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梅
1917年,任閻錫山都督府參謀長
張培梅(1885—1938),字鶴峰,山西省崞縣人。
自幼父母雙亡,由叔父收養。在私塾讀書時,尊師好學,尤其精研《周易》,19歲考中秀才。1905年考入山西陸軍小學堂,兩年後進入保定軍校。期間參加中國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太原起義的戰鬥中,臨陣受命代理隊官。戰功卓著,很快晉陞團長,一年後又晉陞旅長。1914年春,回師太原,隨即以少將參謀名義,解甲歸里。1917年,出任閻錫山都督府參謀長,又升任晉南鎮守使。1928年,二次解甲歸里。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向閻錫山請纓抗戰,任第二戰區執法總監。
1938年,張培梅認為自己身為執法總監,不能執法,有辱使命,無顏再見軍中將士,憤而服毒自殺。
張培梅自幼父母雙亡,由叔父收養。在私塾讀書時,尊師好學,尤其精研《周易》,19歲考中秀才。
1905年,考入山西陸軍小學堂。
1907年春,山西陸軍小學堂選送成績優異者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張培梅就在其列。在保定求學期間,加入了同盟會,並參與組建上谷同盟會,被推為上谷同盟會敢死隊隊長。
1910年,在保定防軍速成學堂畢業后,回到山西新軍第二標(團)任哨官(排長)。不久,山西新軍擬設模範隊,培訓下層軍官,同盟會趁機安插力量,逐步掌握了模範隊,張培梅任二標模範隊排長,傳播革命思想,積極從事反清活動。
辛亥太原起義前夕,與其他同盟會員一起策劃起義之事,參與制定軍事計劃,太原起義軍事行動基本上是按照張培梅具體計劃進行的。在太原首義戰鬥中,臨陣受命代理隊官(連長),率兵隨二標大隊攻打巡撫衙門,表現勇敢。太原光復后,為防清軍入晉,張培梅受命前往河北省阜平縣的龍泉關部署軍事,不久又隨統帶(營長)張玉堂率兵到代州(今代縣),消滅了盤踞在代州的大同巡防隊。接著,隨張玉堂兵出雁門關,擬直取大同穩定晉北政局,但尚未到大同,便遇清軍重兵堵截。同時,東線清軍入娘子關,太原也相繼失守。在這種情況下,率部轉而西向至保德,與北撤的閻錫山部匯合,曾隨閻錫山在塞外轉戰數月。
1912年三月,與閻錫山一同回太原,升任團長。
辛亥革命爆發后,外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趁機宣布獨立,並在沙俄支持下舉兵南侵張家口和歸綏。內蒙古一些王公貴族也趁機叛亂,攻城略地,燒殺搶掠。北京政府派兵平叛,山西都督府也派遣張培梅北征。
1913年,率軍向綏西的山西軍防地開拔,剛到包頭,聽說距包頭西北200多里的麻忽兔友軍被圍甚急,便說服部下,親自率軍日馳夜行趕到麻忽兔,一鼓作氣殲敵千餘,迫使敵軍退集百靈廟(今內蒙烏蘭察布盟達爾罕茂明安旗),不敢輕易南下,歸綏戰局稍轉危為安。此役張培梅以戰功卓著升任旅長。
是年冬,蒙軍從后套自西而東,圍攻五原,進佔大佘太,威脅包頭,綏西又陷危局。張培梅又率領健旅,大敗蒙軍,收復大佘太,駐節五原,肅清后套蒙軍殘匪,又協同友軍攻克蒙軍盤踞的百靈廟。自此,南侵蒙軍攻勢稍止。
1914年春,回師太原,隨即以少將參謀名義,解甲歸里。
1917年,出任閻錫山都督府參謀長。五月,西安警備司令郭堅受陝西都督陳樹藩唆使,率兵東渡犯晉。受命任晉軍總指揮,抗擊郭軍,經兩個月交戰,將其擊敗。七月,又以晉南鎮守使駐守平陽(今臨汾),綏靖地方,提倡實業,興辦學校,還曾親自擔任平陽某校體育教師,以軍隊嚴明紀律管理學生,鼓勵學生強身勤學,為國效力。
1924年,調任正太鐵路護路司令,駐防石家莊,收到家書也不啟封,專心任職。
1926年四月,馮玉祥國民軍在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吳佩孚的聯合壓力下,被迫退出北京,西走歸綏。閻錫山與奉直兩系聯合,擬定晉軍兵出大同襲擊國民軍後路。五月,國民軍西路與晉軍在豐鎮、柴溝堡(今河北懷安)一線拉開戰幕。此時已調回山西的張培梅親隨閻錫山到大同督戰,併到前線視察,後晉級中將。
1928年9月,綏遠改省前夕,閻錫山以張培梅威名素孚,眾望所歸,委以綏遠都統職。但張培梅卻以“無德又無才,尤無功”為由,堅辭不就。張培梅秉性剛烈,遇事常與閻錫山有爭執,更與閻錫山身邊阿諛奉承之徒不睦,於是二次解甲歸里。
抗戰全面爆發后,平津很快陷落,大同失守,晉北岌岌可危,張培梅遂向閻錫山上書請戰,閻錫山以其治軍有方,執法如山,在軍中很有威望,委以第二戰區執法總監重任。上任后,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行營由太原移往抗日前線的代縣太和嶺口,在前線見到了周恩來等中共人士,聽取了中共對抗戰的意見。同時,他又與援晉國民黨中央軍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磋商兵略,認為敵我兵器優劣懸殊,欲要勝敵,士兵必須殊死效力,戰術上則應多採用夜襲戰。作為執法總監,組織執法隊,在各個戰場督飭軍隊作戰,嚴肅軍紀,凡私自撤退者就地正法。雁門關、茹越口失陷后,繁峙代縣告急,張培梅繞道返回太原。此時,前線緊張,後方恐慌,潰兵散卒劫掠擾民,張培梅一面嚴令第19軍軍長王靖國在崞縣死守,堵擊日軍,又與原平守將姜玉貞親謀堅守計劃,一面嚴厲懲處代民將士,安定後方秩序。11日初,忻口、太原相繼失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行營撤至臨汾。張培梅與趙戴文坐鎮隰縣,督軍禦敵。
1938年二月,日軍大舉進犯晉西,王靖國奉命據守隰縣以北之石口鎮,張培梅親往前線商談軍務,並要王靖國堅守三日,結果第二天王靖國就擅目放棄石口防線,導致晉西各要隘相繼陷落。張培梅為此大怒,一定要按軍法從事,處決屢次違反軍令賠誤戰機的王靖國,但王靖國是閻錫山的親信,在閻錫山的庇護下早已逃之夭夭。張培梅一向以賞罰嚴明而聞名軍中,抗戰以來,督師作戰頗有成效,但上年第61軍軍長李服膺因故戰敗時,張培梅認為李服膺本人無罪,要求從輕處理,結果還是被閻錫山判死刑;如今王靖國確屬死罪,閻錫山卻百般袒護,使之得以逃脫,張培梅氣憤不過,認為自己身為執法總監,然罰不嚴,賞不明,不能執法於辱命之士,便是失職,無顏再見軍中將士。
1938年2月25日中午,借故支走身邊隨員,又給寫了一封告誡信,隨後服毒自戕。當隨員發現后,曾請趙戴文前往勸進解毒藥,但被拒絕。第二天,部隊由隰縣午城鎮移抵大寧縣,於當日上午在大寧縣城身亡,時年53歲。
有一回晉綏軍出兵路過泥河村,一時陷入泥潭,車夫怎麼也趕不過去,張培梅見此情景,就上前說:“還是老漢來吧!”遂奪過馬鞭直向車上的士兵猛抽,並喝道:“哪有這等兵痞!”車上官兵著了痛,慌忙下車逃避,兵車順利通過,士兵當時怒目對他,還想動手,后聽說是晉南鎮守使張培梅,連連道歉。張大罵一頓,並留一班長,專在河邊守候,凡過河官兵,都必須下車。
張培梅每受命危難之際,家事即淡然置之。1924年,駐軍石家莊,得家書而不啟封。1926年,晉北之役,視察前線,兩過家門而不入。抗戰期間,出任執法總監后,行前不見家人,不囑家事。后太原失守,家屬輾轉至隰邑,其間僅長子陶,因公請謁,其他以至夫人與子女,在他殉國前兩個多月未見一面。
張培梅受命進兵石家莊,阻止吳軍北上,令手下龔鳳山和劉樹蕃二團官兵構築工事,以為戰備。而龔已受閻錫山密示,保全實力虛張聲勢,所以對張的命令諸多敷衍,並謊報軍情私勒民財。劉樹蕃則事事看龔行事。這大大觸怒了張培梅,他明知請示閻也於事無補,於是就集合指揮部人員開會,當場將龔、劉二團長逮捕,梟首示眾。閻錫山聞知后大驚,以為張要反,準備行動,后在眾人勸說下才罷了。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通電閻、馮下野出洋,閻錫山不得不忍痛離開山西,準備逃往大連。張培梅聞訊后趕到河邊,堅決要護閻赴津,閻深知其為人,故也允之。一路坐汽車乘火車,秘密到達天津以後,趙戴文也趕到。張一見趙來,大為不滿,聲言:“趙高來啦,我走,我走。”隨即向閻叩了一頭,便徑自返晉,回其原籍。
殺了龔、劉二團長以後,閻錫山對張培梅本來就有所不滿,加上又因為擴充軍隊的事,和閻錫山的意見不一,發生矛盾,遂決心引退。他找到閻錫山,長揖一拜說:“我要走了,你好自為之。如果以後你有急難,我再來吧。”說完退出來就乘車回了泥河老家。閻錫山曾請其父閻書堂親到泥河村挽勸他,他堅決不從,從此就隱居家鄉,杜門謝客,栽花種菜,過起了田園生活。
張祥麟1945年出生,是張培梅次子張敏之子。在他的記憶中,祖父張培梅是模糊的。他只記得因為張培梅,給他後來的生活帶來了說不盡的災難,“1958年祖父的靈柩從太原運回原平泥河村時,村裡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村口迎接,並有大幅標語‘抗日英雄’。那時我認為他很偉大。可沒幾年祖父又被認定為‘反動軍閥’,我們家自然也成了反革命,父親因為無法忍受接二連三的批鬥而自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我不知道祖父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於是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調查清楚。”
張培梅除了張敏之外,還有兩個兒子和5個女兒,他們在文革期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張培梅的墳也被挖開。張祥麟回憶說,那簡直是一個非人的年代。在那個年代他們所經歷的苦難都是因為祖父。所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都很好,祖父在天之靈,也應有所慰藉。
對於張培梅的死,後人評價不一,大多數觀點認為,張培梅是捨生取義,精神可嘉。張祥麟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接受記者的採訪中不斷強調,張培梅是“自殺殉國”,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自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祖父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是想用他的死來喚起一個社會的覺醒。”
“祖父不是一個軍閥,他深明大義,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抗日戰爭。但他沒有和共產黨打過仗,而且和共產黨很多要員關係甚好。他去世后,屍體要運往太原,朱德同志親自寫了路條,囑咐沿途八路軍要對其靈柩予以保護。那個路條我見過的,遺憾的是現在已經丟失。”
“祖父生性剛烈,疾惡如仇,不畏權勢。他兩次歸隱家鄉,儘管身份地位特殊,但和老百姓相處甚好。在村裡面,他生活儉樸。大多時候,他總是身著粗布衣服,手提糞筐撿糞。”
原平市王家莊鄉中泥河村的一處田地,張培梅的墓地便位於此處。從“文革”期間墳墓被毀之後,張祥鱗和家人便一直想為祖父再建一座新墳。在當時原平縣委統戰部的協調下,1988年,原平縣政府出資為張培梅修建了新墳。但因為張培梅的墳墓毀壞已久,墓碑內容已無從知曉,加之當時其並未被認定為抗日名將,因此,新修建的墳墓並沒有立墓碑。從1988年開始,張祥鱗便多方奔走,希望給祖父的墳前立一塊石碑。張祥鱗告訴記者,當時無法立碑的主要原因是祖父並沒有被認定為抗日名將,所以立碑的事情便被擱置下來,但為祖父立碑的心愿卻一直留在了他的心裡。時間到了2010年,忻州市人民政府在一份文件中,將徐帆、陳錫聯、王震、張培梅等認定為“抗日名將”。這一轉折性的事件讓張祥鱗看到了為祖父立碑的希望。
隨後,張祥鱗多次返回原平老家,與相關部門協商立碑之事。然而讓他意想不到的是,舊問題剛解決,新問題卻接踵而來。原來,張培梅的墳墓現存在於中泥河村一戶農民家的田地中,立碑必然要佔據多餘的土地,該農民表示要不在別處立碑,要不就要掏佔地錢。張祥鱗介紹,當初政府為祖父張培梅修建墳墓時,規劃的土地包括墳墓周邊一米的範圍。“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佔用著墳墓周邊的土地,這部分土地本來就屬於我祖父墳墓的一部分。”張祥鱗氣憤地說。
今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張祥鱗事先早已做好了墓碑,並請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蓼源題寫了碑文。原本計劃今年清明節為祖父立墓碑,可如今,張祥鱗的心愿又一次落空了。
閻錫山:鶴峰,你很愛國,你很壯烈。君之清廉無積,我所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