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夢

為紀念創刊三周年，1939年9月上海《西風》雜誌第37期刊出以“我的……”為題目的“現金百元懸賞徵文啟事”，約定“舉凡關於個人值得一記的事，都可發表出來”，要求“內容要實在，題材要充實動人”。時年18歲的張愛玲遂寫了一篇一千三百字的《我的天才夢》應徵。此文雖尚不及張後來的作品來得老辣，但用語之精警，初現端倪，如末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已成人所共知的名言。

對於這篇少女佳作獲獎的前前後後，張愛玲也是記掛有加，多次解說。

70年代她編《張看》時，在《天才夢》的末尾加了一段“附記”：“《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到了1994年12月，在她的文學生涯即將結束之際，台灣《中國時報》授予她第十七屆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張愛玲為此寫了《憶〈西風〉——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得獎感言》，舊事重提，更明確地表示對當年《西風》徵文評獎結果的強烈不滿。據張愛玲回憶，徵文寄出后不久，《西風》雜誌社通知她“得了首獎，就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誰知等到收到正式公布的“全部得獎名單，首獎題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記得了。我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也就等於西風所謂‘有榮譽地提及’”。張愛玲還指出：“《西風》從來沒有片紙隻字向我解釋。我不過是個大學生。徵文結集出版就用我的題目《天才夢》。”張愛玲不諱言她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說此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隔了半個世紀還剝奪她第二次得獎“應有的喜悅”，讓她十分“怨憤”。

有人這樣評張愛玲的《我的天才夢》：

張愛玲早期作品中，我最喜愛的一篇(即是散文《天才夢》)。十九歲的張愛玲，對於自己生命過程深刻的自省。

她在文中微微吐露的，難以隱藏的抑鬱氣質。

種種特立獨行的性格，都使她在未來的道路上崎嶇難行。(儘管當時她自己都還不知道。)

張愛玲在天才夢的最後，寫道：「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句話成了所有張迷的經典台詞，朗朗上口。卻也預示了張愛玲本人困頓掙扎的一生。

有人說，張愛玲在《天才夢》一文中，展現了極度成熟的漢語造詣，並且清楚展現了她獨特的文字和語言風格。

張愛玲散文《天才夢》全文：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劃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個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里演奏。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輝煌，壯麗），“melancholy”（憂鬱），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里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違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 自己處處受痛苦。”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帘；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 出手摘樹頂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