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葉事件

1957年4月1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劉少奇的陪同下參觀農業展覽館，由時任農業部部長助理的左葉擔任嚮導，並負責維持秩序。由於去的人較多，放進去的記者也多，因此在採訪的攝影時發生了擁擠，左葉由於重任在身，變得急躁起來，恰在此事中國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韓德福拉了他一把，要他閃開點以便拍照，雙方於是發生了爭執，左葉出言不遜，引起各報記者反感。

第二天，《中國青年報》在場參加攝影採訪的記者洪克寫了一篇題為《部長助理與攝影師》的小品文，不點名的批評了左葉。《文匯報》發表該報記者的北京專電《新聞記者的苦惱》，報道了這個事件，同時還專門配發了社論 《尊重新聞工作者》，對左葉進行了較為尖刻的諷刺。《北京日報》、《光明日報》也報道了這件事，《北京日報》還舉行了記者座談會。當時《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要學會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滾開》的詩，並配發了諷刺性的漫畫。其他一些報刊也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1957年5月11日，新華社又發了通稿，使這件事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並由此引發了全國新聞界關於新聞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義的大討論。

反右鬥爭開始后，凡報道過這件事的報紙都作了檢查，不少發表過批評左葉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些新聞工作者獲得平反。這一事件對此後的新聞事業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左葉事件”本來可以促使各方反思新聞媒介同政府部門的關係，卻因權力的介入走向反面。

1957年4月1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等陪同下，參觀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國農業展覽會。這一天的觀眾達數千人，獲准進場的文字、攝影記者和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工作人員也有60多人，盛況空前。這天，當場內群眾瞥見劉少奇、伏羅希洛夫在人口處露面時，激動得熱烈鼓掌，一擁而前，立時形成了兩道間隔僅一米的密密人牆。而記者、攝影人員也爭先恐後，搶佔有利位置，力求靠近貴賓，因而一時出現了擁擠現象。

關於雙方衝突的經過，《中國青年報》的攝影記者洪克寫了篇 《部長助理和攝影師》，率先在《中國青年報》上做了介紹： （註：以下內容節選自 《部長助理和攝影師》）

在劉少奇同志陪同伏老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的時候，跟著採訪的中外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都隨時準備著拍攝一些精彩的鏡頭，並且都想從伏老的前面去拍。當時，隨同採訪的記者很多，還有一些參觀人員，秩序比較混亂。一位矮胖的同志總是站到劉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緊緊擋著攝影機的鏡頭。

又是一個好鏡頭來了，那位同志仍然擋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韓德福實在沒辦法了，便走過去輕輕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說：“同志，請你讓開點！”那位同志扭過頭來，理直氣壯地說：“怎麼！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他那眼睛睜得大大的，十分嚇人，韓德福一時摸不清是怎麼回事，只得走開了。

接著，粗暴態度成為命令傳達下來：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同志來了，他朝我和《北京日報》的一位攝影記者說：“你們別擠了，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盛氣凌人，實在難忍，我對他說：“同志，你說什麼都好，可是罵人不好啊！ ”

“這不是我罵的！ ”他說，“是我傳達別人的！ ”

他不肯告訴我們他是傳達了誰的罵人命令。後來，我打聽清楚了，原來那位罵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擋著攝影師鏡頭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長助理（左葉）。

同年5月7日，中國青年報首先發表了該報參加農展會攝影採訪的記者洪克寫的一篇題為《部長助理與攝影師》的小品文，震動了北京。梅朵立即電告上海編輯部。5月8日，文匯報把楊重野的報道易題為《新聞記者的苦悶》，作為不署名的北京專電發表，又把彭子岡撰寫的《談苦經》一文易題為《尊重新聞記者》，作為本報社論同時刊登。5月10日，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該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的諷刺詩《官僚架子滾開》、方成的諷刺漫畫和梁汝懷的小品文《要學會尊重人》。此外，首都不少報紙以及其他省市報紙，也都相繼刊載有關“左葉事件”的新聞、評論等。

“左葉事件”披露后，引起了全國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較大反響。1957年5月11日，在北京日報主辦下，首都11家報社、通訊社、電台和新影廠的記者和攝影記者40多人舉行了座談會，與會者舉出許多事例，說明“左葉事件”不過是新近發生的一個例子罷了，實際上在採訪活動中，有些單位和領導人都不夠尊重新聞記者。如有的採取宗派主義的做法，限制有些報紙和非黨員

記者的採訪活動，有的借口保密，規定了繁瑣的採訪手續，甚至派人監視記者活動。記者們希望有關領導部門能積極地來解決這些問題。座談會上，不少記者本著整風的精神，對本身不遵守紀律和秩序的不良作風等等，也作了自我批評。其他如上海、廣州、武漢等地新聞界也相繼召開座談會，與會記者的呼聲是相仿的，希望改善記者的工作條件，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以便更好地完成本職業務。從座談會的發言來看，多數人的發言是善意的，提出的許多意見是合理的，這對於黨改進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有益的。當然，不排除個別人的發言是偏激、過頭的，甚至是藉此發泄私憤的，但這僅僅是個別人。

事後，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黨委就採取了邊整邊改的措施，指示下屬單位儘可能給記者以採訪活動的便利，不粗暴干涉和刁難記者，保障記者的正當權利。

至5月下旬，“左葉事件”的風波漸漸地平息下來了。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社論發表以後，上面為“左葉事件”定了性：“這件事是被新聞界右派分子加以誇大渲 染，藉以發動反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進攻的一個導火線”，“在右派分子有意誇大宣傳的影響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錯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為此專門於同年7月13日召集了一次座談會，身為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的鄧拓主持了這次會議。會上，左葉對自己“態度急躁，說話的口氣也不妥當”做了檢討，但他聲明沒有說過“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這樣的話，農業部的官員也都為他作了證。接著，各個媒體對自己的“誇大不實報道”做了檢查。最後，鄧拓做了總結髮言，他宣布了對此事件的定性，並補充說：“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緒，沒有冷靜下來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核對一下事實，問問當事的雙方，問問在場的證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質，就濫加批評，影響很壞。”鄧拓還以《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身份檢討說：《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也犯了錯誤。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以“新華社13日訊”為電頭，發表《新聞工作者協會調查證明：“左葉事件”報道失實》的文章。文章說：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有意用這樣一個並不真實的事件來向黨和國家進攻，企圖煽動新聞界起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各種制度，要求恢復資產階級的所謂“新聞自由”。當天的《人民日報》還配發社論《對新聞工作者的一個教訓》，說5月間北京上海的報紙喧嚷一時的“左葉事件”，沒有查明事實，即輕率地、錯誤地發了一些關於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客觀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後，凡報道過這件事的報紙都作了檢查，不少發表過批評左葉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所幸《人民日報》的袁水拍、方成、袁鷹沒有因此打成右派，但也寫了書面檢查。

各省市的新聞界都把“左葉事件”變為“右派分子在憑空捏造”、“右派分子向我們黨和國家的猖狂進攻”。凡是在報刊上對此寫過報道、言論、小品、詩文，畫過漫畫，或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表過議論，提出過意見的編輯、記者，乃至有關主管，無不受到牽連，反覆追究，迭經批判。許多人被划人另冊。即如在全國記協召開的座談會上作過認真檢討的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和為他的諷刺詩配漫畫的方成，最終也未能逃脫“右派”的厄運。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小品文《部長助理與攝影師》的攝影記者洪克和編髮此稿的文藝部主任昊鏗，雙雙被劃為“右派”，後者並就此含冤去世。據不完全統計，當年全國各省、市有81家報刊的負貴人，由於卷人“左葉事件”而被撤職，其中不少人還被打成右派分子。

“左葉事件”最終成為“右派分子捏造”的“失實”報道，很多寫文章批評過官僚主義的人，也相繼被打成右派，直到“四人幫”被粉碎，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