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福斯特·斯諾

1907年生於美國猶他州塞達城。

1931年8月來到中國，在中國，他們先後結識了宋慶齡與魯迅，從而改變了“來中國看一眼就走”的初衷，隨之便毅然投身到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解放事業之中。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國華北。這期間，埃德加·斯諾夫婦住在北平家中的小客廳，成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一些進步學生的聚集場所。地下黨員們在斯諾家裡商量了“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並把12月9日、16日兩次大遊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遊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外國記者，並聯繫外國記者採訪。斯諾夫婦在遊行當日跟著遊行隊伍，認真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

1937年，海倫。斯諾歷盡艱難，獨自訪問延安，採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並廣泛接觸了陝甘寧邊區的戰士、工人、農民、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學生，她身穿軍裝，要不要化妝海倫。斯諾思考了很久，最終既沒有補妝，也沒有把原來的口紅擦掉。根據採訪，她寫出了《紅色中國內幕》（即《續西行漫記》）一書黨和解，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放區。雖然埃德加和海倫在事業上都是目光敏銳，才華橫溢，而且相互密切合作，配合默契。但他們由於在性格、氣質和對生活的態度上有所不同，終於在1949年離婚。離婚那年，海倫42歲。但她終身沒有再婚，名字中始終保留著“斯諾”這個夫姓。其後，海倫用筆名尼姆·威爾斯(Nym Wales)繼續寫作。

海倫的後半生專註於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機上，她總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關於中國的。但受朝鮮戰爭和麥卡錫時代的影響，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沒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倫對此不以為意，她對時常前來探望她的中國學者安危說：“我的書不是為出版商所寫的，我是為了中美兩國青年人所寫的。”

在康涅狄格州的麥迪遜鎮，埃德加·斯諾用《西行漫記》所得稿費買下了一座建於1752年殖民地時代的古老農舍，那是一座幽靜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駁的外牆上爬滿了英格蘭青藤。從1949年起，海倫就一直住在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進養老院。

晚年的海倫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濟金生活。她沒有子女，每周有一位護士家訪一次，平時沒有人照顧；身體也不好，床頭就放著氧氣瓶。從中國來的客人經常為她的窘迫生活而難過不安，願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資助，但海倫每次都予以拒絕，她說，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海倫晚年曾獲得兩次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在訃聞中說，斯諾夫人研究中國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為中國展示了美好的未來，因為引領這一社會主義的，是中國歷史性的高尚道德觀念。

1932年冬天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婚。

1997年1月11日，海倫·福斯特·斯諾在睡夢中靜靜地離開人世，享年90歲。

會晤宋慶齡

1932年，海倫·福斯特·斯諾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號會晤了宋慶齡，這是她與孫逸仙住過的老家。

海倫回憶說：“孫夫人親自來門口接我，一手抓住項圈，抱著那隻碩大的德國種牧羊狗。她同我握著手，那烏黑溜圓、極其動人的眼睛直視著我，好象她原是出來接一位朋友，結果卻接著了一個敵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馬上展露笑容，臉上現出少女般的笑窩，這樣的笑窩，她是不在公開場合的照片里出現的。她的微笑是她極其吸引人的習慣動作，是謙遜而奇異的微笑，同時又是那麼機警，使人覺得她臉上有點要捉弄人的神態。她的臉龐圓圓的，動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蘇珊娜的臉。”

“我們在客廳坐下。客廳的小壁爐架上，懸掛一幅很大的孫博士遺像，雄視整個房間。房間里有幾張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國式樣。我注意到椅上放著厚厚的繡花沙發椅墊，坐上去非常舒服。孫夫人對我的穿著顯得很感興趣的樣子，並說，這是很漂亮的美國時裝。”

海倫認為，孫夫人的打扮從無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於她自己非凡的鑒別力。孫夫人天生情趣高潔。她自然很有教養，有著女性的溫柔優雅的天賦。她的舉止同上海暴發戶的粗俗形成的鮮明對照是驚人的，雖然宋家有著同暴發戶一樣複雜的經濟背景。孫夫人像她的母親，生就一副儒家婦女懿範，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國南方衛理公會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國南方的尊貴小夫人，溫文爾雅而又活潑甜美。

一二·九運動前後

1935年，斯諾夫婦居住在北平崇文門內蘇州衚衕里的盔甲廠13號。斯諾夫婦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他們十分關切中國的命運，熱情支持和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當時正是一二·九運動前夕，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華北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華北之大，已經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愛國學生們義憤填膺，呼籲抗日救亡。此時，斯諾夫婦家成為了北平愛國進步學生常去的場所。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陳翰伯，以及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而這些人正是後來發生的“一二·九”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在斯諾家的小客廳里，學生們商議給孫夫人寫一封信，表示抗日救亡的決心。斯諾完全贊同，並表示願意把信代轉到孫夫人手裡。於是，學生們用英語起草信稿，由海倫打了出來。信里陳述了學生們的抗日情緒和心中的苦悶，並向夫人請教：怎麼辦？後來，信由正好住在斯諾家的史沫特萊女士帶往上海，交給了孫夫人，並很快收到了孫夫人的回信。她在信中讚揚了學生們的愛國精神，並說：你們要有所表示，你們要行動起來！

青年學生們在斯諾家裡商量了“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並把12月9日、16日兩次大遊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遊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外國記者，請他們往國外發電訊，並聯繫駐平津的許多外國記者屆時前往採訪。

遊行當日，斯諾夫婦則在和其他外國記者跟著遊行隊伍，認真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斯諾給紐約《太陽報》發出了獨家通訊，在這家報紙上留下了有關“一二·九”運動的大量文字資料和照片。斯諾還建議燕大學生自治會舉行過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學生們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北平淪陷后，斯諾夫婦在自己的住所里掩護過不少進步學生，幫助他們撤離北平，參加抗日游擊隊或奔赴延安。

訪問延安

西行漫記背後的秘聞：真正到過延安的是斯諾夫人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如探險家一般進入陝北保安（今志丹縣），成功地採訪了一批中共領袖和紅軍指揮員。紅葉染霜時節，斯諾回到了他在北平盔甲廠13號院中的家。面對從陝北根據地帶回的一大堆珍寶般的照片與文字資料，尤其是毛澤東本人珍藏了多年委託斯諾帶回北平翻印的早期照片，夫婦倆開始討論如何將它們整理出版介紹給世界。“可惜，我沒有來得及見到朱德等其他一些傑出的紅軍將領。”斯諾一邊翻閱他為毛澤東拍攝的照片，一邊不無遺憾地說道，朱毛，朱毛，兩者不分離。“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也到蘇區去一趟。”海倫斬釘截鐵地說道，“我要把你沒來得及訪問的人物採訪回來！”

1937年4月下旬，海倫悄然離開北平，歷盡艱險到達陝北延安。在延安近5個月的時間裡，海倫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採訪到的紅軍領導人的情況，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諾離開蘇區后與中共紅軍勝利會師的紅二、四方面軍的指揮員。她採訪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還為其中的34人寫了小傳，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了5次難忘的長談。她的採訪，不僅大大充實了丈夫正在撰寫、修訂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而且還寫成了堪與《西行漫記》相媲美的姐妹篇《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3本書。

1939年，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出版。在此之前，書稿就已被譯成中文秘密流傳開來。只是，這時斯諾的名字已被各種反動勢力視為洪水猛獸，為了書籍能順利出版，海倫只好取了一個筆名：尼姆·威爾斯。

越洋頒獎

1991年，中華文學基金會將第一屆“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頒發給海倫·斯諾。

當年秋冬之交，基金會會長張鍥赴美向海倫頒獎。海倫拿出一份當年9月30日的《中國日報》，指著上面一篇題為“畢生熱愛中國”的寫她的文章，提高嗓門說：“這不是一個畢生熱愛的問題，而是我研究中國的結果”她說，從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兩人小組，任務只有一個：從事實中來了解中國革命的真相，並得出自己的結論。無論她以前寫的還是現在寫的，都不過是獨立思考、客觀報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