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外交

近代的中外外交史

“北洋外交”指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期(1912—1928)對外交涉的表現，屬於近代中外關係史領域下，外交史中一個較短的時段，過去一直不受重視。“北洋外交”長期被忽視，既有中國外交史研究共同的問題，也有其特別的原因。台海兩岸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依據旅美歷史學者唐德剛的說法，是民國史研究中與西方漢學界研究水平差距最大的領域，並指出主要原因在於外交史、國際關係史未曾成為真正的專業。這種說法或許過重，但是確實反映出外交史研究的一些問題。主要原因應是近代中國飽受列強欺凌，民族主義強烈，外交史與培養愛國精神密切相關，因而深受政治影響，加以外交檔案開放的限制，更減損了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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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北洋外交

值得驕傲的是1921～1922年，北洋政府以與各國一律平等方能參預華盛頓會議，“共襄盛舉”為先決條件，同時聲明三點：“（一）各國不再乘中國內亂之機會，損害中國獨立國家之權利；（二）撤銷各項有害於中國主權之行動，而該各項行動並無條約之根據者；（三）將限制中國自由行動之若干現存條約加以修正”。（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一），正中書局1945年版第426頁。）華會對北洋政府三項要求給予了基本圓滿的答覆。“與會國同意撤銷在中國境內的外國郵局”，限制在華的外國無線電台；與會國同意修正1918年採用的中國進口貨海關稅，允許交還威海衛、廣州灣等。但對在華的外國駐軍、警察、護路軍仍不讓步，領事裁判權亦不撤銷，關稅自主尚沒收回。

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北洋外交儘管沒獲得完全成功，但爭回了部分主權。“九國公約”的成立、“藍辛——石井協定”的取消及“英日同盟”被拆散，均有利於中國。

北洋末期召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和開展修約運動，更加體現了國權平等主義外交思想的光輝。近代中國國權喪盡，而爭回國權的外交鬥爭，必然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該過程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得以完成。

特點及其評價

北洋外交的特點，首先是它的內向性，即國家實力多半運用於國內。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衝突，則大大削弱了北洋外交的能力。各利益集團的外交努力實質上是利用外國勢力制服國內政敵，以掌握全國政權，故形成“外交團制華”，即“眾夷制華”的局面。

北洋外交內向性特點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國內缺乏穩定、健全、統一的政治環境；二是帝國主義列強勢力早已深入中國內部，並互相間存在雙邊或多邊合作原則，如“藍辛——石井協定”、“九國公約”等。

內向性外交對中國主權和利益有百害而無一利。造成北洋外交長期缺乏積極進取精神，一戰前始終處於無力外爭之困境；內向性外交也使中國無法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無力維護國際和平與正義，不能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從而不能取得與列強平等的國際地位。

北洋外交的第二個特點是開放性。這表現在“門戶開放”政策的實行，歷屆北洋政府依賴外援及承受不合理義務諸方面。袁世凱就職演說中認為：“夫輸入外國文明與資本，是國家主義，而實世界主義，世界文明之極，無非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使社會各得其所，幾無國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國現行共和，則閉關時代之舊思想，必當掃除凈絕。”（程道德：《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這段話體現了北洋外交的開放姿態。

開放對於閉關、排外來說，無疑是一種歷史性進步。但是，大凡歷史性進步往往需要付出代價。北洋開放性外交一方面引進了外國資本、商品和科學技術，以及間接引進了西方文化，這些均有利於北洋政府擺脫財政危機和中國民眾提高思想素質，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起刺激和促進作用。但同時，外國得以控制中國市場和財政，操縱金融和海關等經濟命脈，使已喪失的國權更難以收回，許多次的外交交涉因國力不足而宣告失敗。

總之，開放性外交利弊兼而有之，而利大於弊。從歷史發展看，開放性外交是適應國際政治環境必然要求的。北洋奉行開放性外交是正確的。

但從總體上說，北洋時期中國既無自由、平等的國際地位，又無可靠的同盟者。北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缺乏支持者，外交上總是走投無路。因此，錢亦石在評論中國近代外交史時這樣指出：“中國實在沒有外交史，只有喪權辱國史、賣國殃民史。或者從對方來講，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壓迫中國史。或者從另一方面講，中國只有外交失敗史在分析中國外交失敗的根源時指出中國當局沒有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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