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2020年10月30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寧吉喆說，“十四五”時期將按照《建議》的要求，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

共同富裕屬於經濟學領域的概念，應該用經濟學方面的知識來定義。富就是表示佔有財產多，富裕表示擁有的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等的數量多。貧困就是擁有的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等的數量少。“共同富裕”是人民大眾最終達到富裕，但絕不是“同時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我們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的，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那些聲稱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說法是錯誤而片面的。

“平均主義”是平均消費生存資料，或者說是平均擁有生存資料，也就是平均擁有社會財富。但在歷史的事例中，李自成與洪秀全均嘗試過實行平均主義，但是他們所實施的平均主義的原則是同步富裕，其過分的追求了主觀的完全同步性。由此可見，“共同富裕”顯然不是“平均主義”的代名詞，“共同富裕”也顯然不同於“同步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虛；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鬥目標。什麼是共同富裕？從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的結合上賦予共同富裕以科學的內涵。在共同富裕這個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會對財富的擁有，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共同”則反映了社會成員對財富的佔有方式，是社會生產關係性質的集中體現。共同富裕包含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方面的特質，從質的規定性上確定了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地位，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鬥目標。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共同用以說明富裕實現的範圍，它是相對於私有制所導致的兩極分化現象而言的；富裕則是用來表徵生活豐裕的程度，它是相對於貧窮而言的。共同富裕就是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之上的普遍富裕。

鄧小平一再強調要消滅貧窮，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社會成員的富裕，其要旨在於要實現普遍富裕。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鄧小平一再告誡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人民佔有、使用和支配生產資料的平等權利；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保證人民獲得財富的公平權利；必須加強宏觀調控，保證人民享有共同致富的權利。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這種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現有財富的平均分配來實現。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時、同步、同等富裕。作為一個社會公平的範疇，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全體社會成員在財富佔有上的絕對平均，而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就是說社會成員因其素質的不同、對社會貢獻的不同，在財富佔有的多寡上也必然不一樣。事實上，也只有承認富裕程度上的差別性，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才能為高層次的富裕提供示範。沒有差別富裕，也就沒有人民群眾追求更富裕生活的積極性，就不會有全體人民高層次的普遍富裕。鄧小平正是基於對共同富裕中所蘊含的差別富裕內涵的揭示，才勾畫出先富、共富的戰略構想，開闢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徑。

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是以物質的共同富裕為基礎的，這是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內容。然而，僅有物質生活的富裕，這種富裕與現代文明是相背離的。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共同富裕的主要內容。鄧小平指出：“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認為，物質生活的富裕、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人的自身文明素質的提高，這幾方面有機結合，才能構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鮮明特徵。

鄧小平在談到小康目標時，用的是“小康社會”，也就是說小康是一個涵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綜合概念。同樣，我們認為共同富裕也不單是一個物質上富裕的問題，而是一個包含物質生活在內的、體現社會成員各方面生活富裕在內的綜合概念。也只有從這樣的高度去認識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目標。

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是有一定的邏輯關係的。物質生活是人類生活的基礎，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人們精神生活的充實、社會生活的協調必須建立在物質生活的富裕上，如果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所謂的道德、理想就難以得到切實保障。“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生活富裕了，人的追求就會向精神生活發展。鄧小平說：“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

物質生活是基礎，但物質生活並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人民生活的改善並不單指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指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協調發展，是一個各方面生活全面提高的問題。事實上，在人們的物質生活豐裕以後，精神生活將成為決定人們富裕和幸福程度的一個關鍵因素。一方面，物質生活的富裕必須有賴於精神生活的指導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擁有閑暇時間將成為富裕生活的一個顯著標志，如果沒有精神生活作依託，閑暇時間不僅無助於人的全面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相反可能成為滋生惰性、產生新的社會問題的溫床。

精神富裕的價值，不止是它和物質富裕是互相聯繫、制約的，而且社會主義精神富裕是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在談到一國的綜合國力時，通常主要指該國政治、經濟、科技等實力的總和。但社會的發展日益表明，一國的精神凝聚力也應當是其國力的重要組成因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精神力量不行，一個前進的時代，總有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一個發展的民族，總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意志。江澤民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還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於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重要尺度。綜合國力，主要是經濟實力、技術實力，這種物質力量是基礎，但也離不開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體的逐步富裕

鄧小平在談到共同富裕時、多次強調“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裡“逐步”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縱向看，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客觀的物質積累過程，需要分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二是從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橫斷面看，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後幫助和帶動更多乃至全國各族人民富裕起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實現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由此可見，共同富裕的實現是一個動態的、非同時富裕的過程。

鄧小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源於我國生產力總體落後、發展又極不平衡這一基本國情。所以實現共同富裕必然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並且它不等於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與同步富裕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從逐步富裕的方法上來看，它主要包括一下幾個方面：

在區域經濟發展上，要實行非均衡與均衡相結合的發展戰略，通過積極的非均衡促進相對的均衡，即：一方面鼓勵一切有條件的地區發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爭取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為加快全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作出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幫助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加快發展。

在個人收入分配方面，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應注重效率，即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反對平均主義；再次分配應注重公平，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在處理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收入上，要進一步規範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是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過程富裕

把共同富裕界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目標時，並不意味著將來有一天實現了共同富裕，人類就不再前進、社會就至此停滯了。共同富裕並不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細枝末節上的描述，而是對社會主義公平和理想的一種形象概括。共同富裕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而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充實新內容的動態過程，是一個從貧窮到富裕再到高層次富裕的過程富裕。當下所謂的共同富裕只是相對於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普遍貧窮而言的。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裡的“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並不單是一個時間上的界定問題，而是指在社會主義社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最終的目的全在於實現共同富裕；是指共同富裕本身是一個由低層次到高層次的動態發展過程。社會主義最終要實現高層次的共同富裕，並把人類引入共產主義階段共同富裕的大門。

共同富裕的動態過程性，也是由人類追求富裕生活的無止境性決定的。對未來的嚮往和憧憬，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人類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追求富裕的歷史。所謂理想，在當下是實現低層次的共同富裕，在將來就是追求高層次的共同富裕。只要人類還在，理想就不會湮滅，對富裕的嚮往和追求就不會停止。

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多角度、多層面的深刻內涵。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豐富和發展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強調實現“五個統籌”。相信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在對共同富裕思想有全面、科學理解的基礎上，用它來指導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必定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共同進步。

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們既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就會導致兩極分化；也不能離開發展生產力講共同富裕，離開了就會導致共同貧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時富裕。可見，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鄧小平同志就曾說過：“可以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個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的戰略構想，是鄧小平同志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創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一項大政策。怎樣把握時機用好這項大政策？鄧小平同志又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成為我國在達到小康時實施先富帶后富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

在分配中。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懸殊。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但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只有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的，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如一的根本價值取向。本文以毛澤東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大同之路；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江澤民強調兼顧效率與公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胡錦濤突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等重要論述為主要線索。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認識越來越深化，共同富裕的實踐經驗越來越豐富，道路也越走越寬廣。本文將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的論述為線索，系統地梳理和充分地展現六十年來幾代領導人對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毛澤東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大同之路。

“共同富裕”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黨的正規文獻中是一九五三年。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指出：“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於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後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並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這一《決議》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起草的，毛澤東直接主持、參與了起草，並對決議草案進行了重要的修改。在此前後，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是第一個也是使用這一概念最多的一位。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確認“共同富裕”一詞最早出自毛澤東之口或毛澤東之手，但從上述意義上也可以說，“共同富裕”概念為毛澤東首倡。

《決議》要求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共同富裕”無疑是最明白易懂和最能為廣大農民所接受的道理。《決議》通過前曾在黨內外廣泛徵求意見，“共同富裕”這一樸素而又凝鍊的辭彙很快就進入了敏銳的理論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的視野。也就是從這時起，“共同富裕”的概念開始廣泛傳播。查我們黨的歷史文獻和主要報刊、雜誌，一九五三年以前，“共同富裕”一詞從未出現過，而在一九五三年，這一辭彙在《人民日報》連續出現了十二次。在《決議》通過的十二月，這一辭彙則連續出現了九次。這一年，《人民日報》開設了“向農民宣傳總路線”的專欄，其中詩人郭小川的文章直接把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連在了一起。郭小川的文章標題就是“社會主義的路是農民共同富裕的路”。他在文章中指出：“怎樣才能不走資本主義的路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走社會主義的路。什麼是社會主義？在農村，社會主義就是大家聯合起來，用大規模生產和新的農具、農業機器和新的農作法來經營農業，使大家能夠共同富裕。”

正是“共同富裕”這一明白易懂的語言，讓廣大農民對社會主義有了樸素的理解併產生了深深的嚮往，引導他們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如此，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很快為廣大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社會階層所接受，鼓舞他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1955年11月22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界書就這樣說道：“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天一天在蓬勃發展，我們的祖國一天一天在繁榮富強，我們國家的事業是無限寬廣的，工作是作不完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第二年，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在致毛主席的保證書中更是充滿真誠與激情地說：“我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您的教導下，才懂得了資本主義腐朽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選擇了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庄大道。”

“共同富裕”也就是讓社會全體成員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活。這是人類古老而長久的嚮往。在中國，儒家經典《禮記·禮運》就有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設想。幾千年來，它一直是歷代哲人與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嚮往。

然而，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他們描述的“大同”社會，只是一種幻想，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實現“大同”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我們卻“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

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實現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目標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因此，共同富裕的理想雖然不是共產主義者首創，但它卻是中國共產黨人與生俱來、始終如一的根本奮鬥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裡，沒有提出“共同富裕”的口號或概念，因為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而當我們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這一概念的出現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九五三年，黨內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這年十月，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此同時，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步，毛澤東兩次發表談話，要求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進程，並親自領導主持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起草。“共同富裕”的概念在《決議》中出現，決非偶然，它表明，在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一開始就與“共同富裕”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毛澤東出身中國農村，對於舊社會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深惡痛絕。揮之不去的“大同”情緒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使他對“兩極分化”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共同富裕”成為了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說過：“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不搞資本主義，就是為了避免“兩極分化”的痛苦道路，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農村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苗頭。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毛澤東堅定的認為：“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

毛澤東避免兩極分化引導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為黨內和廣大群眾普遍接受，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也許這一進程有些急，有些快，有些粗，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卻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所有制基礎。

此後，凡是在他看來有利於共同富裕的事物，毛澤東都滿腔熱情地倡導、支持，而凡是在他看來可能有害於共同富裕的措施，毛澤東都堅決反對。對於公平的過分追求，和對於“兩極分化”的過分擔憂，使毛澤東後來沒能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後，在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中找到好的途徑和辦法，甚至於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樣的嚴重錯誤。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可能實現的社會公平作了過高的、脫離實際的估計，把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於共同富裕，他試圖讓農民在過於單一的集體經濟形式下擺脫貧窮、實現共同富裕，並確信可以通過不斷提高公有化程度，來達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目的，其結果是“大鍋飯”，平均主義，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共同富裕成為空中樓閣。在現實中導致了人們的普遍貧窮。正如鄧小平後來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所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

回望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和實踐，他對於“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對於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至今令我們感動。他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前提，至今令我們受益。而他的失誤也同樣令人深思。

“共同富裕”的概念一開始就與社會主義的進程緊緊聯在了一起，而也正是在對社會主義進程的反思中，共同富裕的理論得到了升華，共同富裕的實踐開闢了新的途徑，新的天地。

“文化大革命”以後，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反思。鄧小平認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毛澤東“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思路：“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

後來，他又多次強調：“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鄧小平的思路是明確的：沒有生產的發展，就沒有財富的增加，沒有財富的增加就不可能實現富裕，更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加快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把共同富裕與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區分開來，鼓勵先進，鞭策落後，形成競爭，提高效率。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對經濟體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在農村推行了以包產到戶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開始引進市場經濟的做法，發展商品經濟。同時，實行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鼓勵東部沿海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

這些措施使整個中國充滿了活力，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收入差距也不可避免地大了起來，貧富不均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我們一直擔心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會不會出現，中國會不會因此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更高地舉起了“共同富裕”的旗幟。把“共同富裕”確立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並為縮小貧富差距，避免兩極分化進行了新的探索。

1985年，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到了晚年，小平同志對共同富裕的問題更加關注。

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江澤民等同志談話時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對於如何解決貧富不均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小平同志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設想。1988年他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又談到：“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儘管小平同志對於解決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時間表，但他深知，這個問題的解決並非易事。1989年，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過：要我們所制定的每項政策都能照顧到各個方面，是不可能的。總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完全照顧到十億人不容易。

1993年9月16日，他在家裡同弟弟鄧墾進行的一次長談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感慨：分配的問題大得很。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小平同志的巨大貢獻在於把“共同富裕”上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通過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並開闢了通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途徑。但實現共同富裕，最要害的是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人民群眾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係問題。鄧小平把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索留給了他的後來者。

兼顧效率與公平，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1989年6月，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此前後，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潮。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對生產關係的局部調整，緩解了固有的矛盾，呈現出相對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這就向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財大才能氣粗，落後就要挨打，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出較高的效率，不能贏得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相對優勢，就有可能被顛覆。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復存在，也就失去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基礎。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同志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就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思想，大步推進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於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也做出了新的規劃，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於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作出了進一步的闡述：“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管公平與效率的表述如何變化，共同富裕始終是江澤民關注的核心問題。突出強調效率，這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緊密相關。但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從未忽視公平。而是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共同地推進共同富裕進行了大擔的探索和實踐。江澤民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應當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也應當實現資本主義難以達到的社會公正。從根本上說，高效率、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決定的。”

在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的第二年（1994年），黨中央、國務院即召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通過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國家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逐年加大扶貧投入。經過7年的扶貧攻堅，到世紀末，基本解決了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無疑是我們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重大成果。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減員增效的過程，大批工人下崗。江澤民同志深入國有企業改革一線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出台一系列重大措施保障下崗工人再就業，並逐步建立起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條保障線”。把就業作為民生之本，舉全黨全國之力確保，建立“三條保障線”，這些都是新形勢下實現共同富裕的新的探索。

改革的推進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使沿海有條件的地方快速發展起來。東西部發展的差距逐步拉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成為影響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礙之一。1999年，根據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的思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為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上個世紀末，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下台，這一現象引起了江澤民同志的高度關注，他強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貧富差距過大，就會引發民族矛盾、地區矛盾、階級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會出大亂子。因此，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區差距擴大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199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之際，江澤民同志總結國內外經驗，對於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闡述：“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共享成果，實際上是現階段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基本要求。

對於如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發展成果共享，江澤民也提出了符合實際的設想：“正確處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關係，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佔少數、中等收入人群佔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

世紀之交，江澤民同志深刻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十三年的經驗，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本質上講是關於發展的理論和思想，其中包含了的關於效率與公平的深刻見解。而共同富裕仍然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談到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江澤民同志強調指出：“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黨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明確提出“要在本世紀的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從而使得共同富裕有了明確的階段性目標。

江澤民同志擔任總書記的十三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邁出重大步伐，經濟快速發展的十三年，同時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關係的十三年。是通過加強宏觀調空，轉移支付，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等一系列措施，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斷開闢共同富裕新道路的十三年。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多樣化的趨勢進一步發展，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更加強複雜，更加艱巨。

胡錦濤：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更加註重社會公平。

進入新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千美元，跨上了一個重要台階。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徵，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廣大群眾普遍受惠，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隨著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以及佔有不同資源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提高並更趨多樣化，社會利益關係更趨複雜，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越來越強，對我們黨和政府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國際社會的經驗表明，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既有因為舉措得當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平穩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因為應對失誤從而導致經濟徘徊不前和社會長期動蕩的失敗教訓。這一階段，如何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更嚴峻的考驗。2003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國內外經驗，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就是“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發展，從而極大地擴展了“共同富裕”的內涵。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但在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上有了新的思路，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的思想，把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已經具有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一定條件和初步手段，因此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等重要方法措施，為促進社會公平，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開啟了新的實踐，開闢了新的途徑。我國現階段，城鄉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城鄉發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胡錦濤同志反覆強調：“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占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指引下，2004年至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出台了四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措施陸續出台，財政支農力度進一步加大。全國農林水利氣象和扶貧，農村公路改造、農村電力設施建設、農產品市場建設等工程全面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和醫療保障不斷加強，村容村貌取得新變化，村莊建設規劃開始起步，生活環境改善得到重視。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改革的試行和推廣，更是極大的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生活質量。

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方針，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進一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新思路，那就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經濟建設“腿長”，社會建設“腿短”一直是制約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個重大問題。根據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了許多要求，核心的任務之一就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列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使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說的，既要從“大社會”著眼，又要從“小社會”著手，“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不斷深入，社會公平得到了更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共享成果，共同富裕的措施也更加多樣化。

在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同志進一步提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一論述，喚起了人們對“大同”社會的久遠嚮往，又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共同富裕充滿了現實的希望。

縱觀六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我們黨堅定不移的目標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追求。經過幾代領導人的實踐和探索，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清晰，共同富裕的道路越來越寬廣。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按照已經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共同富裕的夢想就一定能夠實現。

習近平時期：精準扶貧

習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後來又在多種場合進一步闡述並豐富這一概念的內涵，從理論到實踐形成了系統的思想，不僅成為指導我國扶貧工作的重要方針，為我國扶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夠取得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礎。

2016年7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指出，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的大戰略，是加強區域合作、優化產業布局、拓展對內對外開放新空間的大布局，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必須認清形勢、聚焦精準、深化幫扶、確保實效，切實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的共享發展就有這層含義。所謂共享發展就是人人參與，人人儘力，人人享有，要讓更多人參與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現代化的成果。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做關於《規劃建議》說明時指出，建議稿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這樣表述，在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既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奮鬥目標，也是實事求是、符合發展規律的，兼顧了需要和可能，有利於在工作中積極穩妥把握，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斷向前邁進。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2035年目標和2050年目標，都鮮明地體現了改善人民生活、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比如，到2035年的目標提出，“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50年的目標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雖然實現共同富裕要有一個過程，但我們要努力去做、不斷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