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燕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兇猛而來，尤其是8月份北京紅衛兵揮動著軍用皮帶南下煽風點火之後，黃浦江畔不時傳來某某名人自盡的噩耗，有幾個與江小燕有往來的人也走上這條絕路。江小燕和許多平民百姓一樣百思不得其解。

9月初，江小燕正在鋼琴老師那裡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江小燕雖與傅家毫無關係，但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也看過傅聰的鋼琴演奏。為了寫這封信，江小燕要了解具體的情況。於是，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報大標語為線索找到傅雷的家，從保姆處得知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遠在美國傅敏在北京勞改，無法前來，親友中也是沒有能夠出面料理喪事的。火化時只有傅家的保姆到場，骨灰無人領取。因骨灰只有親人可領，何況要與“自絕於人民”的“黑五類”劃清界限，誰領都有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江小燕卻動了一個念頭：冒名冒身份替他們親戚去領下來，然後交由他們親戚保管。

江小燕來到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要收留傅雷夫婦的骨灰。江小燕的動情訴說打動了工作人員。但是，她沒有錢購買骨灰盒，當時儘管江小燕已27歲，但還是一個沒有工作的“社會青年”。於是，江小燕想方設法，找到了傅雷的內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著大口罩來到朱家的。朱人秀問她姓什麼，江小燕說自己姓“高”。朱人秀問她住哪裡，江小燕不肯說。朱人秀見她連地址都不肯說，有點不放心，就把錢交給外甥張廷騮，讓張陪著“高姑娘”去買骨灰盒。買好骨灰盒，領取並裝上傅雷夫婦的骨灰之後，“高姑娘”把骨灰盒帶回自己家中，暫且保存起來。過了幾天，江小燕和張廷騮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辦理存放手續。考慮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從朱人秀那裡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處理完此事後，她立即寫了“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面，誰知，正是這封求告信，引來追查大案。江小燕說：“不然，僅僅暗地裡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會有人知道。

其實，江小燕在19歲那年就有過類似的義舉。那時，她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學習成績門門優秀，考上大學不成問題。然而，在她即將畢業的前兩個月，厄運降臨了：校方把俄語教師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授意江小燕以書面文字材料“幫助她，拯救之”，江小燕回憶說：“當時一心一意想‘救’這教師。故而，非但沒有交上學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為柴慧敏說話，為她辯護。然而，學校沒有因為我的辯護就放過她了，她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樓自盡！”江小燕不願從命“揭發”，就受到批判。在她高中畢業的畢業鑒定會上有如下判定：“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還評為政治品德“差”。正是這8個字斷送了她的前程。從此，她的大學夢破滅了，她只得在家從父繪畫。

而根據朱家人的回憶，其實當時她曾署名“江蘇路高箴”，寫了一封信給朱人秀，朱人秀正下放在正泰橡膠廠勞動，造反派攥住那封信，想一定是國外派的人，朱人秀又說不出她叫什麼，住哪裡，只知道“江蘇路高”，最後從外甥張廷騮處得知她曾經說過，她的鋼琴老師家有7架鋼琴，造反派就帶著張廷騮跑遍江蘇路，才找到有7架鋼琴的老師，問老師說沒有一個姓高的學生，但從描述的長相，那老師說她不姓高，有點像江小燕……

更難能可貴，被世人稱道的是：她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退避三舍，淡然處之。傅家不忘她當年的正義之舉，總想找機會報答。她卻說，“我與傅家毫無關係！”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來到上海，希望會晤從未見過的她，經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的再三工作，她總算同意了。當傅敏剛要表示謝意時，被她馬上制止道：“你要說什麼話，我心裡很清楚。這些話，就不必說了吧！”陪同前去的葉永烈想為他們拍張合影，被她婉拒。出於禮貌，她只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

葉永烈先生說，江小燕極為低調，除了因他要寫《傅雷傳》接受過他採訪，公開了自己的真姓實名外，只給余開偉先生寫過一信，糾正了各種文章中的失實之處，披露了當時的真實心情。此信后以《我為什麼收藏傅雷的骨灰？》為題在《書屋》發表，被周石先生選入二十世紀經典作品。江小燕大約有75歲了吧，身體還好吧，還在畫畫嗎？也許在街上，在超市，在畫展，迎面走來的那位梳著清湯掛麵式短髮的老太太就是她！（本文參考葉永烈的《江小燕與傅雷一家》，江小燕的《我為什麼收藏傅雷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