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

傅雷之子

傅敏,男,1937年出生於河南林州,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是著名翻譯家傅雷次子,特級英語教師。

人物關係


人物經歷


傅敏[傅雷之子]
傅敏[傅雷之子]

教育經歷

時間院校
1959-1962北京外國語學院

工作經歷

在一所中學里教課,退休前的職稱是“特級英語教師”。

個人作品


出版圖書
傅聰:望七了!傅雷家書

人物評價


傅敏家庭照
傅敏家庭照
1937年出生於太行山區紅旗渠的故鄉——河南林州。許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譯家傅雷和他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對這個家族的另一個成員傅敏卻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難中始終沒有泯滅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人物事件


保護版權

《傅雷家書》是傅雷夫婦自1954年至1966年期間寫給兒子傅聰和兒媳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而成。該書最早於1981年在大陸出版。傅敏曾於2010年開始在媒體上刊登版權聲明。
台海出版社擅自出版《傅雷家書》,並通過中關村圖書大廈銷售,嚴重侵犯其著作權,因此將出版社和圖書大廈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近40萬元人民幣。
此案2017年3月3日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沒有到庭,委託代理律師出庭作證。此案沒有當庭宣判,將擇日判決。

與父親吵架

傅敏初中畢業的時候,跟父親傅雷大吵了一場。原因很簡單:傅敏要求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而傅雷則堅決不同意。大概從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鍵彈奏出的音樂之聲,傅敏也酷愛音樂。當傅敏主動要求上音樂學院附中時,萬萬沒有料到,傅雷搖頭!傅敏實在想不通,他跟傅聰是親兄弟,父親為什麼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大哭,大吵,大鬧,無濟於事。傅雷對滿臉淚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說明:“第一,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學音樂,你也要學音樂,我沒有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樂的料子;第三,學音樂,要從小開始,你上初中才學琴,太晚了,學個‘半吊子’,何必呢?”最後,傅雷補充了一句:“你呀,是塊教書的料!”胳膊擰不過大腿。傅敏從華東師大一附中初中畢業之後,直升該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念頭。

教書的料

當他的音樂之夢破滅以後,他決定做一個像父親那樣的文學翻譯家。組織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學院。在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學院大門。1958年4月30日,父親傅雷被劃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學院忽然把傅敏作為“代培生”,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插入英語系三年級學習。外交家之夢,從此徹底破滅了。傅敏強忍著內心的隱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終於在1962年暑假畢業。他,一個有著“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竟然沒有一個單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長挺身而出,說:“這麼個高才生,你們不要,我要!”儘管父親曾說過他“是塊教書的料”,而他一直不以為然。萬萬沒有想到,竟被父親言中了!傅雷給他打氣,校長扶他上馬,學生是一團火。一接觸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學生,傅敏心中的冰塊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懇懇做事,認認真真教書,有板有眼,從不馬虎。他曾受教於父,他向父親提問,父親從不正面答覆,總是反過來向他提問,旁敲側擊,一直到他自己說出答案。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學方法搬了出來,他也著力於開動學生的腦筋,讓學生獨立思考,搞“啟髮式”……
沒多久,校長就讓傅敏開試驗班,上觀摩課,把他作為教學骨幹使用。許多外校的老師都前來觀摩,稱讚這位上海小夥子有兩下子。漸漸的,傅敏在英語教學上小有名氣了。

兩次自殺

1966年9月3日晚8點,“父母亡故”。一夜之間,失去雙親,傅敏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儘管當時他不知道父母雙亡的詳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斷定:死於非命!不幸連著不幸。就在傅敏最為不幸的時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們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時便開始相愛。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來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成了對傅敏與小蓉之間愛情的“暴風驟雨的考驗”:9月3日,從上海傳來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噩耗。北京外國語學院貼出大字報“批判”小蓉,醒目的標題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兒媳婦”!
這年年底,小蓉參加“大串連”,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當小蓉重返北京,幾乎不來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納悶之際,小蓉寫來一封信……
傅敏頓時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幾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愛著小蓉。這深深的愛,使他的理智漸漸清醒。他明白,由於父母“畏罪自殺”,他已屬於“殺、關、管”的後代,已經打入“另冊”,他未來的命運已經註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個清白的姑娘受他牽連?
他給小蓉寫了回信。信寄走了。從此以後,雖然兩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沒有去找過小蓉,再也沒有給她寫過一封信。
家破人亡,戀人分手。本來,他家書、情書頻頻,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單,家書不再有,情書不再來。傅敏因在寫給一位插隊東北的學生的信中,講述了對“文革”的種種不滿,那封信落到了紅衛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證”。他,成了囚徒,被關押在學校的“土班房”里。
腥風血雨,籠罩著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腫,臉都走樣了,每天連冷饅頭都吃不飽,餓得眼冒金星。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拿人不當人,皮鞭棍子響。傅敏實在忍無可忍,終於決心走上絕路,跳河自盡……
傅敏跳了下去,誰知水淺,沒有淹死。這時,他被紅衛兵發現了。他拚命地往牆上撞,頭上撞了個大窟窿,殷紅的鮮血頓時涌了出來……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醫院。由於他的身份是“現行反革命”,醫生在給他縫頭皮的時候,連麻醉針都不打。傅敏忍著劇痛,被縫了十幾針,一聲也沒吭!他左邊的頭皮,從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紅衛兵拖回學校。“妄圖以自殺對抗運動!”於是,他又被增加了一項新罪名,就又是一場接一場的批鬥。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廁所的時候,手摸電門,再度自殺。可是,他穿的是膠鞋,觸電未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嘗夠了。他彷彿成了一個麻木的人,不知道時間是怎樣從身邊流過的。

傅敏的要求

1979年,傅敏去英國探望惟一的親人———兄長傅聰。同事們揮淚相送,都以為他不會回來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從英國途經香港、上海,乘火車回到北京。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劉鳳梧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他。
(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七中教英語。劉鳳梧,時為北京七中校長)
寒暄完畢,傅敏直接向劉校長提出兩點要求。
第一,不當任何“長”(出國前他是該校外語教研組組長),以集中精力鑽研教學;第二,要辦離婚手續(1974年傅敏結婚,其妻後去美國,留居異鄉)。離婚了,沒房子,請求在學校里住宿。
劉校長一口答應下來。
從此,傅敏真的不當任何“長”,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學英語教師。
我感到奇怪:1962年,當他分配到中學教書,曾經大哭一場。如今,他只要說一句話,他就能從中學里調走,他為什麼深深紮根在中學里,與老師、同學情投意合,永遠不願離開中學教學崗位?
他笑了,答道:“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對中學教師工作平凡而偉大的意義毫無認識。當時,《世界文學》的主編陳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調走,結果爸爸說:‘他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擾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動。’就這樣,我一直在中學教英語。”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齡的中學教師了。我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職業。中學教師是很光榮的,是靈魂的工程師,是神聖的職業。在英國,他們的中學教師,都是大學畢業的,教材也編得好,可惜教師缺乏事業心,缺乏高尚的獻身精神。他們教書是為了賺錢,上課時學生聽不聽他不管,一看手錶,到了時間,課沒講完也馬上下講台回去。這一點與我們中國很不一樣。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們中國的中學教師是最好的教師。我們中國有些中學教師為了培養學生,不計時間,不講報酬,工資雖然低,可是命都捨得豁出去……我為做一個中學教師而感到自豪。在外國人面前,我總是很響亮地說,我是中國的一個中學教師!”
每年“九·三”我都會大哭一場
相比傅聰的偶像光環,弟弟傅敏則顯得默默無聞。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編《傅雷家書》,他的名字幾乎不太會被大眾所提及。但是在小時候,傅敏也和傅聰一起學習、調皮、挨父親打、受母親疼……如今的傅敏已經從中學退休在家養老,年輕時,他繼承了傅雷一半的事業——做一名英語老師,一輩子為中學的英語教育播撒種子。雖然長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鄉話,真可謂鄉音未改鬢毛衰。
傅聰1948年起在昆明讀中學期間,傅敏隨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蘇路。“父親這一生從不求人,但他很願意幫助別人。不過,對自己的子女,他就不這麼慷慨了。我這一生就靠過一次父親的關係。當時我考進了光華附中(現華東師大一附中),成績不是最好,所以進不了優等生班,於是我母親出面與楊濱校長求情,條件是我必須好好學習。打這以後我不再遊手好閒了,開始認真讀書,在班級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傅聰在離開祖國前,一家子都去火車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傷心的,“因為哥倆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個玩伴,能不傷心嗎。”傅敏說,“傅聰比我大三歲,從小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對傅聰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學這個學那個,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學校的教育。在我中學畢業之後,父親對我說:‘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樣,你還是老老實實當一個教師吧。’我學小提琴老是不長進。”因為從小與傅聰一起長大,所以傅敏也沒有失寵的感覺,但傅敏仍想不通父親為何看人如此準確。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學,他和兄長一樣與父母離別。“俗話說:父母在,不遠遊。但是父親好像沒有這樣的觀念,他想讓自己的孩子經受住更多的鍛煉。他在那時期每次來信,都會教我許多做人的道理,並且鼓勵我克服當地的困難。”儘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會回家一次,但畢竟不能像以前那樣與父母共享天倫之樂了。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進了一所中學教英語。“這所中學的條件很差,《傅雷家書》中父親在寫給傅聰的信里也有提到。為什麼會分配進這所中學?一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當時沒有人敢要我;二是這所中學的校長是父親的老朋友,父親也沒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檔案從市裡面調了進來,然後把四個俄語班全部改成英語班,教材我自己寫。當時我和父親的通信都在討論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這是父親和我討論最多的問題。”
與父母見的最後一面是發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親。1966年,身為教師的傅敏隱約預感到自己的身份總會出事兒,有一天晚上,他含著淚默默地將與父親、哥哥的所有書信,扔進火爐燒了。“這就是為什麼《傅雷家書》中只有我和父親的三封通信,這都是我冒著生命危險藏起來的。傅敏記得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封家信:有一次,剛剛上崗的傅敏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加進一段自己翻譯的作品。沒想到他接到父親的來信扎紮實實的十一頁紙,其中不僅有對傅敏的鼓勵,還詳細地指出傅敏翻譯中的諸多錯誤,分為語法、辭彙和理解能力等幾部分,洋洋洒洒讓傅敏驚訝父親的博學和熱心。“他身前對事不對人,在以前三聯版的《傅雷家書》中,有許多XXX,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父親說話不長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錢鍾書老舍茅盾都被他寫進過批評名單中。”傅敏說道,其實傅雷對知心朋友非常好。“他對人都很好,從不對朋友說假話,但是他有兩個好朋友最後告發他,而且是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地誣衊,讓他非常痛心。昨晚上還在家裡一起吃飯,第二天就去檢舉,實在是太要不得了。”傅敏說到這裡,深惡痛絕。“‘文革’開始的第一天,紅衛兵就來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傅敏說,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電報方得知父母的去世。“當時腦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著非人的待遇呢。”
“文革”結束后,傅敏開始收集父母的家信,“這其中主要是傅聰從英國回來帶回來的。其實,就算我當時沒有把信燒掉,父親和傅聰的來信相對來說還是精彩一些。畢竟,他和傅聰有更多共同的語言,音樂是最主要的。當然,他對我們兩兄弟的生活、婚姻、財政等問題也是抓得很牢的。我奉勸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親在我戀愛時候寫給我的信——該如何把握感情問題。”
傅敏老老實實地在一所中學里教課,退休前的職稱是“特級英語教師”。他時常回憶著父親身前的點點滴滴,找到機會就會與朋友們分享。“我時常在夢裡回憶小時候與父母的快樂時光。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會獨自一人大哭一場,把積壓在心裡的怨氣都發出來。這連我太太也不知道。他教誨我做人的基本原則,終身受用。”
因為發自內心的喜愛,(浙江大學教授)許鈞把讓傅雷譯著更長遠地走進大眾影響大眾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2008年,在傅雷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許鈞參與、組織了一系列活動。比如,在國家圖書館開幕的“潔白的豐碑——紀念傅雷百年誕辰展覽”上,許鈞應邀做了講座;他牽頭舉辦“傅雷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學者共同探討傅雷的文化遺產……這份長達幾十年的真摯情感也讓許鈞與傅雷家人成為了朋友。許鈞第一次去傅雷次子傅敏家中做客,看到珍貴的傅雷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的手稿時,簡直兩眼發光。傅敏的夫人陳哲民女士特意戴上白色手套去樓下複印了3頁手稿送給許鈞。“之前我們看到的只是翻譯的最終版本,是靜態的一個結果。有了書稿,我們就能從初稿、修改稿到定稿的動態過程中,更好地研究傅雷為什麼要這麼翻譯。”後來,傅雷家人還主動把另外的3份手稿複印給了許鈞。從傅雷的筆跡、文本到精神世界,許鈞感受到的是心的交流和心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