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視率

2018年，國家廣電總局組織廣播電視規劃院等10餘家單位完成了涵蓋有線電視、IPTV、網際網路電視的千萬級樣本規模收視調查技術實驗。

截至2018年底，收視綜合評價大數據系統匯聚了來自不同地域的2254萬有線電視用戶和1969萬IPTV用戶收視數據。新系統實時回傳的海量數據採集模式，極大地彌補了傳統數據採集方式的不足。

新系統將適應媒體融合發展和傳播格局、傳播環境的新變化，持續豐富電視收視數據來源，不僅全面覆蓋到有線電視、衛星直播、IPTV、網際網路電視以及網路視聽領域等不同傳播渠道，還提前預設了全國有線電視網路整合和5G移動應用大趨勢下的新定位、新模型。

一是跨設備，觀眾不僅用電視機觀看節目，還通過電腦、手機、平板電腦觀看；

二是跨平台，觀眾不僅通過地面廣播電視系統觀看節目，還通過有線電視、衛星電視、IPTV、網路電視等多種渠道觀看；

三是跨時空，觀眾不再是固定的時間地點觀看，還可以實現移動時間和移動空間觀看；四是跨形態，觀眾不僅可以進行實時觀看，還可以通過點播、回放等形式。

2020年4月，國家廣電總局發布了《廣播電視行業統計管理規定》，其中強調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干擾、破壞廣播電視主管部門依法開展的收視收聽率（點擊率）統計工作，不得製造虛假的收視收聽率（點擊率） 。

《中國電視收視率調查準則》規定，調查機構在確定樣本戶時，必須與樣本戶簽訂保密協議。

收視率數據採集方法有兩種，即日記法和人員測量儀法。

• 日記卡法

所謂日記卡法是指由樣本戶中所有4歲及以上的家庭成員，將每天收看電視的頻道、時間段隨時記錄在日記卡上，以獲取電視觀眾收視信息的方法。

以CSM使用的日記卡為例，日記卡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是收視率調查日記卡和日記卡專用夾。在收視率調查日記卡上有記錄樣本人員所收看電視頻道的代碼和收視時段的地方，一張日記卡可以記錄一名樣本人員一周七天的收視情況。日記卡法的記錄時段設定為15分鐘，即以15分鐘為一個記錄單位，當樣本人員在15分鐘內收看某一頻道的累計時間超過8分鐘時才可記錄。

訪問員每周一次上門收取已填好的日記卡，並給樣本戶留下下一周的空白日記卡，以記錄下一周的收視情況。

• 測量儀法

測量儀法是指用測量儀來詳細記錄樣本戶中所有4歲及以上家庭成員收看電視的情況，從而獲取電視觀眾收視信息的方法。電視頻道變化直接通過測量儀採集，沒有任何影響。數據可以精確到秒，可以準確反映收視變化。前一天數據在凌晨通過電話線或GPRS傳輸回CSM伺服器進行數據處理，第二天客戶即可以看到數據。CSM目前主要採用三種測量技術：DFM；Si-code；聲音匹配(Audio Matching)。

DFM(Direct Frequency Measurement)：是用於模擬電視信號進行測量的技術。收看不同頻道時，電視機高頻頭的本振頻率不同，測量儀通過測量電視機高頻頭輸入的本振頻率結合頻道對應關係掌握收看的頻道。

Si-code：是用於數字電視信號的一種操作性較強的方法，同時，準確度也是最高的。測量儀通過監測機頂盒輸出的頻道系統信息代碼(Si-code)結合頻道對應關係掌握收看的頻道。由於是機頂盒直接給出的工作狀態信息，不需要其它任何的轉換或識別，因此這種方式是最準確的。

聲音匹配(Audio Matching)：是同時可以用於模擬電視和數字電視的測量技術。通過記錄樣本戶家庭電視機播放的聲音信號特徵，與伺服器記錄的播出聲音信號特徵庫進行比對，掌握樣本戶正在收看的頻道。

另外，圖像匹配技術也可用於收視率調查，由於相比聲音匹配效果更差，CSM沒有採用此技術進行收視率調查。

調查機構（一般是獨立的調查機構，也有電視台自己做的）按照 樣本分佈選定一些用戶，付費安裝一些“監測設備”，用來記錄用戶的換台情況，定期搜集這些數據做出收視率統計，即時收視率調查一般是通過電話尋訪指定用戶得出的，這個速度較快，因為並不是隨機調查而是簽約的按照樣本分佈事前選定的指定用戶。在進行電視觀眾調查的同時中央電視台和一些地方電視台開始進行收視率統計工作。中國的收視率調查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僅用十幾年的時間便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目前我國的收視率調查，無論是在抽樣方法上，還是在調查技術上都已與國際最新發展保持同步。

收視率主要變數是收視人數和收視時間，所以任何能夠影響到收視人數的因素或者收視時間的因素都能影響到收視率。收視率是依據統計方法產生的，樣本選擇的改變，標準設置的改變也會影響收視率

• 地域因素

《劉老根》在東北的收視率高達22%，在南方卻只有幾個百分點。

• 季節因素

2002年的12個月中，前五個月平均收視率為3.66%，6月份是電視劇收視的低谷，只有2.82%。暑假收視率有了回升，並達到了全年的最高點3.85%。

• 時段因素

在收視上表現最好的則是19:00－20:00這個時段，收視率超過了5%，從這裡可以看出，時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電視劇的收視率。

• 頻道因素

同一部電視劇在不同頻道播出，它的收視率也不同。比如《橘子紅了》在甘肅一套（省級頻道）播出時收視率為13.97%，福建電視台電視劇頻道（有線頻道）播出時收視率為7.37%，中央八套（中央級頻道）播出時收視率為7.29%。

• 播出輪次因素

同樣在武漢地區播出的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第四部》，2002年10月份在武漢二套播出時收視率9.39%，而在11月份武漢四套播出時收視率不到4%。

導演郭靖宇揭收視率造假

2018年9月15日，導演郭靖宇公開發博揭露電視劇行業收視率造假，宣 稱其作品《娘道》播出前曾被某衛視要求購買收視率否則不予播出。郭靖宇稱自己沒有妥協，開播前還差點被陰。他還呼籲整個影視行業團結在一起，徹底清除假收視率毒瘤。隨後陳思誠、王長田、白一驄、陸川等眾多業內人士均聲援表示支持；9月16日，郭靖宇再度發博，表示感謝大家關心的同時也透露廣電總局領導及央視負責人已介入此事。

廣電總局就收視率問題展開調查

2018年9月16日，國家廣電總局發文表示，針對收視率問題的輿情和反映，已採取相關措施，並會同有關方面抓緊開展調查，一經查實違法違規問題，必將嚴肅處理。

如今，越來越多的電視劇在提供收視率時採用這樣的提法：某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僅次於《新聞聯播》，這種比較方法是否 具有科學性？

劉燕南認為，兩者沒有可比性，首先電視劇和《新聞聯播》不在同一個播出時段；其次，兩者面臨的不是同一個市場，《新聞聯播》面向全國，而更多的電視劇是區域性的，面向一個省或者一個城市，“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提法，主要是在大家的印象中《新聞聯播》的收視率很高，想以此來證明該電視劇的收視率很高，但最好不要做這樣的比較。”其次，劉燕南介紹，在某些地方，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可能高於《新聞聯播》，比如《還珠格格》在某些地方的收視率達到60%，因為《新聞聯播》是面向全國的，統計的基數太大。

那應該拿什麼數據作為某一部電視劇收視率的比較標準呢？劉燕南說，業內一般都是以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所播電視劇的收視率作為比較的標準，或者以某一部有代表性的、曾經創造過收視神話的電視劇作為衡量標準。

劉燕南指出，收視分析中另一比較常見的現象，是將收視率高低與內容好壞簡單掛鉤。當收視率走高或走低時，便時常可以看到諸如“這是因為節目內容好（或不好）”之類的斷言。一般來說，收視率與節目內容之間存在相互關係，後者對前者的變化通常具有很明顯的影響作用，但這不是絕對的。劉燕南說，衡量一個節目或者電視劇的好壞，不能用收視率作為唯一標準，還應該有滿意度的指標，“如果說收視率衡量的是量的因素，那滿意度衡量的則是質的因素，而且是更重要的因素。”據介紹，有的電視劇收視率很高但滿意度很低，甚至會出現大家都看一部電視劇但邊看邊罵的現象；有的電視劇收視率可能不是很高，但滿意度很高，比如《雍正王朝》，“以前我們不重視收視率，而現在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惟收視率馬首是瞻，這兩種情形都不對。”

其次是收視率也有造假現象。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張大炮曾在“2002中國傳播論壇—————中國電視劇傳播學術研討會”上痛斥假收視率的現象。他說自己所在的山東省一家電視台有一個欄目已經停播三個月了，但是收視調查公司根本不知道，依舊提供該欄目的收視率，而且收視率還高達30%。

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和AC尼爾森公司是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兩家 收視率調查公司。據業內人士分析，在電視收視率市場上，央視—索福瑞佔據了全國85%左右的市場份額，AC尼爾森公司佔據10%左右，另外兩家比較大的公司是AC尼爾森媒介研究和上海的廣播電視信息諮詢有限公司。業內人士經常會有這樣的印象，即使是同一地區同一時段同一部電視劇，AC尼爾森和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提供的收視率數據並不相同，有時還相差挺大。比如央視一套播出的《浪漫的事》，尼爾森的平均收視率是7%，而央視—索福瑞則為6%；又如2000年1月1日到9月23日杭州地區《新聞聯播》的平均收視率，央視—索福瑞提供的數據是22.1%，AC尼爾森為4.6%。究竟哪一個數據更加準確呢？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對於調查公司來說，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主要是因為測量手段不一樣造成的：日記法和儀器測量法的結果肯定會有差異，應該說儀器測量法更準確一些，日記法往往是通過事後回憶來填寫的，因此誤差會大一些，而人員測量儀數據可以精確到1分鐘，這樣得到的收視率就會低很多。此外，由於樣本戶數不同、採用的計算體系不一樣等，也會造成收視率不一樣，“一般來說，雖然數字不一樣，但趨勢應該是一致的，否則用戶就會糊塗了。”

• 國外調查

國際上比較有影響力的收視率調查公司主要有AGB尼爾森，還有一家美國的阿比創市場研究公司（Arbitron Company），英國的BARB(Broadcaster Audience Research Board Limited)，法國的TNS,Video Research Ltd（簡稱VR），加拿大的的BBM等。

AGB尼爾森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調查公司，1923年成立於美國芝加哥，是目前歷史最為悠久的從事視聽率調查的商業公司，1999年，尼爾森媒介研究被荷蘭的出版集團VNU（VNU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媒介和資訊公司之一）收購，從而獲得了更大的資金支持。2004年8月5日，下屬於Kantar媒介研究（Kantar集團是全球最大的研究、分析和諮詢網路之一，下屬於WPP集團）的AGB集團和尼爾森媒介研究宣布了合併的計劃，這一計劃將整合AGB集團所有的公司與尼爾森媒介研究全部自有的電視收視率服務，VNU和Kantar各佔50%的股份。通過此次合資，尼爾森得到了有力的技術支持。新的合資公司被命名為AGB尼爾森媒介研究，其收視率服務覆蓋的主要市場包括澳大利亞、中國、義大利、南非和英國。

阿比創市場研究公司成立於1949年，是一個從事媒介和市場研究的國際公司，為美國、墨西哥及歐洲的廣播、廣告代理機構以及戶外廣告公司提供服務。Arbitron Company的核心業務包括：1.電台收聽率調查；2.地區性電視和有線電視收視率調查、網路、直播衛星等新媒體的使用調查；3.零售、產品調查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為了對抗Nielsen Media Research的人員測量儀（people-meter），Arbitron Company2012年研發了更為方便的攜帶型人員收視測量儀（portable people-meter，PPM），並已開始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多個國家投入商用，這種新型的測量儀技術將使收視率調查更為精確。

BARB（Broadcaster Audience Research Board Limited）成立於1980年，BARB本身並不進行收視率調查的具體工作，而是分別委託兩家公司進行，其中電視研究公司（Television Research Limited）負責樣本戶部分的工作，包括基礎調查、樣本戶的更新維護與控制等。TNS（Taylor Nelson Sofres）則負責資料搜集工作，包括people-meter的提供與安裝、資料搜集與統計分析等。英國收視率調查採用人員測量儀（people-meter）作為搜集資料的工具，樣本戶總共有4485戶，為了反映總體的結構，負責樣本維護與控制的電視研究公（Television Research Limited）公司，每年要進行一次4萬人規模的基礎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對樣本進行調整與控制，以便使樣本能夠充分地代表總體。

TNS法國從1954年開始通過電話和信函進行收視率調查。1958 年成立了專門機構——廣告載體研究中心（CESP），1964年開始建立一個擁有13000個樣本（通過談話來進行）的收視率調查系統，一年公布四次調研結果。1967年，從原來的廣告載體研究中心當中分出的輿論研究中心，專門調查收視率和電視觀眾的滿意程度。1985年改製為MEDIAMETRIE的股份制公司，把收視率的調研結果產品化。目前已成為法國最主要的收視率數據供應商。從1985年開始，美國的尼爾森（Nielsen）和法國索福瑞（Sofres）公司也開始提供收視率調查服務。20世紀90年代後期，Taylor Nelson和Sofres公司合併使TNS成為法國最大的市場和媒體研究機構。

VR（簡稱VR）是日本視聽率調查領域最具權威性的機構，於1962年成立。40年過去了，VR發展成為日本市場與媒介研究的旗艦。VR研究範圍寬廣、內容豐富，是日本唯一擁有全國範圍調查網路的公司。 VR主要採用人員測量儀系統提供收視數據，在一些特定地區，還使用日記卡進行收視率調查。另外 VR還提供全日廣播收聽率數據，調查方法為日記卡法，記錄時段為15分鐘。通過日記卡收集聽眾在家中或戶外的收聽情況。這種收聽率調查每年進行6次，共調查12到59歲的男性2596人。調查在每年4月、6月和8月進行兩周，在2月、10月和12月各進行一周

BBM是加拿大一家非贏利的廣播研究機構，進行觀眾及聽眾定期調查得出收視率和收聽率等數據。這一機構被公認為“行業的評估機構”。

• 國內調查

與國外相比，中國視聽率調查起步較晚。我國的收視率調查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中後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1986年中央電視台進行了一次全國28個城市觀眾抽樣調查，這次調查被認為是中國首次大範圍、專門的觀眾調查。1987年，中央電視台會同各省市電視台一起，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城鄉範圍的電視觀眾調查，以後全國性的電視觀眾調查每隔5年進行一次。在進行電視觀眾調查的同時中央電視台和一些地方電視台開始進行收視率統計工作。

進入90年代中後期，隨著電視台及電視頻道數量的迅猛擴張和電視媒介市場化的快速發展，電視收視市場的競爭加劇，收視率作為反映電視觀眾收視行為和偏好的主要指標在節目編排、廣告投放決策以及電視節目評估中的作用越來越被業內人士認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收視率調查得以快速發展。其主要標誌是1997年12月4日，由原央視調查諮詢中心和法國索福瑞（Sofres）集團合作正式成立了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經過短短几年的發展，CSM已成為中國最具權威的收視率調查專業公司。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廣播電視視聽率調查網路，覆蓋6.11萬餘戶樣本家庭，其電視收視率調查網路所提供的數據可推及中國內地超過12.7億和香港地區640萬的電視人口。截至2015年3月，CSM已建立起164個提供獨立數據的收視率調查網路（1個全國網，25個省級網，以及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138個城市網），對1,154個電視頻道的收視情況進行全天不間斷調查；其中已有1個全國調查網、12個省級調查網和78個市級調查網採用全球領先的測量儀調查技術。在持續領跑中國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同時，CSM積極建立和拓展獨立於電視收視率調查之外的廣播收聽率調查網路。至2015年3月，CSM已將其收聽率業務拓展到36個重點城市和3個省份，對454個廣播頻率進行收聽率調查；其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在內的27個城市和1個省網為連續收聽率調查，在其餘9個城市和2個省網則提供波次收聽率調查服務。

作為電視市場分析、節目評估的指標，眼下收視率具有壟斷地位，是當仁不讓的權威；從央視到地市級電視台、從電視廣告經營戰略確定到具體節目的去留，收視率幾乎都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於是許多人把收視率看成電視各項指標評估的“萬能碼”。但筆者認為：儘管收視率的作用不可懷疑，而迷信收視率、過分誇大或依賴收視率作用卻大不應該；收視率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決定了它無法獨立承擔起評估尤其是節目評估的重任。

技術性誤差

收視率是指一定時段內收看某一節目的人數（或家戶數）占觀眾總 人數（或總家戶數）的百分比，即：收視率=收看一節目人數/觀眾總人數。收視率數據採集的方法常用的有兩種：日記法和收視儀監測法。理論上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方法，想獲得真實的數據，調查的對象必須是當地觀眾的全部；以荊門市為例，如果該市觀眾人數20萬人，那麼荊門台某一時段的收視率數據應來自於20萬個對象調查數據分析；顯然如此龐大的工作量，根本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完成。小城荊門如此，大中城市更是如此。如其它許多統計數據一樣，收視調查的方法也只能用隨機抽取樣本人（戶）調查，以點代面。於是數據的技術性誤差也就隨之而來。

誤差首先來自樣本人（戶）選擇的量。先來看兩個公式：

收看目標節目人（戶）數/觀眾總人（戶）數=收視率A

收看目標節目樣本人（戶）數/樣本人（戶）數=收視率B

A和B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數據，收視率A代表客觀收視事實，即客觀收視率；收視率B是收視調查得來的統計數據；但兩者長期被混為一團。顯而易見，“樣本人（戶）數”與當地客觀“觀眾總人（戶）數”越接近，A與B之間的誤差才會越小。但事實上，由於調查操作的一些技術上的障礙，樣本人（戶）數量與目標地客觀觀眾總人（戶）數的差距巨大。電視收視調查權威機構之一的尼爾森公司為荊門電視台兩個頻道做地區收視調查，選擇的樣本人（戶）數是100，而荊門市城區客觀觀眾人（戶）數應該超過10萬；國內收視調查另一權威機構央視索福瑞公司為湖北經濟電視台作武漢市城區收視調查，選擇樣本人（戶）數也是100，而武漢市觀眾總人（戶）數應該突破了300萬。所以A和B只可能出現數學上的巧合一致，A和B事實上的誤差無法避免；調查得來的收視率只能是客觀收視事實經過修飾后的替身，永遠不會成為客觀收視事實本身。

樣本人（戶）選擇的質即選擇樣本人（戶）標準的問題也同樣會給收視率帶來誤差。筆者曾經試圖打探尼爾森、央視索福瑞在樣本人（戶）選擇上的標準，都被以“公司秘密”加以回絕。筆者只在央視索福瑞的網站查到這麼一段描述：“在基礎研究的大樣本中，按照隨機原則抽取若干人（家庭）作為固定樣本，參與收視率的調查。在抽取樣本時，堅持樣本人（戶）的各個重要特徵如戶規模，電視機數目、收入水平等結構與基礎研究的結果儘可能地相一致，以保證固定樣本的代表性。”描述很籠統，但也大略可以看出收視調查樣本人（戶）選擇上的一些基本東西。尼爾森、索福瑞等收視調查機構在樣本人（戶）特徵的確定上可能各有所長，但用抽取樣本的隨機性原則彌補樣本量上的不足，應該是這些機構調查的核心“技巧”。隨機性真的能彌補樣本量的不足而減小對客觀收視人（戶）結構的損害，從而還原收視真相嗎？理論上是可能的，但事實上這種可能性非常偶然。荊門電視台自辦欄目《農苑》是一檔農業節目，某周尼爾森公布其收視率為零，即無人收看該欄目。筆者對《農苑》欄目當周的節目內容進行了解后，到《農苑》節目有潛在觀眾可能的林業、農委、農業局、水產局四個單位和一個集貿市場做過簡單的調查，所訪者超過20人，其中了解當周《農苑》節目內容的人有將近一半，顯然收視率表達出的“無人收看”的判斷不是事實，尼爾森在荊門選擇的樣本人（戶）數是 100，如果筆者訪問看過當周《農苑》節目的觀眾恰好都在100之列，那麼當周《農苑》的收視率是10%左右；哪怕是有一位，收視率也為1%；但事實卻是筆者訪問的這些人恰好都不在樣本人（戶）之列。可見尼爾森在荊門地區隨機性原則仍然剝奪了農業節目愛好者在樣本人（戶）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權力；收視調查中對觀眾結構的損害由此可見。

嚴格地說，收視率存在技術性的誤差不可避免，因此，把收視率直接還原成收視真實加以解讀欠妥當。

硬傷之痛

如果說技術性誤差是收視率的先天不足的話，那麼對電視節目質量表達的力不從心則是收視率的硬傷，是最痛之痛。收視率與節目質量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還是從收視率的概念說起。收視率是指在一定時段內看某一節目的人數占觀眾總人數的百分比，即收視率反映某一電視節目收看人數的多少人；這些人對於節目是否滿意，通過收視率我們無法找到答案，而節目的觀眾滿意度則是節目質量評價的重要參考。購物的婦女在商店裡東挑西揀一天，往往一件東西也帶不回家，因為她們不滿意；許多人天天收看《還珠格格3》卻天天大罵其臭。看不等於滿意，這幾乎是一個生活常識，看電視也同樣。收視率高只能說明某一時段看這一節目的人多即關注度高，而不能反映說節目好的觀眾多即滿意度高。當然看的人多的節目，也可能質量好，觀眾認可度高，如《南京零距離》20%的收視率，觀眾的滿意度也相當高，這是一個可喜的良性狀況；可《南京零距離》只是一個特例而不是普遍現象。拿具體的例子、從數據分析更容易看出收視率在表達節目觀眾滿意度方面的笨拙：2004年第38周荊門電視台《荊門新聞》尼爾森收視數據5.3，即當周100個樣本人（戶）中有平均5.3個人在看《荊門新聞》，但看的人不一定對荊門新聞滿意；假設5個人都滿意，那麼當周《荊門新聞》5.3%的收視率，就具有關注度、滿意度雙重解讀價值；假如5.3個人中沒有人滿意當周節目，那麼其節目的滿意度為0。可見5.3不能代表滿意該節目，收視率在節目觀眾滿意度的表達上沒有確定參考價值，即：高收視率不一定有高滿意度。甚至有專家指出在“大多數節目在形態內容和製作手法上幾乎雷同，缺乏新穎的情況下，高收視率很可能是觀眾沒有更好的選擇結果。”

電視節目質量的評估除觀眾滿意度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數就是專業水準，即從電視專業角度對節目進行評價。收視率對此表達上更是顯得無能為力；高收視率不一定有高的觀眾滿意度，高收視率和高滿意度，也不一定就表示節目有高的專業水準。反之亦然，專業水準高的節目，不一定能有很高的收視率。央視《見證》欄目的前身是《紀錄片》，它是業界公認具有較高專業水準的欄目；而正是這個具有高專業水準的節目卻長期受到收視率為依據的末位淘汰制的威脅，生存存在著嚴重危機。2003年《見證》欄目“不得不放棄成就經典的夢想和學院風格的嚴肅的、純客觀的紀錄方式，重新考慮觀眾定位，查找故事性強的題材，增加獵奇性和吸引力，比如緝毒、破案等等；希望能拉動收視率。”儘管如此，其收視率仍在0.2%或 0.3%徘徊，在央視一套節目中處於中下水平；與《見證》有相同命運的還有筆者甚愛的央視《讀書時間》節目。本文無意對此類現象褒貶，可這一現象本身反應出的“收視率不能代表專業水平”卻是收視率又一不足的鐵證。

按照國際通行的作法：廣告客戶一般根據收視率來投放廣告。就電視經營而言，現實中我們完全可以忽視上述這些而硬把收視率當作觀眾滿意度和節目專業水平參數來看待。但這種自欺的作法無法改變收視率在電視節目質量評估功能上疲軟的事實。

個性化

如今，大眾化的電視節目越來越難以滿足觀眾日益加深的個性化需求。“以鮮明的個性求生存”已經成為電視界的共識。於是尋找一個指標作為節目個性化和觀眾個性化需求的評判參數，顯得十分迫切。多數人馬上一廂情願地又拿出收視率，試圖讓收視率“一石二鳥”地再擔起這個責任，但現實卻是：此路不通。只需對事實稍加分析便會自然地得出一個結論：收視率只是一個表象參數，它無法對節目的個性化程度和觀眾的個性化需求這些深層狀況提供參考。

在電視節目實際操作中，每個電視節目在推出之前，都設定有特定的收視對象：《幸運52》、《開心辭典》、《新聞聯播》的對象是全國的所有電視觀眾；《金土地》以農民朋友、農村和農業生產研究工作者為預期收視群體；《見證》預期收視對象則是紀錄片愛好者和部分相關的人士。也就是說在節目推出之前，不同性質的節目就已經以個性需求為標準對觀眾進行了分割；不同的節目在收視人數的量上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差距。一般來說，個性化越深的欄目其潛在觀眾量就越小。收視調查無法也不允許為不同的節目專門設定不同的標準，只能把所有節目提到“同一高度”，用一個標準、一把尺子來衡量，這樣得出的結果――收視率對於不同的節目參考價值當然不同。再拿央視的電視節目收視率最高的《幸運52》和收視 率不如人意的《見證》做個比較：假設央視索福瑞對央視節目收視調查的確定樣本人（戶）為500，節目的性質決定這500人無一例都是《幸運52》的潛在觀眾，而不可能全是《見證》潛在的觀眾，否則樣本人（戶）的設定標準一定有問題；兩個欄目不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的收視競爭，實際上沒有多少可比性；《幸運》高收視率則是大眾化之幸，而《見證》的低收視率卻是個性化之輿。低收視率給予央視《見證》以及前文所提及湖北荊門電視台《農苑》這類的節目的壓力，從本質上講是收視率給予節目個性化的壓力。不論人們是否願意承認，收視率都在客觀上暗暗地支持了節目的大眾化。收視率對個性化抑制事實上是對部分個性化觀眾需求的抑制，如果哪一天央視《讀書時間》由於低收視率而消失（很不幸已在2004年9月13日被《年代》取代），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看成是收視率削奪了一部分觀眾通過央視獲得讀書樂趣的權力。

收視率對個性化的抑制也客觀上影響了電視對個性化觀眾的開發，而電視節目個性化卻是電視發展的方向，已經向我們走來的付費電視將帶來電視節目個性化的革命；在這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的香港電視界早前就藉此提出大眾相對應的分眾的概念，甚至開展了為少數人專門設置、生產個性化電視節目的服務。所以，我們說：過分迷信收視率在節目評估中的作用而忽視電視個性化的突破，對於正在探索電視經營之路、準備應對付費電視的國內電視業來說是個失誤。收視率在電視節目評估參數中仍佔據主導地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對於電視業尤其是廣告市場分析、節目評估所作出的貢獻也勿庸置疑；但這些不能作為迴避收視率自身不足的理由。破旨在立，指出不足的目的在於正確認識；本文對收視率幾點缺陷的思考，目的正是提醒人們更加客觀、公正的看待收視率這個工具，以便更加合理的利用它，繼而研究出更完善的節目評估方式和參數。

舉例

例如，以傳統的樣本戶統計方式來計算，某城市500萬用戶，如果從中抽樣選取500個樣本用戶，那麼他們沒有看過的節目均會被統計為“零收視”；而在新系統的全量樣本統計中，即使千分之一的低收視率也對應著平均每分鐘5000個收視用戶。

CSM

2011上半年全天收視率（CSM29-4+）：

2011上半年晚間收視率（CSM29-4+）：

2011年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回家的誘惑》收視率（CSM27）：

北京地區

以下資料均來自CSM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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