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溫克語

鄂溫克語（Ewenki language）由於歷史的原因形成的三個方言區，海拉爾方言主要分 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鄂溫克族自治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鄂倫春自治旗、阿榮旗和黑龍江省的訥河縣等。鄂溫克人中有80%使用海拉爾方言。二為陳巴爾虎方言，主要分佈在陳巴爾虎旗。三為敖魯古雅方言，主要分佈在額爾古納左旗。

鄂溫克語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通古斯語支。分佈在中國內蒙古省的鄂溫克族自治旗、陳巴爾虎旗、額爾古納左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阿榮旗、鄂倫春自治旗、扎蘭屯市以及黑龍江省的訥河縣。使用人口約1.7萬（1982）。

分3 個方言：①海拉爾方言，主要通行於鄂溫克族自治旗；②陳巴爾虎方言，通行於陳巴爾虎旗；③額爾古納方言，通行於額爾古納左旗。牧區通用蒙古文，其他地區通用漢文。在國外，鄂溫克語分佈於俄羅斯，稱作埃文基語，使用人口約1.2萬（1979）。另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約有1000人使用這種語言。語音方面，有8個短母音：i、□、□、a、o、□、u、□，有10個長母音：i□、□□、e□、□□、□□、a□、o□、□□、u□、□□；母音根據搭配特點，分陰性母音和陽性母音兩類。母音和諧以性屬和諧為主，以唇狀和諧為輔。

輔音有15個：b、p、w、m、d、t、n、l、r、□、□、j、□、x、□。輔音有大量同化現象，因此在詞中常出現長輔音。語法方面，名詞的格較多，半數以上表示方位或兼表方位的意義。賓格、方位格各有兩個，分別表示動作的對象和方向是確定的還是泛指的。動詞有人稱形式。副動詞根據帶不帶領屬附加成分，分為人稱、反身、不變化3類。句型的特點是動詞謂語句比體詞謂語句多。動詞居於句尾。辭彙中反映畜牧生產方式的詞較多。構詞手段主要是派生法，其次是合成法。有來自漢語和蒙古語的借詞。

①詞的語法意義主要靠在詞幹后加各種附加成分表示。②名詞有格、領屬範疇。有幾種表複數的附加成分，可以加在指人的名詞后，也可以加在指物的名詞后，如 n?#91;xun-i∶l“弟弟們”，扵ɑddɑ-∫ɑl“許多松樹”。格比較多，半數以上的格具有方位或兼表方位的意義。賓格、方位格各有兩個，表示的意義有細微的差別。如賓格表示具體而明確的對象，不定賓格表示泛指的對象，如bi∶（我）?#91;ri（這）婖r婖tt婖-w婖（草，賓格）xɑd1m1（割）“我割這片草”；∫i∶（你）婖r婖tt婖-j婖（不定賓格）xɑd1xɑ∶“你割草吧”。領屬範疇分人稱領屬和反身領屬兩種。③和大部分滿—通古斯語不同，第三人稱代詞是由指示代詞替用（試比較鄂倫春語：n悥ɡɑn1n“他”，n悥 ɡɑrt1n“他們”）。④動詞有人稱形式，人稱附加成分起源於共同滿-通古斯語的人稱代詞。副動形式動詞根據帶不帶領屬附加成分，可分為人稱副動形式、反身副動形式和不變化副動形式，如∫i∶（你）ulikki-∫i（走，人稱副動形式），bi∶（我）ulimi“你走的話，我也走”；bi∶n?#91;n∫?#91；∶-扵i-wi（去）m悥r1nbɑ（馬）?#91;mu∫u∶（帶來）“我去了以後順便把馬帶來了”；bi∶ulimi?#91;t?#91;mi（能）“我能走”。⑤由動詞充當謂語的主謂結構，主語和謂語在人稱和數上是互相呼應的，如bi∶（我）?#91;m?#91; ɡi∫u∶（去，單數第一人稱）“我回來了”。動補結構里，補語和動詞依靠格附加成分連接，如ur?#91;-tixi（山，方向格）ul掵?#91；∶“朝山上走去了”。表示領屬關係的結構，兩項之間在人稱和數上也是互相呼應的，如tɑnn1（他們）xE∶nɑ-n1n （飼草，人稱領屬複數第三人稱）“他們的飼草”。不表示領屬關係的限定結構，結構成分之間或者靠附加成分連接，如（xaxara“雞”）tu∶r?#91;r?#91; （叫）?#91;rin（時候）“（雞）叫的時候”；或靠詞序：定語位於中心語前，如bɑjɑn（富）b?#91;j?#91；（人）“富人”。

①有關畜牧方面的詞很豐富。如牲口因年齡或公母的不同，叫法也不同：t悥∫xɑn“牛犢”，it?#91；∶n“二歲牛”，ɡ悥nɑn“三歲公牛”，ɡ悥n扵 1n“三歲母牛”，dono∶n“四歲公牛”，don扵in“四歲母牛”，t婖∶l婖n“五歲公牛”，t婖∶l扵1n“五歲母牛”。②除了固有詞以外，還有一定數量的借詞，如∫婖嬜k婖“窗戶”，ɡu嬜∫?#91；“公社”等來自漢語；x?#91；∶ltulɡ?#91；“配種站”，a扵1l“工作”等來自蒙古語。③構詞手段主要是派生法，其次是合成法，如悥nɑxɑn“手指”+xt悥n乛悥nɑxa(n)xt悥n“戒指”，x?#91;wun“棉花”+t?#91；∶乛x?#91;wu(n)t?#91；∶-“發糠”；ɑx1n（哥哥）n?#91;xun（弟弟）“朋友”，?#91;din（風）+tɑnɑn（吸）“傷風”。

外國的語言學專家、學者較早就開始了對鄂溫克語的研究。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最早對鄂溫克語進行研究的外國學者是俄國語言學家亞歷山大·卡斯特倫（M. Alexander Castren。又譯阿里克桑德爾），他在對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通古斯諸語言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於1856年撰寫出《通古斯諸語語法教科書》。接著是俄國語言學家伊萬諾夫斯基（A. O. Ivanovsky），他利用自己在19世 紀50年代所做的索倫鄂溫克語實地調查資料，於1894年撰寫 了《索倫語與達斡爾語》，其中也對索倫鄂溫克語做了分析。該書稿於1982年由G·卡拉（G．Kala）整理后在布達佩斯出版。可以說，這兩項研究成果向世人較正式而客觀地介紹了鄂溫克語語音、辭彙、語法結構等方面的基本特徵。

20世紀初，俄羅斯著名的阿爾泰語言學家波普（H. H. Poppe）把對索倫語進行的田野調查材料整理成142頁的俄文版《索倫語調查資料》，並於1931年在列寧格勒正式出版。該書由索倫鄂溫克語會話資料和俄語意譯、索倫鄂溫克語辭彙、索倫鄂溫克語語音特徵分析、索倫鄂溫克語有關語法特徵分析等內容構成。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40餘年時間裡，外國對鄂溫克語的研究成就不太顯著，似乎沒有外國專家、學者到鄂溫克族居住地區進行過田野調查或實地研究工作。不過，值得提出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分別培養了林賽（美國）、格林伯爾（美國）、津曲敏郎（日本）、風間伸次郎（日本）、金周源（韓國）、楊虎嫩（芬蘭）等從事鄂溫克語研究的人才。正是這些後起之秀，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鄂溫克語所進行的研究獲得了相當重要的學術成就。他們多次到鄂溫克族人的生活區，對鄂溫克語以及各方言做了較全面、系統的田野調查，收集了鄂溫克語語音、辭彙、語法以及方言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整理和理論分析，陸續公開發表了一些成果。下面分別介紹在此階段對鄂溫克語研究做出貢獻的外國專家、學者和他們的主要科研成果。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東方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阿爾泰諸語言專家楊虎嫩（Juha Jan hunen）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多次到中國內蒙古鄂溫克族生活地區，對莫日格勒鄂溫克語和敖魯古雅鄂溫克語進行了實地調查，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用英文撰寫了《滿洲里地區通古斯鄂溫克語》一書，於1991年在赫爾辛基出版。楊虎嫩教授在書中主要對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語音系統、辭彙特徵以及有關形態結構進行了描寫、分析。該書由緒論、語音、詞法、形態變化、特殊辭彙等內容構成，還附有參考書目、縮寫詞、辭彙索等。他認為，莫日格勒鄂溫克語有6個長短母音和l7個輔音。據楊虎嫩教授分析，莫日格勒鄂溫克語是受布里亞特蒙古語影響較大的一種語言，莫日格勒鄂溫克語的許多語音成分同布里亞特蒙古語的語音系統存在相同之處，儘管如此，該語言還是保留著自己原有的語音特徵。該書的中心主要放在對莫日格勒鄂溫克語的語音結構系統的分析方面。楊虎嫩還發表了《鄂溫克語的未來》等學術論文。

日本語言學家福田昆之於1988年出版了其撰寫的《日本語和通古斯語》一書。書中主要討論了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通古斯諸語同日本語的基本辭彙間存在的共有現象及語音對應關係和語義關係，同時還論述了有關語法形態結構方面存在的共性。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日本語跟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滿一通古斯諸語屬於同一個語系之學術觀點。日本北海道大學的津曲敏郎教授和東京外國語大學的風間伸次郎副教授在1988年至2004年間，多次到鄂溫克族生活區進行實地語言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語音資料和話語資料。尤其是1988年夏季津曲敏郎和風間伸次郎對索倫鄂溫克語和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調查，1993年和1996年津曲敏郎對伊敏河流域的索倫鄂溫克語、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補充調查及對敖魯古雅河流域的雅庫特鄂溫克語的調查，2004年風間伸次郎對伊敏河流域索倫鄂溫克語的補充調查等，有著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

在豐富的鄂溫克語調查資料基礎上，津曲敏郎教授和風間伸次郎副教授等在日本用日文撰寫出版了《索倫語基本例文集》（津曲敏郎、風間伸次郎、朝克，1991年）和《通古斯語言文化論文集》（黑田新一郎、津曲敏郎，1991年）兩本書。《索倫語基本例文集》將索倫鄂溫克語的基 礎對話內容跟日語做了對照，還闡述了語法形態變化的基本成分。《通古斯語言文化論文集》對中國鄂溫克語的基本情況和使用狀況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此外，日本學者先後發表了《通古斯語的類型和差異》（津曲敏郎，1990年）、《關於通古斯諸語及相關語言的所有式和讓步式》（津曲敏郎，1992年）、《通古斯諸語言以及文化》（津曲敏郎，1995年）、《日本滿通古斯諸語研究概況》（津曲敏郎，1995年）、《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新進展》（津曲敏郎，1996年）、《關於鄂溫克語敖魯古雅方言》（津曲敏郎，1997年）、《近代化和語言變異—— 以通古斯諸語為例》（津曲敏郎，1997年）、《從通古斯諸民族的發展看現代化以及語言變異》（津曲敏郎，1997年）、《中國的通古斯諸語言》（津曲敏郎，2003年）、《關於通古斯諸語言方位名詞》（風間伸次郎，1993年）、《通古斯諸語言基本名詞》（風間伸次郎，1997年）、《通古斯諸語言基礎辭彙里的動詞和形容詞》（風間伸次郎，1998年）、《關於通古斯諸語言的確定賓格》（風間伸次郎，1999年）、《關於通古斯諸語言表示讓步的後綴》（風間伸次郎，2001年）、《關於通古斯諸語言動詞使動態的形態變化》（風間伸次郎，2002年）等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討論了中國鄂溫克語的語音、語法、辭彙及方言的有關特徵。但是，他們的研究重點主要在鄂溫克語的語音和辭彙方面。

同時，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者的鄂溫克語研究成果也比較重視，如津曲敏郎教授編輯出版了《朝克著（鄂溫克語基礎語彙集）英文索引本》 （英文版，1993年），為西歐學者使用《鄂溫克語基礎語彙集》帶來了很大方便。另外，日本北海道大學承擔的日本文部省的《中國鄂溫克族語言文化研究》項目（1988-1994年)的科研成果《鄂溫克語三大方言基本辭彙對照集》（朝克，1995年）以及《中國通古斯諸語基礎辭彙對照》（朝克，1997年）等，先後用日文在日本小樽商科大學出版。

或許受到以上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日本的東北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北海道大學、大阪外國語大學、筑波大學、神奈川大學、京都產業大學等紛紛立項研究鄂溫克語言文化。例如，由日本東北大學成澤勝教授主持的《古代通古斯研究》（1998-2001年）、筑波大學丸山宏教授主持的《索倫鄂溫克語言文化調查研究》（2003-2004年）、北海道大學津曲敏郎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資料分析研究》（2003年）、大東文化大學中島干起教授主持的《索倫鄂溫克語口語研究》（2003-2004年）、神奈川大學佐野賢治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言文化宗教研究》（2002-2004年）、東京外國語大學風間伸次郎副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話語資料整理及分析》（2003-2004年）、大阪外國語大學鹽谷茂樹副教授主持的《蒙語和鄂溫克語等共有詞尾研究》（2003-2004年）、京都產業大學池田哲郎教授主持的《通古斯諸語和東亞諸語言》（1997-1998年），等等。

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公開發表，例如《通古斯諸民族及其語言》（朝克，2002年）、《鄂溫克語及會話》（中島干起、朝克，2005年）、《蒙語及鄂溫克語等的共有詞尾》（鹽田茂樹，2004年）、《鄂溫克語會話資料》（風間伸次郎，2004年）等。《鄂溫克語會話練習冊》的“前言”中闡述了鄂溫克語和鄂溫克族人的基本情況以及鄂溫克語語音體系，“會話”部分包括問候語、家庭日常會話、旅遊會話、住宿會話、用餐會話、購物會話、就醫看病會話等內容，“附錄”中有鄂溫克語母音和輔音基本結構與特徵、鄂溫克語母音和諧現象與特徵、鄂溫克語音節及詞重音特徵、鄂溫克語辭彙特徵、鄂溫克語語法形態變化特徵、鄂溫克語特殊名稱特徵等內容。

為搶救保護鄂溫克族瀕臨失傳的語言，內蒙古組織專家學者編寫《鄂倫春語圖解詞典》，並籌備出版。詞典採用彩色照片、卡通、繪畫插圖等，圍繞達斡爾族歷史、文化、經濟、風俗、宗教、日常生活等30個主題進行分類，重點講解3000多個常見單詞和片語。每一詞條的文字解釋部分使用普及度較高的達斡爾語記音符號和漢文標記，讀音以達斡爾布特哈方言為標準。書後附有索引，方便讀者查閱。

內蒙古發揮鄂溫克族研究會的作用，在少數民族聚居區舉辦不同形式的語言會話培訓班，鼓勵中青年人、特別是中小學生學習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

通過現代科技手段錄製鄂溫克族語言的會話影像資料，將早期的錄音資料轉化為數字資料。發揮廣播電視的作用，舉辦廣播電視會話講座，普及這些瀕臨失傳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