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武器

智能武器能識別飛機、坦克、火炮、艦船及其他軍事設施；能從複雜的信號中篩選出有用的信號；能將搜集到的情報以文字或語言的方式彙報給控制中心；能“有意識”地尋找目標，判斷並首先攻擊對己方威脅最大的目標；能根據新的指令迅速改變攻擊新的目標。

高科技的孿生兄弟，智能武器裝備，是一種可不用人直接操作便能自行完成特定任務的武器裝備的系統。因其具有人的“智能”，所以，也有人把智能武器裝備形象地稱為有“思維”、“會聽”、“會說”、“會看”的武器裝備。

早在1947年，即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問世的兩年後，一些科學家就提出了“人工智慧”的概念，到1956年，這一術語被科學界正式首肯。

20世紀60年代初，在資訊理論、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及通信技術的推動下，出現了利用計算機軟體模擬人腦的信息處理系統，推出了體現智能行為的程序，並在美國生產出第一台實用型樣機。

1966年，美軍利用機器人“科沃”潛入750米深的海底，成功地打撈上1枚失落的氫彈，引起世界各軍事大國的關注。

1969年，美軍在越南戰場上利用機器人駕車成功地為運輸車隊排除險障，顯示了人工智慧巨大的軍事應用潛力。為了爭奪軍用高技高新的優勢，從70年代開始，一些國家紛紛進行人工智慧的開發。

70年代末，英國率先將研製出的“輪桶”機器人徵召“服役”。1988年，美國正式成立自動人工智慧中心，專門從事人工智慧軍事應用方面的研究。未來智能武器將採用第五代、第六代智能計算機進而開發研製第三代智能武器。

智能武器裝備的發展在經歷了60年代、70年代兩次高潮后，在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超微細工程技術等高技術群體迅猛發展的推動下，正向更高層次發展。

這種武器之所以比精確制導武器更先進，就在於它可以“有意識”地尋找、辨別需要打擊的目標，有的還具有辨別自然語言的能力，是一種“會思考”的武器系統。例如，智能導彈是在巡航導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在敵方上空自動搜索、識別、跟蹤目標並進行優化處理，根據目標特徵選擇最佳戰鬥部位實施攻擊，消滅一個目標后立刻轉向另一目標繼續攻擊，可在目標區上空持續戰鬥60分鐘。又如，廣域智能引信地雷帶有多功能感測器，可對目標的各種物理位置進行判定。當坦克進入距地雷半徑100米範圍時，即由微機控制發射智能子彈藥，先以35°仰角將子彈藥射出，爾後子彈藥在空中主動尋找目標，攻擊坦剋薄弱的頂裝甲。而智能化作戰，則是運用智能武器手段、廣泛實現高效指揮控制和靈巧精確打擊的高技術作戰形式。

軍事理論界普遍認為，智能武器將在未來軍事領域佔有重要地位。據統計，裝有智能系統的制導武器，在戰場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彈藥的命中精度將提高3倍；智能化的輔助指揮系統，由於熟知敵我雙方的指揮官思維習慣、性格脾氣和行為特徵，因而能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幫助指揮員判斷情況、定下決心、下達命令。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在建設21世紀軍隊的計劃中，都高度重視智能武器的開發和智能化作戰的研究。例如美國列入研製計劃的軍用機器人達100多種，並且一些部隊已經開始小批量裝備應用型軍用機器人。

智能軍用機器人，是能更多地模仿人的功能，從事較複雜的工作，執行多種軍事任務的機器人。據美國國防部調查報告預計，未來的智能機器人將有100多種不同的戰場應用。目前，世界上已經研製和列入發展計劃的智能機器人主要有反導彈機器人、欺騙系統機器人、排雪機器人、防化機器人、煙霧機器人、偵查機器人、反裝甲機器人、水下機器人、航天機器人等十餘種。

智能無人機，是一種無人駕駛，能自行完成偵察、干擾、電子對抗、反雷達等多種軍事任務的飛機。如德國研製的“克爾達”無人機，可以在目標上空連續巡航1小時，機體內載有炸藥、信號發射機、應答器等先進設備，即可執行電子干擾任務，也可誘敵發射導彈，進行特定電子偵察等任務。海灣戰爭中，美軍曾使用了多種型號的無人駕駛飛機，擔負偵察任務，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智能坦克，是一種由計算機控制系統、信息接收和處理系統、指令執行系統及各種功能組件構成的新智能坦克。質量只有普通坦克的十分之一。根據執行任務的不同，又可分為智能主戰坦克、智能偵察坦克和智能掃雷坦克三種。智能主戰坦克除具有較高的克服多種障礙物的能力外，還具有很強的火力和突擊力，能識別目標的不同特徵，判斷威脅程度並實施火力攻擊。智能偵察坦克裝有核、生、化探測器，紅外、音響感測器、激光測距機等偵察器材，能在64千米/時的速度下鑒別道路，區分人員與自然地物，繞過障礙物，探測地雷，繪製地形圖等。智能掃雷坦克可排除一次性觸發地雷，也可遠距離引爆感應地雷，一次作業能開闢8米寬、100米長的通路。

智能導彈，是一種能自動搜索、識別和攻擊目標的導彈。如美國研製的“黃蜂”反坦克導彈，該彈裝有一套先進的探測、控制設備。作戰使用時，由飛機遠距成批發射后，先超低空飛行，到達目標區可自動爬升上千米，俯視戰場，選擇目標，且互不干擾。若目標已有導彈跟蹤，後到的導彈就會自動尋找其它的目標以獲得最大殺傷效果。再如“海爾法”第三代反坦克導彈，採用了高靈敏度感測器和先進探測技術，能排除干擾，自動搜索、識別、鎖定和攻擊目標。

智能地雷，是一種能自動識別目標和控制裝葯爆炸，在最有利時機主動出擊毀傷目標的地雷，有人也把它稱作是“長眼睛”、“有耳朵”、“會判斷”的地雷。目前，該種地雷的應用項目已經達十餘種，其中比較典型的有自動機動地雷、遙感電磁地雷、自尋地雷、反直升機地雷、光電地雷等幾種類型。反直升機地雷有兩種：一種是布設在地面，能識別敵我的地空式定向反直升機地雷。當敵機飛到有效殺傷範圍內，自動裝置就會引爆地雷，以自鍛破片，摧毀在15~100米低空飛行的敵方直升機（航速在260千米/時以下）。還有一種地空式空炸反直升機地雷。它的工作原理與智能地雷相同，不同之處是，捕捉到目標之後，地雷的戰鬥部可發射至空中，在敵機身旁爆炸，用彈片來殺傷目標。

隨著智能武器裝備作戰部隊並廣泛應用，必將對軍隊的編成、作戰樣式與方法產生重大影響。首先，軍隊的編成將更加精幹。由於智能武器部分代替了人的工作，因而作戰構成將發生變化，直接參戰人員會隨著智能武器裝備的增加而減少，但對參戰人員的素質的要求將大大提高。參戰人員只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才能熟練駕馭智能化武器裝備，充分發揮其效能。其次，傳統的“直接參與”式作戰方式將被打破，信息對抗的地位作用將更加突出。由於智能武器裝備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系統集成，其中，信息的獲取、傳遞系統是它的“神經”，能快速精確地分析、處理信息的計算機是它的“大腦”。因而保護己方和破壞對方的信息系統，奪取控制信息權，就成為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

但是更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由於現在大國和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全球軍事競爭形勢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另一方面由於大國和大軍事集團之間的“規模化戰爭”是一種軍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相連動的總體戰，因此在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戰方面明顯出現了一種戰略化的動向。戰略智能武器是更高層次的人與各種技術手段的有機結合，其中“軟性智能武器”佔有很大比重。主要目標是在使己方儘可能“隱形化”的同時使對方“全透明化”，從而從根本上掌握戰略主動權，既可以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又可以在需要時打不對稱戰爭。

這種動向首先表現在對目標方軍隊全建制編成的全方位行為模擬。

前述智能化的輔助指揮系統，還只是戰役戰術層面的東西。其實大國和大軍事集團在智能化指揮方面已走得很遠，完全具備了對目標方軍隊各級指揮員、各軍兵種、各作戰單元的心理活動、行動特點、裝備和訓練程度、作戰預案及其調整、開進路線、集結和展開方式、聯勤保障、人員和裝備與作戰地域的氣象地理環境和民風民情的結合狀況等等的宏觀-微觀模擬，並且在最高指揮層智能化“兵棋推演”中加以演繹。這種涵蓋面很廣、滲透性很強、集成度很高、連動性很靈的全方位模擬，既仰賴強大的經濟實力、計算機技術海量處理能力的發展、以及大量智能化硬體的部署，也得益於長達數十年的跟蹤研究和經驗積累。通過這種使目標方軍隊“全透明化”的全方位模擬，智能化作戰的內涵就提升到了很高的戰略層面上了，完全超出了一般的首長司令部演習和敵情分析的範疇，它是大戰略與物質手段的高級結合方式。

這一點是軍事大國與中等發達軍事力量之間的重要區別，也是歷史上的戰爭與現代戰爭之間的重要區別。一般的實兵演習和模擬演習也要設置各種複雜情況，歷史上的戰爭也有許多深入分析作戰對手特點從而有針對性作戰的傑出範例，現在即使是友好國家也會相互分析對方軍隊、尤其是指揮官的特點。但它們與這種全方位模擬相比，仍是很有限、零散、或然的，原因就在於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戰手段的使用密度已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只有具備全時空解析各級思維活動與各單元微觀行為之間內在聯繫的能力，才使得掌握對方核心密碼成為一種帶有因果必然性的事情，而核心密碼智能破譯系統又使前者更加“透明化”。又如，由於有了不僅能掃描物體、而且能看到對方雷達群怎樣掃描和處理這些物體的智能雷達，才使得對方的雷達網全面“透明”。

其次表現在對目標方軍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動向的全方位實時監控和作用。

如前所述，大國和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博弈，總體戰的特徵尤為突出；現在軍事大國與中等發達軍事力量之間的重要區別，也表現在對目標方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作用能力上。因此，軍事大國的全方位模擬和博弈並不限于軍事系統，而是進一步延伸到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在戰略層面上掌握、作用它們與軍事行為的連動。

人們談得較多的是現代戰爭在空間上不分前方和後方，但也要充分注意更寬泛地理解它在時間上的不分平時和戰時，並且對經濟與軍事等等的關係也不應僅從戰爭潛力的角度去把握。事實上，現代戰爭不僅造成了逐步攻擊和漸次防守的戰役戰鬥程序的改變，出現了先縱深、后前沿、“中心開花”由內向外打的逆程序和戰場的各種非線性特徵，而且也使經濟戰與典型軍事作戰的時空特徵和界限劃分發生了變化。

現在，對目標方經濟活動的全面掌控和戰略遏制，已成為一種更隱蔽、更複雜的戰爭。而這種戰略行動離開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戰手段的高密度使用，顯然也是不現實的，相反更需宏觀、深入的全方位模擬來保障。現代智能武器同樣可以使目標方的所有顯性經濟活動“全透明化”，同時也能全方位實時分析各利益群體、投資和消費階層的心理曲線等等

對於人工智慧武器的作戰運用，還存在較大的分歧。

首先是自主程度之辯。部分學者認為，要進一步提升人工智慧武器的自主程度，令其在緊急情況下自主遂行目標打擊等任務。另一部分人認為，賦予人工智慧武器過多自主性，可能會造成誤擊、誤傷事件，而且，這些裝備在複雜環境下未必能做出最佳選擇。

其次是作戰效果之辯。有觀點認為，人工智慧武器可有效降低己方人員傷亡，最大程度增加敵方損失。也有學者以微型無人機和殺人機器人為例稱，上述裝備降低了獲取難度和使用門檻，敵方武裝人員可藉此實施非對稱打擊。

再次是作用發揮之辯。美軍“鷹派”人士認為，人工智慧武器的主要作用是“取代人類”，對敵方實施更大規模的打擊，但更多人認為，其主要作用應立足於協助人類，遂行後勤保障和維修保養等非作戰任務。

最後是思維倫理之辯。美國軍事記者西德尼等人認為，人工智慧殺傷武器無法做出“創造性抉擇”，對於倫理道德問題的把握與人類有較大差距。也有觀點認為，隨著科技水平的提升，人工智慧武器的“理性優勢”將進一步凸顯。

針對人工智慧殺傷武器的使用，美國國防部2012年曾頒布《國防部第3000.09號指令》。不過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武器系統被納入該指令的應用範疇。

對於人工智慧武器的未來，一些學者認為，“人機迴圈”的研發和運用模式將得以延續，未來人類仍將是人工智慧武器的研發者和主宰者，需秉持“嚴肅認真”的態度推動其發展。在發展過程中，人工智慧武器必須走“窄路”，將其使用範圍嚴格控制在防禦和反擊內，如擊落來襲導彈、快速計運算元彈落點、在狙擊手二次擊發前將其擊斃等。也有一些學者和軍方人士提出，人工智慧武器未必能給美軍帶來軍力優勢和戰略威懾，稍有不慎，還可能演變成大國間的軍備競賽。當前，中國等26個國家已承諾不研發殺人機器人，美國及其盟友尚未作出上述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