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是在民族危機日趨加劇，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其導火線是蔣介石欲利用胡漢民之死來消除兩廣割據的局面。兩廣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長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28日，發生湯山事件，再造派領袖胡漢民被蔣介石扣留，陳濟棠乘機奪取廣東大權，豎起反蔣旗幟。1932年蔣介石復出總攬軍權，1935年11月汪精衛被刺事件后兼任行政院長，實際上重新掌握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原廣州國民政府雖早已撤銷，但繼之成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仍以“均權分治”的名義在兩廣繼續存在，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

1932年1月，陳濟棠任西南軍分會委員長兼執行部和政委會常委，其後把廣東黨政軍的權力集於一身，登上了“南天王”的寶座，並藉助在國民黨內享有很高威望的胡漢民及西南三機構招牌，與蔣介石抗衡。廣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則利用上述情況，積極推動陳濟棠等西南地方實力派組成反蔣聯合陣線，以抗衡蔣介石的“削藩”。當蔣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時，對兩廣的半獨立狀態暫取容忍態度，蔣介石在能騰出手來時，就下決心剪除異己勢力。1936年1月，繼染指川、黔、滇之後，蔣介石便將矛頭轉向西南的兩廣。

蔣介石要解決兩廣割據的首要步驟是拉攏胡漢民。早在1934年，蔣介石借國民政府之名誘胡北上，胡未為所動。次年底，國民黨中央召開五屆一中全會，蔣介石再次以調整負責人名義，提名胡漢民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的高位以拉胡入京，又為胡所拒。當時，胡漢民一方面依靠陳濟棠的軍事實力與蔣對抗，另一方面又受制於陳濟棠，深感在粵無可作為，遂以養病為由赴歐遊歷。1936年1月5日，胡漢民準備回國。蔣介石特派司法院長居正及葉楚傖、陳策專程去香港，準備把胡漢民接到南京，就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月7日，蔣又特派魏道明為其私人代表，持蔣親筆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漢民，並電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計。西南方面則先派了與胡關係密切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劉蘆隱、潘宜之、林翼中、李曉生到新加坡等候。陳濟棠為穩住胡漢民，與李宗仁、白崇禧商議，並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點辦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經濟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顧。1月25日，胡漢民拒絕蔣介石之邀，從香港到廣州。陳濟棠為他安排了盛況空前的歡迎儀式和大會，表示西南願意接受並需要胡漢民的領導。1月30日，胡漢民電復蔣介石，以“須稍休養”為名，拒絕入京。胡居住廣州，時而同陳濟棠、李宗仁等西南軍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約見各界，發表談話，抨擊蔣介石的內外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屈辱外交政策，胡漢民痛斥當下進行的“中日關係調整會議”“尤屬乖謬”，“政府直自置中國於朝鮮、台灣之列而為日本之保護國矣”。蔣對胡之不來京，似乎早有心理準備，在日記中寫道：“聞漢民詆中央政治，表示不來南京，人以為憂，我無所謂，或以為慰乎？”此時，蔣處理兩廣問題之方針發生轉向，從偏重政治之“團結”轉向側重武力之“統制”。他在2月中旬的日記中反覆思考兩廣問題，憂慮“兩廣未統一，何以對外？”認定“兩廣終久必為禍患，非統制不可也”。

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家中與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因棋局不利，構思過度，竟突發腦溢血而暴亡。蔣介石認為胡漢民之死是解決兩廣問題的大好機會。5月13日，蔣電陳濟棠，請其兄陳維周赴京晤談。次日，陳維周乘飛機往南京見蔣。蔣介石對陳維周說：中央將對桂用兵，但維持廣東現狀，囑其轉達陳濟棠。陳維周在南京探悉“中央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一）徹底解決廣西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二）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陳濟棠對此面有難色，認為粵桂唇齒相依，桂系若垮，廣東將步其後塵，遂萌生聯合廣西一起反蔣之意。

蔣介石見陳濟棠動作遲疑，於5月19日以弔唁胡漢民為名派孫科、王寵惠等到廣州，要求兩廣當局加強與全國“精誠團結”。次日，由王寵惠出面對陳濟棠提出五項條件：

取消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

改組廣東省政府，省主席林雲陔調京任職；

在西南執行部和政委會工作的負責人，願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將妥為安排，願意出國者，將給以路費；

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改為第四路軍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重新任命；

統一幣制。

這五條實際上是要求陳濟棠把廣東軍權和政權交還南京。也就是說，陳濟棠必須從“南天王”寶座上退下來，同時表明了蔣介石已把先收拾廣西，穩住廣東的戰略方針，改為先解決廣東，再吃掉廣西，以實現各個擊破，徹底解決兩廣問題。

陳濟棠當即與前來弔唁胡漢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廣州共商大計。時值華北日本侵華氣焰囂張，逼蔣簽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之後，又對華北大舉增兵，威逼中國簽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陳濟棠看到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一個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他致電李宗仁，認為全國民眾抗日救國呼聲日高，兩廣聯合反蔣，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爭取全國民眾的支持和響應。

白崇禧見陳濟棠抗日反蔣意志堅決，勢在必行，而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面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另一方面，白崇禧認為蔣介石軍隊的主力正集中在黃河流域，急於解決西北剿共問題，又要防範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生異動，加上華北日本侵華局勢吃緊，蔣介石決無餘力可以南犯；兩廣聯合打出抗日旗幟，進可以爭取全國輿論同情，擴大西南聲勢，退可以使蔣投鼠忌器，向西南讓步。陳濟棠敢於起事反蔣，還受其兄迷信陰陽五行、星相之術的陳維周及身邊術士翁半玄的慫恿。陳維周入京謁蔣回粵后，對陳濟棠說，蔣介石實在沒有帝王之相，氣運將盡，難過民國二十五年（1936）這一關。術士們也進言，謂蔣氣數已盡。伯公（陳濟棠字伯南）運氣正陽，不順天應人取蔣而代之，還待何時？翁半玄為陳濟棠扶乩，得“機不可失”之語，加上白崇禧對形勢的分析，認定舉兵反蔣時機已到。

李宗仁於5月20日飛抵廣州，與陳濟棠商議兩廣聯合行動。兩廣方面為抗日反蔣著手軍事部署。白崇禧與陸軍少將、高級參謀劉斐到粵桂邊境視察地形，並擬定出作戰計劃：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採取攻勢；粵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並在粵桂兩省與各鄰省的邊境地區構築防禦工事。

兩廣方面的兵力如下：

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原有三個軍，軍長余漢謀、陳濟棠、李揚敬，副軍長李振球、張達、黃廷禎，每軍三個師，師長是莫希德、葉肇、鄧龍光、巫劍雄、李振良、李漢魂、黃質文、張瑞貴等，另外有獨立師，師長黃任寰，一個教導師，師長繆培南，一個獨立旅，旅長陳章，一個警衛旅，旅長陳漢光，四個警衛團及財政廳的兩個特務營。事變時，又以原來的獨立師和教導師為骨幹，擴編為四、五兩個軍，以黃任寰、繆培南為軍長。粵軍共有七十個團，共計二十萬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有兩個軍，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十軍軍長夏威。臨時又擴編兩個軍（包括十九路軍的翁照垣師）。另外有作戰能力的廣西民團九十九個大隊，共計約有十多萬兵力。

兩廣兵力總計，陸軍有三十萬人以上，空軍有廣東六個中隊，司令黃光銳；廣西三個中隊，司令林偉成；海軍有廣東江防艦艇數十艘，司令張之英。

除此之外，陳濟棠等還積極聯絡日本，作為外援，日本給他們提供步槍、平射炮及機關槍，既運到軍械零件，又運到兩批飛機共60架，隨來兩批飛行員共60餘人。隨後又來了日本軍事顧問100餘人，當時分住廣州西堤各大酒店。他們分赴東江及北江視察工事，還有二三十人視察天河機場。當時，機場人員不知底細，誤為日本人來接收飛機場，不禁嘩然，引起一場虛驚。在起兵前的會議上，陳維周向介紹了自己與日本駐粵領事接洽情況，並說兩廣方面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願意支持兩廣的行動。

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的名義，於5月27日發出“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通電，打響“兩廣事變”的信號。6月1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命令第一、四集團軍北上抗日；籲請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領導抗日，通過了給南京中央的呈文，並於次日以同樣內容通電全國（即冬電），宣稱“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規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屬會等以為今日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國家之土地，先民所遺留，亦民族所託命，舉以資敵，寧異自殺！屬部、屬會以為黃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致誠，吁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著……時危勢急，敝部等認為非立即對日抗戰，國家必無以求生……乞一致主張，即行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同時，派出代表分赴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聯絡，歡迎全國要求抗日反蔣的黨派、團體及有關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蔣大計。

6月4日，陳濟棠、李宗仁領銜率兩廣將領數十人率先發出支電，護擁冬電，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廣州市各團體在大東路省參議會禮堂開會，發起向西南當局請願“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陳濟棠對廣州《民國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謂：“今日我民族已屆生死關頭，非抗日必無出路。”“冬”、“支”兩電發出后，粵桂大造輿論，四處張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反對內戰，一致對外”“全國抗日勢力聯合起來”等標語，爭取各團體群眾的響應。西南兩機構聯席會議還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把兩广部隊改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亦稱“抗日救國西南聯軍”），由陳濟棠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開始向湖南進軍。

蔣介石對兩廣事件的發生雖甚為惱怒，但又故作鎮靜，未敢動用武力鎮壓。原因是：當時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紅軍長征之機，對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駐防，以求軍、民、財等的“統一”；在北方則分出一部兵力進入山西，又在洛陽、潼關一帶駐重兵，督促張學良、楊虎城“剿共”。蔣介石能用於對付兩廣的兵力，不過十餘萬至二十萬左右。蔣原擬集中力量催逼張、楊剿滅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工農紅軍，但兩廣事變使他不得不先著手解決兩廣問題，在軍事上急令原駐貴州的薛岳部開往桂北邊境，原駐福建的蔣鼎文移防粵東邊境，令調甘麗初部集結衡陽；陳誠、衛立煌等部集中湘贛邊境，伺機進攻兩廣；將空軍集中於贛、湘兩省基地，以一部分海軍集中廈門，海空協同陸軍作戰。此時，蔣重申“攘外必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還通電全國，發起設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於南京，各省、直轄市設分會，縣設支會，蔣任總會長，企圖“以建設求統一”，籠絡人心。

蔣介石除從政治上對兩廣施加壓力，並採用緩兵之計外，又派戴笠指揮軍統特務進行反間、收買活動；還宣布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邀兩廣派員出席。6月7日，蔣介石致電陳濟棠指出：“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若“一隅獨標揭於先，則整個國家之尊嚴，即已失於國際之間”，勸告兩廣不應同南京中央政府對立，如有大計，可派代表進京相商。次日又稱“相信兩廣決不會脫離中央，單獨對外，亦決不會借外交之名，作內戰之口實”。9日，蔣電陳濟棠稱：“中央秉承五全大會關於外交的報告之決議，以努力和平與不惜犧牲的方針，遵循不渝。諸同志關懷迫切，尤具同情，自應於最近期內召開全體執監會議，於一貫方針之下，進為步驟緩急之謀，希望所屬部隊勿以輕率之自由行動，致誤救亡大計。”蔣在暗中卻緊急調集兩個軍兵力，搶先控制了衡陽，監視兩廣軍事行動。同日，南京國民黨中央複電西南兩機關，令其轉飭兩广部隊不得自由行動。10日，蔣再電陳濟棠謂：“我全國軍人聽命黨國，萬不宜自由行動……務希嚴飭粵所有北進部隊即日停止行進，迅速歸復原防，以掃除謠諑與不安。”同時指出，倘兩廣繼續行動，即為“地方將吏抗命”。蔣力圖先行安撫，防止事態擴大。1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複電蔣介石，申明西南當局無意對中央作兵諫行動，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領導抗日，並請中央指定北上路線、集中地點與供應軍輜、軍火接濟。同日，西南執行部發出真電，對蔣所謂“統一方能禦侮”加以駁斥，揭露其無禦侮之心：日本在華北用兵，未見向北開動一兵一卒，反而調集兵力向粵、桂壓迫，要求國民黨中央放棄貽誤全國抗戰之內戰政策。

正當蔣介石對兩廣用兵之際，6月21日，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發出馬電，呼籲“克日停止各方軍事行動”，以圖觀察寧、粵雙方局勢動向。6月23日，蔣介石在復宋、韓的梗電中，表示兩廣問題將交由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解決，並稱中央“決無絲毫輕啟內戰之意”。意在爭取宋、韓的支持，使他們不與兩廣採取一致行動。

兩廣打出“出兵抗日”旗幟后，粵、桂軍隊立即分別從湘贛兩省邊境向湖南推進。6月5日，桂系精銳強渡黃沙河，於6月6日進抵湖南永州，7月佔領零陵。粵軍也於6月9日進佔郴縣，直指衡陽，作出一舉下長沙而直逼武漢之態勢。部隊所到之處，散發抗日傳單，以爭取沿途各界民眾的支持。

兩廣“北上抗日”，必須借道湖南，首先要爭取何鍵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鍵的女婿李覺飛抵長沙，遊說何鍵響應兩廣抗日的行動。何鍵一方面表示待桂軍到達長沙時，他才能有所行動，另一方面請全國基督教教育會會員劉廷芳到南京與蔣介石聯繫，報告兩廣行動計劃，表示對南京絕對忠誠、絕對服從，欲以所部湘軍十餘萬兵力撥歸中央直接指揮。此舉換得蔣介石的40萬元的獎賞，蔣立即派陳誠坐鎮長沙，同時決定令調駐瀏陽一帶的中央軍第七十七師以及駐防武漢、武勝關一帶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師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時左右，三個師師長等隨中央軍先頭部隊比粵、桂軍隊早三個小時到達衡陽。蔣介石舒了一口氣，在日記中感嘆：“幸派兵入衡迅速，辭修（陳誠）入湘……竟得轉危回安，此實國家治亂唯一之關鍵也”。

桂軍獲悉中央軍已全部達衡陽，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達祁陽的廣西部隊停止前進，此時，何鍵見形勢對兩廣不利，不敢應允桂軍借道湖南。李品仙聯繫湖南計劃失敗，怏怏而返。6月16日，陳濟棠和李宗仁令粵桂軍撤出湘境，同時發出銑電斥蔣“誣抗日為對內”，“指救國為異動”，要求蔣介石“調攻擊粵桂之中央軍北上抗日”。

蔣介石為挫敗兩廣事變，一方面調重兵南下，阻止粵、桂軍北上，另一方面對陳濟棠部屬採用各種手段進行收買和策反工作；從內部瓦解廣東勢力，意圖搞垮陳濟棠。其中戴笠運用特務組織為蔣介石瓦解兩廣事變發揮了特殊作用。戴笠對南方地區的特務活動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獲得軍統港粵區有關兩廣軍隊調動、備戰的情報，即派員加強該地區的特務力量。兩廣事變發生時，在廣州方面的特務骨幹有梁乾喬等，在韶關方面有謝鎮南等，他們工作的重點是在粵海陸空軍中進行策反。6月30日，戴笠等通過與陳濟棠有隙的陳策收買廣東空軍第五中隊飛行員黃志剛和第二中隊飛行員黃居谷等，分別從從化機場率輕型轟炸機四架、從廣州天河機場率驅逐機三架北飛南昌投蔣，隨後又有梅錦昭等率機四十架投蔣，並於7月5日在南昌聯名發表倒陳擁蔣的通電。蔣介石立即封黃志剛為上尉隊長，其餘人員均晉陞為上尉飛行員，發給賞金2萬元。

針對上述情況，陳濟棠下令封閉機場，將剩餘的所有飛機入庫，並派憲兵在機場嚴加把守，將第二中隊長丁紀徐扣押。但仍不能穩住粵軍的陣腳。接踵而來的是發生李漢魂的“封金掛印”事件。李漢魂原為獨立第三師師長兼西綏靖區委員，因遭陳的猜忌被免去這兩個職務，而委任以第二軍副軍長及東綏靖區委員的空銜。李因此心懷不滿，於7月6日不辭而別，離開汕頭，到香港後分別緻電陳濟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擁蔣倒陳的態度。同日，廣東軍政人員李潔之、黃濤、張健等也離穗赴港，聯名發表致陳濟棠的公開信，責其假借抗日，危害國家，勸陳不要做“親痛仇快”之事。

在“兩廣事變”中，將陳濟棠置於絕境的是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的倒戈。促使余漢謀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漢謀與陳濟棠早年就有積怨。1929年的兩次粵桂戰爭中，陳濟棠曾以余勾結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並有私存槍械，擅權貪財等罪狀，對其軟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長之職，余部對此不滿，這是余倒陳擁蔣的潛因。二是蔣介石對陳部屬長期進行分化收買的結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圍剿”紅軍時期，蔣介石就通過陳誠手下幹將上官雲相（余漢謀的妻舅），與在贛南“剿共”的余漢謀來往甚密，對其進行收買活動，所以余漢謀早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了。6月間，余漢謀奉陳濟棠電召赴廣州商量反蔣時，已經暗裡進行倒陳擁蔣的準備，與鄧龍光、李漢魂、莫希德等將領密謀反陳。7月5日，余漢謀從廣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個師長及軍部幕僚開會討論對策，會議決定回師倒陳擁蔣。會後，余漢謀致電蔣介石，報告陳抗日反蔣的計劃。7月7日，余漢謀在上官雲相陪同下乘飛機到南京，向蔣介石表示願意受命收拾粵局。蔣立即委余為第四路軍總司令，統轄廣東軍隊，迅速回粵倒陳，除撥給軍費200萬元外，另給臨時活動費100萬元。余於7月9日致電粵軍各將領，要求他們服從南京，號召粵軍內部反陳勢力行動起來。

余漢謀倒戈擁蔣，使“兩廣事變”形勢急轉直下，陳濟棠被迫採取應急措施。7月8日、9日兩天，召集何犖、張達、陳維周、黃光銳、陳章甫等親信開會，決定縮短防線，加強北江防務，並命令第二軍第四師師長巫劍虹率部撤出原駐地韶關，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軍一師由梧州東下轉赴北江，海軍艦隊集中黃埔待命。

7月10日，粵桂雙方在廣州達成兩項協議：（一）成立第一、四兩集團軍的聯合司令部，粵桂兩軍協同作戰；（二）粵軍採取內線作戰部署。15日，西南政治委員會委任陳濟棠為抗日救國軍第一、四兩集團聯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司令。兩廣採取應變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

是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開會，蔣介石在會上發表演講說：“最近兩粵運動，揭櫫對外之旗幟，搖動統一之根本，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廣東軍事當局，即已首唱異議，自由行動，破壞黨國紀律，搖動革命根基，雖經中央苦心之容忍，仍無悔悟之表示，律以國家之紀綱，宜為國民所不恕。”7月13日，蔣又在中央紀念周上說：“我們也要有整飭紀綱，維持統一的決心和勇氣，負起責任來，弭亂定變，決不能因外患嚴重而放棄平定內亂的工作；決不可因顧慮外患之壓迫，就聽少數地方軍人破壞紀律，自由行動。”當天，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撤銷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蔣介石又以軍事委員長名義發布命令，取消第一、四兩個集團軍，並對陳濟棠、李宗仁採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省綏靖正、副主任，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四路軍總司令。

余漢謀部是陳濟棠的主力，余被蔣介石收買過去后，廣東局勢急劇惡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採取救粵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飛廣州，建議陳濟棠把可靠的部隊集結掌握，並將現款和武器裝備妥善保存，伺機再起，還企圖以桂軍東下援助，挽救廣東之危。

是日，余漢謀在大余通電就職，聲明擁護“中央”，指責陳濟棠稱兵背叛中央。余通電說：“外患日亟，非禦侮不能圖存，非統一不能禦侮，中央之力圖和平統一，實為集中力量之救國要圖”，“我廣東當國難日亟之際，忽然稱兵，陰結外寇，進窺鄰省，發動內戰，破壞統一”，限陳濟棠24小時之內離開廣東，“聽命中央，釋兵入京”。次日，余漢謀命令莫希德第一師回師廣東，向韶關、翁源等地進發。因駐防韶關第二軍軍長張達已被余漢謀收買，不戰而退。16日，莫希德的先頭部隊順利進駐韶關。接著莫希德又以20萬元的“伙食費”買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劍虹，巫部後撤至廣州近郊江村。余漢謀兵不血刃，順利推進，把主力部隊集結在英德、軍田一帶，準備向廣州發起攻擊。巫劍虹是陳濟棠的親信，巫的倒戈對陳又是一個重大打擊，北線失去防禦屏障，使廣州暴露於余漢謀的直接威脅之下。在這期間，直接發生第三軍第九師兩個團長通電倒陳，另一團長率隊響應。原第九師師長鄧龍光不辭而離穗，轉入香港，蕭佛成也離穗赴港。

7月17日，陳濟棠私人代表陳光漢飛南京謁見蔣介石，帶去陳致蔣的親筆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對粵事交余漢謀主持有異議，提請另派一孚眾望之大員來粵主持，未被蔣介石所接受。18日，蔣介石以巧電復陳濟棠迎余漢謀就任。此時，最後一根稻草終於壓在了陳濟棠身上。

獨立的廣東空軍是陳濟棠苦心經營的一張王牌。“兩廣事變”發生后，蔣介石遣戴笠、鄭介民攜帶巨款，同當時在香港的廣東空軍參謀長陳卓林談判。雙方議定廣東空軍反陳投蔣，每架飛機賞金二萬元，飛行員官晉陞一級，隊長另加汽車洋房等優惠條件。朱家驊來穗祭奠胡漢民時，已經通過中山大學天文台主任兼廣東航空學校學科主任張雲的關係，與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秘密聯繫，獲得了率機投蔣的許諾。此後，兩人在廣東空軍內策動倒陳投蔣。7月上旬，有幾架蔣介石方面的偵察機來廣東空投傳單，黃光銳、陳卓林藉機進言加強空防、迎擊蔣機。陳濟棠不知是計，准其所請。18日清晨，廣州天河機場大批飛機起飛，其中黃光銳、陳卓林乘飛機飛至香港新界降落，大部分北飛韶關、南雄。黃、陳飛抵港后，發出團結禦侮通電，表示倒陳投蔣。這次由各中隊長率領北飛的共有72架飛機，150名飛行員、機械員，在韶關受到余漢謀的接見，於20日飛赴南昌。陳濟棠視為王牌的空軍共六個中隊，一百餘架飛機，終於歸順了南京政府。

陳濟棠已處於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絕境。17日晚11時，陳濟棠面告李宗仁說，大勢已去，決定一走了之，並贈以巨款和武器彈藥，作為“散夥費”，勸李回桂處理善後。18日，陳濟棠攜帶家眷乘英國“蛾號”軍艦赴香港，併發出巧電宣布下野，聲明自行解職離穗。電文稱：“此次呈請中央領導抗日，不蒙鑒諒，致徒懷救國之心，未遂請纓之志。誠恐所部將士，因受外部壓迫，發生內戰，為免糾紛起見，特於昨日解除職務，乘艦離省。”同日致電余漢謀：“棠誠信未孚，現決擺脫仔肩，此後對於救國責任，廣東治安，袍澤維繫，偏勞吾兄，獨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至此，陳濟棠失去了“南天王”的寶座，結束了他對廣東的統治。

陳濟棠出走香港，兩廣聯盟解體，西南變局的重心移至廣西。李宗仁派靠廣西約十餘萬兵力，處內線作戰之勢，內部比廣東團結，蔣介石一時無隙可乘，局面尚可維持。廣東已失，唇亡齒寒，廣西已成孤立勢態。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廣西后，也無進一步動作的良策。於是借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發布“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綏靖主任”的命令為由，採取“緩和”之策，於7月20日分電致吳忠信、張定璠、黃紹竑，表示“廣西仍堅持抗日主張，如中樞真誠抗日，則廣西軍民效命馳驅”，請他們代為轉達廣西的態度。廣西的這番表態沒有得到蔣介石的積極反應，蔣反而改變了原先準備拆散兩廣聯盟后就罷戰言和的打算，決定兵鋒直指廣西，企圖一舉了卻多年的心腹之患。7月25日，蔣介石突然以國民政府名義撤銷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對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特委黃紹竑、李品仙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同時，蔣介石命主力衛立煌部由廣東北江方面從連山向廣西富川、賀縣、八步方向進逼；又以陳誠的第十八軍由廣東肇慶循西江而上，向廣西梧州逼近；並以甘麗初部由湖南威脅桂林，令顧祝同指揮的湯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壓迫廣西西北的宜山；再令余漢謀一部由廣東高州一帶圍逼廣西南部，一時大軍雲集，從四面壓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萬。同時以空軍對桂林、梧州一帶上空進行連續威脅擾亂，企圖從軍政兩方面威逼李、白就範。

李宗仁、白崇禧認為蔣介石擅自改變二中全會決定，派大兵壓境，已將他們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見不可，當即召集黃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韋雲淞、李任仁、潘宜之、劉斐、王公度等舉行會議。會議決定，蔣如悍然進犯，即將武力抵抗，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並複電中央，指出蔣介石更調李宗仁、白崇禧原來廣西綏靖署主任的職務，是“別有用心的”，斥蔣為“陰險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乾，自毀信譽”，把持二中全會，誅鋤異己，表示對任命“殊難遵令”。同時，在廣西下達全民動員令，迅速擴編退役軍人組成戰鬥部隊，將民團改編為“別動隊”，數天之內就編組二十一個師。7月下旬，桂系駐梧軍政幹部舉行“效忠宣誓大會”，發表《告軍民書》，“期望全部將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蔣奮戰到底”。南寧等地還舉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對外發表講話，稱決不因廣東內變而停止抗日運動，竭誠歡迎各抗日反蔣黨派、團體、人士到南寧共商救國大計。李、白還派特使黃旭初赴香港邀請李濟深，告以“德公有意請任公出來主持大計”，同時函請抗日名將蔡廷鍇、區壽年等入桂重組十九路軍。7月底，李濟深、蔡廷鍇、翁照垣、胡鄂公等陸續入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楊東蒓、華南救國會代表何思敬、第三黨的章伯鈞和民族革命同盟、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民社黨、中國青年黨均有代表到南寧。國內各界名流鄧初民、彭澤湘、劉蘆隱、鄧龍光、張文、翁照垣等也應邀來桂。在抗日救國的號召下，廣西全省各界都發動了起來，學生紛紛入伍，老百姓訂立《抗日公約》，民眾抗日激情持續高漲。

廣西當局在全國範圍大造抗日聲勢，號召各方抗日力量，擺出與蔣介石決一死戰的姿態。蔣介石看到用強硬壓力不能逼廣西就範，又聞廣西將於8月1日組織獨立抗日政府，擔心局面再度惡化，將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見廣西就組府採取行動，遂於是日以東電向李、白解釋兩點：第一，調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職，是為了擺脫他們6月1日以來所處的困難境地，並實現國家統一，加強團結，以便一致對外。第二，針對李、白攻擊他違反二中全會決議問題，辯稱二中全會決議發表李、白廣西綏署職務后，未見他們正式就職，以為他們一定有現實的困難，所以另調新職作為轉圜，只要真心想完成黨國的統一和團結，則任何命令都應該是樂於接受的，至於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職權，全會也並沒有不能變更的限制，斷不能看作是違反決議、違法失信。蔣還在電文中警告李、白不可攻粵犯湘，如無視中央愛惜國力，企望和平，也決不容對內有用兵自殘的舉動，如果他們竟出兵鄰省，只有自陷於絕境。實際上，當時整個局勢不利於蔣介石對廣西戰事曠日持久。同日，黃紹竑到廣州找程潛面見蔣介石，提出反對以軍事解決廣西問題的意見。黃紹竑說：“對廣西用兵三個月，未必即能解決問題，當前日軍集中多倫，綏東吃緊；西北國共兩黨對抗，形勢亦未可樂觀，似宜經由政治途徑解決，以保全國家元氣。”蔣介石亦看到四川劉湘、山東韓復榘、雲南龍雲等對“伐桂”態度曖昧，遂漸有放棄武力解決的打算。適馮玉祥自南京上廬山，勸蔣毋斫喪國家元氣。在馮緩頰之下，蔣介石為了避免被廣西長時間拖住，答應和平解決廣西問題。以廣西方面來講，擺出欲與蔣介石決一死戰的姿態，就是抓住蔣介石怕被拖進一場曠日持久戰爭這一個弱點上，逼蔣知難而退，以圖保持廣西割據一方之目 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單憑廣西一省人力、財力去與蔣之中央軍火併，弊多利少，對抗日也無利可言，因而也謀求“避免”戰事之良策。蔣桂雙方表面上調兵遣將，嚴陣以待，私下都在尋找轉機。

自7月底至9月初這一個多月期間，蔣桂雙方派出的使者開始頻繁往來，一觸即發的戰局有了轉機。7月30日起，蔣介石先後派香翰屏、鄧世增、程潛、何應欽、陳誠、張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寧，對李、白進行疏導，以試探廣西態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託劉斐隨香翰屏、鄧世增赴粵，了解蔣之真實意圖。蔣介石在黃埔立即見劉斐，劉斐轉達李、白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看法。蔣與劉斐就此問題發生爭執。劉斐最後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無盡期地準備，而是有限度地來從事抗戰準備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勸說廣西當局。”蔣說：“好，就照你的意見去辦吧，看他們還有什麼要求？”劉斐回南寧向李、白彙報並商定和平的具體辦法。李宗仁、白崇禧為此徵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見。全國各界救國會代表楊東蒓力勸李、白：“真正從抗日救國出發，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宜輕率對內用兵，釀成內戰。”此時，中共方面趕抵廣西的代表雲廣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兩廣事件”后，依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對中國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訴李、白說，中共中央分析國內國際抗日形勢的發展，宜將“抗日反蔣”政策調整為“逼蔣抗日”，並向李、白表示了中共希望蔣、桂通過和平談判解決衝突的意見，希望看到廣西方面“在實際行動上表現他們抗日的誠意”。李、白接受了中共、救國會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見，同意在蔣介石真正領導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談要求，並提出議和方案六條：（一）關於抗日問題，中央承認以中日現狀為基礎，積極準備抗戰，如日人再進一步，立即實行全面抗戰，抗戰一開始，廣西保證出兵參加作戰；（二）中央收回以前調李、白職務的決定，重新協調職務；（三）中央補助廣西自事變以來的財政開支及部隊複員費用；（四）複員后，廣西保存部隊的編製員額及經常費用；（五）中央特派大員入桂和談，公開昭示信守；（六）和談告成后，李、白通電服從中央領導。

8月21日，鄧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廣西斡旋和平，帶回廣西方面和平談判條款。李、白獲悉蔣基本接受和平條款后，於8月23日再次派劉斐以正式和談代表身份赴廣州見蔣介石，蔣對劉斐說：“好，叫我吃虧我是願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虧，就是對國民失點信用，也沒什麼。他們是吃不起虧的，為了他們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們吃虧。”8月25日，李、白致電程潛等表示歡迎他們入桂舉行和平談判。

9月2日、程潛、居正、朱培德飛抵南寧，並攜帶蔣介石致李、白的親筆信開始正式和談。根據六條原則達成以下各條協議：

重申開放抗日救國運動及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撤退南下各軍，恢復各方交通；

確定抗日計劃及時期，務求在最短期間實現；

李宗仁任廣西綏靖主任，並保留第四集團軍；

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出國考察；

廣西黨政人事一仍其舊；

廣西軍隊保留三個師，軍費由中央支付；

以上各條除第三條保密外，余均請蔣委員長以談話方式宣告國人。

程潛等三人於9月4日回廣州向蔣復命。9月6日，劉斐致電李、白：“蔣5日在程潛寓所與居、程、朱以及辭修、季寬會議決定：撤兵、新命、談話均於6月發表。”是日，南京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黃旭初為廣西省主席，黃紹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白遂於9月10日電程潛等，表示願意接受新命，請中央派員監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發表和平通電：“痛念國家危亡，激於良心職責驅使，爰有前次請纓出兵抗戰救亡的舉動，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動熱忱，籲請中央領導，俾能舉國同仇，共御外侮。……無如抗敵之志未伸，而鬩牆之禍將起，內戰危機，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懼。所幸中央當局，鑒於民眾愛國情緒之不忍過拂，以及僅有國力之不可重傷，特一再派大員入桂觀察，對桂省一切愛國之真相，已徹底明了，同時對宗仁等救亡等項意見，並全部賦予接納。今後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相與為一致之努力。”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在南寧舉行了隆重的就職儀式。

9月中旬，蔣介石電召白崇禧飛穗晤面，白夫人馬佩璋深恐蔣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前往廣州。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潛、黃紹竑、黃旭初飛穗謁蔣。這是蔣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蔣桂戰爭以來的第一次會晤。據在場者說：“李宗仁這位老實人，一見到蔣先生走了進來，竟當堂面紅耳熱，不知所措，表情尷尬之極。”而蔣則“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經過一場軒然大波之後，兩廣事變以和平解決的方式結束。9月28日，蔣介石離粵赴贛。兩廣事務另設廣州行營，委任何應欽負責處理。各路大軍同時撤回原防。

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標誌著割據五年之久的兩廣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廣東更是被置於南京國民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充實了蔣介石的軍事、經濟實力，提升了他的政治威信。

兩廣事變的和平叫絕使中國避免新的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願望，順應了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形勢。

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讓蔣介石得意忘形，他使多年來的死對頭李宗仁、白崇禧乖乖就範，因此對於曾是結拜兄弟的張學良也就更加大意，放鬆警惕，自以為能操控一切，間接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 蔣介石：兩廣收服，統一告成，如此大業，若無大患阻礙，實為歷史鮮有。 

● 毛澤東：依據我們的觀察，因為蔣介石一貫對日投降，放棄東北口口口口口，南京政府的地位日見沉溺。這時候國民黨中一些願意抗日救國的領袖與反對南京的派別從南京分裂出來，是完全可能的與應該的。口口口口不願同蔣介石一起去作賣國賊與亡國奴，他們勇敢的單獨來抗日並打倒南京的屈辱外交，這是值得慶幸的壯舉。 

● 唐德剛（歷史學家）：兩廣事變之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這使得蔣委員長當時聲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這客觀情勢，顯然也使他對“安內而後攘外”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務必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兩廣事變如不勝利和平解決，蔣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 羅敏（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蔣之解決兩廣六一事變大體上是有一整套方針與步驟的，用他自己的話說： “自思對於兩廣處置之方針與政治運用之步驟，幸無失算”，蔣之這一自我評估大體公允。蔣處置兩廣之方針與步驟雖無明顯之失算，是兩廣問題得以和平解決之關鍵，但其所運用之手段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術之羈縻反側的範疇，對粵施以離間分化與策反收買，對桂則在優勢武力之威懾下，以人事、地盤與金錢三者加以籠絡與利誘，恩威並施。李、白之就範，是在蔣保全其體面、實力與地位前提下，形式上宣告服從中央之統一，並以白崇禧之離桂照顧蔣之情面。也就是說，雙方的和解是在利益交換基礎上達成的形式之統一，並未如論者所謂，從此奠定了中央與兩廣互信合作之基礎。 

● 《申報》：基於此次粵變之經過，吾人可得兩重感想：第一，處今日情勢之下，和平統一實為上下一致之要求，任何懷抱野心者不能違反此鐵般之原則。故中央雖欲保持威信，不能不走政治解決之途徑；而粵方亦唯有藉對外名義以洩憤，始終未聞兩粵對中央有公然指斥之言詞。中央對兩粵下明白討伐之命令也，繼在最後數幕；蔣陳間之西電往複，亦盡采委宛之態度，保私誼於勿淪，所謂絕交不出惡聲。乃得於今回行動覘之，此可證明各方懷於國難之深刻，尊重團結之意旨，均在竭力避免鬩牆之口實。第二，一向頭腦簡單之軍人，今日已知以捍衛邦國為前提，而服從長官有限度，悟本身為國家之干城，非私人之爪牙。故在消弭內亂之必要立場上，不憚以釜底抽薪之辦法，師回矛倒戟之故智，由此可令一般軍人獲得一種急遽之認識。凡直屬長官一有驅戰之命令，果其動機為出於捍禦外侮，自當赴湯蹈火，恪盡天職；反之，其目的只在攘奪權利，便應止殘去殺，靜候覺悟。誠使每一軍人，均能根據靖亂之觀念，激發衛國之精神，則今後內戰之機緣，自可根絕於無形。 

● 《泰晤士報》：兩廣事件業已解決，此不獨令人對該國領袖表示欽佩，即對其整個民族亦發生良好印象。該國中央政府此次若不採取和緩手腕解決時局，而出以任何切實行動，則日本必加以曲解，久而引起危機。今茲得此結果，不獨中央政府之權力得以增強，即該國各級人民在政治上所抱之健全觀念，亦可藉此得一明證矣。要之，中央政府應付兩廣問題，不願訴諸武力，此乃促成全國團結之一種步驟，而舉國上下臨事鎮靜，尤足稱道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