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劍秋

苗劍秋，1902年生於遼寧鐵嶺。1918年入由大連著名抗日愛國實業家周文貴創辦的哈爾濱東華學校讀書，並與周文貴長子周武福同學，畢業後由周文貴全資資助進入日本最有名的第一高等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深造。

在苗劍秋的成長過程中，周文貴的實業救國精神和“斷指明志”抗日愛國壯舉深深地影響著他。1926年，周文貴兩次前往日本東京最高法院，就周家在發展民族企業過程中所受到的日本殖民者“威脅與限制”提起上訴。在歷經半年的起訴過程中，苗劍秋在東京給予了周文貴許多生活上的幫助，並促使國際輿論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協助周文貴最終贏得了“礦權與國家主權相關”這場國際官司。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在日本打贏這場涉及國家主權的國際官司，實屬不易，這在國際上造成了深遠影響。後來，苗劍秋成為周文貴的女婿、周武福的妹夫。苗劍秋留學回國后，本想到周家企業工作，走實業救國這條路，但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苗劍秋毅然參加了東北軍，並在促成西安事變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1936年是國共兩黨關係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蔣介石在處理完“兩廣事變”之後，把注意力轉向西北，在“剿共”問題上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的催逼。10月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並一再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的陳經老調。對此，很多人都已經厭煩，尤其是一部分東北籍軍官，對亡省亡家更有切膚之痛。加之他們大多數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道理是愛聽的，而對於蔣氏的反共演說、對於他那套虛偽的所謂“四維八德”之類的說教，都覺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特別是東北軍內的少壯派，想效仿日本年輕軍官發動的“二二六事件”來革除蔣介石的軍事領導權，進而將槍口對準日本侵略者。

儘管身為張學良副官兼機要秘書的苗劍秋曾經留學日本，但是他一貫堅持抗日，抗日愛國的態度非常明朗，並曾多次規勸張學良要與毛澤東會晤，張學良對此一直心有餘悸。

為了加強軍事上的獨裁統治和宣揚“剿共”主張，蔣介石經常對東北軍軍官進行訓話。在一次軍訓團集會上，苗劍秋慷慨激昂地說：“團結抗日，是救國之策，是完全正確的；‘剿共’內戰，是亡國政策，是絕對荒謬的。昨天竟有人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日本是我們遠處的敵人，共產黨是我們近處的敵人，要我們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產黨。我們東北被日寇佔領了，東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楚太多了，現在居然還有人在這裡說這種話，我們稍有血氣的東北人，就應該讓他走著進來，躺著出去！”這番話，被特務獲悉，很快就報告到晏道剛那裡，晏道剛立刻要求張學良把講演人交出來。張學良為緩和他與蔣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虛與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潛逃之名將講演者送到北平。這件事無法追究，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東北軍在陝西，處境極為苦悶，因為他們不能在東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國人，他們是難以自解的。事變前，苗劍秋勸他說：“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桿，同陝北合作對外。”張學良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混蛋了！”苗劍秋說：“你才混蛋呢！放著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內戰，你有什麼資格罵我混蛋？”張學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兩個都是混蛋！”簡單地說，西安事變的起因就是張學良和東北軍不願再做混蛋。因此，他們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去打日本人。

西安事變后，東北軍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軍內出現兩種思想，以孫銘久、苗劍秋和應德田“三劍客”為核心的36名東北軍少壯派急於營救被蔣介石困戒的張學良，又錯誤地發動了“二二事變”，錯殺了王以哲軍長，招致蔣介石有了十足的理由對東北軍進行重新組編，致使東北軍徹底瓦解。這也使促成西安事變這一英雄壯舉的東北軍少壯派們在名分上打了折扣。但不管怎樣，在促使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過程中，苗劍秋確實功不可沒。

“二二事變”后，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苗劍秋離開了前方戰場，化裝成商人，順利出境到了日本東京。苗劍秋在日本創辦了《自由中國》月刊，在海外一直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與解放作著自己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苗劍秋夫婦多次想回到祖國，但是國內的一場場政治風波沒能使他們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