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書

"寫了《大同書》，……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過三次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即洪秀全太平天國運動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康有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大同社會主義空想；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生主義空想。這三種空想都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專制制度的厭恨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儘管康有為和孫中山設計的方案不同，但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的政治主張，和孫中山倡導的"天下為公"的思想不能說沒有相通之處。

領導震驚中外的戊戌維新運動和撰寫《大同書》，是康有為對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文化思想寶庫最重要的貢獻，他與洪秀全、孫中山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大幕。

康有為生於1858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受老師朱次琦的影響，青年時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早年去過香港、上海等地，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事物，還攻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因而深感中國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國"夜郎自大了，這使康有為的革新思想逐漸萌發，並把學習外國，搞改良當作救國救民的真理。

貫通中西思想的《大同書》，醞思較早，而正式成書較晚。

康氏自稱早在1884年就開始"演大同主義"，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1898年秋，康有為在日本時，已有稿本20餘篇，1902年避居印度時，最後成書。《大同書》初名為《人類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當時除梁啟超等少數門徒看到過外，很少人有機會目睹這部傑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發表在《不忍》雜誌上。1919年由上海長興書局將甲乙兩部合刊印成單行本，書名為《大同書》。一直到1927年康有為死後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錢定安將全書交給中華書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書》。

康有為為什麼要寫《大同書》呢？他本人是這樣說的：

"吾為天游，想象諸極樂之世界，想象諸極苦之世界，樂者吾樂之，苦者吾救亡，吾為諸天之物，吾寧舍世界天界絕類逃倫而獨樂哉！"（《大同書》見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頁）可見，康氏的目的是為了救苦救難，救國救民。

戊戌變法失敗后，血的教訓，使康有為看到國家民族的苦難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遊歷歐、美等地，尋找醫國治民的良藥，西方資本主義進化論學說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對他產生了影響。但是康氏《大同書》的思想仍基於儒學的"不忍人之心"的博愛觀，"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據《春秋》公羊三世說和《禮運》中的"小康"、"大同"說，運用今文經學的交易哲學，表述了人類歷史的三個階段，即由"據亂"進為"昇平"（小康），由"昇平"進為"太平"（大同），那時人們都成為快活無比的"神聖"。而這種大同極樂世界，正如《禮記·禮遠》篇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不閉，是為大同。"康氏在《大同書》中追尋的理想社會，就是這樣既有中國社會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世界。

《大同書》全書共30卷，約20萬字，分為10部，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保獨立》，己部《去家界為天民》，庚部《去產界公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

康氏以民主主義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會主義的空想，用他的彩筆，勾畫出一幅人類未來社會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藍圖，它具有進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將《大同書》的內容曾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2．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3．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4．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5．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6．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7．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8．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9．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為最嚴之刑罰。

12．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13．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儘管《大同書》問世以來，學術界對其評價毀譽不一，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有幾點是應該加以重視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對"獨尊"，詛咒專制皇帝為"民賤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沒有什麼臣妾奴隸，也沒有什麼君主統領，更沒有什麼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處，過著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別雖有，可是並不懸殊。

其二，重視發展生產。康氏在《大同書》中描述了一個具有較高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它主張廢除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制，然後全部實行機械化、自動化和電氣化，生產力高度發展。

其三，特別重視教育。在康氏看來，大力發展學校教育是大同世界進步的巨大推動力。他說："太平世以開人智為主，最重學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學、中學、大學，人人皆自幼而學，人人皆學至二十歲，人人皆無家累，人人皆無惡習，圖書器物既備，語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養生又備，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學人之進化過今不止千萬倍矣。"（《大同書》）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書》中所謂"專家界"，就是實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關係和綱常名教的束縛，實現資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平等、獨立和個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張廢除國家，走向"去國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嚮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無邦國故無有軍法之重律，無君主則無有犯上作亂之悖事，無夫婦則無有色慾之爭，姦淫之防，……無宗親兄弟則無有望養、責善、爭分之獄，無爵位則無有恃威、估力……佞諂之事，無私產則無有田宅、工商、產業之訟……"（《大同書》）

其六，在《大同書》中康氏把"人"擺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哲學上有所謂"理"、"欲"之爭，其實質是人本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康氏在《大同書》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虛偽性和殘忍性，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泛愛眾"思想和佛家"慈悲"觀念，舉起了樸素的人本主義的旗幟。儒家"仁"的思想滲透在《大同書》的全部內容之中，康氏把"仁"與"人"糅合為一體，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為人。"康氏的仁道主義是從反程朱理學的角度提出命題的，在《大同書》中他把"人"擺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這是十分可貴的。

儘管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了許多獨到的精闢的見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放出異彩，但由於當時社會條件及康氏在政治實踐上堅持改良的限制，使他這一獨特的見解只能成為一種烏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論人民民主專政》）

《大同書》，清末康有為撰。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尤其是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幼學的生涯給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同時，在和外界交往的過程中，他又認識到中國封建知識結構的陳舊，進而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於是他積極地向西方學習，探索用一條新的道路來改變中國的社會，來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使國家和民族能夠富強起來，能夠抵禦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進攻，進而能夠與它們平起平坐，同列於世界大國。1894年，中法戰爭開始，康有為為了躲避戰爭帶來的兵禍而回到廣東家鄉，在家鄉“耳聞皆勃？之聲，目睹皆困苦之形。”災難深重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下層的農民，遭受殘酷的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生活在雙重陰影下。

本來農民就已經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生活沒有保障，政治上也沒有任何地位，而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他們僅僅擁有的一點生活的穩定和平靜，更是顛沛流離，背井離鄉。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人們仍然對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真正過上一種安居樂業、田園牧歌似的生活，幻想著有一個讓他們可以放心的大同社會。農民的對未來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們對未來社會的美麗的幻想也深深地影響了康有為，他積極地思考，探索一條挽救國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著手開始寫《大同書》的目的，是要為幼弱的中國資產階級指示一條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發揮公羊學的三世說，為資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康有為的歷史觀，比起地主階級的復古主義和循環論來，的確是前進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當時歐洲已經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但那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又使他們對資產階級本身充滿了懷疑，感到本階級前途渺茫，所以，康有為想繞過階級鬥爭，不主張革命，而提倡一種改良主義來達到“大同”的社會。

《大同書》共分十部，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序編排，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書共59章。

在本書中，康有為依據公羊派的三世說，結合《禮運篇》的小康大同說，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愛自由平等的教義，盧梭的天賦人權論，又加上道聽的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構想出了一個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為把此書命名為《大同書》。

康有為首先揭示了人類在種種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苦難。他認為“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不可窮計之。”人的苦惱是人自己都難以想像，難以算計的，於是，康有為粗略統計如下：“人生之苦七，天災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無。”且不用詳細知曉，單看這些籠統的名目，我們就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人世之苦，無處無時無人不在。我們都知道，沒有人願意受苦，人都是趨樂的，但是“既生亂世，目擊苦道”，所以康有為“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觀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無以加此矣。”康有為要救人出於人世之苦，那麼怎樣做才能達到他所提倡的目標呢？

在本部的末尾，康有為寫道：“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進而，他指出什麼叫九界。“一曰國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級界，分貴、賤、清、濁也；三曰種界，分黃、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也；六曰業界，私農、工、商之產也；七曰亂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 曰類界，有人與鳥獸、蟲魚之別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既然，苦的根源是九界，所以康有為說：“何以救苦？知病即葯，破除其界，非其纏縛……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那麼，在本書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別詳細記述了怎樣破除九界。

一去國界，消滅國家；二去級界，消滅等級；三去種界，同化人種；四去形界，解放婦女；五去家界，消滅家庭；六去產界，消滅私有制；七去亂界，取消各級行政區劃，按經緯度分度自治，全球設大同公政府；八去類界，眾生平等；九去苦界，臻於極樂。他極盡讚美之詞謳歌大同世界“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在這個世界里，人人勞動，勞動最光榮：“太平之世無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無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創新器而已。”勞動者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其工皆學人，有文學知識者也。”

在本書己部中，他詳細設計了大同世界中社會為婦女、兒童、老人興辦的福利教育事業。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學院”中寫道：“凡人自六歲即離育嬰院而入於此，至十歲而止。或人智愈開，人腦愈?，則自五歲至九歲，亦可隨時議定。”並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長率皆為女子，號曰女傳……女傳非止教也，實兼慈母之任。”在課程安排上，康有為認為“大同世文與語言皆歸於一，學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習算、地理、歷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學皆當學習，其學類、學級隨時議而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康有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關於課程設制的觀念，指出“圖畫雛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備，即使開其知識，且須多為仁愛之事以感動其心，且以編入學課中，使之學習。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築場既合童性之嬉，即資長大之業，童而熟習，長大忘形，尤於工藝易精也。”康有為的這些關於小學教育的理論觀點，無疑在當時是開風氣之先，是比較進步的。

在壬部中，對這個“極樂世界”中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種種細支末節，也盡情地做了一番描繪。譬如，談到吃肉，康有為寫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矣。其時新術並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鳥獸之肉而補益相同者，且美味尤過者。當是時，人之視鳥獸之肉猶糞土也，不戒殺而自能戒矣，其視牛、馬、犬、貓如今之視奴僕，親之、愛之、憐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為大同之至仁乎！”。談到當代吃的問題，又說“當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絕肉食也，於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殺之也，以電機殺之，不使其有呼號痛苦之苦……”

康有為的這些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當時卻是一種對未來社會的一種極盡的天真的嚮往，是一種充滿了希望的革新。

康有為在本書中提出來的“均產”說，是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他指出了私有制給人們造成的種種弊害，進一步肯定了公工、公農、公商對於獨工、獨農、獨商的優越性，描繪了一幅公有制下社會經濟生活的圖景。他認為“農不行大同則不能均產而有饑民”，“工作不行大同則工商業相爭，將成國亂”，“商不行大同則人種生詐性而多餘貨以強物”。這種“均產”的說法，比起私有制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同時，他也朦朧地看到了當時正在時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私有製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自由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會財富的浪費，同時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罪惡現象。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康有為早年提出來的這種大同理想，不僅具有民主主義的精神，也帶有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

但是，康有為是主張改良主義的，他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來推翻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所以，雖然他寫了《大同書》，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條通向大同的道路。例如，談到如何消滅私有制，他說：“此事甚易”，自“明男女人權始”，以至“自去人之家終”，而這實際上是拿資產階級的平等來頂替社會革命。他所設計的太平世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實際上是以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為藍本，加上一些個人的幻想而已。他認為當時中國遠未脫離亂世，而資本主義國家已進入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國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過“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他所謂的去國界，實際上是廢除各國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所謂去級界，實際是消滅封建等級制度；所謂去家界，實質是消滅封建家族制度。至於說如何去國界，他說：“夫方今各國平等對立，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國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又說“日本若君權墜而改共和，則國勢亦危……”又暗示中國只能實行君主主憲制，這是一種改良主義心中的“大同社會”。

《大同書》充分展示了康有為的社會理想，他為此非常自豪，曾說：“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然而，作為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尤其這本書中涉及到君主制改革問題，觸及到當權派，所以，變法失敗后，《大同書》不可避免地被查禁了。

康有為（1858一1927），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光緒朝進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書法家。先後七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圖強，與粱啟超等人一起創辦《萬國公報》，建立強學會，發行《強學報》，為變法製造輿論。1898年與梁啟超等人發動戊戌變法運動。變法去失敗后，流亡國外。其後，他思想日趨保守，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反對共和，後半生致力於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著述近千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