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

在一所中學里教課，退休前的職稱是“特級英語教師”。

1937年出生於太行山區紅旗渠的故鄉——河南林州。許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譯家傅雷和他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對這個家族的另一個成員傅敏卻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難中始終沒有泯滅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傅雷家書》是傅雷夫婦自1954年至1966年期間寫給兒子傅聰和兒媳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而成。該書最早於1981年在大陸出版。傅敏曾於2010年開始在媒體上刊登版權聲明。

台海出版社擅自出版《傅雷家書》，並通過中關村圖書大廈銷售，嚴重侵犯其著作權，因此將出版社和圖書大廈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近40萬元人民幣。

此案2017年3月3日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沒有到庭，委託代理律師出庭作證。此案沒有當庭宣判，將擇日判決。

傅敏初中畢業的時候，跟父親傅雷大吵了一場。原因很簡單：傅敏要求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而傅雷則堅決不同意。大概從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鍵彈奏出的音樂之聲，傅敏也酷愛音樂。當傅敏主動要求上音樂學院附中時，萬萬沒有料到，傅雷搖頭！傅敏實在想不通，他跟傅聰是親兄弟，父親為什麼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大哭，大吵，大鬧，無濟於事。傅雷對滿臉淚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說明：“第一，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學音樂，你也要學音樂，我沒有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樂的料子；第三，學音樂，要從小開始，你上初中才學琴，太晚了，學個‘半吊子’，何必呢？”最後，傅雷補充了一句：“你呀，是塊教書的料！”胳膊擰不過大腿。傅敏從華東師大一附中初中畢業之後，直升該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念頭。

當他的音樂之夢破滅以後，他決定做一個像父親那樣的文學翻譯家。組織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學院。在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學院大門。1958年4月30日，父親傅雷被劃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學院忽然把傅敏作為“代培生”，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插入英語系三年級學習。外交家之夢，從此徹底破滅了。傅敏強忍著內心的隱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終於在1962年暑假畢業。他，一個有著“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竟然沒有一個單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長挺身而出，說：“這麼個高才生，你們不要，我要！”儘管父親曾說過他“是塊教書的料”，而他一直不以為然。萬萬沒有想到，竟被父親言中了！傅雷給他打氣，校長扶他上馬，學生是一團火。一接觸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學生，傅敏心中的冰塊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懇懇做事，認認真真教書，有板有眼，從不馬虎。他曾受教於父，他向父親提問，父親從不正面答覆，總是反過來向他提問，旁敲側擊，一直到他自己說出答案。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學方法搬了出來，他也著力於開動學生的腦筋，讓學生獨立思考，搞“啟髮式”……

沒多久，校長就讓傅敏開試驗班，上觀摩課，把他作為教學骨幹使用。許多外校的老師都前來觀摩，稱讚這位上海小夥子有兩下子。漸漸的，傅敏在英語教學上小有名氣了。

1966年9月3日晚8點，“父母亡故”。一夜之間，失去雙親，傅敏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儘管當時他不知道父母雙亡的詳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斷定：死於非命！不幸連著不幸。就在傅敏最為不幸的時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們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時便開始相愛。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來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成了對傅敏與小蓉之間愛情的“暴風驟雨的考驗”：9月3日，從上海傳來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噩耗。北京外國語學院貼出大字報“批判”小蓉，醒目的標題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兒媳婦”！

這年年底，小蓉參加“大串連”，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當小蓉重返北京，幾乎不來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納悶之際，小蓉寫來一封信……

傅敏頓時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幾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愛著小蓉。這深深的愛，使他的理智漸漸清醒。他明白，由於父母“畏罪自殺”，他已屬於“殺、關、管”的後代，已經打入“另冊”，他未來的命運已經註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個清白的姑娘受他牽連？

他給小蓉寫了回信。信寄走了。從此以後，雖然兩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沒有去找過小蓉，再也沒有給她寫過一封信。

家破人亡，戀人分手。本來，他家書、情書頻頻，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單，家書不再有，情書不再來。傅敏因在寫給一位插隊東北的學生的信中，講述了對“文革”的種種不滿，那封信落到了紅衛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證”。他，成了囚徒，被關押在學校的“土班房”里。

腥風血雨，籠罩著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腫，臉都走樣了，每天連冷饅頭都吃不飽，餓得眼冒金星。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拿人不當人，皮鞭棍子響。傅敏實在忍無可忍，終於決心走上絕路，跳河自盡……

傅敏跳了下去，誰知水淺，沒有淹死。這時，他被紅衛兵發現了。他拚命地往牆上撞，頭上撞了個大窟窿，殷紅的鮮血頓時涌了出來……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醫院。由於他的身份是“現行反革命”，醫生在給他縫頭皮的時候，連麻醉針都不打。傅敏忍著劇痛，被縫了十幾針，一聲也沒吭！他左邊的頭皮，從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紅衛兵拖回學校。“妄圖以自殺對抗運動！”於是，他又被增加了一項新罪名，就又是一場接一場的批鬥。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廁所的時候，手摸電門，再度自殺。可是，他穿的是膠鞋，觸電未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嘗夠了。他彷彿成了一個麻木的人，不知道時間是怎樣從身邊流過的。

1979年，傅敏去英國探望惟一的親人———兄長傅聰。同事們揮淚相送，都以為他不會回來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從英國途經香港、上海，乘火車回到北京。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劉鳳梧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他。

（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七中教英語。劉鳳梧，時為北京七中校長）

寒暄完畢，傅敏直接向劉校長提出兩點要求。

第一，不當任何“長”（出國前他是該校外語教研組組長），以集中精力鑽研教學；第二，要辦離婚手續（1974年傅敏結婚，其妻後去美國，留居異鄉）。離婚了，沒房子，請求在學校里住宿。

劉校長一口答應下來。

從此，傅敏真的不當任何“長”，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學英語教師。

我感到奇怪：1962年，當他分配到中學教書，曾經大哭一場。如今，他只要說一句話，他就能從中學里調走，他為什麼深深紮根在中學里，與老師、同學情投意合，永遠不願離開中學教學崗位？

他笑了，答道：“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對中學教師工作平凡而偉大的意義毫無認識。當時，《世界文學》的主編陳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調走，結果爸爸說：‘他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擾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動。’就這樣，我一直在中學教英語。”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齡的中學教師了。我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職業。中學教師是很光榮的，是靈魂的工程師，是神聖的職業。在英國，他們的中學教師，都是大學畢業的，教材也編得好，可惜教師缺乏事業心，缺乏高尚的獻身精神。他們教書是為了賺錢，上課時學生聽不聽他不管，一看手錶，到了時間，課沒講完也馬上下講台回去。這一點與我們中國很不一樣。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們中國的中學教師是最好的教師。我們中國有些中學教師為了培養學生，不計時間，不講報酬，工資雖然低，可是命都捨得豁出去……我為做一個中學教師而感到自豪。在外國人面前，我總是很響亮地說，我是中國的一個中學教師！”

每年“九·三”我都會大哭一場

相比傅聰的偶像光環，弟弟傅敏則顯得默默無聞。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編《傅雷家書》，他的名字幾乎不太會被大眾所提及。但是在小時候，傅敏也和傅聰一起學習、調皮、挨父親打、受母親疼……如今的傅敏已經從中學退休在家養老，年輕時，他繼承了傅雷一半的事業——做一名英語老師，一輩子為中學的英語教育播撒種子。雖然長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鄉話，真可謂鄉音未改鬢毛衰。

傅聰1948年起在昆明讀中學期間，傅敏隨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蘇路。“父親這一生從不求人，但他很願意幫助別人。不過，對自己的子女，他就不這麼慷慨了。我這一生就靠過一次父親的關係。當時我考進了光華附中（現華東師大一附中），成績不是最好，所以進不了優等生班，於是我母親出面與楊濱校長求情，條件是我必須好好學習。打這以後我不再遊手好閒了，開始認真讀書，在班級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傅聰在離開祖國前，一家子都去火車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傷心的，“因為哥倆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個玩伴，能不傷心嗎。”傅敏說，“傅聰比我大三歲，從小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對傅聰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學這個學那個，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學校的教育。在我中學畢業之後，父親對我說：‘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樣，你還是老老實實當一個教師吧。’我學小提琴老是不長進。”因為從小與傅聰一起長大，所以傅敏也沒有失寵的感覺，但傅敏仍想不通父親為何看人如此準確。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學，他和兄長一樣與父母離別。“俗話說：父母在，不遠遊。但是父親好像沒有這樣的觀念，他想讓自己的孩子經受住更多的鍛煉。他在那時期每次來信，都會教我許多做人的道理，並且鼓勵我克服當地的困難。”儘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會回家一次，但畢竟不能像以前那樣與父母共享天倫之樂了。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進了一所中學教英語。“這所中學的條件很差，《傅雷家書》中父親在寫給傅聰的信里也有提到。為什麼會分配進這所中學？一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當時沒有人敢要我；二是這所中學的校長是父親的老朋友，父親也沒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檔案從市裡面調了進來，然後把四個俄語班全部改成英語班，教材我自己寫。當時我和父親的通信都在討論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這是父親和我討論最多的問題。”

與父母見的最後一面是發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親。1966年，身為教師的傅敏隱約預感到自己的身份總會出事兒，有一天晚上，他含著淚默默地將與父親、哥哥的所有書信，扔進火爐燒了。“這就是為什麼《傅雷家書》中只有我和父親的三封通信，這都是我冒著生命危險藏起來的。傅敏記得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封家信：有一次，剛剛上崗的傅敏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加進一段自己翻譯的作品。沒想到他接到父親的來信扎紮實實的十一頁紙，其中不僅有對傅敏的鼓勵，還詳細地指出傅敏翻譯中的諸多錯誤，分為語法、辭彙和理解能力等幾部分，洋洋洒洒讓傅敏驚訝父親的博學和熱心。“他身前對事不對人，在以前三聯版的《傅雷家書》中，有許多XXX，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父親說話不長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錢鍾書、老舍、茅盾都被他寫進過批評名單中。”傅敏說道，其實傅雷對知心朋友非常好。“他對人都很好，從不對朋友說假話，但是他有兩個好朋友最後告發他，而且是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地誣衊，讓他非常痛心。昨晚上還在家裡一起吃飯，第二天就去檢舉，實在是太要不得了。”傅敏說到這裡，深惡痛絕。“‘文革’開始的第一天，紅衛兵就來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傅敏說，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電報方得知父母的去世。“當時腦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著非人的待遇呢。”

“文革”結束后，傅敏開始收集父母的家信，“這其中主要是傅聰從英國回來帶回來的。其實，就算我當時沒有把信燒掉，父親和傅聰的來信相對來說還是精彩一些。畢竟，他和傅聰有更多共同的語言，音樂是最主要的。當然，他對我們兩兄弟的生活、婚姻、財政等問題也是抓得很牢的。我奉勸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親在我戀愛時候寫給我的信——該如何把握感情問題。”

傅敏老老實實地在一所中學里教課，退休前的職稱是“特級英語教師”。他時常回憶著父親身前的點點滴滴，找到機會就會與朋友們分享。“我時常在夢裡回憶小時候與父母的快樂時光。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會獨自一人大哭一場，把積壓在心裡的怨氣都發出來。這連我太太也不知道。他教誨我做人的基本原則，終身受用。”

因為發自內心的喜愛，（浙江大學教授）許鈞把讓傅雷譯著更長遠地走進大眾影響大眾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2008年，在傅雷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許鈞參與、組織了一系列活動。比如，在國家圖書館開幕的“潔白的豐碑——紀念傅雷百年誕辰展覽”上，許鈞應邀做了講座；他牽頭舉辦“傅雷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學者共同探討傅雷的文化遺產……這份長達幾十年的真摯情感也讓許鈞與傅雷家人成為了朋友。許鈞第一次去傅雷次子傅敏家中做客，看到珍貴的傅雷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的手稿時，簡直兩眼發光。傅敏的夫人陳哲民女士特意戴上白色手套去樓下複印了3頁手稿送給許鈞。“之前我們看到的只是翻譯的最終版本，是靜態的一個結果。有了書稿，我們就能從初稿、修改稿到定稿的動態過程中，更好地研究傅雷為什麼要這麼翻譯。”後來，傅雷家人還主動把另外的3份手稿複印給了許鈞。從傅雷的筆跡、文本到精神世界，許鈞感受到的是心的交流和心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