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

生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初三日，原籍滿洲正藍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於達官顯貴之家，父親阿克敦是乾隆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很受乾隆帝的器重。他自幼聰敏過人，“聞人談史事，即了了，能記其大略”。

雍正十年（1732年）十六歲的阿桂入官學讀書，兩年之後補為稟生。

乾隆元年（1736年）為副榜貢生，隨後以父蔭授大理寺丞。

乾隆三年（1738年）中舉第二年補授兵部主事。此後，他春風得意，步步高升。

乾隆八年（1743年）以郎中的身份，充任軍機章京。然而，接二連三的打擊，卻幾乎使他身陷囹圄。

乾隆十一年（1745年）出任戶部銀庫郎中的阿桂，因為庫項被竊，以失察之罪被降調為吏部員外郎。

乾隆十三年（1747年）初阿桂隨兵部尚書班第赴四川金川軍營辦事，因經略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進剿大小金川失利，清軍株守半年寸功，被逮捕處死，阿桂也被劾以“勾結張廣泗，蒙蔽訥親”，而交刑部審訊。后因乾隆帝念其父年老，只有阿桂這一兒子，才格外開恩，沒有治他的罪，將其釋放回家。這可說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但阿桂畢竟是滿洲貴族子弟，因而在被釋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員外郎。又五年，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此漸登崇階了。

阿桂年輕時的飛黃騰達，主要是憑藉其貴族世家的顯赫地位，而他建功立業的真正起點是參與清朝對西北地區的用兵和經營。

乾隆二十年（1755年）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利用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發生內亂之機，決心完成康熙、雍正兩朝未竟之業，命清軍分兩路向以達瓦齊為首的準噶爾部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場。開始，阿桂奉命在烏里雅蘇台管理台站，傳遞來往公文，供應前方所需。他辦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寵臣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的信任，先後被授予參贊大臣、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和工部侍郎等職。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病故阿桂被准回京辦理喪事。為時不久，即於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在清軍的打擊下，准部割據勢力土崩瓦解。

乾隆二十二（1757年）年底清軍已基本平定準部，但仍有一些殘餘分子還在頑抗，於是阿桂先是率軍策應清軍唐喀祿部，追擊圖謀遁入俄國的輝特部首領舍楞，后又與副將軍富德一起追捕其餘人員。就在清朝即將結束對準部的軍事行動時，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地區發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庫魯克，會同副將軍富德追擊節節敗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兩軍激戰於阿勒楚爾（今帕米爾巴爾唐河北雅夫索爾西南），時叛軍以數千之眾，拚死頑抗，戰事呈膠著狀態。

清朝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統一天山南北后，即開始著手鞏固對這一地區的統治。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剛收復不久的阿克蘇，處理地方善後事務。為解決戰亂后軍糧不足的困難，他將當地現存的牛羊作“為伊犁駐防兵來年行糧之需，已令該管官加意牧放以濟軍需”；十月又與路經阿克蘇的清定邊將軍兆惠共同商定伊犁駐軍和遷移阿克蘇等地的維吾爾族農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體辦法。乾隆帝對伊犁屯田很重視，特下令要阿桂率軍護送維吾爾人（即所謂回部）前往，並管理屯田的具體事務。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滿洲索倫兵五百名、綠營兵一百名和三百名維吾爾族農民開赴伊犁，此為伊犁屯田之始。當然，要在伊犁駐兵和屯田實非易事。當時戰爭剛剛結束，殘餘的叛亂分子還在不時出來搗亂，同時持續多年的戰亂又使本來就很貧瘠的這一地區遭到更大的破壞，到處是一片荒蕪蕭條的景象。因此，乾隆帝雖然認為清軍必須在伊犁長期駐紮，以此既防止殘餘的叛亂分子再搞分裂割據，又能挫敗早已圖謀吞併伊犁的沙皇俄國的罪惡企圖，但是，在這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伊犁屯田能否獲得成效，能否解決駐軍的軍糧心中還是沒有把握，於是，他“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如何分兵駐守”伊犁。很多大臣“皆謂地方遼遠，沙漠居多，舊時准夷馬匹羊群消耗殆盡，難以為駐守計”。在這決定清軍是堅守還是從伊犁撤退的關鍵時刻，阿桂挺身而出，慷慨陳詞，堅決主張在伊犁屯田。

阿桂的建議對清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至關緊要，因而很快得到乾隆帝的批准，並付諸實施，這就為伊犁屯田奠定了基礎。同時，阿桂還組織人力製造農業器具和從事農業生產。由於屯田農民和士兵的辛勤勞動，伊犁屯田當年就獲得豐收，“至秋豐稔，收糧皆倍，兵食以足”。這一年，清政府褒獎平定西北的功臣，以功勞大小為序，在紫光閣懸掛畫像，阿桂被排在第十七位。乾隆帝親自撰文稱讚阿桂：“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為國之楨”。屯田初見成效，使阿桂增強了信心。為了進一步發展伊犁屯田，

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他相繼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時，禁止內地人到伊犁購買馬匹和駱駝，以保證當地畜牧業的發展。二是大力招徠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烏什等地的維族民眾來伊犁屯墾，以擴大屯田規模。同時，他還建議朝廷在伊犁和烏魯木齊之間的瑪斯納、庫爾喀喇烏蘇和晶河等三處，“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墾地十五畝，晶河以西歸伊犁管轄，托克多以東歸烏魯木齊管轄”。由於阿桂的精心籌劃和組織，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墾種地達八千餘畝，收穫糧食兩萬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戶，平均每戶收穫糧食四十石，總產達到三萬二千石左右。

在大力發展屯田的同時，還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強對屯田的管理。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阿桂訂立約束章程，在兵員的補充、錢糧的徵收、官員的任選、產量的分配和屯軍家屬的養贍等五個方面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同年八月固勒札和烏哈爾里克兩地的城堡相繼建成，乾隆帝親自定名為“安遠”城和“綏定”城。這兩城完全是按照內地城市的模式建置，軍營和民房以次分別。這些新城鎮既是屯田管理的中心，又吸收四方商人來此交易，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數千里地來往晏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被授予內大臣、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和鑲藍旗漢軍都統等職。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授予騎都尉世職，並返京“供職詢問方略”。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后，被授予軍機大臣，給予在紫禁城內騎馬的殊榮；六月乾隆帝頒旨：阿桂在軍營殊為出力，且在伊犁辦事亦甚妥協，著加恩將阿桂一族由正藍旗抬入上三旗；七月又被補授正紅旗滿洲都統，晉太子太保。

阿桂在京任軍機大臣，最初很得乾隆帝的信任，經常委派他外出處理地方事務。他先後參予審理歸化城都統法啟案件，赴直隸霸州、文安等處督辦疏浚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署四川總督的身分，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擾邊等情況，都辦得很妥當。但不久在鎮壓烏什維吾爾人民起義過程中，他遭到了乾隆帝的處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天山南路的烏什地區的維吾爾族民眾因不堪忍受駐南疆的清朝官吏和維族上層貴族的壓迫和剝削，在其首領賴和木圖拉的率領下舉行起義。義軍屢次擊敗前來彈壓的清軍，聲勢浩大。乾隆帝以阿桂曾在伊犁辦事多年，熟悉當地的情況，就令他赴烏什，與伊犁將軍明瑞一起鎮壓起義。阿桂和明瑞指揮清軍圍攻烏什，義軍領袖賴和木圖拉在戰鬥中犧牲。義軍在其子額色木圖拉的帶領下，繼續英勇抗擊。

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軍猛攻五個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只得採取長期圍困的辦法，斷絕烏什和北界的一切聯繫，義軍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無法繼續抵抗，烏什城終於落入清軍之手。阿桂和明瑞將起義首領額色木圖拉等人處死，而赦免了一般民眾。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辦遲延，示怯損威”和“獲犯后又未確訊起釁緣由，草率錯謬”為由，將他們“交部嚴議，尋議革職，命從寬留任”。然後，又以阿桂“辦理烏什事務毫無章程，革尚書任”，留在伊犁協助明瑞治事。當時伊犁屯墾有進一步發展，人口也增加很多，乾隆帝要明瑞“籌辦安置事宜，須有準則可垂永久”。阿桂遂建議將雅爾城移往楚呼楚，以便利用該地“田土膏腴，形勝亦便”的優勢，改變雅爾城原址離牧場遙遠，近城地畝不夠耕種的狀況。朝廷批准了阿桂的請求。

乾隆三十二年（1767）阿桂被委任為伊犁將軍，一躍而升為封疆大吏。顯然他的處境又有所好轉。

阿桂遭到的另一次挫折，是在他參與清朝對緬甸的戰爭時發生的。

乾隆三十三年（1768）明瑞徵緬兵敗自盡身亡以後，乾隆帝即授阿桂為副將軍，偕同經略大學士傅恆、副將軍阿里袞再次進攻緬甸；同年三月阿桂奉召回京；四月授兵部尚書；六月又出任雲貴總督；十一月阿桂抵達雲南永昌后，便與阿里袞率軍攻取緬甸舊都木梳，然後，阿桂則率另一路軍往蠻暮（今緬甸八莫）、野牛壩等地督造戰船，以備水軍進戰之用。清軍連續進攻，一再獲勝，但因緬軍持續抵抗和水土不合，士卒大量病亡，副將軍阿里袞病故，經略傅恆身患重病，乾隆帝令阿桂籌畫撤軍事宜。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與緬甸議和。阿桂於十二月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因尚在雲南，先由索爾納代理其職。時木邦、蠻暮和孟連土司頭目為躲避緬甸侵害，請求清政府將他們安置於內地，阿桂建議將雲南大理、蒙化一帶舊有的馬廠官莊田撥給他們居住為生，朝廷予以批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乾隆帝以緬甸不遣使臣進貢，將阿桂的領侍衛內大臣、禮部尚書和鑲紅旗漢軍都統等職均革去，“著以內大臣革職留任，辦副將軍事，令其自效”。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令阿桂出偏師騷擾緬甸，待其疲憊，再興師攻之，阿桂則上疏請求大舉攻緬，乾隆帝認為阿桂的建議不合時宜，下詔斥責，並奪其官，留軍營效力。

正當阿桂因辦理緬甸事務屢遭貶斥時，四川金川地區的形勢再趨緊張，清朝的注意力從緬甸轉向金川，這就給阿桂提供了洗刷舊恥、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軍平定金川后，該地區仍歸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間時起爭端，十餘年後又發生了更大規模的叛亂。乾隆中期以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已老，由其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務。他不斷侵掠鄰近土司，乾隆二十三年攻掠小金川和革布希扎土司。四川總督開泰下令勸阻，但郎卡根本不理，仍“侵鄰境不已”。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莎羅奔之孫索諾木誘殺革布希扎土司，小金川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並公然與清朝援軍開戰。乾隆帝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進兵征討。溫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況，就帶他同赴金川戰場。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后，朝廷以四川提督董天弼作戰不利，免其職，以阿桂代理。清軍分兩路進攻小金川，阿桂隨溫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總督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戰事伊始，阿桂領軍一路衝殺，連殺下巴郎拉、達木和巴宗各寨，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又攻佔資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參贊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壟溝失利，被劾罷職，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揮。自此，阿桂又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將；六月阿桂抵軍營后，即籌劃進軍方略。他得知小金川叛軍首領僧格桑盤踞於小金川河北的美諾。而欲攻取美諾，必先佔據其門戶僧格宗，而清軍必經之地的甲爾木山就成為首先爭奪的戰略要地；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地將部隊集結於墨壟溝，然後乘半夜起大霧之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佔了甲爾木山。乾隆帝聞報，特頒旨嘉獎，授阿桂為內大臣；十一月阿桂軍攻取僧格宗；十二月得授副將軍職，奉命與大學士、定邊將軍溫福和副將軍豐升額分道直取美諾。阿桂遂驅軍攻克美都喇嘛寺。僧格桑被迫棄美諾，逃入大金川，與索諾木匯合。阿桂與溫福、豐升額會師美諾后，檄令索諾木交出僧格桑，索諾木不理。於是阿桂和溫福在乾隆三十八年奏准三路進攻大金川。這時，阿桂又被授以禮部尚書之職。阿桂與溫福、豐升額分道進軍后，連奪叛軍幾個碉卡，進展頗為順利。然而由於統帥溫福指揮失宜並敗死，戰局發生逆轉。索諾木擊敗溫福軍后，乘勝佔據小金川。阿桂聞變，毫不慌亂，親自斷後，將所部安全地撤至達河。

乾隆帝在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行宮得到兵敗的消息，十分震驚，特地召大學士劉統勛商議對策。劉統勛原不主張對金川用兵，至此卻力主征伐。於是，乾隆帝授阿桂為定西將軍，豐升額、明亮為副將軍，並調遣健銳、火器營二千名士兵和吉林索倫兵二千名一起進剿金川。阿桂很快就收復了小金川全境。捷報傳來，乾隆帝甚為高興，賜詩褒獎阿桂，並命他迅速移師進剿大金川。然而，奪取大金川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阿桂深知此情，作了充分的準備，然後，於乾隆三十九年兵分三路向大金川進攻，經過兩年的鏖戰和圍攻，在海蘭察等將領和廣大士卒的奮勇衝殺下，終於在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逼令索諾木偕其祖莎羅奔及部眾二千餘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歸順”的藏族頭領和一般人員，設副將、同知分駐其地，不久設懋功廳，廢除了原來的土司制度。

阿桂征伐大小金川的勝利，也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乾隆帝封其為一等誠謀英勇公，並進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和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清軍班師回朝。乾隆帝親自到北京城南良鄉“行郊迎禮”，進城后，“御紫光閣，行飲至禮”。

阿桂回京后，其地位繼續上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授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吏部兼正紅旗滿洲都統；六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充玉牒館、國史館、四庫全書總裁，文淵閣領閣事經筵講官；十月調鑲黃旗滿洲都統，管理戶部三庫；四十三年閏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書，十一月為上書房總師傅；乾隆四十五年任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第二年，于敏中死後，又位居大學士班次第一。短短五六年的時間，阿桂已成為清廷“綜理部務，贊襄樞要”的第一重臣。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間，阿桂在京城處理政務的時間並不多，他經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決緊急和棘手的難題。其中首要一項是屢赴各省辦理河工和水利事務。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黃河在河南儀封、蘭陽等地決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詳細了解黃河決口情況，決定在郭家莊開引河，修築攔黃壩，然而由於黃河下流淤淀，上流潰溢，又經常颳風下雨，攔黃壩屢次築成，又屢次被沖開。阿桂就在下流王家莊修築順黃壩，“兜蓄水勢，逼溜直入引河”。這個辦法很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所修堤壩均告完工，決口被堵住了。同年十二月，回京城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阿桂抵浙后，“悉心履勘，度潮勢之緩急，沙性之堅軟，工力之難易”，修築魚鱗石塘、柴塘和范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後，又奉命順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這一年秋天，黃河又在河南青龍岡決口，阿桂自甘肅趕赴河南，會同河道總督李奉翰督辦堵塞決口。他仍按照成規，在決口處的兩端築壩。十二月，當兩壩將要合龍時，副將李榮吉向阿桂建議，水勢很盛，應緩一段時間再讓兩壩合龍。但阿桂不聽，仍督促下屬加快合龍進度。不久，兩壩合龍，官員們都來向阿桂賀功，只有李榮吉不來。阿桂派人去叫李榮吉，他卻對使者說：“為榮吉謝相公。壩不可恃，不敢離也。”過了兩天，東壩果然塌落，黃河再次決口。阿桂趕快前往察看，見李榮吉已墜落水中，忙使人救起。於是，他上疏自劾，並請求派熟悉河工的大臣來河南督辦。乾隆帝頒旨說：“近年諸臣中經理河務較有把握者，舍阿桂豈復有人？惟當安心靜鎮，另籌妥辦。”乾隆帝對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請將青龍岡迤下至孔家莊、榮華寺和楊家堂引河一律加寬，以期河流宣洩”。乾降四十七年四月，又奏請“另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大堤，挑挖引河，並於北岸建築壩基，逼溜南趨，以期截溜全歸新河”。這種下流疏引河，上游築大堤，宣洩與堵截相結合的方法收效很大。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工程完工後，決口被堵住了。這以後，阿桂於同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三閱月工竣”。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並察洪澤湖、清口形勢。當時由於黃河屢屢決口，運河河道淤塞，影響了漕運的正常進行。阿桂仔細了解情況后，力主引黃濟運，他說：“臣初到此間，詢商薩載、李奉翰及河上員弁，多主引黃灌湖之說。本年湖水極小，不但黃絕清弱，至六月以後，竟至清水涓滴無出，又值黃水盛漲，倒灌入運，直達淮、揚。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查本年二進糧艘行入淮河，全藉黃水浮運，才能過淮渡黃，則回空時雖值黃水消落，而空船吃水無多，設法調劑，似可銜尾遄行。”此建議被採用，引黃濟運自此開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年已七十歲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閏七月，勘江南桃源安東黃河漫口情形及堵築事宜。乾隆五十二年，黃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處決口，阿桂於這年六月趕到那裡，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攔黃壩合龍后，又奉命勘江南臨湖磚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始回京。阿桂治水生涯的尾聲是承辦長江河工。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堤潰決，長江水從西、北兩門湧入荊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荊州被水情況。他經過一段調查了解后，主張採用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他說：“此次被水較重，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洲沙漲逼溜所致，若開挖引河，江水平漾無勢，仍至淤閉。請於對岸楊林洲靠堤先築土壩，再接築雞嘴石壩，逐步前進，激溜向南，俟洲坳刷成兜灣，再趁勢酌挑引河，較為得力。”阿桂的建議被採納。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隨即又於次年（1787年）四月，再次勘察了荊州堤工。

阿桂在數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過程中，雖然沒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黃河為患的問題，但他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克服困難，盡心儘力地堵塞決口，修築堤壩，這對減少水患帶來的損失，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除督辦河工外，阿桂在這期間還奉命兩次督師鎮壓甘肅撒拉族、回族起義。甘肅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肅安定（今甘肅定西縣）回民馬明新創立新教，反對門宦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後來，他見所在地區門宦勢力大，就轉移到循化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去傳教。撒拉族同回族一樣信奉伊斯蘭教，約有三萬人，從事農業、皮筏和榨油業。同樣遭受清朝統治和壓迫的撒拉族民眾，很快就接受了馬明新的主張，於是新教就在那裡傳播開來。這引起舊教門宦地主的仇視，新、老教派間多次發生爭鬥。清政府站在舊教門宦地主一邊，於是教派鬥爭就轉化為反抗清朝的武裝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馬明新的助手蘇四十三和韓二個的率領下，撒拉族和回族民眾舉行了起義。他們攻入老教區，殺死哈爾戶長（總頭人）韓三十八，並打敗了陝甘總督勒爾謹派來鎮壓的清軍，處死了蘭州知府楊士璣和河州協副將新柱。義軍隨之攻佔河州（今甘肅臨夏市），進襲蘭州，準備營救被關入監獄的馬明新。

清政府得知甘肅撒拉族、回族起義的消息后，急忙調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官兵兩千名赴甘肅，並命阿桂和戶部尚書和珅前往督師。這時，阿桂正在河南督辦河工，乾隆帝就命和珅兼程先行。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肅后，義軍已從蘭州主動撤離，轉移到距蘭州三十里的華林山一帶。和珅督軍進攻，義軍人數雖少，但頑強抵抗，“眾雖千餘，皆新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槍，又負地險”，清軍屢攻不下，固原總兵圖欽保和近千名官兵都被擊斃。不久，阿桂抵甘肅軍營，和珅將失利責任歸之於諸將不聽調遣。阿桂認為如有這種情況，就應以軍法處置。於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諸將部署作戰方略。阿桂發出的每一道指令，諸將都應聲答應。阿桂對和珅說：“諸將殊不見其慢，當誰誅？”和珅又羞又恨，說不出一句話。乾隆帝對和珅的無能也有所察覺，頒詔斥責他不把戰爭的實際情況上報，說：“自阿桂至軍，措置始有條理，一人足辦賊，和珅在軍，事不歸一”，下令和珅速回京。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和珅回京后，由阿桂一人指揮戰事。他見義軍防守堅固，特地從四川調來一千名善於在山地作戰的藏兵和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依仗兵力與武器精良的優勢，切斷義軍水源，將其團團圍困。在這種情況下，義軍既沒有後方的支援，又沒有友軍的策應，孤軍奮戰，處於被動地位。同年六月，義軍防線終被清軍突破，蘇四十三在戰鬥中犧牲。義軍余部退入華林寺，仍然英勇抗擊。清軍竟慘無人道地放火焚燒，義軍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

阿桂鎮壓起義后，對新教徒進行瘋狂的迫害。他將新教徒的田產分給舊教軍官，並奏請“將新教禮拜寺概行拆毀，如查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照邪教律從重辦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在查辦所謂新教餘黨時，亦大肆株連羅織，迫害無辜。這就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回族民眾在新教阿訇田五等人的領導下，在甘肅通渭石峰堡再次舉行起義。甘肅提督剛塔率軍鎮壓。田五在戰鬥中陣亡，馬四圭和張文慶繼續率眾鬥爭。他們攻佔通渭城后，巧設埋伏，將清西安副都統明善和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全部殲滅。清廷聞訊極為震動，下令逮捕陝甘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入獄，改命福康安和海蘭察統兵進攻義軍，同時還命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士兵赴甘肅督師。同年六月，阿桂至甘肅后，義軍已放棄周圍小據點，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十分險要。義軍憑藉天險，英勇抗擊，清軍屢攻不下，傷亡慘重。阿桂仍採用斷絕水源和圍困的手段，欲圖迫使義軍就範。義軍孤立無援，奮勇突圍，但未成功。七月，石峰堡被清軍攻陷，起義宣告失敗。阿桂因鎮壓有功，被授與輕車都尉世職。

在治水、督師的同時，阿桂還不時被乾隆帝派往各地，查辦案件。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冒賑案”就是由阿桂揭露和查辦的。這一年，和珅和阿桂先後抵達甘肅督師，鎮壓撒拉族回族起義。當他們將甘肅境內時常下雨的情況上報朝廷后，乾隆帝就對近年甘肅省官吏屢次上報該省發生旱災，請求賑濟一事產生了懷疑。於是他下令阿桂和陝甘總督李侍堯調查此事。阿桂和李侍堯經過一番了解后，事情真相才開始暴露出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這一年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調任甘肅布政使。他到任后，和陝甘總督勒爾謹串通一氣，先將收捐監生的米糧改為折色銀兩，然後年年虛報旱災，打著用監糧賑濟的名義，將銀子全部私分。乾隆帝對甘肅冒賑案十分重視，特遣侍郎楊魁到浙江，會同巡撫陳輝祖，將又調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審訊，抄了他的家，得臟銀百餘萬兩。在鐵證面前，王亶望只得將如何私自改監糧，如何指使蘭州知府蔣全迪“示意諸州縣偽報旱災，迫所轄道府具結申轉”，以及如何私分銀兩的罪狀一一招認。乾隆帝下令斬王亶望，賜勒爾謹自盡，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論絞，並即於蘭州將蔣全迪斬首。同時，還命阿桂按治甘肅州縣，查勘州縣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為，規定凡冒賑私分銀兩在兩萬兩以上者都要處死。阿桂經過一段了解和審訊后，把參與“冒賑案”的官員人數和冒賑銀兩數基本弄清。牽連此案的道府州縣官達六十多人，被斬首的有二十二名，其餘的也按情節的輕重給予不同的處罰。

但此案並未最後了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控告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查抄王亶望家產時有舞弊行為。於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后，嚴鞫陳輝祖，將其在抄家時，以銀換金，隱藏玉器，抽換朝珠，將王亶望的贓物竊為己有的罪行查清，陳輝祖遂被革職逮問。第二年（1783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陳輝祖任內，浙江全省存在嚴重的錢糧虧空，乾隆帝一氣之下就賜他自盡。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視察荊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慶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時間內，他一直在京城處理政務，度過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後一段里程。此時，朝廷的政局已為和珅及其同黨所把持。和珅善於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處處討其歡心，深得皇帝寵信。阿桂雖以勛臣為首席軍機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餘年間經常外出，很少在京城處理政務，使得和珅乘機竊取大權，“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竊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或故緩其事，以俟上怒之霽。大僚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鹽政、河工素利藪，以徵求無厭，日益敝”。阿桂對和珅專權亂政很是痛恨，但礙於乾隆帝對和珅的寵信，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從心，因而也無可奈何。然而他不願和和珅同流合污，儘管和珅一再拉攏他，也不能動搖他潔身自好之志，“乃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交接。凡立御階之側，公必去和相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政事，公亦漫應之，終不移故處也”。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於其子顒琰，自己則稱太上皇。次年，顒琰正式即位，是為嘉慶元年（1796年）。這年阿桂已八十歲，他因身體不適被准休假養病。誰知從此不起，於次年八月病死，終年八十一歲。阿桂死後，被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謚號文成。

乾隆十三年（1748年）參加大小金川之戰，因未劾四川總督張廣泗貽誤軍機罪，被逮。后復官，為江西按察使。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任參贊大臣、蒙古鑲紅旗副都統，戍守西北邊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參加平定大小和卓之戰。事平后移師駐伊犁，提出於新疆屯田建策，被採納。其後數年間，歷任內大臣、漢軍鑲藍旗都統、軍機大臣、滿洲正紅旗都統、伊犁將軍、四川總督等。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兵部尚書、雲貴總督，以副將軍偕經略傅恆領兵與侵擾滇境的緬甸軍交戰，屢獲捷。次年，與傅恆會師攻老官屯不下，奉命罷兵議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次參加大小金川之戰，歷時五年，先後任參贊大臣、定邊副將軍、定西將軍，運籌戰事，多合機宜。乾隆四十一年，降服土司索諾木。事平，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授武英殿大學士。后兩次督師鎮壓甘肅回民起義，參與制定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和抗擊廓爾喀（今尼泊爾）進攻西藏的進兵方略。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阿桂說：“伊犁為西域適中之地，幅員廣闊，苟能悉心籌計，從容布置，可冀有成。查守邊以駐兵為先，駐兵以軍食為要。臣來往軍營，詢問此間地勢情形，伊犁海努克及固勒札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可以漸充。”阿桂所言打消了乾隆帝的疑慮，使他作出了伊犁駐兵屯田的決策。乾隆帝鼓勵阿桂說：“所辦甚是，俱依議行。果能實心奮勉，次第辦理，則屯田一事當錄伊經始之功也。”同年八月，他正式下令：“以阿桂總理伊犁事務，授為都統。”皇上的信任和支持，使阿桂感恩戴德，他對伊犁駐防和屯田進行了周密的計劃和安排。九月，在給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條建議：

第一，增派更多的維吾爾族農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個估計，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三百名維族農民屯田收穫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戶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維吾爾人數目太少，最低還應再遷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發展。

第二，增派數量更多的士兵，從事駐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駐軍分成兩部分，滿洲軍隊負責駐守，綠營兵專事屯種。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和屯田發展前景的估計，阿桂建議將駐防的滿洲兵再增加六百名，與此相適應的是將現有的綠營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這就既能完成駐守任務，又能保證駐防兵的軍糧供應。

第三，在發展屯田的基礎上，逐步增加駐軍的數目，提出“增派官兵請隨時酌量定數”。阿桂認為如屯田的維吾爾農民和綠營兵都各達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就可以生產出足夠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糧食。糧食足用，就可以相應增加駐軍的數目，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

第四，陸續修建城堡，保證屯田的順利開展。阿桂經過實地調查知道，伊犁地區的要害地點，“河北則固勒札，河南則海努克”，“而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因此他主張“應於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數百名駐防..察罕烏蘇築城，以綠營兵一千名屯田並駐防..固勒札須築大城，凡駐防大臣公署、倉庫咸在，以為總匯”。

第五，籌集馬匹和駱駝，設置沿途台站，以傳遞文書，運輸物資。阿桂認為，伊犁現有的六百匹馬不敷使用，應再購買一千餘匹，再從烏魯木齊調五百匹駱駝，這樣便可設置多處台站，保證信息的傳遞和物資的運送。

•第六，調運沿邊糧食到伊犁，解決當前軍隊缺糧的困難。

第七，從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簡派能工巧匠赴伊犁，傳授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

阿桂在新疆的實踐活動在伊犁屯田的成功，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它對於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密切西北與內地的經濟聯繫，鞏固中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促進。而阿桂以他的遠大目光和氣魄，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同時，由於他在新疆屯田的功績，也使他的地位不斷上升。

阿桂是乾隆朝出將入相的少數重臣之一。阿桂屢次統領大軍東征西討，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立下了重大功勛。他知人善任，發現才能膽識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薦牘”。其下屬有一名叫興奎的將校，相貌魁偉，氣度不凡，阿桂見之曰“此將材也”，即給副將札，命他進攻敵方陣地，果然大獲全勝。以後興奎屢立戰功，為一時名將。此外王昶、韓崶、百齡和朱爾賡額等人都是阿桂從他們身為微員時提拔上來的，“其後皆為卿相”。他多謀善斷，“聞其于軍務倥傯間，惟於幕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有奇謀”。他治軍有方，賞罰分明，“其驅使將士，如發矇振落，其成功者，或獎以數語，或償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臨危不懼，指揮若定，也使阿桂屢建奇功。當年征金川時，為了掌握敵情，一天傍晚，他率領十數名騎兵，登上一高地觀察叛軍陣地，但被發現。數百名叛軍將高地圍住。眾寡懸殊，情況十分危急，但阿桂卻毫不慌亂。他鎮靜自如地令隨從的騎兵下馬，脫下戰袍並把它撕碎，懸掛於樹上。然後再上馬徐徐地走下高地。叛軍逼近高地，在落日餘輝的照耀下，他們隱隱約約看見樹林中似乎掛有許多清軍旗幟，估計清軍人數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進。等到偵察兵探明真相后，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軍營了。

阿桂不僅是著名的統帥，而且是一代名臣。他經常參與國家重大政務的決策，勤慎善斷，處理問題細緻周到。乾隆四十六年，高宗見國家庫存甚豐，就頒旨將康熙，雍正時沿續下來的各行省提鎮空名坐糧歸入養廉，另行挑補虛額。這樣就需增兵六萬名，每年也需增軍餉三百萬兩。阿桂上疏勸阻說：“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新增之餉，歲近三百萬，二十餘年即需七千萬。請除邊省外，無庸概增”。應該承認，阿桂所言頗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庫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議為然，決計行之。以後的事實表明這種挑補虛額的做法，不僅沒有制止武官吃空餉，而且由於每年多支出軍費三百萬，時間一長，就便清朝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進入嘉慶時期以後，清朝財政日益拮据，人們這才認識到阿桂當年的建議是很有遠見的。嘉慶十九年（1814），吏部尚書英和在奏疏中說：“即如裁撤武官名糧，添給養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聞其時，阿桂即有恐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奏。可見老臣謀國諸事，務期久遠”。

《清史稿》：將者國之輔，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冶而用之，是之謂大將。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國政，豈有二術哉？乾隆間，國軍屢出，熊羆之士，因事而有功；然開誠布公，謀定而後動，負士民司命之重，固無如阿桂者。還領樞密，決疑定計，瞻言百里，非同時諸大臣所能及，豈不偉歟？

乾隆帝：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為國之楨。

錢泳：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圖像紫光閣者四次，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將入相，全壽全歸者也。

昭槤：阿文成公屢膺撻伐，平定絕域，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即燈薦牘，故人皆樂為之用。

陳康祺：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砉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于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為用，文成洵神人哉。

震鈞：綜論國朝諸宰相，必以公為稱首。唐之姚宋，宋之韓范，差可肩隨。李文饒、張太岳不足繼武。而遭際明時，得竟其用，又非古人所及。自開國諸相，大抵有祝有詛，惟公眾口無閑言。諸家詩文集，歷歷可考。遺大投艱，所向如志，老成碩畫，望重當時。化林坪之亂，諸將不知所為，公以兩月平之。金川之役，天下兵威所不能定，公以二年定之。修黃河，築海塘，指揮如意，若所素習。其不世之勛，則尤在開拓西域。蓋西域以化外初入版圖，漫無經緯。公為區疆畫邑，直不啻手造一國，百餘年來無能少改。即以鄂文端之“改土歸流”方之，亦所不及。蓋“改土歸流”至今尚有流弊，西域無流弊也。且明見遠慮，朝廷有一大舉措，必為籌數百年後之利弊。此真《詩》所謂：瞻言百里，《書》所謂：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古有聖相，近之矣。

蔡東藩：傅恆、阿桂系乾隆朝名將，抑亦乾隆朝福將。有明瑞之喪師小猛育，而後傅恆乃慎重將事，有溫福之戰死木果木，而後阿桂乃堅忍成功。天下事經一度失敗，始增一番懲創，明瑞溫福之不幸，即所以成傅、阿二人之幸耳。傅、阿二人歿，嗣後有名將，少福將，故乾隆朝為清室極盛時代，亦即清室中衰時代。

蕭一山：①乾隆中，滿大學士之聲威卓著，備蒙恩眷者，前有傅恆，後有阿桂，而中葉尹繼善、舒赫德亦並以閫外之功，入贊綸機，皆滿人中之佼佼者也。②乾隆之盛，斯亦用人之效已。初年有張廷玉之勤慎，鄂爾泰之練達，中年有劉統勛之幹濟，傅恆、兆惠之勛功，其餘嵇氏父子，陳世倌、史貽直、陳大受、汪由敦、梁詩正、尹繼善、孫嘉淦、陳宏謀、劉綸等，亦皆忠正有為。即晚葉和氏專政，朝綱大壞，亦尚有阿桂、王傑之持正不阿，故人才濟濟，得佐明堂，而後乃有政治之可言。

魏源（1794-1857）《聖武記》：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述系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為乾隆名臣之冠。

周遠廉（1930-2020）、孫文良（1933-1995）主編《中國通史·清時期》：阿桂為乾隆時期著名戰將和統帥，屢次統領大軍東征西討，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立下了重大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