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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度

曾主筆《廣西建設綱領》

王公度,原名王世傑(1895-1937),錦橋里嶺橋人,出生書香之家,民國九年畢業於廣西政法專門學校。王公度知識淵博,辦事精明幹練,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曾主筆《廣西建設綱領》。曾負責廣西對外省聯絡和情報工作,監視CC組織在廣西的活動,還組織了“軍校同學通訊社”,因此獲罪蔣介石,又結仇於桂軍部分將領。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在蔣介石插手的桂系內部鬥爭中,被秘密殺害。

王公度在“兩廣事變”中曾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被害以後反響很大,白崇禧親自對王案做了一些善後工作。

人物介紹


王公度
王公度
原名王世傑(1895-1937),錦橋里嶺橋人,出生書香之家,民國九年畢業於廣西政法專門學校。民國十五年與韋永成、李宗義一同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次年回國,任李宗仁秘書。王知識淵博,辦事精明幹練,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歷任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處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秘密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政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曾主筆《廣西建設綱領》。王負責廣西對外省聯絡和情報工作,監視CC組織在廣西的活動。還組織了:“軍校同學通訊社”。
桂系軍閥中,王公度曾是李宗仁先生的部下,頗得信任,後來卻死於廣西“第二次清黨”。程思遠先生追隨李宗仁先生多年,因而對王公度其人相知頗深。程先生回國定居后,又對王公度案做了許多調查和考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如下的看法。

人物事迹


王公度受到李、白重用的原因
王公度是廣西永福人,原是書香子弟,在舊制中學畢業后,去桂林法政學校和北京大學深造,均未畢業。時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也在北大旁聽,因王、李是廣西同鄉,而彼此又愛好京劇,以此密切往還,相見恨晚。宗義把王薦給他的兄長李宗仁,請以國士待之。適第一次國共合作,兩廣宣告統一。國民黨首要紛紛保送子弟赴蘇留學,以適應時代的潮流。此時王公度也得李宗仁的資助,同李宗義及其妻弟韋永成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學習。丁中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在學校時是最不用功的學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國線裝書,有些名士派。”王公度在莫斯科留學期間,惟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的嚴密性,具有極深的印象。
李宗仁,一九二六年北伐興師時,他最初是國民黨第八個軍中的第七軍軍長,到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再起重掌軍權,李宗仁就一躍而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與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平起平坐。殊不知功高震主,易於遭人疑忌。一九二九年蔣介石以武漢分會擅自改組湖南省府為借口,大興問罪之師,李宗仁終於在“蔣桂戰爭”中倒下來了。如果不是俞作伯、李明瑞出爾反爾,擁蔣反蔣,還不會給他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一九二九年秋張發奎在鄂西樹起反蔣旗幟,分軍經湘入桂,因廣西局勢突變,汪精衛才接受張定璠的建議,促李宗仁回廣西領導桂軍,促成桂張合作的局面。在此轉變期間,王公度從蘇聯回到廣西,他看到的是一個戰火紛飛的混亂形勢,沒有其個人迴旋和表現的機會。
然而不久機會來了,使王公度平步青雲。
一九三○年春,李宗仁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反蔣,爆發了中原大戰。李宗仁從廣西傾巢出犯,企圖與馮、閻會師武漢。
一九三○年六月,李宗仁所統率的第一方面軍,前鋒已經進抵岳陽、平江,因后隊黃紹竑未能依照作戰計劃及時開到衡陽,以至桂軍被粵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攔腰切斷。李宗仁回師救黃,七月初洪橋一役,桂軍大敗。
此次衡陽之敗,張發奎歸咎於黃紹城,黃紹竑自知處境困難,於八月廿一日從桂林良豐發出“馬”電,自請辭去副總司令兼廣西省政府主席職務,並向蔣介石呼籲“和平”。這是黃紹竑脫離所謂“桂系”的起點。張定瑤原是白崇禧在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時的參謀長,以後又任上海市長,蔣桂戰爭后被蔣下令免職,自此與汪精衛接近。黃紹竑發出“馬”電后,汪派張定璠來對李宗仁、白崇禧說:“你們這幾位廣西佬,本來是以感情結合的,談不上為一種政治主張而共同奮鬥。到了個人利益和感情發生衝突時,就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黃紹竑最近的行動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汪精衛通過張定蹯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這樣的建議:廣西應成立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作為團結桂張軍的領導核心,並重提“護黨救國”口號共同奮鬥以求其實現。李、白把這一建議同張發奎商量,張立即贊成。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產生以來,張發奎就熱衷於“護黨”“擁汪”;汪精衛在香港建立國民黨地下中央,也是以“護黨救國軍”的名號來發動張、桂軍反蔣的,現在李、白為要同張發奎合作而與黃紹竑劃分界線,只好因勢乘便,繼續使用“護黨救國”這個招牌了。一九三○年九月初,一個名為“護黨救國革命青年軍團”的秘密政治組織就在柳州誕生了,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為中央幹事會幹事,王公度為書記。王公度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組織本領,現在派到用場了。後來王公度就依靠這個組織起家,一身兼任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長、軍校政訓處長、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常委、廣西省政府委員,並為李、白在香港、上海建立了一整套情報系統,專門搜集南京政府的情報。李、白注意外事活動和有計劃地搜集國民黨政府各派系的活動情況,首先是出自王公度的建議。
我認識王公度,得力於許高陽的介紹。許是鄂籍的一個青年軍官,因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變到桂避禍。一九二九年我在李明瑞的廣西編遣特派員辦事處中與他共事。十月李明瑞反蔣失敗,我們又離散了。一九三○年八月,李宗仁率領的第一方面軍,從湖南失敗歸來,在柳州進行休整時,我同許高陽一起在總部工作。許為人好學不倦,勤於探索,他多次提起,我應當與王公度談談關於廣西今後的作法問題。在許力促下,我與王公度終於見面了。王公度對我的印象似乎不壞,是他和許高陽作介紹人,把我吸收到新成立的“護黨救國革命青年軍團”去的。我初不知這個秘密組織的後台是誰,到加盟時,才赫然發現是總司令李宗仁。
白崇禧
白崇禧
我受李宗仁、白崇禧賞識,以後又成為李宗仁的心腹,得力於王公度的援引。他負責主持組織工作,不能唱獨角戲。那時李、白在北伐時起用的幹部,如潘宜之,麥煥章在北平參加“擴大會議”未歸;總政訓處長黃同仇是黃紹竑的人,就要把他排擠出去,副處長韋永成雖與李宗仁有戚誼,但不是適於搞秘密工作的人。王公度找來找去,結果以我為最適宜於做他的助手。在一九三○年十月白崇禧把滇軍趕跑后,陳濟棠的粵軍主動自賓陽退桂平以東地區,邕柳路復通,李宗仁把他的總部從柳州遷到南寧去。李、白為要把這個秘密組織建全領導體制,完善規章制度,特囑我和王公度去陸氏花園(即共和路118號)建廳舊址同白崇禧住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去發展組織,重建領導中心。
那時王公度已有三十多歲,生得中等圓胖身材,帶著一副八百度的近視眼鏡,為人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好與人僻室長談,在個別談話中善於揣摩對方心理,而登台演講則非其所長;他愛下棋,唱京戲,有時對客自拉自唱,意氣甚豪,為人不修邊幅,在人前搓香港腳(腳氣),邊搓邊嗅,不拘形跡。白崇禧對人象蔣介石那樣,重儀容,講外表,後來王公度逐漸失歡於白崇禧,與他的名士氣派大有關係。
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把國民黨內所有反蔣勢力統統肅清了。黃紹竑前往南京投蔣,李宗仁局促南寧,一籌莫展。可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月底蔣介石突然把胡漢民扣留起來,陳濟棠從來靠胡當後台,自此在胡的智囊古應芬策動下,聯絡李宗仁一起反蔣。四月下旬,陳濟棠派人到南寧向李、白求和;四月廿五日,李宗仁派王公度去廣州招聘。王公度到粵后電李、白說,廣州組府反蔣,要拉汪精衛下水才行。李宗仁於是派白崇禧、張發奎於五月廿日到廣州,見陳濟棠、古應芬后即去香港跑馬地找汪精衛。在白崇禧、張發奎遊說下,不僅汪答應赴穗共商組府大計,連受蔣之命南下作說客的孫科也被拉到廣州去了。以後雖因九·一八之變,召開上海和會,倡言寧粵合作,但粵桂團結對蔣的割據局面,竟維持至六年之久。
以後王公度到上海,找他在北京讀書時認識的好朋友鄭士襄醫生,利用後者在上海法租界所開設的醫務所,設置一個情報機構,專門搜集蔣介石政府的情報。例如蔣組織藍衣社,廣西知道得很快,文件和名單,王公度都能搞到手。那時李宗仁為穩定陳濟棠的反蔣立場,長期住在廣州百子路孖棚崗公館,廣西軍政事務,完全由白崇禧個人主持。白崇禧為了不使王公度暴露搞情報的身份,所有支付王公度使用的機密費,完全由白崇禧寫特支條子給我,由我具名向總部經理處領下來,然後再交給王公度,王公度得到的情報,也是由我當面交給白崇禧。這個辦法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四年我去歐洲學習為止。王公度利用鄭士襄做情報工作,連韋永成身為王公度的副手——總政訓處副處長也不知道。例如韋永成在《王公度案》一文中說;“鄭是學醫的,居然做起總政治部的訓練科科長,脾氣古怪,替王公度得罪了不少人。”於此可見王公度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家。
一九三三年,兩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介紹留美同學邱昌渭到廣西來,先後任總部、省府秘書長。王公度的工作班子絕大多數是留學生,如謝蒼生任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威遐、李一塵、陸一遠、曾希穎、閉有清等任軍校政治教官,高理文任師專講師等等。王公度對留美學生非常敏感,認為邱昌渭入桂后將大量引進留美同學,成為他的隱患。其實,這一點王公度估計錯了。後來在李、白面前攻擊王公度的不是邱昌渭,而是潘宜之。潘是湖北廣濟人,有儀容,擅辯才,在一九二七年東路軍出上海時,當過白崇禧的秘書長,但筆墨非其所長。一九三○年“擴大會議”失敗后潘赴英學習,一九三四年返廣西,白迫王公度將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交潘接任。徐亮之在《亮齋隨筆》中寫道:“諸將以李、白夙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這是事實。
王公度在“兩廣事變”中的表現
胡漢民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因腦溢血逝世,兩廣局勢隨即起了激烈的變化。首先蔣介石派王寵惠、孫科等以弔喪為名來廣州,要陳濟棠將廣東軍政兩權交還中央,陳不肯照辦,因強拉李宗仁一道反蔣,從而爆發了從六月一日開始的“兩廣事變”。六月二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中央北上抗日,收復失地”。粵桂兩省部隊同時向湖南出動。實際上這是真反蔣、假抗日的一出鬧劇。
蔣對兩廣事變的策略:一方面派兵到湖南衡陽防堵,一方面分化廣東內部。七月四日起,廣東空軍開始叛逃到香港、南昌。八日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又發通電擁護蔣介石。陳濟棠見眾叛親離,逐於十八日離粵赴香港,兩廣與南京對峙五年的局面於是宣告結束。
陳濟棠失敗后,蔣介石要乘機解決廣西問題。七月二十五日,蔣發布明令:調李宗仁到南京當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同時令黃紹竑回桂收拾廣西局面。當時派陳誠為廣州行營主任,集中大軍,指向西江。大有李、白不聽調動,即用軍事解決之勢。
李、白不甘示弱,決定抵抗。七月二十七日,李濟深應李、白之邀偕胡鄂公到南寧,商組府反蔣大計。數日後他又回到梧州家鄉,八月八日,李濟深復偕張文抵南寧,與李、白商討反蔣政略與戰略,同時起用十九路軍將領翁照垣編組一個師,在廣東南路活動。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寧總部召開一個各黨派、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由李濟深主持,參加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楊東蒓、王公度、李任仁、張文、胡鄂公、劉斐、劉蘆隱、蔡廷鍇、何思敬、夏威、彭澤湘、邱昌渭、章伯鈞等。在會議中,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而李、白因參謀總長程潛已於八月二十日銜蔣之命派唐星來南寧談判,和議尚未絕望,未予積極支持。當時決議:關於組府問題將“中華民國國民救國委員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兩案電張學良、劉湘徵詢意見,俟得到答覆,再行決定。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意存觀望,靜候局勢發展。
九月二日,蔣介石派居正、程潛、朱培德為代表到南方商談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黃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廣西省政府大樓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會上王公度仍主張團結進步黨派,在南寧另創新局面,直到深夜,未有結論。四日上午繼續討論。李宗仁說:“‘六一運動’(即兩廣事變)以來,雖與各方面有密切聯繫,但只有救國會(楊東蒓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張學良儘管堅決抗日,但倒蔣未必參加,劉湘則始終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況下,廣西獨立支撐,財政斷難持久。如果蔣答應抗日,而又維持廣西現狀,應以和為上策。”於是擬訂了九條和議方案。於九月四日下午一時派劉斐偕居、程、朱三人飛粵見蔣,蔣桂對立就這樣妥協了。顯而易見,蔣桂妥協是王公度極不愜意其出現的一種局面。後來據劉斐在《兩廣“六一”事變》中追述:王公度曾同胡鄂公—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胡鄂公繫於七月廿七日偕李濟深從梧州到南寧,他的意見與李濟深如出一轍。可知在兩廣事變時,廣西內部已有派性存在了。
王公度與張雲逸訪桂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張學良密電,請派人去西安一談。李宗仁於是派劉仲容為代表前往西安晤張。劉仲容到時,西安事變已爆發,張學良接見劉仲容時說:“立即同李宗仁、白崇禧電報聯繫,呼籲廣西的支持。”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仲容奉派從延安回到廣西。他在延安時曾見到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此行是為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訪問廣西作準備的。
劉仲容在桂林見李宗仁后,李即囑王公度為張雲逸訪桂予以安全保護和交通便利。
原來王公度在香港設有秘密機構,他很快同張雲逸建立聯繫。張雲逸和周恩來副主席於五月離開延安到西安。六月底,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廣東統戰部秘書長羅理實)到香港,依照王公度的布置,從香港乘船到梧州,到時由梧州市公安局長李一塵負責接待。李一塵是廣西桂平人,王公度的留俄同學,曾任南寧軍校政治教官。此時他凋任梧州公安局長,是專門為張雲逸訪桂安全而作出的人事部署,於此可見王公度煞費苦心。
七月六日,在李一塵的安排下,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從梧州乘汽車去桂林,劉仲容預先在荔浦汽車總站迎候,下榻樂群社,由王公度陪同去八桂廳訪李宗仁。
李宗仁對張雲逸訪桂異常重視,七月四日夜即召集白崇禧、李任仁、李品仙、黃同仇、王公度、黃旭初,潘宜之等舉行會議,討論張雲逸訪桂問題。王公度說,中共現在採用的是逼蔣抗日的方針,與我方態度是一致的。應乘此次張雲逸訪桂的機會,建立比較密切的合作關係。黃旭初說,在抗日問題上,共產黨極力與國民黨爭領導權,務須注意此點。當晚未有結論。
七月五日繼續開會。根據黃旭初當天日記,會上有人說,目前政治必須把握下面三點:(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即根據上述三點制定其方針政策,所以廣西與中國共產黨在奮鬥目標上實無二致,應與深相聯合。這是誰的意見,黃沒有寫,就後來桂局發展來估計,當屬李任仁、王公度無疑。
黃旭初是最反對上面觀點的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應樹立自己之理論,不能抄襲共產黨理論,方針與政策,此為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如果從學究態度去搞政治,必敗無疑。”從上面所述看來,足見當時雙方針鋒相對,爭論激烈。會上只有李任仁,王公度站在一起,其他都是反對派。李宗仁為人厚重,不作左右袒。白崇禧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蔣介石與共產黨,也不會即席表態。
反動派精心炮製楊陶增案來陷害王公度
兩廣事變爆發后,潘宜之負責的總政治部設有一個防諜(對付蔣特)的組織,由韋贄唐負責。韋贄唐是韋永成在去德國學習前介紹到政治部去的,其人異常反動,因受鄭士襄排擠,恨王公度入骨,以去王而後快。及兩廣事變和平解決,這個組織就利用其職權轉而對付王公度。
在韋贄唐、黃鈞達(廣西省黨部常委)、蔣培英(南寧高中校長)三人密謀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中的一天,白崇禧在南寧處理總部結束的工作,南寧高中校長蔣培英來向白崇禧報告,說他的學校有一位教員楊陶增,反對抗日。白即接受蔣培英的建議,派黃鈞達協同調查。後來白崇禧親自傳汛楊陶增,他也這樣說。白將此情況報告李宗仁,李令韋贄唐負責調查。韋永成對此非常感慨地說:“我以前派韋贄唐、龐耀輝等負責的工作是專為防諜的。想不到今天竟用在王公度身上。”
楊陶增這個人,現在還在,我的一個舊部下陳大文有一次同他談到王公度案問題。楊陶增說:“當時是黃鈞達要我這樣說的,以在物質上給我優厚待遇為交換條件。”事後,李宗仁、白崇禧批給楊陶增每月生活費二百元。
黃旭初是主張去掉王公度最力的一人
張雲逸訪桂所得的唯一成果,是李宗仁、白崇禧十分讚賞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逼蔣抗日”的方針。在兩廣事變后,蔣介石多次派人到廣西邀李、白入京,共赴國難,他們都一一婉辭,並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只要蔣介石不抗日,他們就不到南京。
1937年9月1日,《南寧民國日報》
1937年9月1日,《南寧民國日報》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蔣介石以“蒸午”電任李宗仁為廬山暑期訓練團團副(團長蔣自兼),李不應。僅派黃旭初、夏威兩人去廬山就訓。七月三十日,廬山訓練團教育長陳誠約見黃旭初、夏威,說蔣要他們兩人電李、白入京,同時蔣派劉斐持蔣函去桂訪李、白。劉過九江時上廬山晤黃旭初,說蔣迫於形勢,只好抗日。八月二日,蔣介石親電李、白,邀白崇禧入京共濟艱巨。根據當時情勢估計,蔣要白入京以增強他的政治聲勢。八月三日,白電復蔣允應邀入京。八月四日,白乘蔣派來的專機從桂林飛抵南京,潘宜之、劉斐、黃季陸同行。八月六日,蔣在召開的軍事會議中宣布任命白崇禧為代參謀總長(因參謀總長程潛在平漢線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八月下旬,黃旭初、夏威在廬山受訓完畢,到南京晤白崇禧,時王公度也從香港到了南京。在臨別時,據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健公(白崇禧)對余云:思想糾紛問題,囑回報德公(李宗仁)早日處置。特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黃日記中所說的思想糾紛問題,即聯共抗日與反共問題。王公度當然是主張聯共的。至於“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又預示著等王公度一到廣西,就要把他抓起來。黃旭初當時是廣西省政府主席兼“革命同志會”政治委員會主委,專門處理有關這個秘密組織中的政治問題。他鑒於抗戰爆發后,李、白均將離開廣西,後方由他負責,而王公度是負責組織的,有群眾基礎,必須搞掉王公度,才能消除心腹大患。如要達此目的,他個人還不行,必須聯絡潘宜之、李品仙才能做到。不久,潘宜之也應邀回到廣西。
說到潘宜之,還應補述一事,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九日,蔣派財政部長宋子文由廣州飛抵桂林,商談廣西金融問題。原來蔣桂在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廣西銀行發行以毫洋為單位的桂鈔,究竟同中央銀行的法幣的比值如何確定,迄未得到解決辦法。宋抵桂后,李、白派潘宜之負責同他商談。結果宋得蔣的授意,十分慷慨,答應以法幣一元兌取桂鈔二元,並不查問廣西銀行發了多少桂鈔。這無異在財政上幫了李、白一個大忙。有沒有交換條件呢?肯定是有的。後來看到潘宜之那樣熱衷於搞掉王公度,因知木有本,水有源,固非偶然。
八月廿二日,李宗仁聽取了黃旭初關於白崇禧所說“思想問題”的傳達,第一次召集李品仙、夏威、黃旭初三人討論此事。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經年懸案,現在始獲初步決定。”他為什麼說“經年懸案”呢?原來這一問題,在兩廣事變時已經存在了。這關係到聯共反共問題,黃旭初是最反共的。他在七月四日日記中寫道:“共產黨極力爭領導權,我應用最新式之方法打倒之。”“我欲打倒共產黨,應樹立我自己之理論。”觀乎此,就可概其餘了。
王公度被害的經過
在黃旭初、潘宜之、李品仙等人策劃下,自八月廿二日起,派韋贄唐負責調查王案,這就給韋以落井下石的機會。韋報告王公度有其自己的組織體系,竟說得那麼神秘:“核心之中有核心,外圍之外有外圍。”示意王公度是利用“革命同志會”來做幌子以發展其個人組織的。根據黃旭初日記,八月三十日,李宗仁下令將王公度、譚裕看管,並電南寧將謝蒼生(謝那時己任南寧軍校政治部主任)、韋乾等扣留查辦。
黃旭初在九月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前日檢查王公度之行李,有《目前工作計劃大綱》,赫然王公度欲自為首領,企圖破壞團體(即‘革命同志會’的代名)。該文件之字跡,極似何作柏手筆,訊之果然,因即扣留。”
關於何作柏被扣一事,丁中江在《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中說得比較詳細。丁文說,與王案有關而一度任過白崇禧的侍從副官陳壽筠說:“黨所畢業的同學(即李任仁主持的黨政研究所),有一個叫何作柏的,原先是軍校政訓處的處員,後來調總司令部任秘書,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任秘書。王被扣時,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館單獨同他談過兩天的話,並把他的太太莫棲遲也接了去,威脅利誘,由何寫了一份自白書,然後根據這份自白書來定王的罪狀。”“所謂在王的行李內搜出他指導幹部的工作綱領,也是何作柏這樣供的,說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華飯店的時候,曾經召集了十多個工作幹部談話,指導如何工作,當場決定一個奪取政權的工作綱領,而這個綱領,又是註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筆記的。”
有了這個所謂“工作綱領”,李宗仁遂以此為依據,於九月六日中山總理紀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壞團體、爭取政權之陰謀”。實際上所謂破壞團體奪取政權,只因這個“綱領中有前方爭取地位,後方聯絡中共”兩句話罷了。
至九月二日李宗仁召集的討論黨案會議中,已成立了一個審訊王公度委員會,以李品仙為委員長。韋永成也是審訊王案的成員之一,他在《王公度案》一文說:“王公度被押后,此案不審不問,終不是個道理,一般人總是說;捉虎容易縱虎難。李(宗仁)為解決此事,指定高級幹部審訊此案,我一看參加審訊的名單,就知道王公度非死不可……一般高級將領以及省高級幹部,除李任仁外,都對王公度不好,也可以說是怕他。他們認為如果王公度的小組織發展成功,下層幹部都聽王公度,權力可以超過李、白,一般高級幹部哪能不怕。”徐亮之也說他“開罪軍人”是他致死的“遠因”。
九月五日,即李宗仁公開宣布王公度“罪狀”的前夕,以李品仙為首的審訊委員會,“判極刑十三人,李德鄰逡巡不忍,逾旬無執行意。時廖磊率軍北上抗日,揚言說:‘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李宗仁不得已乃於九月十五日由“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將王公度、謝蒼生、區謂文、韋干(共產黨員)、陶保垣(共產黨員)、崔真吾(南寧高中教員)槍決,並密令黨政軍知照”。黃旭初得意洋洋地說:“此為本省第二次清黨,距第一次清黨適為一十年。”黃旭初把殺害王公度等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視齊觀,是則王公度案的本質如何,已不難想見了。
丁中江在《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引述了陳壽筠的回憶:據說當天早晨(即九月十五日),憲兵團長鄧光倫親攜酒肉到王公度被扣押的房間,請他吃酒,王公度不料有此結局,大吃一驚,大聲喊道:“李宗仁竟要殺我!”曾向鄧要求見總司令,鄧不許。王公度喝了一碗酒,就被綁至南門外刑場槍決。
王公度被害以後的反響
一九三八年初,軍事委員會在武漢進行了一次改組。我那時以副參謀總長辦公室秘書的名義在白崇禧身邊工作。白把我介紹給蔣介石,說我一目十行,過目成誦,那當然是過譽了。蔣為此把我任為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副處長,那時處長是胡宗南,康澤是代處長。
一九三八年國民黨臨全會閉幕後,蔣要白崇禧介紹一些廣西政治幹部到中央機關去工作,指名要李任仁留在中央,但李堅決拒絕。白看到廣西缺乏政治人才,不禁大罵王公度案處理不當,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象王公度那樣的人,只要關他幾個月,就可以放出來重新予以任用,萬萬料想不到竟死了那麼多人!”特別是王公度的副手謝蒼生能說能寫,詩文並茂,兼白崇禧的賞識,現在抗戰軍興,需才迫切,白崇禧時時想起他來,認為王案損失太大了。
白崇禧對王案做了一些善後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從武漢分電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第五路軍總部總參謀長夏威,將王公度案受嫌在押的李一塵、張威遐等立即釋放,並調到安徽工作。那時廖磊以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芒席,對李一塵、張威遐等深資倚重,並不歧視,白電到后,其他王公度案中人潘欣提(判三年)、陳大文(三年),陳壽筠(三年)、韋開(三年)、戴家瑾(二年)、楊贊中(--年)、謝殿棟(二年),韋勉之(一年),王心恆(六個月)等通通無條件地釋放。其中陳壽筠到白崇禧那裡當侍從副官,王心恆在一九三九年到我主持的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當設計委員。從此看來,王公度等死得多麼冤枉!
通過王公度聯繫訪問廣西的張雲逸,抗戰爆發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在他安排下,新四軍四支隊在台兒庄戰役中歸李品仙指揮,運動於淮河流域,牽掣從津浦南段北上的日軍。在這樣北動南不動的情況下,使李宗仁得以集中兵力,克敵制果,取得台兒庄的偉大勝利。(許高陽著的《國防年鑒》,明確註明新四軍四支隊歸第十一集團軍戰鬥序列內)王公度死而有知,亦可告慰他在天之靈了。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同李宗仁回國后,一直致力於為王公度做翻案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那時北京正在醞釀天翻地覆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依舊在北戴河海濱陪同李宗仁過著優哉游哉的避暑生活。一天,吃中飯後,我們在走廊里聊天,劉仲容忽問李宗仁:“德公,當年你為什麼殺王公度?”李宗仁聽了,一聲不吭。依我看來,他有難言之隱。
—九八—年,我對王公度案的調查工作有了重要的突破。一個朋友從美國寫信給我說,在美西部黃旭初的家屬那裡發現了黃旭初的全部日記,但一次只能借閱一本。我請他把一九三七年的那本借來,並把七、八、九三個月有關王公度案的部分複印給我,與此同時,徐梗生在香港逝世后,他的夫人趙湘琴女士回到桂林定居,她帶回徐所寫的《亮齋隨筆》和丁中江所寫的《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另外,許高陽的未亡人黃紉秋女士又把韋永成在台北《傳記文學》第卅二卷第一期所發表的《程思遠、馬君武、王公度》一文影印給我。有了這些珍貴材料,加以我個人多年調查所得結果,博證總考,認為對王公度案作出結論,以正視聽,是時候了。