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新潮社”前期成員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何思源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集會及後來的一些愛國鬥爭。同年秋，何思源考取官費留美生。1921年冬華盛頓會議開幕，中國人民要求大會討論山東問題。何思源作為中國留美學生代表成員，會見中國出席會議代表，要求據理力爭。會議期間，何思源撰寫《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過》一文，寄回國內《東方雜誌》發表。1922年秋，何思源去歐洲。次年，入柏林大學研究經濟。1924年到巴黎。期間，撰寫《國際經濟政策》一書。1926年冬回到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192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6月，被任命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改組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參與策劃在山東“清黨”。1928年4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副主任兼法科主任。1928年5月到濟南。6月1日，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在泰安成立，馮系將領孫良誠任主席，何思源任國民黨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在他長期主持山東教育工作期間，任用之人，多為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東教育界匯聚了不少人才。

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籌辦國立山東大學，並組成由何思源、魏宗晉、陳雪南、趙畸、王近信、彭百川、楊亮功、楊振聲、杜光塤、傅斯年、孫學悟等11人組成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工作。在籌備過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將國立山東大學設在青島，取得教育部長蔣夢麟的同意，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將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改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除接收原省立山東大學外，並將私立青島大學校產、校舍收用，籌備國立青島大學，何思源負責具體工作。

在任期間，何思源還竭力保證各大學校的思想自由與學術獨立。1929年，山東曲阜省立第二師範演出了《子見南子》的獨幕劇。這讓孔氏家族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該劇玷污了孔聖人的形象，向南京國民政府控告校長宋還吾，要求禁演該劇。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經過何思源的斡旋，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場爭論背後，其實蘊含著學術自由與學術專制的較量。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何思源，站在了學術自由的這一邊。與這件事異曲同工的還有他保護胡也頻、丁玲夫婦的往事。

上世紀30年代，胡也頻來到濟南省立高中擔任國文教師。教學期間，胡也頻大力宣傳現代文學、普羅文學，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很多青年學生，季羨林當時就是胡也頻的學生。很快，胡也頻的舉動引起了國民黨黨部的注意，此事驚動了韓復榘。韓復榘原本打算逮捕胡也頻，但在何思源的勸說下，最終放棄了這一行動。何思源的這一行為，讓人想起伏爾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教育之外，何思源也致力于山東農村的鄉村建設。在他的幫助下，梁漱溟、晏陽初等人多次來到山東，梁漱溟以山東鄒平為據點，展開了鄉村建設運動。

“七七事變”的爆發打亂了何思源建設山東的美好夢想。他必須起來與日寇鬥爭。抗戰期間，何思源的老同學羅家倫曾概括出抗戰的一個奇特現象:“武人沒有降將，文人偏有漢奸。”羅家倫的概括很深刻，但也有例外。至少，山東的抗戰情形與羅家倫概括的恰好相反。

抗日戰爭爆發后，在魯北一帶組織部隊與日本侵略軍作戰。1944年12月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率部接受偽省政府和“敵偽財產”。

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何思源早在1945年6月便秘密入魯，並在9月1日返回濟南。何思源返回濟南后，先是把遠在阜陽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機關遷回濟南，接收了國民黨控制下的山東日偽政權，並委派了專員、縣長。與此同時，何思源還盡量把國民黨地方部隊收於麾下，收編了日偽武裝，擴大了武裝力量。

1946年(民國35年)，國民黨山東綏靖統一指揮部成立，以王耀武為主任，何思源、龐鏡塘為副主任。（王耀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10月調任北平市市長。1948年秋，被免去北平市市長職務。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發起平津戰役。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談判首席代表，為促進北平的和平解放積極奔走，因此遭到國民黨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兒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傷。但他不畏強暴，堅定地與其他代表同到前線與中共代表談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澤東說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

何思源的這一抉擇，或許與他對經濟制度與國家的認知有關。在留學時代，何思源一直主張計劃經濟，而蘇聯正是計劃經濟的典範，這讓何思源對新政權的經濟政策抱有期待。何思源在《回憶我的一生》中說:“我在美國上了三年大學，自感一事無成。1922年轉赴歐洲，先到德國學習。在德國三年，學習經濟和政治。我覺得美國的自由經濟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他們的思想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國家沒有政策和計劃，而德國政府對社會經濟干預較多，人民也有服從國家管理的習慣。我對經濟政策和計劃問題發生興趣，想寫一本書。”後來，何思源真的寫了一本《經濟統制論》,宣傳計劃經濟。

除此之外，何思源一直是國家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個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國家。他認為:“自由是民族之自由，不是個人之自由。”何思源的這種對國家的認知，與胡適的主張截然對立。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適寫道:“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何思源主張“捨己為國”,最終他選擇了留在國內。而胡適則主張“哪裡有自由，哪裡才是我的祖國”,最終，胡適選擇了離開中國，遠赴美國。

新中國成立后，何思源多次擔任政協委員，還翻譯了許多名著，並多次對台灣民眾廣播，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積極奔走。

他前半生從政，但念茲在茲的還是教育、讀書；後半生做翻譯，在消遣歲月的同時，未免將家事國事天下事埋在了故紙堆中。在讀書上，何思源對計劃經濟的迷戀，未免顯得有些一廂情願。畢竟多年以來，相當多的人認為我們在建國后的所謂“災難”、“貧窮”、“落後”……很大程度上源於計劃經濟的政策。

新中國成立后，何思源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與國事。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至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委員等。

他先後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全國政協會刊編輯部從事編譯工作，發揮其精通英、德、法、俄4種外語的特長，筆耕不輟，譯著甚豐。60年代初，出版的譯著已達16部，其中有《哥白尼與太陽中心宇宙系統》《凱綏·克勒惠支》《卡爾·馬克思》《保思·郎之萬》《近代中國外交史》等。同時還致力於《法華字典》《德語文法》的編纂工作，並撰寫了8萬多字的文史資料。他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台灣早日回歸祖國積極奔走。

1982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故事背景

抗日戰爭來臨的時候，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手中沒有一兵一卒，本應隨政府機構一起撤到大後方，但他沒有走，選擇了留在山東堅持敵後抗戰。

在長期的抗日準備下，何思源清楚日軍在山東佔據了幾條鐵路線上的一些城市，距鐵路十幾里的縣城仍由中國人控制，幾乎在敵後各地方都有地方部隊進行抗戰，這些部隊勢力有大有小，性質也不一樣，彼此常為爭奪地盤和給養發生矛盾衝突，但在民族大義上是一致的，因此敵我雙方的優勢與劣勢，他成竹在胸。許多地方武裝的領導，何思源都認識，有些人就是他訓練出來的學生，因此，他擁有一支堅持抗戰的骨幹隊伍。

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黃河北岸，在鵲山向濟南市打炮。堅定而沉著的何思源組織起省教育廳的幹部，分組帶隊，沿途設站，指導和幫助逃難的老百姓，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在魯北，人們對何思源充滿愛戴和尊敬。“老廳長”三個字成為人們對何思源的專稱，婦孺皆知。愛屋及烏，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廳的人，即使是在土匪、偽軍佔領的地區也可以通行無阻。日本人則恨透了何思源，曾動員山東、河北兵力幾千人，幾百輛汽車，分幾路大舉掃蕩魯北。所有日軍都帶著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將他處死。但是處處有中國人，處處是中國心。日本人有時與何思源當面走過，也沒能認出他，抓住他。幾年裡，何思源帶領游擊隊東奔西跑，轉戰魯北平原，經歷了日寇的討伐、掃蕩、經濟封鎖和政治瓦解，在山東人民的保護下他總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國人，育有四個子女。抗戰期間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義的何夫人獨自帶孩子住在天津的義大利租界。

1942年，喪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過義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質。這時，最小的女兒何魯美才6歲，最大的兒子何理路也才只有12歲。他們威脅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長、山東的省長任他選，否則就處死他的全家。更為毒辣的是他們揚言要派軍隊包圍何思源的駐地，把他的妻兒綁赴進攻的日軍之前。

得知日本人擄走妻子兒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憤莫名。但是他以民族大義為重，絕不向敵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識使他異常準確地判斷：此事雖是日本人所為，但義大利也參與其事。

而何宜文是法國人，法國政府決不會袖手旁觀，這就牽涉到中、日、意、法四國，況且國際公法有禁止用婦女、兒童作人質的規定。知識就是智慧，他決定：此事得鬧大，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形成國際糾紛，讓日本人有所顧忌，才不敢輕易地下毒手。何思源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留給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給魯北地方武裝將領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決不屈服，抗日到底的決心。目的是表明態度穩住軍心民心。然後，他一面電告國民政府，要求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義大利政府提出嚴重交涉，抗議義大利政府為虎作倀，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給別國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慶等地積極活動，向報館、教會、團體、學校、慈善機構及各國領事揭露此事，廣造輿論。指斥日軍不顧國際公約，在戰爭中以婦女兒童作人質的暴行，嚴正聲明義大利租界當局參與了這一暴行，負有嚴重責任。何思源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魯北各地的義大利傳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個秘密地點軟禁起來。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屬被害，所扣押的義大利人也將沒有人身安全保障。

何思源利用各方關係施加壓力，迫使日本人放了妻兒。

他的行動很快就見效了，在天津的義大利教會曾受過何思源的幫助，他們首先埋怨意租界當局不該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義大利大使也著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蠻幹，立即去找日軍總司令。有些大漢奸也批評日本人：“這一手太不高明！”重慶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寵惠與法國政府、義大利政府商量，由義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質。

日本侵略者人質在手，一面用飛機散發勸降何思源的傳單，妄圖渙散瓦解魯北軍民的抗日決心。一面派人送勸降信給何思源，信中還附了一張照片：一身戎裝的日本憲兵隊長小林愛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們身後，猶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何思源沒有拆信看，在一次為抗日陣亡的張營長舉行追悼的大會上，他當著全體軍民面把日軍的來信舉給大家看，他說：“日本鬼子想讓我去當他們的省長、部長，是瞎了眼！真無恥！這封信我沒拆，更不屑看。”說著就當眾把信給撕得粉碎。他接著說：“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動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從義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義大利要人！我們堅決抗戰到底，如果有人胡說八道，就以漢奸治罪！”最後何思源堅定地說：“他們還送來一張照片，我留下作證，將來拿住日本憲兵，好對照治罪。”他的副官是徐希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