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通俗點講是基於信仰的一種追求。理想主義一定是以精神層面為核心的，但它並不排斥物質。這個詞並不時尚。理想主義跟信仰緊緊聯繫在一起，有信仰的地方，理想主義才會形成。有信仰、有追求的人，我們一般稱之為理想主義者。

1889年，威氏發表了《國家論》，提出應當使國家和世界民主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應實現道德理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他制定了十四點和平計劃，諸如公開外交、集體安全、國際法律、民族自決等等，被稱為“威爾遜主義”。在威氏的倡導下，西方國家在1919年成立了國際聯盟。後來法、美等國又在1929年簽定了“非戰公約。”理想主義可以被視為是第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以解決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伍德羅·威爾遜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安及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註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為理想主義后才被定型。

另有齊默恩的《國聯與法權》也是理想主義的代表著作。

實現歐洲政治上的民族自決

實現歐洲政治上的民族自決是消除戰爭的主要條件。

杜絕秘密外交

秘密外交是導致敵對結盟和衝突的根源，而公開的協議則是避免戰爭的途徑。

摒棄傳統的均勢體系

摒棄傳統的均勢體系，代之以集體安全體系。

建立普遍的安全機構—國際聯盟

訴諸公眾輿論

因為公眾輿論是維持世界秩序的強大武器。

強調人的價值

認為人性本善，可通過建立和鞏固國際合作實現人性善良的一面，人類在進步過程中可逐步消除戰爭思想。

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用自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觀察和處理國際問題，因此它的破滅是必然的。1919年成立的國際聯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30年代起，理想主義的主張開始受到人們的批評。

它是一種超脫現實和實際的政治理念，缺乏實證的精確的研究，沒有提出實際的理論分析方法，忽視歷史經驗。

理想主義對社會的認知與宣揚常常導致烏托邦主義。

絕對意義上的理想主義社會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體現著人類對美好事物與社會的憧憬。

烏托邦主義是理想主義社會理論的一種表達，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辭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出版），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出版）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出版）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卻使理想主義社會產生某種現實化傾向。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出版）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出版）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出版〕）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出版）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出版）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出版）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出版）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出版）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出版）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或許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情境所固有的，也許它只內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文化之中；但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出自《重大人生啟示錄》·理想主義）

《代價論》分專章討論很多社會學專題。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烏托邦，還有反面烏托邦。這后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里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麼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理想對應著現實，理想主義是現實主義的對手。理想主義是高於現實並能調校現實的一種思想傾向，碰到適合的環境，它也可能轉化為一場社會運動。和實踐的結合對理想主義而言是必須的，為人類設計的藍圖只有在社會全體的試驗田裡開花結果，才能證明理想的價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義的目標，也是它的首要意義。

柏拉圖為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城邦設計了一種制度，他堅信消除財產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產主義能夠讓城邦的護衛者一心一意地保護城邦，堅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願意承擔最高的統治工作，這個城邦就是正義而完滿的。可惜這都是說說而已，他的精神導師蘇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處死，柏拉圖拿著自己的方案去幫助小邦立法，差點被販為奴隸。他的徒弟亞里士多德雖然相信存在一個“幸福島”，但他沒有選擇當一個實幹家，而是老老實實的操持著自己的學園，還精心培養了一個學生：馬其頓王國的王子亞歷山大。不能說亞歷山大日後實現的霸業就是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國和征服早已遠離了昔日的理想國，但理想藉助英雄改寫了世界歷史。

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故事跟這段往事有點相似。新保守主義的教父列奧·斯特勞斯在大學校園裡終老一生，不擔任社會公職，也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義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傳人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為促使美國變成新帝國的理論基礎。與其說思想變成了行動，不如說斯特勞斯的理想主義為21世紀的美國指明了方向。

布希顯然不能和亞歷山大相比，但他們都不由自主地承擔了哲人的理想。理想主義在鞭策社會趨於完善的同時也肩負著製造英雄的任務，這是理想主義的第二個作用。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那一剎那，他肯定會相信，能夠逃脫風暴、饑渴和死亡的威脅是命運女神的眷顧。事情一旦到了生死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義看重的，是在遭遇艱險的歷史時刻，敢於付出怎樣的代價挺過來的人。那些開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義成分的偶像，他們經過大風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義經受了現實的洗禮而愈加光彩奪目.

理想主義選擇和製作英雄的活動只存在於每一段偉大歷史的開端。理想創造神話，現實消解神話，尤其是民主社會的現實，更令理想主義尷尬萬分。我們的時代是理性主義的，理性奉行的是現實標準，當今的英雄沒有幾個敢於構想亞歷山大的事業，中產階級也不再是擁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徒。理想主義逐漸受到制約而被邊緣化了，人們對“社會烏托邦”的災難性後果感到恐懼，而不再對最美好生活的實現有所欲求。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就是身邊的伊甸園，人們寧願躺在平穩而消遣的小資生活上睡大覺，也懶得去操心社會完美與否，哪些價值還值得追求。

只要今天不是歷史的終結，就總會有人能夠看到這個社會的不完美，也就能發覺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還有這種可能性存在，理想主義就總還有它的生命力。慾望的大小因人而異，但這個世界釋放了更多人性的慾望，而且在一個平面上將追逐不同慾望的行為等量齊觀。但理想主義的要義在於它要為這種平靜的生活注入一絲靈氣，以它的卓而不群證明它的高貴。

有些人也正在藉助著這股靈氣為理想主義大廈增磚加瓦。雷鋒就是我們身邊的理想主義英雄，摒除那個時代賦予他的道德符號，雷鋒確實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義的典範，他把助人為樂當成最大的快樂，他把有道德的行為當成生活理想。雷鋒的理想主義就是將德行貫穿於人倫物用，這讓我們想起了從“遵德性、道問學、致良知”到“人人皆可為舜堯”的中國儒家傳統。

理想主義認可的英雄越來越沒有高低上下之分，這種歷史趨勢迫切需要我們認真評價身邊各種各樣的“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往往以讓現實更美好的名義開始行動，那麼考量真假理想主義的標準就不在名義，而在“行動”。它的目標雖然不必是全社會的整體性變遷，但至少是在朝著有利於大眾福祉的方向前進。

真正的理想主義越多，我們的社會也就越完善。社會對理想主義的寬容和容納程度證明了其成熟程度，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紀的英國社會是值得讚揚的，它允許一個旨在改變現實的理想主義者的存在。這也是理想主義的第三重意義，即衡量社會成熟程度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字數：160千字

圖書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籍作者：彭小蓮 著

版次：1

內容簡介 1936年6月25日小川紳介出生於東京。離家裡不遠的地方，有個電影院。所以經常被大人帶領著去看電影。直到1943年9月，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轉學遷至老家歧阜縣瑞浪市釜戶村。1948年9月重新搬迂迴到東京，父親為了重振製藥業，在東京都港區霞町開了製藥廠。小川就轉學到港區的立筍小學。少年時代的小川熱衷FEN（美軍極東廣播）收音機的音樂和電影。1949年進港區立純心中學就讀。1952年進私立海城高等學校。就是在高中時期，讀到了列寧的著作，受到很大影響。1955年進入國學院大學政經學部。那時候的小川，花很多時間在看電影。還和朋友組織了電影研究會，製作了《小小幻影》、《山谷里的孩子們》等電影。1959年大學畢業。 1959年畢業后先是幫助父親處理葯業事務工作。被人叫去幫忙，於是當了副導演去長崎拍戲。1960年實在太熱愛電影，與岩波電影製作公司簽署了副導演的合同。1961年秋天跟隨黑木和雄導演拍攝《我的愛北海道》（1962 年）等。並從1962年開始，和其他導演如東陽一、岩佐壽彌、黑木和雄、土木典昭一起頻繁見面，發展成電影學習會《青之會》活動。1962年2月與前妻平琢美枝子結婚。1964年為了開始自由的導演生涯，中止了與岩波電影製作公司的合約。1965年長子小川出出生。1966年2月完成了處女作<青年之海——四個函授生》。試映時，只有自己的三位親屬作為觀眾到場觀看。但是小川依然非常興奮，影片中展現了小川獨特的電影語言，讓人看見了一部日本年輕人的新浪潮紀錄片的誕生。緊接著，7月初，日本政府決定在三里建立東京國際機場。這引起了日本很大的震動和支持三里諑農民反對運動。目錄奉獻尋找小川走進日本荻漥，小川的工作室小川的童年躲避“濁音符”追隨小川的夢想認識日本人沒有渴望的日子在山形拍攝的日子裡共產主義的集體激情年代還是被理想主義感動關於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鐵三角”中的黑木和雄導演寂靜的日子重新出發理想和錢的關係牧野的冬天 1992年紐約的冬天小川還是生活在我們中間小川紳介生平簡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