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平衡

如果一個國家經常出現貿易逆差現象，國民收入便會流出國外，使國家經濟表現轉弱。政府若要改善這種狀況，就必須要把國家的貨幣貶值，因為幣值下降，即變相把出口商品價格降低，可以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能力。因此，當該國外貿赤字擴大時，就會利淡該國貨幣，令該國貨幣下跌；反之，當出現外貿盈餘時，則是利好該種貨幣的。因此，國際貿易狀況是影響外匯匯率十分重要的因素。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充分說明這一點。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連年出現逆差，致使美國貿易收支的惡化。為了限制日本對美貿易的順差，美國政府對日施加壓力，迫使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則千方百計防止日元升值過快，以保持較有利的貿易狀況。

由一國對外貿易狀況而對匯率造成的影響出發，可以看出國際收支狀況直接影響一國匯率的變動。如果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對該國的貨幣需求就會增加，流人該國的外匯就會增加，從而導致該國貨幣匯率上升。相反，如果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對該國貨幣需求就會減少，流人該國的外匯就會減少，從而導致該國貨幣匯率下降，該國貨幣貶值。具體說來，在國際收支諸項目中對匯率變動影響最大的除了上面的貿易項目外，還有資本項目。貿易收支的順差或逆差直接影響著貨幣匯率的上升或下降。例如，美元匯率下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貿易逆差愈益嚴重。相反，日本由於巨額的貿易順差，國際收支情況較好，日元的外匯匯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樣，資本項目的順差或逆差直接影響著貨幣匯率的漲跌，當一國資本項目有大量逆差，國際收支的其他項目又不足以彌補時，該國國際收支會出現逆差，從而引起本國貨幣對外匯率下跌。反之，則會引起本國貨幣匯率的上升。

1979年1月，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年7月，兩國政府簽訂《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中美經濟貿易從此進入迅速發展時期。據中國方面的統計，1979年中美貿易額為24.5億美元，1996年達到428.4億美元，18年累計2606億美元；從1979年起，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1996年成為第二大貿易夥伴。據美國方面的統計，1979年雙邊貿易額為23.7億美元，1996年達到635億美元，18年累計3760億美元；1980年中國是美國第二十四位貿易夥伴，1995年上升為第五位。儘管兩國的統計數據不盡相同，但雙方的貿易統計都表明，在過去18年中，兩國貿易年均增長18%以上。這是中美經濟貿易發展的主流。

1996年，按各自的統計，中國自美國的進口佔中國進口總額的11.6%，美國自中國的進口佔美國進口總額的5.42%。美國是中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中國也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從1990年至1996年，美國對華出口額，雙方統計都是年均增長16%以上，大大高於同期美國出口增長速度，居美國對各國出口增長速度的前列。中美兩國貿易迅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兩國資源條件、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消費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經濟具有互補性。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勞動成本低，但資金短缺，科技相對落後。美國是經濟發達國家，資本充足，科技發達，但勞動成本高。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和旅行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訊設備和化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糧食、棉花等農產品。貿易產品結構的互補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動了兩國貿易的發展。

中美兩國貿易的持續增長對兩國發展經濟和增加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就美國而言，僅對華直接出口就提供30萬個就業崗位，雙邊貿易至少為美國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上百萬個工作崗位，且呈逐年增加之勢。中國比較低廉的勞動成本，降低了鞋、服裝、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價格，有助於疏緩美國的通貨膨脹，使廣大消費者得到實際好處。世界銀行1994年的分析報告指出，如果從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同樣的商品，美國消費者每年需要增加140億美元的支出。就中國而言，數百萬工人從事對美出口的加工組裝業，促進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從美國進口一些技術相對先進的產品，也有利於現代化建設。

中美貿易方式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以轉口貿易為主，即無論中國對美國出口，還是美國對中國出口，大量貨物都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二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即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絕大部分為加工產品，中國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初加工件，加工后再出口。以轉口和加工為主的貿易方式，促進了兩國貿易數量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形成了兩國貿易統計與貿易實況之間的較大偏離。

除進出口貿易往來外，美國對華投資也有很大發展。1996年底，美國在華投資的項目數為22240個，協議投資額為351.7億美元，實際投資額142.9億美元。除香港、台灣地區之外，美國僅次於日本，居各國對華投資的第二位。同時，美國對華服務貿易也在迅速發展。

為了弄清楚兩國貿易統計差異過大及美國貿易統計反映的對華貿易逆差過大的原因，1994年，美方同意中方倡儀，在中美商貿聯委會下成立雙邊貿易統計小組，進行專題研究。美方成員由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的專家組成，中方成員由中國外經貿部和海關總署的專家組成。雙方專家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努力，比較了中國、美國和香港地區1992年和1993年的貿易統計數據，處理了幾十萬條記錄，整理了幾百套分析表，根據翔實的數據形成了《中美商貿聯委會貿易和投資工作組貿易統計小組工作報告》。美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被高估了：

第一，美方的進口統計，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第三方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據美方資料分析，中國的貨物只有20%直接運往美國，其餘80%是通過第三方轉口到美國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中美商貿聯委會貿易統計小組分析的結論是，這兩年中國出口貨物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平均增值率高達40.7%，遠高於一般情況下的轉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轉口貨物，如玩具和針織服裝等，增值率甚至超過100%。1992年和1993年香港向美國轉口中國內地產品的增加值分別為52.3億美元和63億美元。美方將香港轉口增加值也統計成自中國的進口，從而大大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值。

第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根據中美商貿聯委會專家的分析，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統計中，經香港對中國的轉口只佔香港方面統計的四分之一左右。1992年和1993年經香港轉口的美國對中國出口額分別約有18億美元和23億美元未被計入美國對華出口總額中。

第三，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採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對一般進口貨物原產地的判定，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無論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它中間方進口的。雙方專家認識到，需要進一步對原產地的判定問題進行研究。

不考慮按原產地原則統計帶來的誤差，僅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這一因素，美國1992年和1993年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分別被高估大約70億美元和86億美元，即美國當年公布的對華逆差平均被誇大了60%以上。

此外，美國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1996年12月5日，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官員在美國《商業日報》上指出，由於出口不像進口那樣能夠通過徵稅為政府帶來直接收入，所以美國出口統計可能漏掉了10%以上的記錄。據此推算，1992年和1993年美國對華出口統計可能分別漏掉10億美元以上。

考慮到上述因素，1992年和1993年美方對華貿易逆差分別高估了約80億美元和96億美元，即平均高估70%左右。貿易統計小組只負責調查分析中美雙方公布的貿易統計之間的差異，雙方的貿易統計方法並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美方對華貿易逆差高估的格局至今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如按上述比例測算，1996年美方公布的對華貿易逆差被高估了160億美元左右。

美方統計的所謂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統計技術方法上的缺陷，也有美國對華政策方面的因素。因此，依據美方的貿易統計來評價兩國間的貿易平衡狀況是遠遠不夠的。從根本上說，美國對外貿易的長期逆差，是由自身深層次經濟因素決定的，不應把責任歸咎於其它國家。

中美雙方對外貿易統計都是按照原產地原則進行的。越來越多的國際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認為，國際通行的這種統計原則，存在著不合理性，特別是對於轉口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統計，往往存在較大誤差。這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被嚴重誇大、中美貿易平衡狀況被扭曲的實質所在。

原產地統計是指進口貨物的國別要按其原產地，即商品的生產地、製造地或發生實質性改變的加工地進行統計。雖然原產地原則作為各國實施貿易管理的工具，在世界貿易發展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至今在國際多邊貿易協定的執行和各國貿易政策措施的實施中仍然被廣泛應用，但對如何判定貨物是否發生“實質性的改變”，至今沒有統一的實施細則。1973年，海關合作理事會制定《關於簡化和協調海關手續的國際公約》，其中有一個關於原產地規則的附約，但也只是原則性的規定，沒有可操作的規則。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制定了《原產地規則協議》，確定了協調各國非特惠制原產地規則的原則，並委託世界海關組織承擔協調規則技術標準的制訂工作，但至今仍未完成。由於缺乏國際統一的原產地規則，各國在制訂自己的原產地規則時，往往從本國需要出發，標準不一，寬嚴各異，在判定進口貨物原產地時往往存在隨意性。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原產地原則的局限性愈來愈清楚地暴露出來。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數額不大，各國之間商品交換關係比較簡單，按原產地統計大致可以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分工、貿易關係以及相應的利益格局。現在由於世界各國經濟貿易關係迅速發展，跨國投資日趨增加，國際貿易所交換的已經遠不是單個國家生產的產品，而是跨越國界的“世界性產品”。按現行原產地統計進出口貿易的辦法，顯然難以準確反映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大勢，甚至會扭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平衡狀況。

一些國家和地區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更增加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加工貿易是指一國從國外進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裝配后復出口的一種貿易方式。由於貨物在該國發生了實質性改變，按原產地統計，便將該國列為原產地國。但由於主要原材料、零部件來自進口，該國從中獲得的實際收益往往並不高。1996年9月22日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與世界經濟》中所舉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這篇文章說，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國的零售價為9.99美元，而從中國的進口價僅為2美元。在這2美元中，中國只獲得35美分的勞務費，其餘65美分用於進口原材料，1美元是運輸和管理費用。按原產地統計，將這2美元全部計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顯然是不合理的。

中國自90年代以來外貿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加工貿易出口的擴大。1990年至1996年，中國出口總額從621億美元增加到1511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16%，其中加工貿易出口從254.2億美元增加到843.3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22.1%，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從41%增加到55.8%，在對美出口中高達70%。中國的加工貿易，大部分是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新加坡、韓國、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為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競爭能力，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工序而發展起來的。其產品依賴原有的銷售渠道，主要經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等傳統市場。按原產地原則統計，產品的出口國就從這些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了中國。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從1987年到1995年，美國對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台灣地區的貿易逆差，從340億美元減少到78億美元，同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28億美元增加到338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了上述轉移過程，也說明美國對這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平衡關係，在總體上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中國對美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經過香港地區轉口的。這些產品在香港的增值率遠高於在中國內地的增值率，香港實際獲利遠遠高於中國內地。如果把在香港增值較大的部分計為香港的出口，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就會相應減少，甚至成為逆差。

美國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這是制約美國對中國出口，影響雙邊貿易平衡的主要障礙。

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逐步放鬆了對華出口管制，先後將中國划入P組和V組。但是，在美國的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使中國未能真正享受到V組國家的待遇。1983年以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原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開始考慮放寬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並於1985年9月形成簡化對中國出口審批程序的決議，但同時提出對出口到中國的所謂“受控商品”不能改變用戶和用途的要求。中國政府對此作出了積極反應。中國政府對“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的有關承諾一直持嚴肅認真態度，相應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效果是明顯的。對於中國政府出具的《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說明》，其它西方國家均予以承認並接受，只有美國仍持疑慮態度，要求中方對美國出口的所謂“受控商品”做這樣那樣的額外承諾，如提出對最終用戶實施許可前檢查及到貨后核實的要求，對出口許可證附帶各種苛刻條件，如24小時現場監控、隨時抽樣檢驗等，這些都是中國難以接受的。1994年3月，作為冷戰產物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宣布解散，美國出口管制政策不能不作某些調整，但其對中國歧視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基本沒有改變。

80年代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有所放寬，雙邊經貿關係由此得到一定改善和發展。但是，90年代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多項涉及出口管制，這給中美經貿關係造成了嚴重後果，中美貿易平衡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美方逐步由順差轉為逆差。這種損人而不利己的政策，很難說是明智的。

美國對中國的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以及至今尚未解除的對華制裁措施，極大地限制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對美國在華進行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成為發展中美經貿合作關係的制約因素。美國對中國出口管制給中美經貿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給美國廠商帶來的損失，由以下事例可見一斑：

早在80年代初期，中方企業曾與美國西屋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等就購買秦山30萬千瓦、大亞灣90萬千瓦核電站設備進行過技術與商務談判，但由於美國政府出口管制而未果。《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是中美兩國政府於1985年簽訂的，中國方面隨即批准了這一協定，但美國國會在批准協定時附加許多先決條件，致使協定至今未能生效。當前，中國的核電行業正處於發展時期，核電站建設需要進口大批技術設備。美國核電廠商對參與中國核電站建設抱有濃厚興趣，但由於美國政府控制核能技術對中國出口而喪失了向中國出口的機會。

80年代中期，中國計劃引進集成電路和程式控制交換機技術及設備，由於美國政府的限制，使美國出口商失去了幾十億美元的出口機會。中國仍希望從美國進口電子元器件及其生產檢測設備，美國政府的歧視性出口管制阻礙著美國企業向中國的出口。

中國需要進口先進機床設備，給美國製造廠商帶來了良好的貿易機會。由於美國政府嚴格的出口管制，眾多美國公司正常的對華貿易活動難以開展。

此類事例，不勝枚舉。美國政府歧視性的對中國出口管制政策，不僅使大量中國用戶對美國出口商失去合作機會，也使美國出口商喪失了貿易機會。據有關方面的分析，由於美國歧視性的出口管制，每年美國要喪失對中國出口幾十億美元的貿易機會。美方一面強調對中國貿易逆差問題，一面又不放寬對中國出口管制，這是自相矛盾的。

在美國政府繼續採取對中國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同時，其它工業發達國家政府相繼取消歧視性政策，而且向中國提供資本品進口的政府間金融支持，從而促進了對中國的出口。這無疑會提高其商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能力。正因為如此，歐盟國家對中國貿易不僅沒有逆差，每年還有幾十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充分顯示了不同的對中國出口政策對雙方貿易平衡帶來的影響。

中國政府希望美國政府能從發展雙邊貿易與經濟合作的長遠利益考慮，切實採取有效措施，放寬乃至取消現行歧視性的出口管制政策，為促進中美貿易平衡健康發展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這是解決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的現實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