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島淳良

新島淳良出生於日本東京。他在第一高等學校中途退學。戰後不久協助倉石武四郎以東京大學為中心創辦中國語講習會。1948年參加中國研究所工作，1953年在中國研究所從事中國教育狀況的研究。1954年與竹內實一起發表《中國群眾性文藝活動》的專題調查報告。1955年參加中國研究所組織的“中國的思想鬥爭”調查研究。1955年—1958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教育部分的編寫。1959年任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副教授。1959年—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1960年在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上作了《論中國語現代語法》的報告。1964年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日本等備會。1965年—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1966年出席中國研究所“文化大革命與新聞報導”座談會。

1968年參加中國研究所組織的“中國革命委員會若干理論問題討論會”。1969年參加中國語學研究會《中國語學辭典》的編寫，並任《現代中國》主編。同年參加中國研究所主持的“毛澤東思想與日本的學生運動專題討論會”。1972年參加《中國的革命與文學》的編譯。1973年辭去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教授之職，參加山岸會，專事中國研究。

新島淳良在東京大學自主講座介紹“中國的大學與紅衛兵”之後，冠以“紅衛兵”銜頭的日本青年學生的革命組織，便如雨後春筍，不僅有北田他們這樣自發的小團體，還有高中學生的解放組織等等。這些日本的“紅衛兵”，也相信馬克思“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和毛澤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學說，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他們自製火藥，用獵槍武裝自己。東京的“山谷紅衛兵”，高呼“趕走剝削者！解放山谷”的口號襲擊了山谷警察署，燒毀警察的自行車，打碎建築物的高牆。甚至有一些“紅衛兵”勇敢地衝擊了美國大使館，乘大使館警戒不嚴之際，爬上大使館的房頂，揚起懷中早已準備好的紅旗達十分鐘之久。彈弓、糞便都成了打擊美國大使館的武器，連撒尿都要衝著美國大使館的方向。這些熱衷於日本革命的年輕人，還給毛澤東寫信，宣誓終身以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為己任。他們中的有些人發誓要解放全人類，為此，他們打算去中國學習游擊戰術以支援世界革命。

在研究毛澤東思想時，島淳良認為，毛澤東“既不是一個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個學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個技師式的革命家”。

新島淳良參加了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特別是研究《論持久戰》 。通過研究毛澤東的這部著作而成為國際上有影響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評論家。新島淳良等就是通過研究《論持久戰》而成為世界軍事理論界的權威學者的。

新島淳良在研究（1966年版）《毛澤東的哲學》認為：“毛澤東列舉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項為人類實踐的主要活動，這是毛澤東的獨創。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都是人作用於對象、變革對象，而科學實驗則是以認識對象為目的。毛澤東把科學實驗列入實踐之中，並且把它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並稱為‘三大革命運動’，其意義在於：第一，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認識及認識方法放在了辯證唯物論的一個正確位置上；第二，把科學家的活動放在人類社會實踐之中的一個正確位置上”。

新島淳良在其《毛澤東辯證法的一些問題》一文中認為：“毛澤東是實踐型哲學的發現者，對於他的實踐哲學來說，認識的出發點是人們的社會實踐，而不是客體，更準確些說，不是物。這意味著毛澤東實踐型哲學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反映論’不同，即毛澤東的實踐型哲學不是把人的思想、意識看作鏡子照映事物那樣存在的反映，而是把這些東西看作是實踐中的一個過程，因而否定只有一個固定的理論空間的思想”。

對毛澤東建黨思想若干問題的研究方面，新島淳良既肯定了毛澤東建黨思想是對列寧主義的繼承，同時也認為二者有差異。他認為，“階級和階級鬥爭在中國存在這一觀點和黨的建設理論都是從列寧主義繼承下來的，但在實踐方面，中共與俄共有差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的入黨標準和列寧主義黨的標準不同，如果說列寧建立了理論主義式的黨，那麼毛澤東就是從日常生活革命化了的人為中心創建了黨，可以說這裡有決定性差別”。

在研究《實踐論》時，島淳良曾說:“《實踐論》克服了以前只考慮到集團在歷史上被制約性、而迴避個人在整個實踐中的責任的想法，開闢了一條糾正把作風中表現出來的一切自覺的個人責任全部推給集團和'無錯的黨'的傾向的道路。因此，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高度重視個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還在於他科學地解決了在集體實踐中最棘手的問題即個人推卸責任的問題。此外，毛澤東還專門號召全黨同志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整頓學風、整頓黨風、整頓文風，以"去掉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新島淳良的《劉少奇批判筆記》等著作中，把劉少奇當作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的敵人加以描述。

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永福支部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小冊子。新島淳良在小冊子里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殺的看法，作為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一個原因。對此，引起了人們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島似乎為了對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就“南京大屠殺”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全文刊於同年出版的八月號《情況》中，題目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殺》，而且歸納了幾個要點，同樣刊於八月號的《新評》中，題目為《立體結構——南京大屠殺》。日軍對無辜南京市民的殘暴行為，新島淳良於一九六七年在南京曾聽說過，他也做了記錄：屠殺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在西邊的漢中門附近，出現了活埋的情況。把幾萬人分幾次埋於土中，使他們窒息而死。當時倖存的伍長德，後來站在東京審判的證人席上。在市中心繁華的馬路上，約有一千個人排成一行，被點火焚燒。對逃走的人，就地槍決。在市中心，即人民廣場一帶，許多青年被吊在電線桿上，火從下面燒上來，把他們活活燒死。還有許多青年被剝得精光，給澆上硝酸、硫酸后死去。

新島淳良根據當時曾在日本軍的俘虜收容所里被役使的謝金龍這個人提供的證詞，他介紹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俘虜收容所所長森田中尉的指揮下，有一百個俘虜死於細菌試驗。”

新島淳良在《毛澤東的哲學》一書中寫道：“毛澤東思想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領導人的共同思想。”宇野重昭也指出：“毛澤東思想與其說是毛澤東個人的東西，不如說是中國民眾在革命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結論都先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新島淳良先生在譯書後記中寫道：“《高玉寶》這部小說，是告訴我們，日本軍國主義如何可惡，日本人民心須記住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

主要有：《毛澤東的信仰和傳統》、《毛澤東著作語言研究》、《我的毛澤東研究》、《毛澤東的哲學》、《實踐論》、《劉少奇批判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