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初民

鄧初民，男，1889年生，湖北石首人，字昌權。出生於塾師之家，后入荊州荊南中學就讀。1912年考入武昌江漢大學。1913年5月赴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政治學。1915年參與領導留日學生反對“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組織成立中國留日學生總會，被推選為評議會會長，同李大釗等創辦會刊《民彝》。1917年冬大學畢業回國，因謀不到職業回鄉閑居。1919年應聘任山西省政書總編輯，後任山西督軍府秘書。1922年參與組織山西學術研究會，創辦《新覺路》半月刊。1925年到武漢任法科大學教務長，加入中國國民黨，被選為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參與領導湖北青年和學生運動。1926年9月任湖北省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任慰問江西軍民代表團團長。1927年1月參與主持召開國民黨湖北省四大，任大會秘書長，被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不久任湖北省政府委員，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審判長，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分裂和叛變革命的行為。大革命失敗后，到上海，曾參加譚平山等組織的中華革命黨，被選入中央領導機構（后脫離該組織）。1928年與李達等創辦《雙十》月刊，任主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觀點。1930年5月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1931年任社聯主席。這期間，他在上海暨南大學、法政學院、藝術大學和中國公學等校任教，講授政治學和社會發展史，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3年秋被暨南大學解聘，赴廣州中山大學。1936年轉至桂林廣西大學任教，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抗日戰爭爆發后，經張雲逸面談，北上武漢從事抗日統戰活動，11月創辦《民族戰線》周刊。1938年發起成立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后回石首任朝陽學院政治系主任。10月學校遷往四川成都，繼續在該校任教。1941年在重慶加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並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以民主教授身份，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1945年1月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以民盟代表團顧問身份，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後到上海主編《唯民周刊》，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7年4月被迫出走香港。1948年春參與重建中國民主同盟領導機構，同時參與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

1949年初到北平，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學校長（1949年9月至1953年12月），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兼山西省體委主任，省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1962年以73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為第二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1981年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站在西柏坡紀念館，親身感受當年那段光輝的歷史，重溫民主黨派老一輩與黨真誠合作的崢嶸歲月，不僅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而且也詮釋了民主黨派歷史抉擇，為實現自身價值和發展尋求的一條光明之路。特別是新增的"風雨同舟，繼往開來"展廳，我看到外公鄧初民也同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一起從香港返回東北解放區，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外公生前曾給我講過這段歷史，當時我只是當作一段經歷和故事來聽。今天當我也從事民主黨派工作，站在這裡感受解放戰爭驚心動魄的歷史場面，才深深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如今，外公雖然已離我而去，但他的成長道路卻是我人生最好的教材。

解放戰爭的崢嶸歲月

抗戰勝利后，鄧初民在重慶直接接受周恩來同志的領導，和民盟的同志一道在國統區開展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鬥爭。蔣介石為了掩蓋假和平真內戰的罪惡陰謀，三次電邀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談判，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毛主席不顧個人安危飛赴重慶，共產黨的和談誠意，深受人民的擁戴和支持。鄧初民參加了大公報宴請毛主席的酒會，大公報一位居心叵測的負責人在席間虛假地勸說："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作陪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早就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而蔣介石卻頑固堅持一黨專政，毛主席幽默地反問道："蔣委員長不管飯，我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呢？"毛主席的有力回擊，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作陪的人也深受教益。

九月一日鄧初民參加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宴請毛主席的酒會，宋慶齡、馮玉祥等知名人士也出席了酒會。席間馮玉祥舉杯走到毛主席面前，激動不已地說："讓我們為實現孫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乾杯！"他洪亮的聲音回蕩在酒會上空，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曾在國民黨政府任過立法、司法、監察院副院長的覃振見毛主席，緊緊握著他的雙手，熱淚盈框，許久說不出話來。鄧初民說共產黨的政策很有感召力，國民黨領導集團中，支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的人也為數不。其間鄧初民還兩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他和翦伯贊請毛主席警惕蔣介石的"鴻門宴"，毛主席微笑的眼神中透露出敏銳洞察的目光，示意他們放心。毛主席分析了國內形勢，闡明了黨的方針路線，鼓勵他們繼續為革命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貢獻力量，毛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胸襟，讓鄧初民由衷地崇敬，更堅定了革命的信心。

舊政協召開時，鄧初民作為民盟和中共邀請的政協代表顧問團成員，為政協代表制定提案提供諮詢，鄧初民每天要和參會的代表研究當天的進展情況直至深夜，提出很多好的建議和觀點被代表採納。鄧初民親歷了較場口、滄白堂血案，特務的卑劣行徑激起人民強烈憤恨。他和文化界一百五十餘人聯名發表《告全國人民書》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民主運動的罪行。事隔不久，李公朴、聞一多被害，國民黨又放出空氣，要在上海屠殺沈鈞儒、陶行知，在重慶暗殺鄧初民。這個消息在重慶《新華日報》登出后，鄧初民泰然置之，在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的領導下，仍然繼續參加籌備李、聞追悼會的工作。會前，鄧初民收到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他毫不退縮，毅然出席了追悼會，他憤怒遣責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行徑，大聲疾呼："為和平民主奮鬥的人是殺不完的也是殺不絕的，……，照他們的路走是不會錯的"。

堅決抨擊國民黨獨裁統治

在重慶的日子裡，鄧初民還利用輿論宣傳陣地和國民黨進行鬥爭。他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呼籲民主政治，抨擊國民黨獨裁統治，另外他還任《民主星期刊》、《唯民周刊》主編和民盟中央機關報《民主報》的社論委員，葉挺將軍在獄中寫的一首著名詩篇《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解放后被選入小學語文教材），是郭沫若交給鄧初民，最先在《唯民周刊》發表的，鄧初民從事的輿論宣傳工作是民盟的重要喉舌，在推動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鄧初民把學術研究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通過著書立說，在豐富民主革命理論和實踐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先後出版了《民主理論與實踐》、《新民主主義論》、《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趨勢》等書，特別是第三本書提出的新型的民主政治的觀點，對在國統區宣傳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曾說："鄧老不是關在象牙塔的學者，他的政治學，他的社會科學理論是為革命，為人民服務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民盟在上海召開二中全會，鄧初民離開重慶到上海，當時國民黨已發動全面內戰，上海白色恐怖異常嚴重，但鄧初民的鬥志更加堅強，在紀念"一二九"的大會上，鄧初民作了慷慨激昂的反內戰演講，田漢賦詩讚揚："自有人如鐵，憐他卒過河，幾聲獅子吼，掀起大江波"。可見鄧初民的宣傳鼓動氣勢磅礴，影響巨大。同年十月國民黨公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經地下黨員黎澍的幫助鄧初民衝破重重封鎖，安全抵達香港。

在香港鄧初民在中共負責人連貫、方方的關懷安排下，到達德學院任教，和在港的民盟成員匯合，積極籌建民盟領導機構在港的恢復工作，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民盟三中全會在港召開，大會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推翻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中國的統治而鬥爭。民盟三中全會重大的歷史轉折，更增強了鄧初民接受黨的領導，跟黨走的決心。另外，鄧初民還參加了民革的籌建工作，併當選為中央常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口號，鄧初民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歡欣鼓舞，熱烈響應。5月8日，鄧初民在參加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舉行的"以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為題的座談會上，發言說："中共的'五一口號'對團結各民主黨派、動員廣大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他表示堅決接受黨的領導，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力量。6月4日鄧初民又和茅盾、朱蘊山等在港的125名各界人士聯合發表聲明贊同擁護中共"五一口號"。鄧初民還參加了新政協性質，地位、施政鋼領、領導權問題的研討，有力地推動了新政協運動的開展。

為迎接新中國早日到來，鄧初民批判了幻想走中間路線的錯誤思想。在《中間路線沒有現實的根據》一文中指出："從工農到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是現實的，沒有什麼民主與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中間改良的政治路線，這也是現實的"。他還嚴肅指出："中間路線在客觀上必然是幫助反革命和消弱革命的"。

1948年除夕之夜，鄧初民離開香港前往東北。1949年初他同一批民主黨派人士到達北京，同年九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積極追尋共產黨的足跡

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革命一段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是敵我矛盾最尖銳、最複雜、鬥爭最嚴峻、最殘酷的時期。但鄧初民不屈不撓，緊緊跟隨共產黨，越戰越強，越戰越勇。他的這種選擇是從厚重的中國歷史橫向縱向的比較中，從生動的現實和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中，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中作出的。

1889年10月20日，鄧初民誕生於湖北石首縣的一個窮苦家庭。伴隨他青少年成長的是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苦難歲月，為了尋求救國真理，1913年在親友的支助下，他東渡日本在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政治。受進步教授河上肇的影響，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成為我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他早在1922年發表的《怎樣改造中國》一文，曾斷言"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知灼見，折射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他就和黨的領導人李大釗、林伯渠、董必武、毛主席等同志有過交往。共產黨人不僅指導影響了他的思想，而且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他一生多次遭到敵人的追捕和迫害，是共產黨的幫助才使他脫離虎口，轉危為安。

鄧初民從日本回來，曾在山西太原教書。閻錫山很賞識他，幾次邀他出來作官，被他婉言推辭，他說"道不同不相謀"，於是和閻錫山不辭而別，奔赴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漢。在武漢經董必武介紹鄧初民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長。當時和他共事的很多同志都是中共黨員，他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志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深深地感染了鄧初民。這其間他還和毛主席、惲代英等同志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毛主席同志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嶄新學風和敏銳的洞察力，鄧初民十分敬佩。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鄧初民更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動本質，輾轉到上海后，和許德珩、李達等同志在上海成立了"本社",其宗旨就是不能忘本，不做有損於共產黨的事。當時，中共在上海領導了兩個有影響的外圍組織，一個是左翼作家聯盟，一個是社會科學家聯盟。魯迅任"左聯"主席，鄧初民任"社聯"主席，鄧初民利用各種機會宣傳馬列主義，而且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出版了《政治科學大綱》、《國家論之基礎知識》和《政治學》等著作。曾任我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張友漁說，"鄧老的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國政治科學的奠基之作，而且對當今的政治科學研究仍然具有指導意義"。"九一八"事變后，眼見反動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我國的大好河山、淪入敵手，鄧初民義憤填膺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卻屢遭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殺迫害，不得已在戰火中多次轉輾廣州、桂林、武漢、成都、重慶等地。而每當危急關頭，都是中共的同志給他送去溫暖和無私的幫助。1937年鄧初民被廣西大學解聘，處於困境之中，張雲逸將軍主動和鄧初民聯繫，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給他明確了前進的方向。1941年鄧初民轉移到重慶，黨派延安的同志給他送了一件羔羊皮筒和一些碗口大的西紅柿，延安的條件那樣艱苦，黨還時刻記掛著國統區的民主人士，真讓鄧初民感激備至。

鄧初民教授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和社會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作有《政治科學大綱》、《政治學》(署名田原)、《世界民主政治新趨勢》、《社會史簡名教程》、《中國社會史教程》、《社會進化史綱》、《民主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常識講話》等十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