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葉

左葉，原名左寶玉，後來還用過左翼、左一、左岳、左卒，1932年開始用左葉的名字。家裡是個佃農，自幼在鄉勞動，後來出去當工人，備嘗生活辛苦。

1926年在吉安參加工會，1927年回鄉任暴動隊長，參加了“永新暴動”。秋收起義后的10月，在永新縣黃土坂加入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隨軍上了井岡山。

在紅四軍歷任戰士、班長、排長、連副指導員。在1928年4月加入共青團。

1931年，他調到瑞金紅軍學校任政治協理員、營教導員，並轉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在瑞金全國總工會做過一段時間的幹事。1933年秋紅軍工人師成立后，調任該師副官長。

工人師后改番號為中央警衛師、獨立第二十三師、國際無產階級師，他擔任過師偵察科長兼通信科長、國家保衛局駐師特派員兼軍事裁判所所長，參加了歷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9月，紅八軍團長成立，調任軍團後勤部長兼供給部長、政委。在長征中負責後衛的紅八軍團面臨覆沒危險的關鍵時刻，左葉果斷制止了分散突圍的錯誤行動，組織僅剩的警衛後勤部隊，扔掉輜重、編挑夫入紅軍，一舉突破湘江防線，拚死追上主力紅軍，已經與中央失去聯繫的紅八軍團，在重圍中能夠奇迹般地渡過湘江，被與李德爭論的毛澤東列舉為紅軍有戰鬥力的明證。

后改任紅五軍團後方隊列勤務參謀、後勤部長，在軍團長董振堂的身邊又頗得積極防守的真傳，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隨紅五軍團（改番號為紅五軍）調進紅四方面軍，因為在討論會上反對張國燾的南下路線，被降職為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科長。

後來又擔任過金川獨立師參謀長、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政治部偵察科、西路軍教導團教育參謀，西路軍失敗后隻身回延安。

抗戰爆發時，左葉還在去延安的路上。由於他遇到了一個姓郝的前清官員資助，行程比起討飯的那些同志要輕鬆一些。1937年11月到延安后，他被安排到軍委參謀訓練班學習。

1938年3月畢業後任八路軍炮兵團參謀、參謀長，9月代理團長。有個曾任紅一軍團國家保衛局通信班長的劉瑞德，在長征后與部隊失散，抗戰爆發後到延安歸隊，派任炮兵團特派員。但左葉認為他當初是開小差逃跑的，認定他是特務，處處防範。一次因為調防，二人發生衝突，左葉向劉瑞德打了一槍，沒有擊中。炮兵團黨委把左葉綁送到延安由發落。經林伯渠裁決，此事就此作罷，左葉送馬列學院學習。但左葉不願意去，就安排在八路軍副官處南七里鋪軍民客棧當了副主任。劉瑞德後來在整風運動中自殺，當時他坦白自己是特務，說只有左葉看破了他，但是整風那個時期的文字材料，是真是假，實在是難以分辨。

後來左葉還是進了抗大，1941年初提前畢業，調到冀中軍區七分區第十七團試任副參謀長。第十七團團長閔洪友、政委姚國民，政治部主任孫洪志，是冀中第一批整編四個主力團之一，以擅長伏擊戰聞名。左葉剛回戰場，有些手生，1941年8月2日，指揮部隊在安國縣馬阜才伏擊日軍第十五師團第六十七聯隊松尾大隊時，由於偵察失誤，雖然擊潰了日軍，但是團第二營營長劉鳴琴陣亡，部隊傷亡一百七十餘人，氣的團長閔洪友連飯都不吃，左葉也只等著挨批。但是軍區情報顯示松尾大隊傷亡達四百餘人，便給十七團發了嘉獎令，隨後，晉察冀、太行八路軍總部和延安軍委接連發來賀電，才讓左葉鬆了口氣。

1942年2月，左葉出任冀中軍區第七軍分區第二十二團團長。二十二團是軍區基幹團，政委梁達三、總支書記賀明，轄有四個步兵連，一個警衛連，一個偵通連，警衛連里有迫擊炮和重機關槍各一個排，算是冀中素質最好的團隊之一。當時沒有團長，左葉在軍事上負總責，後來升任團長。

在冀中，左葉最得意的戰鬥方式就是伏擊。1942年5月13日，左葉親自偵察后，率兩個連在無極縣小呂、王村伏擊了偽真定道縣長參觀團，斃偽真定道尹及偽軍指揮官，傷護衛部隊指揮官日軍騎兵第一一零大隊長加島武以下日偽軍一百八十餘人，自己無傷亡。1942年6月9日，又以三個連（二十二團兩個連，十七團一個連）及幾個地方游擊隊在深澤縣南北宋庄設伏，打傷了率三百多個騎步兵途經此地的日軍坂本支隊長坂本吉太郎大佐（二十六師團獨立步兵第十二聯隊長），又頂住了日偽軍兩千餘人的圍攻，激戰14小時擊退38次衝鋒，以亡32人、傷41人的代價，斃傷日偽軍三百餘人後突圍而去。（此處取呂正操的說法，左葉回憶是斃傷日軍九百餘、偽軍二百餘，但兩人均未聲稱擊斃坂本支隊長，宋庄戰鬥日本戰史是傷亡53人）。1942年日軍大掃蕩，第二十二團作戰八十二次，斃傷日偽軍二千四百人，自己只傷亡了二百餘人，全團從日軍掃蕩前的655人增加到1025人。

日軍大掃蕩使冀中軍區部隊難以立足，撤到北嶽山區。后第二十二團與第二十六團、第十七團重新整編為晉綏軍區第三軍分區第十七團，左葉任副團長，後來升任軍分區副參謀長、晉綏軍區副官處長。

抗戰勝利后，他率少量幹部去東北，擔任民主聯軍遼西軍區第二軍分區副司令員，四平保衛戰（二戰四平）時是四平城防副司令。後任第三縱隊第八旅旅長、第八師師長。

1946年4月組織四平保衛戰時，林彪與擬任四平衛戍司令員的左葉進行了徹夜長談，了解其對防守四平的想法。左葉講就湯下麵，守備作戰仍以馬仁興的城防司令部為主，任其為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他結合冀中抗戰經驗，發展了董振堂防守作戰思想，帶領部隊在城外前沿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即三角連環的“梅花工事”。這種工事使每個火力點無論進退都有兩翼的火力支撐，讓全部美械的新一軍無論怎樣突擊始終沒有越過防線一步。戰鬥中他動員組織日僑參與後勤保障，並槍斃了兩名丟失陣地、騷擾日僑的基層幹部，有效提高了部隊作戰能力。穩固的工事也給前來考察的蘇軍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新六軍突破了四平防線的側翼陣地，有迂迴後路合圍的危險，民主聯軍才撤出四平城。四平保衛戰後，左葉在八師師長的任上參加了四保臨江。

1948年4月，任獨立第二師師長及營口衛戍區司令（新的獨立第二師，政委曹傳贊、副師長師建章、參謀長柴謙，老獨二師已經編入五縱）。當時東野的獨立師長里，頗有些土地革命、抗戰、解放戰爭三個時期都是師級的幹部，除了左葉，還有陝北紅軍出身的“黑狸虎”王兆相。10月間，獨二師參加遼瀋戰役，在台安打虎山阻擊廖耀湘兵團西進增援。面對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九軍的輪番進攻，左葉打的不輕鬆，還把誇大敵情作戰不力的第五團團長撤了職。最後，獨二師以白刃戰完成了阻擊任務，當第十四師、一零五師、騎兵第三旅三面合圍過來時，左葉率部在蒙古騎一師王海山接應下趁夜撤到盤山。這時，東野作戰處長蘇靜帶著個重炮連前來督戰，協商后獨二師8000步兵迎著廖兵團主動出擊，在夜幕掩護下用刺刀全殲第四十九軍的前衛團，重創鄭庭笈四十九軍等三個軍部，天亮后一直打到胡家窩棚（軍史一說是三縱打入胡家窩棚，獨二師攻擊目標是汽車、電纜集中處，也講打到胡家窩棚）。交戰中廖兵團前衛部隊以為前方是共軍主力部隊，連忙上報，廖耀湘由此錯誤判斷去營口的道路被截斷，決定退回瀋陽。有些人認為，這是遼瀋戰役中最有戲劇性的一個瞬間。隨後，獨二師參加了進攻營口之戰。

1952年左葉率45軍部隊參加了荊江分洪工程建設，任交通指揮部副總指揮。面對十幾萬人的工作進度，有限的運輸能力使左葉陪感壓力，他穿梭在專家、船舶公司、船工中尋找提高航運效率的方法，通過推廣船舶一字拖帶航運法，實施荊江夜航等一系列措施，創造了70天完成長江一年航運量的奇迹，把九十多萬噸器材按時運到工地，保證了在夏汛到來之前按期完工，使整個分洪工程提前57天竣工。

荊江分洪工程后，本來積極準備參加抗美援朝的左葉，在趙爾陸的勸說下轉業到中南交通部任副部長。領導了海南國防工程建設，廬山公路建設，推進了川江夜航。

50年代，左葉到北京任農業部部長助理。

1957年4月17日，到訪北京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在劉少奇陪同下前往參觀農業博覽會，左葉也作陪。在場攝影記者們想照伏劉兩人照，但左葉寸步不離，攝影記者取不到好鏡頭，就請他離開一下，還有記者動作比較粗魯的拉了他。左葉認為陪同貴賓是職責所在，牛脾氣上來，對記者說了些“你的工作重要還是我的工作重要”、“在擠就趕出去”之類的話，讓在場記者一片嘩然。由於當時正在進行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記者紛紛發文指責左葉的做法。

5月7日，《中國青年報》率先發表《部長助理和攝影師》一文，描述了以下細節：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某攝影師拉了擋住鏡頭的部長助理一下，請他讓開一點，部長助理扭過頭來罵道：“怎麼！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接著，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同志又向記者們說：“你們別擠了，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並說這是“傳達別人的話”，即傳達部長助理的話。文章認為這裡說的“你們”，是罵了所有在場的記者，文章還不指名地批評了左葉，說他“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還說：“近來記者們在採訪活動中受到的無理的限制、阻礙是很不少的，這幾乎成為北京新聞界的一種苦惱。”

隨後，上海《文匯報》發表北京專電《新聞記者的苦惱》，公開點了左葉的名，還報道了記者們在日常採訪中遇到一些障礙。同時，《文匯報》配發社論《尊重新聞工作者》。這篇社論說：“我們可以下這樣一條定律：當一個政權反人民的時候，它是排斥記者、懷疑記者的。

國民黨在重慶、南京的年代時常封鎖新聞，設新聞檢查機構，甚至毆打、逮捕、處死新聞記者。記得採訪‘國民參政會’新聞，記者們也曾受過搜身以及參政員走大門、新聞記者走旁門的傷害人權的污辱…… 我們人民政權是尊重新聞記者的。但是把新聞記者看作討厭人，防範而不是合作，卑視而不是尊重，種種舊作風還是存在的。這證明了人的思想意識的改變確是落後於經濟制度的改變，即上層建築的改變落後於經濟基礎的改變。”

《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要學會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滾開！》的詩，並配發了諷刺漫畫。其他不少報刊，如《工人日報》、《新民報·晚刊》、《大公報》、《解放日報》等，也都發表文章，尖銳地批評左葉，並就此事發表意見。

《文匯報》等不少報紙還報道了一些地方的記者紛紛舉辦座談會，揭露記者採訪時受到官僚主義的阻礙，受到種種限制的情況。武漢、廣州、重慶等地的記者就左葉事件提出抗議。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也發諷刺詩配畫《官僚架子滾開》，一些報道中將左葉的發言傳成“你重要還是我重要”之類令人難以接受的文辭，使“左葉事件”成為新聞界一時關注的焦點。

但是不久后六八社論發表，整風成陽謀，左葉事件被定性為“客觀上替右派分子推波助瀾”，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發表的社論《對新聞工作者的一個教訓》，這篇社論定調說：右派分子向我們的黨和國家猖狂進攻的時候，巧妙地利用這個事件，從新聞戰線上放出一支毒箭。

身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的鄧拓作總結髮言，稱“不能孤立地看這件事情”，並為“左葉事件”定了性：大家知道，這件事是被新聞界右派分子加以誇大渲染，藉以發動反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進攻的一個導火線，它的嚴重性就在這裡。一些記者被打成右派，新華社併發專稿《新聞工作者協會調查證明：“左葉事件”報道失實》，人民日報還為此專發了社論。

左葉自己恐怕也想不到，會以這樣一個形式聞名全國，而且波及到這麼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