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紀錄片《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類型：紀錄片

長度：92分鐘

時間：2006年

導演：顧桃

製片人：馬麗

攝影：顧桃

剪輯：周宇，丁若水，王騰可

中國北部的大興安嶺，有一支頗為傳奇的民族——使鹿鄂溫克。 300年前，他們來自更北方的西伯利亞。他們世代以打獵和飼養馴鹿為生，擁有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

他們喜歡喝酒，酒後也會鬧事，他們喜歡馴鹿，因為馴鹿是他們的生活。他們用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演繹一個民族的傳統，也哭訴著敖魯古雅文化消逝的悲哀。喜歡敖鄉的那位藝術家，更喜歡經常酒後鬧事的柳霞。藝術家最珍貴的就是自己畫完的話，立刻就燒掉，他不同於世俗，不同於另一類最正常的藝術家，他的畫，給天看，給地看，給月亮星星看，也給自己看，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追求的是真正的藝術，不做金錢的奴隸。

2003年，他們走出大山，搬進政府所建的定居點，禁獵也隨之來臨。失去森林和獵槍的鄂溫克人深感寂寞，部分族人回到山上，重新開始傳統的生活。時光悄悄流逝，鹿鈴聲也漸漸遠去……那片曾經熟悉的森林還會屬於他們嗎？

不得不承認的是，顧桃導演實在不容易。他喜歡回歸自然式的生活，因為在他心中那是自由的象徵，那是最淳樸的記憶，那裡的人最真實，不用演示自己的憤怒和嫉妒，這就足夠了。他們的生活，不亞於沈從文先生在《邊城》里中的美麗。我們現在的生活，不就正是因為缺少那中單純和真實嗎？

顧桃拍片的初衷是出於理性，但影像卻非常感性，彷彿任何技巧和規則都不再重要，紀錄純粹為了讓狩獵部落的最後森林時光在膠帶上自然地流淌。他就是在捕捉，就像曾經以狩獵為業的鄂溫克人捕捉獵物一樣，捉住這些瞬間：鄂溫克人原先的生活方式被徹底扭轉，他們失去了獵槍，失去了森林，失去了馴鹿，失去了野性，失去了像童年一樣純真簡單的生活。而這個消失自然會有一個過渡，這部紀錄片展現的即是這一“過渡”，等時光不留情地蔓延到“樺皮船駛進了博物館”的時刻，他們只能在醉眼中回味過去。這部紀錄片無疑具有高度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意義，也許技巧和表面的節奏都不重要，因為不缺少靈魂。

敖魯古雅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河市，這裡的居民屬於鄂溫克族雅庫特部落，就是一般所謂使鹿鄂溫克。他們世代以打獵和飼養馴鹿為生，有著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2003年，在不容置疑的政策中，他們走出了大山，搬進了政府所建的定居點，禁獵也隨之而來。一些人無法適應山下的生活又回到了山上，繼續過他們本民族自己的生活。柳霞就是這樣一名使鹿鄂溫克婦女。

上世紀90年代，柳霞的丈夫酗酒墜崖。她開始極度酗酒，每天醉醺醺的，被認為不適合撫養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兒子被送到內地讀書。她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她可以在公共場所大聲地評價薩達姆、本·拉登；下火車時，“拿一下！警察！”——讓警察幫她拿東西；她看誰不順眼就打誰，往死里打……但同時，她還是一個紮根於大自然的詩人，馴鹿輕輕地舔她的臉；她喝酒時對著小狗說，“干！”她隨口都能朗誦出動人的詩篇——“太陽是我母親，月亮是我父親，星星是我兒子，天上都是我的。我能看到什麼，鹿，馴鹿。我還能看到什麼，雪，下雪……”

片中還有幾個特別可愛的人，他們的每個動作每句話都讓人回味。他們隨手採摘野蔥入餐，“大自然就是這麼隨便，蔥都滿地跑”。他們訓練獵狗，“警察不能抓狗吧，狍子是狗抓的”。然而，等待他們的命運又會是什麼呢？

顧桃，1970年出生在內蒙呼倫貝爾，2000年開始《蒙古表情》的拍攝(15000張蒙古人肖像組成的成吉思汗 觀念攝影）；2001-2003年《正在消逝—“船”主題攝影》；2005年開始《敖魯古雅·敖魯古雅……》（紀錄片）；2005開始《我的身體你做主》（紀錄片）；2006開始《呼麥北京》（紀錄片）；2006開始《中國行為》（紀錄片）；2006開始《中國宋庄》（紀錄片）；2007開始《神·翳》（紀錄片）；2007開始《雨果的假期》（紀錄片）；2008開始《托河 托河》（紀錄片） ；2008開始《最後的犴達罕》（紀錄片）。

我理解的紀錄片一定要有生活經歷或者經驗。開始拍攝時我有過那種偷窺感，但是一段時間之後，成我自己的生活了。他們每個人都那樣有個性，他們表達自己的方式又很不同——對愛，對生死的態度。他們信東正教，有意無意地都讓我一下子就進入到那個群體。我突然找到了表達的方式。之前的困惑、難過、落寞、那種沒有方向的痛苦，一到了敖魯古雅就完全化解了。所以並非是去做這個片子有多興奮，而是自然而然地一年一年，一個季節一個季節就這麼生活下來了。

一般紀錄片或者人類學的電影總是難免擺脫不了對於時間的空間化，即總是把一些落後族群的現在視為“我們”的過去，考察落後地區的當代生活，成為觀察“我們”過去的一種手段，但是本片卻充滿了現實的關懷與幽默。

誰都可以看出，使鹿鄂溫克人的生存狀態是不容樂觀的，千百年的傳統在他們這一代似乎就要斷掉了，他們將脫離血脈相連的大自然，在山下住千篇一律的樓房，從事機械而重複的勞作。其實他們狩獵是非常有原則的，母獸和幼獸從來不捕殺，他們捕的是老弱病殘。影片中似乎暗示其他偷獵者造成了現在的生態危機，政府禁獵禁的應該是這些偷獵者，鄂溫克人是受害者。其實，這種傾向是不客觀的。鄂溫克人的下山是一種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是不是可以說，鄂溫克人生活的變遷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產物，也是現代性不可分割的伴侶，同時是秩序構建和經濟進步必然的副作用。因為每一種社會秩序都會使現存人口和他們生活的某些部分成為“不合適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們需要的”，而經濟進步必須要貶低一些曾經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會剝奪倚靠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謀生手段，比如鄂溫克人與大山和森林唇齒相依的狩獵勞動。

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和更精鍊集中的勞動生產與消費，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有關鄂溫克人經歷的這種變遷的痛苦，我們在烏熱爾圖或者薩娜的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是除了留下一些歷史的記憶以外，誰也不能給出解決的辦法。政府的決策顯然是英明的，但是這並不能解脫當事人的痛苦，也許這是社會進程中無法克服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