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樓

長篇小說《癌症樓》分為2部36章。小說以體制內官員魯薩諾夫住院開始，通過另一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與醫院體制的矛盾來推動情節發展，進而為讀者展開了一幅癌症樓的生活畫卷。

癌症樓的窗戶上裝有鐵柵欄，一個房間里排著被褥齊備的床鋪。每張床上有一個嚇得不知所措的人。癌症樓的制度嚴格且強制：院方按時為病人提供定量分配的食品，病人無權知道自己的治療方案，他們的儲物櫃被定時檢查，他們也不能隨意外出或散步；醫生和病人從不共享信息，但醫生和病人都不得不面對異常擁擠的工作室、病房和樓道。

病房本應安裝廣播，它被視為文化普及的標誌，卻不停地播送“非要你了解的新聞和非要你欣賞的音樂”；在樓梯平台上掛起一幅標語“病員們。不要互相談論你們的疾病。”，紅布白字，非常顯眼。

衛國戰爭使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失去了親人，他當兵上過前線，僥倖保全了性命，但在上大學時因與同伴議論政治而被捕判刑，並遭“永久流放”，他的女友則在流放地遭到強暴而順從地活了下來，那不順從的則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醫院護理員伊麗莎白一家在政治大清洗期間遭到逮捕，女兒死在了流放地，丈夫則仍關押在勞改營中。醫生薇拉的哥哥也是在那期間被捕的，母親經受不住打擊而去世，而薇拉的戀人則在此後的戰爭中犧牲，在她因救死扶傷而獲得的快樂之中。

科斯托格洛托夫經過20多年的軍隊、勞改營、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進了癌症樓。接受放射治療后，他的病情漸漸好轉。但是，下一個療程的“激素療法”將使他失去性能力。

魯薩諾夫是一個在“大清洗”中靠誣陷、迫害他人而步步高升的既得利益者。當他通過關係到莫斯科治病沒有成功，而且不得不作為一般病人住普通病房時，魯薩諾夫感到莫大的委屈，對下屬、病友、甚至醫生都頤指氣使，要求醫生給他診斷為“淋巴瘤”，否認他自己患有癌症。

焦姆卡患了骨癌，葉夫列姆患了舌癌，普羅什卡患了心肌癌，年僅17歲的阿霞患了乳癌；甚至為此類病人服務多年，在這一領域從事過深入研究的醫生董佐娃最後也患了癌症。在名冊上他們很少看到不治而亡者，那是因為重症患者大多都在治療無效時離開了醫院。生性好動而迷戀上托爾斯泰生命學說的葉夫列姆，在離開癌症樓時滿懷生的喜悅，但不久便離開人世。天真樸實的普羅什卡，在被告知可以出院時喜出望外，帶著一紙寫有拉丁文“無法手術” 、而他自己毫不知情的通知單高興地走出病房，走向了死亡。甚至狡猾多疑的魯薩諾夫眼看著脖子上已縮小的腫瘤，也興奮地與家人回家團聚，但醫生對他的診斷是“不知能否靠自己的抵抗力堅持過一個月” 。

病人在醫院中被強制接受治療，權力中心則抱著拯救生命的絕對真理掌握所有的資源，以醫生為工具，對病人的肉體和精神加以控制。

1945年，索爾仁尼琴在東普魯士作戰前線被捕，原因是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寫了對領袖斯大林不敬的言論，在勞改營服苦役8年。

1949年，索爾仁尼琴又被流放到哈薩克，1956年獲得人身自由，1957年被徹底平反。

1952年2月，當時在勞改營的索爾仁尼琴動了一次手術，勞改營醫院的外科醫生為他切除了腹股溝的一個腫瘤，因沒有進行進一步治療，1953年秋，癌症轉移到胃部，他只得再次入院動手術。命運的打擊能摧毀的只是弱者的意志，而為索爾仁尼琴這個堅強的俄羅斯人帶來的卻是雙重豐收。他不僅戰勝了死神，而且以住院治療期間的見聞感受為基礎，為創作《癌病房》打基礎。

《癌症樓》作品構思緣起於1955年，索爾仁尼琴的個人生活史和政治際遇構成了小說的題材來源，但顯然，作者的深入思考升華了小說的選題。

1957年，終於宣布索爾仁尼琴“無犯罪事實”，他被恢複名譽，解除流放。索爾仁尼琴到達妻子居住的梁贊市，在中學擔任數學、天文課教師，同時偷偷寫作。幾次面對死亡的經歷使他對死亡不再恐懼。他立志把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替千百萬蒙冤受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索爾仁尼琴從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經歷和所見所聞，構成了《癌症樓》這部小說的基本素材。作者通過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擊了肅反擴大化以及此前此後一次次清洗對人心靈的損害。

《癌症樓》寫作開始於1963年。1965年作者的居所曾被查抄，18年辛勤寫作的書稿付之東流了。索爾仁尼琴為此消沉了很久。

《癌症樓》小說在正式的公開發表之前，索爾仁尼琴在不同的場合朗讀過文本內容，這樣構成了雖然作品沒有正式發表，但卻廣為人知故事內容的事實。1963年，《新世界》主編試圖將《癌症樓》改名為《病人和醫生》，被作者拒絕。

1966年6月《新世界》雜誌編輯部也討論過這部書稿的第一部的主要內容。為此書能夠順利出版，索爾仁尼琴作出姿態，還準備了備用的書名《林蔭路端的病房大樓》。但小說的刊發卻一波三折，最終沒有發表。

1967年索爾仁尼琴開始寫作該書的第二部。與此同時，有五家出版社拒絕發表小說其中的一章《治病的權利》。

索爾仁尼琴《癌症樓》的創作過程中，當時的蘇聯文壇正醞釀著重大的思想解放的前奏。有關“戰爭的歷史面目”、“革命暴力與人道主義”、“歷史理想與道德的公正”的爭論體現在現當代所有大作家的寫作思考中。

1967年9月，《新世界》雜誌編輯部討論《癌症樓》出刊，莫斯科作家協會組織作家們參加討論。與會作家們認為，“不印製《癌症樓》是一種恥辱。”1967年年底，英國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發表了長篇小說《癌症樓》的摘要。

科斯托格洛托夫

小說中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隊里呆過7年，又在勞改營里呆過7年，之後在流放地度日。就在這時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進了“癌症樓”，經X光照射他病情好轉。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療法”將使他“失去體會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的能力”，這代價在他看來“太殘酷了”，於是憤而選擇反抗。

科斯托格洛托夫算是一個不幸的人，本來是一個年輕氣盛的大學生，卻由於言語之失而使自己的命運發生了逆轉，遭到流放，勞改，並多次在癌症的威脅下幾乎走到生命的絕境。但是也正因為他的這些經歷而使他對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人可以在自己的肉體還沒有死亡的時候跨過死亡線。體內儘管還保持著某種血液循環和食物消化過程，但是心理上已經做好了死亡的一切準備，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對周圍的一切都無動於衷，彷彿是從棺材里看到的。雖然你不把自己算作基督教徒，有時甚至相反，可是你會突然發現自己竟然寬恕了所有欺侮過你的人，就連對迫害過你的人也已無仇恨。對你來說，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已經無所謂了，你不想去糾正什麼，什麼也不會使你覺得遺憾。”多次走在死亡的邊緣，對死亡有著真切的感受。當真正面對死亡的時候，他沒有恐懼，沒有仇恨，平和地面對上帝，彷彿已經超越了死亡。

從學生時代被抓捕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就一直在別人的監視下生活，他的命運如同一粒沙子，無法自己掌控，直到垂死時來到醫院才算是相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對微嘉給他注射人造雌酚非常不滿，因為這會使他喪失男人的功能，而與卓婭和微嘉的交往，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在病情似乎有很大好轉但並沒有徹底痊癒的時候，他強烈要求出院。“嘗夠了幻想破滅的滋味，做夠了獲釋回家的美夢，最後，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愛的烏什—捷列克，那是他心愛的地方。”雖然是流放地，但是在那裡沒有監視，沒有強迫勞動，他可以蓋上幾間自己的房子，甚至還可以娶一個當地的女人。雖然是很普通，很貧窮的生活，但對他來說，卻是一個美好的地方，如同家鄉一樣。實際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雖然能坦然面對死亡，但他並非沒有對於生的留戀，生的渴望，反而對生活有著更熱切的期盼。也因為經歷太多的苦難，使他對社會生活有著更深刻和清醒的認識。

在病房裡，他是一個讓魯薩諾夫特別厭惡的人，因為這個人總是不合時宜地散發“反黨反國家”的言論。他鼓動人們對於“人靠什麼活著”的思考，讓人懷疑“集體”的作用，處處與他針鋒相對。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房裡唯一理解舒盧賓的人，雖然兩個人的選擇不同，遭遇不同，但對當時的現實都有著清醒的認識。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魯薩諾夫

魯薩諾夫靠捏造事實、告密、誣陷爬到了領導地位。他得了癌症，也住進了癌病房。以他的精神特徵為代表的這一大批人的存在並飛黃騰達就是國家得病的癥狀，不對這樣的邪惡進行道德上的譴責，國家就沒有好起來的希望。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魯薩諾夫這位昔日的高官，“國家的寶貴幹部”，有著令人羨慕的生活——和睦的模範家庭，井然有序的生活，無可挑剔的住宅，然而癌症使他與這一切隔絕了。無論他之前有過怎樣優越的令他滿意的生活，但是在癌症面前，在死亡面前，它們都將與他無關，他所擁有的不再是外在的物質世界，而只能面對自己的內心。他害怕癌症，恐懼死亡。魯薩諾夫一進醫院，就向醫生反覆求證，“我這並不是癌，對吧？大夫。”

魯薩諾夫一方面害怕自己得了癌，不敢確認自己得的是癌症；另一方面又覺得脖子上的腫瘤無時不刻都在增長，隨時會要了他的命。從家出門時他照了鏡子，到醫院換完衣服時他又照鏡子，一會的功夫，他就覺得腫瘤彷彿長大了不少。到醫院以後，醫生18小時沒有來看他，他提心弔膽，譴責他們不負責任，玩忽職守，但柳德米拉真要他出院時，他又不願意，因為他害怕短時間內找不到更好的醫院，就算找到了，轉過去也需要時間，他覺得自己的病耽誤不起。癌症就像一把利劍，把這個平日看似剛強的人一下子擊倒在地。

他難以忍受祖國百姓的庸常生活。在醫院裡面，魯薩諾夫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千方百計找關係，給莫斯科打電話，給他認識的高官打電話，期望得到特殊的照顧。

但醫院實在人滿為患，很多的病人在過道過夜，魯薩諾夫的願望難以實現。身為國家的“寶貴幹部”，他無法容忍民眾的貧窮與不懂規矩，他極端厭棄他們的穿著打扮，他們的行為習慣。他對醫院的破敗和醫務人員的怠慢也感到十分的沮喪，覺得醫院也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實際上，魯薩諾夫的挑剔與不滿是在與他日常生活的對比中形成的。他平常養尊處優，任何時候都會得到特殊優待，但是在癌症樓這一特殊的環境里，他和普通民眾沒有區別，他難以忍受這一處境。

他不敢回憶，無法面對過去。魯薩諾夫是不會願意回憶過去的，不會願意回憶他真實的過去的，因為他的發家史就是一部陷害告密史。這個外表剛強，志得意滿的國家幹部，在夢境里，卻感到無比恐懼。他夢見羅季切夫回來了，這個昔日的同事，當年為了兩間房子，他告密陷害他，以致他坐了10多年的牢。現在他回來了，依然年輕力壯，揮舞著拳頭，馬上就會出現在他面前，魯薩諾夫無處可逃。隨著藥力的加強，夢境與現實他漸漸分不清楚，陷害工友，告發同事，迫使別人自殺等等，那些往事一一出現在他的腦海，死去的人彷彿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後追著自己跑，醒來以後常常是大汗淋漓，擔心醫務人員給自己喝的葯是不是有毒。這個昔日的惡人雖然在外面的世界志得意滿，在癌症樓里卻逃不過自己內心的審判。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有一定的文化，能讀懂法文書，原來生活在一個教富裕的家庭里。她見過許多家庭被無端的搶掠，街道上的鄰居以各種理由被帶走，當時她心想的是這種事不要發生在自己的家裡，但不幸的是她並沒有倖免。多年以後，30多歲的她在醫院裡做著護工的工作，看起來己經50多歲了，這時她才明白，是許多像她一樣的人的不作為，才造就那麼多人悲慘遭遇。

舒盧賓

舒盧賓就是農業科學院畢業的，沒有當過兵，沒有打過戰，也沒有被清洗、流放，看上去他就是那個時代逃過各種不幸的少數的百分之幾的人之一。他在肛門側面開一個排泄孔，以後排泄將不受控制。這種病讓他特別的抬不起頭來。

但讓他抬不起頭的不止如此。“你們被逮捕，而我們則被驅趕到大會上去批鬥你們。你們被判處死刑，而我們則被逼著站在那裡鼓掌，表示擁護判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並非沒有清醒的認識，但為了妻子，為了孩子，也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被逼著選擇沉默，選擇站到批判的大眾中去。到最後，妻子死了，孩子們跟他劃清界線了，自己的軀體變成了一隻異袋，他必須長久地忍受這種生活。“熬過一切，活下去。”這是一種信念。其實活下去，對他來說是相當艱難的，背負著靈魂的枷鎖，始終沒有解脫的一天。

艾哈邁占

艾哈邁占，這個平日里看起來和氣禮貌的小老頭，你絕對想不出來他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上邊誰掌權

——與我沒關係，我宣過誓，所以也就是執行任務。”高喊著應該讓那些偷懶的流放犯人吃大糞。“絕不是開什麼玩笑，他們可不是人。他們根本不是人。”他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到部隊后被派往寒冷的地方看守流放犯人，就變成了這樣，要知道他自己完全也可能是那些犯人中的一員，只是命運不同而已。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是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就成為了階下囚，而他卻成為當局政策的和措施的執行者。他為自己能成為當權者的工具而感到驕傲，絲毫沒有思考自己真正做的是什麼，沒有一點同情心，甚至可以說是泯滅人性。正是因為他是普通士兵中的一員，他的內心的毫無自我意識才顯得更加的可怕。即使在癌症到來的時候，他也沒有反省過自己的行為。

費得拉烏

費得拉烏是日耳曼人，原先是共產黨員，僅僅因為民族的關係沒收黨證，遭到流放。即使在流放地，他也以一個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苦活，累活，有危險的活他一直衝在前頭。對於黨的政策和措施他從來沒有懷疑過，對自己所遭受的無妄之災也不抱怨，向一個木頭一樣，相信集體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在醫院裡，他表現得陰鬱，不愛說話，但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所有遭遇都是出於“國家的需要”。

董佐娃

董佐娃是醫院放射科的主任。她不求名利，不追求學位的榮譽，幾乎把大半輩子的時光都奉獻給了醫療事業，在醫院中人們尊稱她為“媽媽”。在這裡，她具有了聖母的形象。

瓦季姆

瓦季姆這位畢業於大學地質學專業的好學者，在小說中很多時候他都在看書、在知識的海洋里遨遊、在求知的險峰上登攀。

普羅什卡

普羅什卡是一個老老實實的農民的代表，在醫院裡醫生說什麼就是什麼。對於他的描寫，小說中沒有太多的筆墨，但即使是寥寥幾筆已足以讓人感到他身上可敬的道德規範——勤勞。

《癌病房》的主題思想：“俄羅斯的良心”——在苦難中重塑人類價值。

彌賽亞意識

俄羅斯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彌賽亞”情結，這主要來源於東正教的影響。“彌賽亞”一詞為古猶太語，原意指“膏油”，後來指受膏者。一個人頭上被塗上了膏油，就成了被上帝選中的人，負有特殊的使命。俄羅斯的彌賽亞觀念來自於他們的“神聖俄羅斯”觀念，這種觀念在莫斯科獲“第三羅馬”之稱時就產生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具有一種“普及天下，捨我其誰”的強烈的使命感和普世主義情懷，他們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關於真理，關於正義，關於生活的意義問題。索爾仁尼琴同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一樣，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無法在“可恥的無所事事中保持沉默，啃著被赤貧的眼淚浸透的麵包，馴服地戴著奴隸的枷鎖”。

索爾仁尼琴沒法忘懷那些在監獄里的歲月，更不可能忘懷那些和他一樣經歷的難友。儘管發表自己的作品是危險的，但他說，為了爆炸這一顆文學炸彈，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這不僅僅是他一生的作品，而是成千上萬犧牲者的夢想，那些在勞改營簡陋住屋地板上沒有來得及訴說完自己的心曲而不幸死去的人的夢想。

絕處逢生之後，索爾仁尼琴認為他的生命已經不屬於自己，而屬於那些在監獄里不幸死去的人。他有責任告訴後來的人們，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但文學的任務不僅僅是告訴他們所希望知道的真實情況，而應該揭示更永恆和普遍的法則。索爾仁尼琴在苦難書寫時展現出來的人的尊嚴與勇氣、正直與堅初、美好和善良、以及對暴力和謊言的激烈批判更給人以撼動人心的崇高美，使人獲得戰勝苦難的力量。

索爾仁尼琴書寫苦難曾被認為是揭露斯大林極權體制下的罪惡，敵視社會主義制度。但在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心中，國家和政權是兩個概念。索爾仁尼琴對於苦難的書寫正是由於他對於國家命運的熱切關注，愛之深，才會責之切。索爾仁尼琴冒著生命的危險，保存、傳播自己的作品，不是為了泄一己之憤，也不僅僅是為了那些不為人知的死去的難友，而披露和痛斥現實的種種醜惡，更希望以文學的方式告誡人們，引起療救的注意。

索爾仁尼琴曾說，沉迷於歷史是一隻眼睛失明；而忘記歷史，則是兩隻眼睛都失明。在索爾仁尼琴看來，正視民族的苦難，反思這些苦難產生的根源，才能避免在以後的旅途中重蹈覆轍。遺忘是人類的大敵，它使人們重新去犯錯誤，一遍一遍重嘗苦難的滋味，所以索爾仁尼琴不能忘懷歷史，不能袖手旁觀。索爾仁尼琴他和寫作有一種神聖的關係，他是在履行某種義務。而這種義務，就是他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索爾仁尼琴通過他的作品，想要留給後世“記住疼”的習慣，這是一種真正的憂患意識。

苦難中尋求救贖

索爾仁尼琴書寫苦難，不僅僅是為了展示苦難、揭露事實，而是在對苦難的書寫中表達自己的體會與思考。苦難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成績。目的是上帝之中的至福極樂，但是，通向這個目的的道路是苦難的道路。成績在於努力戰勝苦難的根源即戰勝惡。索爾仁尼琴體驗苦難，在苦難中沉思，從苦難中尋求精神與靈魂的救贖。

獨立的人格和意識：在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才思考人是靠什麼活著，恐怕已經為時已晚，不過癌症樓里的一些人確實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思考的這個問題。有人說靠水、空氣、食物；靠工資，給養；靠思想信仰等等，這些固然都對，但是當癌症扼住人們的咽喉的時候，這些回答就沒有意義了。作品中，葉夫列姆一直生活得順風如意，金錢與美女從來都不缺，但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卻感到了迷惑，這些都並不能延續他的生命。魯薩諾夫擁有在外人看來富足體面的生活，但是他卻活在恐懼之中，實際上他也不知道人靠什麼活著。

即使是一些在常人看來有道德的人，如費得拉烏，在工作中總是沖在最前頭，在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時時刻刻以黨員的要求對待自己，對自己因民族問題而遭受的流放也不抱怨，作者對他表示的也只有同情，或者說可憐。對焦姆卡這樣積極上進，渴望自力更生，報效祖國的青年，科斯托格洛托夫卻對他說“讀書不能增添智慧”，不禁要向魯薩諾夫一樣驚問：這是在灌輸什麼思想。實際上，索爾仁尼琴正在向讀者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活著，不僅僅是靠道德，也不僅是靠知識，而首先應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能思考的人。

艾克曼除了一心地向上爬之外，的確沒有其他任何動機，然而正是這種平庸和膚淺，才是它的最邪惡之處。他無意識地接受統治者的命令，完全按照法規辦事，盡忠職守，並因此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為帶來的一切道德責任。這和《癌症樓》中的艾哈邁占如出一轍，這是索爾仁尼琴所深惡痛絕的。所以，在《癌症樓》里，唯一能與科斯托格洛托夫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只有舒盧賓，在他的眼裡，舒盧賓是一隻被剪去羽毛，不能飛翔的大鳥。這是蘇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境遇，他們的痛苦，來自於自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來自於暴力之下的被迫沉默和說謊，他們因為自己的獨立清醒的意識正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說的“宇宙精神”的“一小塊碎片”。

對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比較完整地體現了索爾仁尼琴對人靠什麼活著的回答。不僅是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層面上，也不僅僅是道德的完善，在那個時代，索爾仁尼琴更強調獨立的思想和批判意識。在諾貝爾文學的授獎詞中，提到他作品中體現出來的對個體的尊重，而這在極權時代的蘇聯，卻是被抹殺得最為嚴重的。

極權政治的目的就是要達到人民對於權利的絕對服從，消解個體性，使之成為“失語的靈魂”。以整體的名義要求個體無條件的服從，任意剝奪個體的權利，稍有遲疑便被處以重罰，因而不敢有人反抗。任何具有獨立道德判斷力的思想，即使產生了，也只能偷偷地存在於個人的隱私領域中，一旦公開，必然給思想者招來殺身之禍。因此，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個人的道德選擇己經不是你是否辨別是非，是否說真話的問題，而是你能否公開表示獨立判斷，能否說真話的問題。實際上，不管是費得拉烏，瓦季姆，焦姆卡，還是魯薩諾夫自己也好，都早已沒有獨立的意識。索爾仁尼琴認為在這種情形下，獨立的人格和個性甚至比生命更為重要。科斯托格洛托夫歷經了生活中的種種苦難，卻仍然桀驁不順，堅初正直。

象徵隱喻

《癌病房》作品包含著象徵和隱喻。癌症病人所居住的是第13號樓，而在西方的習俗中“13”是個不祥的數字，而癌症更是一種邪惡力量的代表。住院的病人來自各行各業，因而小小的病房就成為蘇聯社會的縮影。小說通過醫務人員和病人的種種經歷、遭遇，描繪出20世紀30—40年代蘇聯社會生活的一幅陰鬱的悲劇圖景。其實作者想告訴人們，個人崇拜等不健康的現象就是蘇聯社會機體中的癌細胞，它對社會的危害同樣是致命的。作者通過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來暗示自己的道德觀和人生觀，那就是：永恆的感情、希臘哲學家的智慧和基督教教義，只有愛和真正的道德感才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他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和真實的感受，完成了常人所不能完成的他的人生藝術體驗。

病房意象

病房的空間意象：病房既是權力進一步作用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反抗得以表達的空間。病房雖小，但社會等級結構嚴整：除了特權人物魯薩諾夫和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外，還有工人、年輕人以及少數民族等。病房中的等級結構既是現實社會的縮影（人與人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和情感），又在不斷地反抗著現實制度（例如奧列格對醫院制度的質疑）。

病房代表了個體對權力規訓的一種反抗：沒有人評判對錯，不同的話語透露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他們的觀點在這裡交流碰撞，創造了一個遠離廣播和標語的獨特空間。社會空間不斷地被社會關係生產出來，它又不斷地生產出社會關係。這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個體在反抗權力空間的同時，也生產了知識、話語和行動，並創造了新的空間，這印證了列斐伏爾的觀點：空間的實踐界定了空間，它以空間為其前提條件，同時在辯證互動中改造空間。

樓外意象

除癌症樓之外，散步小徑與流放地也同樣值得重視。這兩個空間與癌症樓無所不在的權力控制形成鮮明對比，象徵著對中心的逃離和反抗。比較文本中形容不同空間的語言，可以看出作者對小徑和流放地的描繪更有人情味，這說明空間類型不僅是純粹地理意義的劃分，也打上了人文主義的烙印。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不自由的個體，但他的不自由並非來自癌症，而是醫院。醫院剝奪了他的許多自由：散步、獨處、仰望星空、休息甚至同女人談話的權利，當然最重要的是了解和決定自己治療方案的權利。而這些他可以在樓外小徑中幻想，可以在想象中的、偏遠的流放地無人干涉地獲得。樓內與樓外的對比實則是不自由與自由的對比，受控制與不受控制的對比。如果把前者看作主人公不得不處於的社會空間，那麼後者就是自由的想象和精神空間。

從空間比較上來看，散步的小徑相對於癌症樓是邊緣化的，流放地相對於整個國家更是邊緣化的。中心是一個“權力集裝器”，它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還是一個意識空間，對中心的關注往往是以漠視邊緣為前提的。但作者在文本中卻賦予邊緣更多的關注和美好的願景，它象徵著對“中心”的挑戰。作者在文本中不斷構建邊緣空間來表達對中心權力的反抗，在對流放地的描寫中達到了一個頂峰，這個極度邊緣化的地方也是最為自由的地方，雖然絕對的個體自由是不存在的，但作者在這裡賦予后兩種空間完全自由的意義。如果說癌症樓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空間，那麼散步小徑和流放地就是遊離於此的另一種空間。文本在揭示強大的社會權力空間的同時，也在提示著微茫的自由與希望空間。

《癌症樓》描繪了以癌症樓為中心的權力控制體系，醫生和病人不僅服從宏觀結構的控制（行動路徑和生命軌跡被固定於癌症樓），更受到微觀空間中“福柯式”的權力制約（病房設置、管理制度、標語廣播等的規訓作用），這一控制體系同時也被象徵性的反抗空間所挑戰（病房中的質疑，樓外小徑的美好想象）。文本中的空間意象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文化地理課題。

在傳統研究中，文本往往被視為虛構的或過於主觀的，但通過《癌症樓》的文本解構可以看到，文本中的虛擬空間實際上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映：病人在醫院中被強制接受治療，權力中心則抱著拯救生命的絕對真理掌握所有的資源，以醫生為工具，對病人的肉體和精神加以控制。索爾仁尼琴想表達的是一種對以所謂崇高目的為外表的社會權力的批判。空間是這種權力遊戲的工具，但它同時也規定、驅動了規訓與反抗的作用過程。正是這多種空間構成了一個“異托邦”——每一種文化、每一種文明都存在著這樣的空間，一方面它與現實場所並存，另一方面又與現實場所相抗辯，不斷地重複表象、解釋甚至顛覆它。

以《癌症樓》的小而特殊的空間見極權社會這個大而一般的空間，各個階層的人物化約為性格鮮明的主人公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從而進行了更生動、具體的呈現和表達。

人物敘述

“癌變”的體現：文本里的許多人都具有其高貴的一面，將他們的行為做一種道德的解釋，會自然地發現他們的崇高。然而這些有著高尚道德的人在特殊的環境“癌症樓”里都成了一群得了癌症的人，道德“癌變”了。

1、道德的癌變首先表現在道德個體在集權壓制下的病態生存，呈現出了病態的道德個體，這在小說中多有體現。

高級幹部魯薩洛夫，年輕時靠著出賣別人而走向高層，到了醫院裡幾乎和所有的人都發生過口角。在小說里他幾乎完全是集權政治的代表。小說以他進醫院拉開了序幕，這也預示著道德“癌變”的體現是圍繞著他展開的，他是道德“癌變”根源之一的形象代表。他剛一進到醫院就開始抱怨醫院的環境，抱怨醫生，而且通過院長的關係獲得了一定的特權。這在一開始就把人的等級層次分開了，集權代表利用政治權利壓制了崇高的敬業道德。於是本應該是給人生命力的醫院成了死氣沉沉的“癌症樓”，院長也成了權力腐蝕下的蛀蟲，醫生在壓制下工作，“救人”的職業從側面上看和“殺人”齊名。在集權的控制下敬業這一道德“癌變”了。

魯薩洛夫是政府的高級幹部，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具有愛國精神的年青人，本來“民族利益”這個共同的目標是足以讓兩人走到一起，可是在壓制和反壓制的關係下，兩人對抗了。在集權的壓制下，作為愛國精神道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呈現出了不道德的行為，道德不再是完整的道德，它“癌變”了。

如果說道德在集權壓制下癌變了顯得可憐，那麼道德在壓制和恐怖的氣息里，不自覺的互相對抗起來，戰友變成了敵人則更叫人可悲。在“癌症樓”的氣息里，原本高尚的兩個個體也瘋狂的走向了不自覺的對抗。這充分地表現在了醫生要給病人輸血以幫助治療，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死活不願輸血這件事情上。在這裡，病人和醫生之間，兩個原本同為戰友，同為受害者的個體對抗了，道德“癌變”了。

2、在癌症樓里，癌變了的道德不和諧的對抗不僅僅反映在個體與個體的鬥爭之上，還反映在個體內部的對抗上，如文本中董佐娃和科斯托格洛托夫。

醫生董佐娃是敬業的典範，她用射線給病人治療，射線給人造成的危害巨大。工作給她帶來的是內心的罪惡感。在她的內心裡，自身的對抗無時不吞噬著自己的生命，崇高與罪惡化成了苦難的淚水將董佐娃淹死，最後她得癌症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博學的學者，他教焦姆卡讀書，誨人不倦，顯得大度和藹，但他又認為自己的血一點也不給別人，和人交往有時也那麼的粗暴無禮，這時他似乎又是那麼吝嗇粗暴。戰場上，面對千軍萬馬他不怕犧牲，而驗血時他又寧願忍受女醫生蔑視的眼神，變得如此膽小，這些方面的比較，他似乎是一個性格分裂的人，而分裂的背後是內心個體的自我不和諧和對抗。

在癌症樓這個封閉的世界里，崇高的道德得了癌症，不再完全是崇高，變成了苦難，道德得了“癌症”，成了“癌變”的道德。

《癌症樓》是一部空間意象複雜的偉大作品。索爾仁尼琴善於通過壓縮的空間和時間來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社會關係與環境、制度之間交互作用的實質。

——葉超（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副教授）

《癌症樓》小說儘管是寫實的，但又如此雋永到成為一種象徵，成為關於人性和精神的寓言。表面看來，作者寫的“國家之癌”是指類似於“古拉格群島”這樣的前蘇聯式集中營，但從更深層看，其實是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帶給人們的精神奴役，這種奴役的病菌已經瘋狂地在人間傳播。這個得了病的國家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壓制正使人麻木，自由在不知不覺消失，人們並沒有察覺，還在興高采烈地接受奴役，思想上也甘願接受國家為了所謂最高利益灌輸給個人的種種謊言。《癌症樓》中的魯薩諾夫就是這樣的典型。

——齊宏偉（南京大學，副教授）

以整體的名義要求個體無條件服從，這正是前蘇聯時期各種黑暗帝國的成因。任意剝奪個體權利的衝動形成了人類機體之癌。小說中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發現了社會的病症和人們靈魂的癌細胞——對於個體性的蔑視、壓制、消解。無論是官僚主義，還是個人崇拜情結，實際上都是對無數個體獨立品格的蔑視、壓制、消解。這種意義上的癌症是反個體綜合症。當它爆發時，人們會以集體、理念、正義的名義為自己進行合法性授權，理直氣壯地剝奪他人的個體性，並因此體驗神聖之感。小說中的癌症樓是個體性泯滅之所。它被命名為13號樓，無疑是意味深長的。倘若《舊約》中的13代表使徒對耶穌的背叛，那麼，癌症樓就象徵著對人類的背叛。人類是個體的複合體，剝奪人的個體性就是背叛人類。這是個素樸的真理，但人類為了認識它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鳳凰網

小說《癌病房》主人公的癌病，也是作家心中的癌患——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也可視作整個國家的患處、弊病。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活了，沒有因癌患死去，這正是作家的期望。作家索爾仁尼琴希望醫好的，不僅是人的癌病，更是國家的病患。

——人民網

文學史上以苦難為線索的小說很多，大都是對物質和肉體的描寫，但直擊專制根源和在這種根源下人的靈魂曲變，並置身於這種狂熱的環境而真言寫作的人非常罕見。《癌症樓》致力於剖析災難發生的病理學根源。該小說有著俄羅斯藝術特有的厚重感和索氏的“復調”式敘述，即使對非俄羅斯世界來說，也以其對時代的發人深省的啟示而具有同等強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21cn網

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竟沒有把癌症當作隱喻使用——用在斯大林主義上，或者別的東西上。主題顯而易見是關於癌症的。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國文學家、藝術評論家）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俄羅斯作家，二戰時的蘇聯炮兵連長，因勇敢獲得二枚勳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薩克8年，此段經歷後來成為他作品的主題。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營生活的作品，被吸收進作協，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無法在國內出版而在境外發表，被開除出作協，隨後獲得1970年諾貝爾獎，隨後因出版描寫極權主義的巨著《古拉格群島》被驅逐出國，到美國后毫不留情地批評自由主義，蘇聯解體后又大罵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毀了俄羅斯，立場讓左右兩派都無法相處。他死後，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作品有：《第一圈》、《古拉格群島》、 《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馬特遼娜的房子》、《克切列托夫卡車站事件》、《為了事業的利益》、《右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