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智慧

群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是由Peter Russell(1983),Tom Atlee (1993), Howard Bloom (1995), Francis Heylighen (1995), Douglas Engelbart, Cliff Joslyn, Ron Dembo, Gottfried Mayer-Kress (2003)與其他理論家共同描述，是由許多的個體合作與競爭中所顯現出來的智慧，它看似有自己的思想。

集體智慧是一種共享的或者群體的智能，它是從許多個體的合作與競爭中湧現出來的。集體智慧在細菌、動物、人類以及計算機網路中形成，並以多種形式的協商一致的決策模式出現。對於集體智慧的研究，實際上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屬於社會學、商業、計算機科學、大眾傳媒和大眾行為的分支學科——研究從夸克層次到細菌、植物、動物以及人類社會層次的群體行為的一個領域。這個概念也經常出現在科幻小說中，它被當作為聯結物種和生化人的心靈感應。

上述定義來自侯世達（1979）、彼得·羅素（1983）、湯姆·阿特利（1993）、皮埃爾·列維（1994）、霍華德·布洛姆（1995年）、弗朗西斯·海拉恩（1995年）、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克里夫·喬斯林、羅恩·德姆博、戈特弗里德·梅爾-克瑞斯（2003年）以及其他理論家的著作。集體智慧被諾曼·L·約翰遜稱為共生智能。

集體智慧（CI）也可以定義為某種形式的網路化，即網際網路，它是由通信技術的進步而引發的。Web 2.0 實現了交互性，因而用戶可以發布自己的內容。集體智慧憑藉這一點來提高現有知識的社會共享。Henry Jenkins，一個在新媒體和媒體融合領域的主要理論家，依照他的學說，集體智慧可以歸因於媒體融合以及共享文化。集體智慧不僅僅是所有文化在信息數量上的貢獻，同時，它也是質量上的貢獻。

一個CI的先驅，George Pór，他將集體智慧定義為“通過分化與整合、競爭與協作的創新機制，人類社區朝更高的秩序複雜性以及和諧方向演化的能力”。湯姆·阿特利和George Pór說明“集體智慧還包括實現單一的關注點以及標準的衡量尺度，以提供適當的行動門檻”。他們的方法植根於科學界的隱喻。

列維和de Kerckhove從大眾傳播的思考方法來考慮CI，集中網路信息及通信技術的能力去提高社區知識庫。他們認為，這些通訊工具可以使人類既方便又快速地進行互動、分享與合作（Flew 2008）。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和廣泛使用，對於那些以社區為基礎的論壇，例如維基百科，為它們做貢獻的機會大於以往任何時候。通過對資料庫的集體訪問，以及允許他們“利用蜂巢”，這些計算機網路給與參與用戶存儲和檢索知識的機會（Raymond 1998; Herz 2005 in Flew 2008）。對於人和計算機所組成的群體，在麻省理工學院集體智慧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人員，他們研究和探索這些群體所具有的集體智慧。

集體智慧的概念最初來自於昆蟲學家William Morton Wheeler的觀測。表面上，獨立的個體可以合作得如此緊密，以至於變得和一個單一的有機體沒有什麼區別。在1911年，Wheeler看到這樣的協作過程在螞蟻身上起作用，它們表現得像一個動物的細胞，並且具有集體思維。他稱之為更大的生物，即聚集的蟻群看起來形成了一個“超有機體”。

1912年，愛米爾·塗爾幹將社會確定為人類邏輯思維的唯一來源。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他認為，社會組成了更高的智能，因為它在時空上超越了個體。

集體智慧來自於弗拉基米爾·維爾納茨基（Vladimir Vernadsky）的“智慧圈”概念，以及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腦”概念。對其所作的深入研究在近來逐漸增多，例如Pierre Lévy撰寫了同名的一本書，Howard Bloom撰寫了《全球腦》（另見全球腦概念），Howard Rheingold撰寫了《聰明行動族》（Smart Mobs），而Robert David Steele Vivas則撰寫了《智力的新技能》（The New Craft of Intelligence）。依據信息的法律和道德來源，後者介紹了把所有公民當作為“智力民兵”的概念，如同能夠創造一個“市民智慧”。它使得公職人員和公司經理保持正直，並且把“國家智能”的概念放在腦中（以前關心間諜和保密）。

1986年，Howard Bloom 把細胞凋亡、并行分散式處理、群體選擇以及超有機體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以形成一個關於集體智慧如何工作的理論。後來，在計算機生成的的“複雜適應性系統”和“遺傳演演算法”（由約翰·霍蘭德所開創的概念）方面，他又進一步表明該怎樣來解釋集體智慧，例如那些競爭的細菌菌落和競爭的人類社會。

蒂姆·伯納斯-李，作為萬維網的開發者，他建造該網路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全球範圍內的信息交流與發布。之後，他的老闆開創了可供免費使用的WWW技術。在90年代初，網際網路的潛力仍然沒有被利用，直到90年代中期，由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的負責人Dr. J.C.R. Licklider所提出的“臨界質量”，它需要網際網路更加方便、實用。因此可以說，集體智慧背後的動力是信息與通信的數字化。這是因為，超鏈接的存在使得搜索和創建網站、網頁變得更容易，而知識則能夠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被建立。

David Skrbina提到，“群體意識（group mind）”的概念是從柏拉圖的泛心論（panpsychism, 即精神或意識是無所不在的，並且存在於所有的物質中）概念衍生出來的。他遵循“群體意識”概念的發展，這是由霍布斯所闡述的，同時與霍布斯的利維坦有關。利維坦起到一個統一實體的作用，並且可以當作Fechner的人類集體意識的論點。他認為塗爾干是最著名的“集體意識”擁護者，並且認為德日進是超過其他任何人的、詳盡闡述了群體意識的哲學影響的思想家。

最著名的集體智慧工程是政黨，它動員了大批人來制定政策，選舉候選人，以及資助和運作競選活動。軍事單位、工會和企業僅關注小範圍的事務，但是卻可以滿足一些名副其實的“CI”解釋——最嚴格的定義將需要有能力對很隨意的條件作出反應，並且在這些條件下沒有嚴格限制行動的來自“法律”或者“客戶”的命令或指示。另一個例子是像BootB 和DesignBay這樣的在線廣告公司，它們使用集體智慧以繞過傳統的營銷和創作機構。

即興演員也體驗到一種類型的集體智慧，他們稱之為“群體智慧”。

另一種形式的集體智慧是學習者產生的背景。其中，一組用戶協作marshall現有資源去創造一個生態環境，以滿足他們的需求。而需求往往（但不僅限於）與共同配置、共同創造和共同設計一個特定的學習空間有關，這個空間允許學習者創建自己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習者產生的背景相當於一個特設社區，它可以在一個信任的網路中促進集體行動的協作。

對於學習者產生的背景，在網際網路上也許可以發現最好的例子，一群協作的用戶將知識集中起來，進而形成一個共享的智能空間。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作為一個共享的公共論壇，因而有了集體智慧的概念。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網際網路的全球易用性和可用性使更多的人發表他們的想法，以及去訪問這些協同的智能空間。（Flew 2008）

如果我們在科技方面衡量智能，那麼螞蟻社會則比人類以外的任何其他動物表現出更多的智慧。螞蟻社會能夠從事農業，實際上包括幾種不同的形式。有些螞蟻社會飼養了多種形式的牲畜，例如，有的螞蟻為了“擠奶”而餵養和照顧蚜蟲。Leaf cutters照看真菌，並且運送葉子來餵養真菌。

不管怎樣，多數人都同意，維基百科是一種完全表現出集體智慧的媒體。它是一個幾乎可以在任何時候由任何人改變的百科全書。這個觀念被稱為“維基經濟學”，是由Don Tapscott 和Anthony D. Williams在他們有著類似名稱的書中提出的。他們引用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內容：“‘維基經濟學’是新的力量，它將人們聯合在網路上，以此來建立一個巨大的腦。”通過這個應用，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並創建了術語“產用合一者”或者“產銷合一者”。

在遊戲中可以看到更多集體智慧的例子。一些遊戲，例如《模擬人生》、《光環》和《第二人生》，它們被設計為更加地非線性，並且為了擴展而需要依靠集體智慧。這種交流方式正在逐漸演化，同時影響著當前和未來幾代人的心態。對於他們來說，集體智慧已成為一個規範。

新媒體經常與集體智慧的提高與增強聯繫在一起。新媒體能夠輕鬆地存儲和檢索信息，這主要通過資料庫和網際網路來實現。而對它來說，這允許它被毫無困難地共享。因此，通過與新媒體的互動，知識很容易在信息來源(Flew 2008)之間傳遞，進而導致一種形式的集體智慧。互動式新媒體的使用，特別是網際網路，促進了在線互動以及在用戶之間的知識傳播。

在這種情況下，集體智慧常常與共享知識相混淆。前者是廣泛的提供給所有社區成員的知識，而後者則是被全體社區成員所了解的信息。

相比協同智能，Web 2.0所代表的集體智慧只有較少的用戶參與。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媒體，或者特別是主要媒體不能提升智能，因為主要媒體在充分處理複雜問題方面固有的無力，例如環境危機。參見《IRG解決方案——等級制度的無能以及怎樣來戰勝它》（The IRG Solution - hierarchical incompetence and how to overcome it, 1984），討論了主要媒體和政府類型的等級組織。該書認為，集體智慧只能從巨大而非正規的人際互動網路中湧現，而媒體對此卻幫不上忙。

網際網路和移動通訊的增長也突出了“集群”或“約會”的技術，使按需開會或者甚至是約會成為可能。這種技術在集體智慧和政治成就上的全面影響尚未顯現，但反全球化運動在活動的前中後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簡訊以及其他的方式。Tom Atlee，一位既參與理論活動又參加政治活動的理論家，他量化了一個受過訓練的基礎，即在這些事件和政治需要之間推動它們的連接。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以更加新聞化的途徑來做到這個，甚至在維基百科里有一些時下這種事件的報道。

很可能這種資源在未來可以結合成一種形式的集體智慧。它僅對當前的參與者負有責任，但是具有來自於幾代貢獻者的強烈的道德或語言方面的指導——或者甚至是採取一種顯然更民主的形式，以此來推進一些共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