而歡欣，而表達了自己同意司馬藍和藍四十合鋪。

杜菊

杜菊一方面把家庭操持得井然有序，一方面作為村長妻子，能夠母儀三姓村，是一位克勤克儉、具有傳統美德的農村婦女。面對生存的苦難，她除了默然接受，就是吃土啃草也陪著丈夫、孩子活著受罪。她主要掌管著家裡的事務，料理日常的生活，有意、無意地與死亡宿命保持著一段距離，頑強、不失節奏地生活著。沒有如藍四十可歌可泣的舉動，不過她對生活的細緻與認真恰好就印證了生存的要義：保存生命，而後才得以延續生命甚至發展生命，她們日常生活的經驗還是讓三姓村沒有缺少對現實生命體驗的關懷。

倫理秩序的解體

閻連科在《日光流年》的序中闡釋了自己的寫作目的：“我們來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為了爭奪，不是為了金錢、權力和慾望，甚至也不是為了愛情。真、善、美與假、丑、惡都不是我們的目的。”如此雲淡風輕的目的卻在寫作中完全變了樣，作家的價值觀和文學觀在寫作中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裂。三姓村人在死亡的籠罩下顯示出來的不是人性之善，而是赤裸裸的惡。維持人類社會正常運轉的倫理秩序被破壞殆盡，父慈子孝、舉案齊眉、兄友弟悌等都不復存在。充斥在作品中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親人之間冷漠甚至互相算計。

《日光流年》中用了很多篇幅來描敘司馬藍與藍四十的愛情。從小時候同吃四十娘的奶，便開始了他們情愛最初的行程，“兩個人的一隻手都在那雙奶的縫間遊動著，兩隻手爬到一起時，他們的目光就帶著奶香的甜味碰響在奶前的半空里”。再到後來油菜地里過家家，許諾娶四十為妻。然而，為了當上村長，司馬藍居然讓藍四十去陪公社盧主任；為了鞏固自己村長的地位，他最終放棄了自己的承諾，娶了有助於他當村長的表妹杜竹翠，葬送了藍四十一生的幸福。如若就此一別兩寬倒也見不出人性的惡，更讓人痛心的是將死之際的司馬藍為了做手術延長自己的生命，竟然卑劣地去求藍四十為他去九都賣淫籌錢。愛情在這裡不是甜蜜的相依相守，而是司馬藍權力與生命追逐路上的手段。對妻子杜竹翠，司馬藍動輒拳打腳踢；同樣，杜竹翠也盼望著司馬藍早死，絲毫不顧念夫妻之情。

三姓村人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同樣也將親情踐踏於腳下。《日光流年》一開篇司馬兄弟便為了墳地的大小大打出手，司馬虎甚至要將三個侏儒哥哥的屍骨挖出來埋到一個坑裡省地方。村長藍百歲為了實現他的翻地大業，不惜犧牲自己的女兒藍四十的貞潔，讓他去陪公社盧主任睡覺。杜柏在自己的父親還活著的時候釘上了棺材。司馬藍逼自己的母親在父親墓前下跪。當蝗災席捲了三姓村，沒有糧食吃時，村人們居然將殘疾孩子扔到了西梁下的峽谷里，任他們自生自滅；甚至用他們的屍骨當誘餌捕捉烏鴉來延續自己的生命，釀出了人吃人的悲劇，赤裸裸地揭示出人性中的惡。不可否認，傳統的倫理秩序在時代的衝擊下正在解體，有些人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線，閻連科敏銳地感覺到了這點。《日光流年》中描寫的並不是真實的現實，而是誇大化的偽現實。不可否認，現實世界有黑暗，但更多的是光明。無論發展到什麼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感情是不容踐踏的，這是社會基本的倫理秩序。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應該為重建倫理秩序振臂疾呼，而不是加速其解體。

主流價值的坍塌

文學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她藉助人物與情節宣揚正能量，即正確的價值觀，亦是著名作家張煒宣稱的“作品當有益於世道人心”。《日光流年》里所宣揚的價值觀卻跟現實世界的主流價值相悖而行。

（一）重利輕義

三姓村男子引以為傲的是去縣城的教火院賣皮。賣過皮的人就長大成人了，賣一次皮可以娶媳婦、可以吃羊肉湯、可以到城裡想買啥就買啥。男人們都以賣皮賣得多為榮，甚至期望碰上闊綽的主兒或者公家的人，漫天要價，做冤皮生意。賣皮宣揚的是一種暴富的心理，人類要過上美好的生活必須靠辛勤的勞作，而不是出賣自己的身體髮膚。三姓村人對賣皮這一行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只能說明作者的價值導向出現了問題。同樣，三姓村女子需要錢則去九都做人肉生意。作品中藍四十為了給司馬藍籌錢做手術，帶著司馬藍大女兒藤到九都去做人肉生意。此外，公社盧主任決定退出翻地行動時，三姓村人想出來的辦法居然是讓司馬桃花和藍四十伺候盧主任，並且這種性賄賂居然生效了。司馬桃花的丈夫杜岩順利當上了公社的廚師，變成了幹部。盧主任在享受了黃花閨女藍四十后，居然又重新召回外村人幫三姓村翻了四百畝梯田的土。人們通過賣皮、賣淫等極端手段，謀求更多的金錢。為了追求物質的享受，放棄了人的尊嚴，成為了被金錢異化的生命。面對如此荒唐的舉動，作者沒有貶斥，甚至有所褒獎，認為這是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人身體的義舉。

（二）追逐權力與暴力

《日光流年》中的三姓人家都在追求權力，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爭當村長。從杜桑（杜拐子）——司馬笑笑——藍百歲——司馬藍，四代村長的更迭史就是權力角逐的遊戲。為什麼大家都要當村長呢？因為村長在三姓村擁有絕對的領導權。司馬笑笑就曾說過“我是村長，我就是王法……天上地下我都說了算。”每一任村長都打著讓村人“活過四十歲”的旗號聽自己的指令。杜桑當村長時使用的方法是讓村裡的女人不停地生育，生的比死的快。這一切的緣由是村長杜桑會接生，在不停的接生中他樹立了自己的威望，體現了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權力慾望的滿足。第二任村長司馬笑笑使用的延長生命的秘訣是種油菜，於是村民在人蝗大戰時拚命保護油菜而不保護莊稼，導致了三姓村的大飢荒，甚至在最後分種子保命時，司馬笑笑還不忘加上“明年還種油菜嗎？”回答種的村民才給分糧食。第三任村長藍百歲一上台就施行他的新主張：“把地里的土翻換一遍”到了司馬藍當村長，又變為挖渠引來“靈隱水”，原因是靈隱河邊的人能活一百多歲。

暴力是與權力相生相伴的，人類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力，往往就需要依靠暴力。《日光流年》里每一任村長都在靠暴力驗證自己獨斷專制的權力，尤其是司馬藍。為了挖渠工作的順利完成，司馬藍強行讓村人出錢出物，甚至規定男人賣皮、女人賣淫來掙錢修渠。誰不去修渠“自己上吊死在皂角樹上也行，讓捆在樹上吊打也行”，“誰家敢不出錢，喝靈隱渠一口水，我把他一家人的門牙敲下來”，大 豹、二豹、司馬鹿、司馬虎成了司馬藍的爪牙、打手，靠暴力維護著村長的權力。

暴力的濫用還體現在對於女性的蹂躪上。女性歷來是一個弱勢群體，封建社會形成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女性成為了男性的附庸，她們除了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要承受精神上的侮辱與損害。三姓村每一任村長都擁有著對女性的特權，杜桑借接生之便看光了所有村人的老婆；司馬笑笑當村長時與藍百歲的妻子杜梅梅私通；而藍百歲當村長時同樣霸佔了原村長司馬笑笑的妻子杜菊；司馬藍想當村長的首要理由就是“我要找兩個媳婦哩”。司馬藍為了鞏固村長的地位最終娶了自己不愛的杜竹菊。雖然竹菊當牛作馬地伺候司馬藍，給他生了三個女兒，但換來的卻是司馬藍的拳打腳踢。司馬藍愛著藍四十卻又處處利用藍四十，從肉體和精神上給了她無盡的戕害。

閻連科曾說過：“我兒時崇拜我們村長的權力，希望自己長大后能夠當上一個村長，掌握一個村百姓的生殺大權。”至高的絕對的權力是閻連科個人的追求，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實現，但他在寫作中不自覺地融入了這一理念。權力和暴力籠罩在三姓村裡，“笑貧不笑娼”“金錢權力至上”等扭曲的價值觀支配著村人的生活。人們靠無尊嚴地販賣身體獲取金錢，把追求權力視為唯一實現人生價值的方式。面對這些錯誤的價值觀，閻連科沒有進行批判，反而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產生的社會負面效應不言而喻。

政治反諷化

文學作品與政治意識形態是密切關聯的，《日光流年》也不能脫離時代。雖然三姓村是無行政歸屬的三不管地域，但外界的政治運動還是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村人的生活。作品中對政治事件沒有進行直接的描寫，只是通過三姓村人外出的活動進行了間接的講述。作品中提到的真實事件主要有人民公社化、大鍊鋼鐵、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等。閻連科在對這些政治事件的講述時用了反諷的手法。

三年困難時期：蝗災后，三姓村人出去逃荒，然而不過半月，就一戶不少都回來了，原來飢荒不見邊際，滿世界都遭著災難。大鍊鋼鐵：司馬藍帶著村人挨家挨戶搜尋鐵，把犁、鐵釘、鐵鍋、鐵環鐵扣鐵鎖等鐵物統統拿走，用十一擔鐵換回了一擔糧食。“文化大革命”：司馬藍帶領杜樁等人去賣皮，賣了皮等著人來結賬，結賬人卻“接過一捆包兒解開來，露出了兩打紅皮小書”。最終，他們沒有要回賣皮錢，賣皮最多的杜樁上吊而死。

1956 年後中國社會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中國特定政治環境下發生的。時代的殘酷是不言而喻的，作為經歷過這些事件的 50 後作家如實書寫也是可以的，但將政治揶揄反諷，用鼓動喧嘩的語言來描寫就會陷入政治泥沼。其實，閻連科是通過參軍才進入城市，改變了農民的身份，還提了干。作為一名曾經的軍人作家，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對其的影響應該比別的 50 後作家更加深刻，但在閻連科這裡卻背向而馳。不加節制的政治反諷滑向極端便會將作家導向虛無的“偽現實”境地，閻連科其後的作品不斷被禁也就不難理解了。

閻連科在《日光流年》中，將 50 年代生人經歷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在“神實主義”的掩蓋下進行了書寫，對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與現實存在進行了誇張放大，是經不起時間的驗證與推敲的。另外，閻連科對西方現代荒誕寫法的狂熱追求也影響了他的創作。骨子裡的東方化與寫作形式的西方化生硬拼接讓他的創作變得不倫不類，既丟失了傳統小說田園牧歌式的美好，也沒有學到西方現代小說的荒誕精髓，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恐怖怪誕的風格。

閻連科的創作不符合這個時代的審美，也是導致閻連科與現實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當別的 50後作家經過時間的洗禮后逐漸回歸與徹悟，他卻仍像一個鬥士一樣不停地挑起戰爭。這種極致的創作與當代社會提倡的“和諧”背道而馳。閻連科把經自己誇大化的死亡、苦難赤裸裸地不加修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他的小說到處充盈著消極、落後、扭曲的思想，突顯出其個人對世界的荒涼疏離之感。他總是以絕望的筆來書寫這個並不絕望的世界，將現實世界的苦難擴大化。在光明與黑暗的抉擇中，他自覺地站到了黑暗那邊。真實是文藝作品的靈魂，但過猶不及，超越真實的作品同虛假作品一樣令人生厭。“神實主義”的噱頭並不能掩蓋其“偽真實”的本質。

索源體

《日光流年》在文體上採用了倒放式的結構，王一川在《生死遊戲儀式的復原—<日光流年>的索源體特徵》中將這種文體稱之為“索源體”，“所謂索源體，就是指按時間上的逆向進程依次地倒敘故事直到顯示其原初狀況的文體”。小說以司馬藍的一生為線索，從他的死亡回溯到他的出生，展示了司馬藍的整個人生歷程，用富有魅力又具有幽默感的語言描述了這種時間的倒流，如“盛旺的樹葉縮回到了芽兒，壯牛成了小犢，一些墳墓里的死人，都又轉回到了世上，司馬鹿、藍三九和竹翠也都又回到了娘的肚裡”。這種索源體結構模式蘊涵的是作者人生輪迴的天命思想和對人生原初意義的探尋，從死亡回溯到出生的逆序敘述也深刻地傳達出作家的人生思索。作者在《日光流年》原版自序中說“所謂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麼？誰都知道那是一次枯榮，是枯榮的一個輪迴”。人生來不及思考就要走到盡頭，“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無所謂人生終極要達到什麼目的，渾渾噩噩，貪婪無比，到了想到這些的時候，已經是三十大幾，已經直奔了四十歲的門檻，”由此可想，作者將三姓村人的年齡設在四十歲包含了作者自身的思考，三姓村人在開始思考人生原初意義的時候死去，之前都只是為了權力、慾望而活，這樣的人生荒誕的、毫無意義的。

語言魅力

《日光流年》是一部帶有濃厚的命運悲劇色彩的小說，三姓村人為抗拒喉堵症付出了巨大代價卻不免失敗的結局令人嘆惋，但小說讀起來卻未能讓人感覺到一絲凄楚悲涼，這正是由於小說語言的力量。小說在語言上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語言暴力。作者對醜陋事物的描寫形象逼真，對讀者產生強烈的衝擊力和震撼力，形成獨特的審美感受，如寫司馬鹿賣腿皮之後走在路上褲筒里的蛆蟲一粒粒掉下來的情節，寫司馬藍看到被遺棄的殘娃被烏鴉啄食的情景。作者以冷靜客觀的局外人的態度進行敘述，卻使他說的一切在讀者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第二，方言的運用。小說使用了豫西耙耬山間的日常生活語言，如：儒瓜、教火院、冤皮生意等，並為它們作了註釋，這種註釋體以一種雜亂的民間話語敞開了一個鄉土世界，而這種方間土語傳達的是與世隔絕下的三姓村人特有的價值觀念和人生體驗。三姓村人認為他們活不過四十歲的原因是由於“命堵”，為了“命通”，他們前赴後繼去賣皮，才做了“冤皮生意”，表現了他們對於人生無奈的自我安慰。

第三，通感的修辭手法。作家用通感的手法來體驗事物，表達多種事物之間的關係，充分調動各個器官，將一個器官的感受置於另一個之上，這種寫法給讀者造成陌生化的感受，例如小說中以聽覺寫視覺：“死就像雨淋樣終年朝三姓村嘩嘩啦啦下”，這樣的例子在小說中俯拾皆是。通感使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事物聯繫在一起，也使三姓村人苦難的人生得到更透徹的表達。

生存悖論

小說設置了多個二元對立的元素，這使文本時時存在悖論。

首先，命運與抗爭的二元對立。活不過四十歲是三姓村人的天命，為對抗命運他們做出種種努力，然而抗爭註定是徒勞的，當三姓村人在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卻引來了黑臭的污水時表現了生活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他們對命運做出的抗爭“正如人在墳墓里拿頭去撞那墓門一樣，愈是用力，愈是死得快捷”。

其次，物質與精神的對立。小說中村長是權力的象徵，司馬藍、藍百歲、司馬笑笑為了爬上權力的寶座以生命的名義許下承諾，權力傾軋下的底層民眾面對權力也只是逆來順受。司馬藍以承諾讓村裡人活過四十歲得以到達權力的頂峰，然而他違背了向藍四十許下的誓言；司馬笑笑與村人之間的契約打破后只能選擇以身飼鴉向村人贖罪；藍百歲用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個人的失敗象徵著權力成空。司馬藍終於在他四十歲的時候“想通了自己該怎樣活，權力並不等於能活下去”，於是他“抱著腐臭的四十睡著了，天長地久地睡著了”。活過四十是三姓村人的精神追求，而所有努力的失敗證明這種追求是無法實現的。

最後，生與死的二元對立。三姓村人為了能夠活著賣人皮、做人肉生意，甚至為生而死，似乎他們看重的是生，事實上為了生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又違背了這一命題，由此形成了生與死的悖論。為了與飢餓做鬥爭，人們挖野菜、撿螞蚱、捉老鼠、捕烏鴉，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狀，村長司馬笑笑為了節省口糧將二十七個殘娃的生命遺棄，這樣的向生而死具有反諷意味。三姓村人為了活著如此踐踏自己的生命與尊嚴，最終還是不能逃脫宿命，人生的所有努力在命運面前都微不足道。作家意在通過作品探求人生的原初意義，同時也展示了民族生存的最真切的原始形態，具有現代性。在命運面前人的力量總是微弱的，儘管人總是拼盡自己的全部能力與命運做掙扎，可死亡就是消失。三姓村人終不免走向死亡，可他們在面對命運表現出的堅不可摧的韌勁是一種民族的精神。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在他的作品里．《日光流年》是我印象里最好的佳品。小說作為一種命運的暗示，幾乎涉及到了鄉村社會所有的厄運。怪病、蝗蟲、饑饉、淫行、惡權等等，一幅幅慘不忍睹的畫面，述說著千百年的百姓擺脫不了的光景。不過有時作者的不動聲色的勾勒，卻顯得異常刺激，比如藍四十被主任佔有的那場戲，就撼人心魄。整篇作品顯得含蓄、朦朧而肅殺。彷彿一切都緣於宿命。在死亡和寂寞中，那些為擺脫苦難的一切生命的進行，都無所謂光明與黑暗。閻連科的世界是悖謬糾葛的世界，在小說里，他寫出了魯訊式的富言，其實這也無意中重疊了新文學的一個傳統。

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日光流年》是一部荒誕而凝重、奇異且含義深邃的文本，足以供研究者披閱其艱澀，探索其本義。全書充滿了一種緊張感，喜劇化的悲劇和悲劇化的喜劇的處理方式，以及把愚昧神魔化、奇幻化、誇張化的手法，殊為難得。

閻連科，1958年8月出生於河南洛陽嵩縣田湖瑤溝，中國當代作家，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冼為堅中國文化教授席、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1985年，在河南大學政教系畢業。1991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7年，發表中篇小說《年月日》。1998年，發表長篇小說《日光流年》。2003年，發表長篇小說《受活》；同年，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2006年，發表長篇小說《丁庄夢》 。2008年，發表長篇小說《風雅頌》。2011年，長篇小說《四書》在港台地區出版。2013年，出版長篇小說《炸裂志》 。2014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2016年，出版長篇小說《日熄》 。2018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20年，獲得第七屆紐曼華語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